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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蕊:不是所有电影人都有机会重述历史

第一次坐在大银幕前看完自己执导的《金珠玛米》,灯亮的那一瞬间,杨蕊没想到自己心里涌起的竟是极度的寂寞。所有的艰辛,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欣慰,这一刻都已翻篇儿,等待她的,是下一个全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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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西部热血史诗巨制”的电影《金珠玛米》,是杨蕊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这部电影以1950年昌都战役为大背景,讲述了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在执行任务时与当地头人、土匪和差巴之间发生的一段藏区往事,用诗意化的意象诠释了解放昌都、和平解放西藏的真正含义,用一次灵魂的碰撞印证了“金珠玛米”在藏族百姓心里的特殊意义。

《金珠玛米》首映礼,导演杨蕊(左五)与主创人员出席。剧组供图

涉及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由于题材特殊,这部电影五六年前就开始筹备,经历了剧本立项研讨,数次审查,主演和片名更换,终于拿到公映许可证。

由杨蕊执导,王紫逸、多布杰、洛桑念扎、杨秀措、阿旺仁青、扎西德勒、洛桑达瓦等主演的西藏传奇大片《金珠玛米》,于12月12日热血上映。

“在电影中我更希望展现人性”

影片以昌都战役为背景,讲述了解放军进藏过程中,旧藏头人、土匪与解放军三种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我国第一部以民间视角披露西藏和平解放秘史、还原当时藏族聚居区社会众生相的电影。

1950年,十八军进藏途中,路桥被土匪炸毁,粮道被断,部队粮食补给困难。十八军某部战士华山因为偷拔藏族群众田里的萝卜,被处以禁闭。为立功赎罪,他跟随指导员向藏族群众借粮,却开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影片上映前,导演杨蕊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接拍一部以昌都战役为背景的重大历史题材电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作为一个电影人,需要有这样的担当,“不是所有人都有重述历史的机会。”

作为西藏的一个门户,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昌都战役历史意义非同寻常。201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前夕,杨蕊接过了《金珠玛米》的导筒。

剧本:今人视角重新解读焦点历史

怎样站在大历史观的视角下表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可不可以不浓墨重彩去表现战争,而是更多去关注大变革中人的内心?受美国西部片的启发,杨蕊果断把战争作为背景,“在电影中我更希望展现人性,大时代背景下,面临大的历史变革时,西藏各个阶层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人性碰撞”。

2014年底,以拍摄纪录电影《毕摩纪》、剧情片《翻山》而备受关注的回族导演杨蕊,接到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相关部门的邀约,请她拍摄一部解放军进藏解放昌都的电影,以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

“体现人的尊严是我们的努力方向。现在很多电影对人性的表现都太粗糙了,这部电影给了我一次机会,历史尤其是大变革时期是特别能展现人性的。不管当前的电影市场是怎样的,希望凡是来看这部电影的80后、90后或者更年轻的观众,都能从中看到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感受到电影承载的力量。”拍过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民族题材电影,除了展示民族的风俗人情、山水风光,杨蕊的片子里更多的还是对人性的探索。

作为学院派电影人,杨蕊对民族电影叙事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她认为,目前藏族题材电影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关于解放的叙事,表现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拯救;二是《冈仁波齐》《七十七天》等艺术电影,对西藏文化有着敬仰之心;三是藏族导演拍摄的一系列反映当代藏族群众日常生活的影片。

199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新闻系本科的杨蕊,在辽宁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担任过纪录片编导。7年后,她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并留校任教。在此期间,杨蕊与日本NHK电视台合作拍摄了纪录片《杂技人生》,还担任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纪录片《德拉姆》的副导演,并拍摄了记录这次创作过程的影片《游来歌》。杨蕊说,这些经历让她学到了很多,在她后来的作品《毕摩纪》中就渗透着这些感悟。

“我一直觉得藏族题材电影还缺少了点什么,那就是以今天的视角和立场对重大历史变革进行重述和再现。”杨蕊说,解放军进藏这样一段受到高度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要拍好很不容易。但这个题材没人拍,“就永远没有以今天的视角、以今天的历史观来重新解读一段焦点历史的机会。”

纪录片《毕摩纪》是杨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第一次把镜头伸进彝族文化中最神秘、最神圣的“毕摩”世界,对她而言,那是一次艰难的影像创作,更是一次心灵穿越。

在走访了大量经历了解放军进藏这一历史时期的老人、翻阅了大量史料之后,杨蕊对进藏的十八军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但她并不想正面描写这场战争,而是在片中引用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纪录片片段,因为她认为很难再拍摄到超越纪录片的战争场景。

2002年,杨蕊在北京偶然结识了彝族音乐人吉克曲布:“他跟我说起毕摩,说他来自毕摩世家。”在四川大凉山,生活着依旧沿袭古老传统的彝族人,他们的大祭司叫毕摩。她的彝族音乐人朋友说,千百年来,毕摩靠念诵经文、做法事,来沟通彝族人与天地鬼神的交流。2002年,杨蕊拿起DV,跟吉克曲布来到他的家乡大凉山,“那个地方特别打动我,不是我任何经验里的世界。2004年,我给学校递交了一个拍摄方案,很快就通过了”。

对于以拍摄人文纪录片见长的杨蕊来说,她更感兴趣的是,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汉族与藏族这两个陌生的人群之间的碰撞,实质是两种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故事来?

最后一次采风,杨蕊在大凉山待了一个月,广泛调查了整个美姑县所有毕摩的资料,走访了几十个毕摩,最后选择了3个毕摩,也可以说是3类,就是神、鬼、人的代表。从许多文化人类学者的书中杨蕊了解到,神、鬼、人其实就是凉山的一种文化生态,“生活中,这是神,那是鬼,这是我,很和谐”。

于是,杨蕊与青年编剧单禹借鉴了美国西部片的框架,设计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藏族聚居区落单的故事。他孤身进入藏族聚居区后,与藏族头人、土匪、少女央金等,发生了盘根错节的关系。观众也借由他的视角,看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旧藏的芸芸众生相,目睹了不同身份的人物角色在大时代变革来临之时的人性选择和立场坚守。

虽然是一部表现神灵世界的作品,杨蕊却始终有一个明确的追求:真正走入人的内心。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认为,从传统的解放叙事转为两个民族之间的对话叙事,这是电影《金珠玛米》在叙事视角上的一大突破,也是电影本身的一大看点。

澳门新葡亰登录,在《毕摩纪》里,3个原本很符号化的毕摩被杨蕊开掘出了人性中的命定的矛盾,从而有了血肉的温度,有了丰富的情感:招魂毕摩一生都在救赎别人,可是他为了要生下一个儿子,延续神的香火,先后娶了4个妻子,前3个妻子都被他抛弃,并相继死去,他也为此倾家荡产;咒人毕摩是尴尬而悲凉的,社会的进步、肉身的衰老,咒人仪式已经无法存继,曾经的荣耀已经渐渐消失在他虚妄的回忆中,他经常醉醺醺地闯入别的法事,在疾病、无奈和落寞中消磨着生命;村官毕摩自负而常常被欲望所牵,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爱跟男人们吹牛,因为不善于与人沟通,又常常承受着误解、责难,但他不会改变而是借酒来发泄,无奈地挣扎在各种角色之间……

拍摄:西藏大自然里的舞台剧

大凉山的胸怀

电影《金珠玛米》不仅有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冲突,更有不同于以往西藏片的雄浑、苍凉的视觉景观。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海拔4800米的孜珠寺、海拔4200米的邦达草原……大量航拍镜头把雪山、冰川、湖泊、秃鹫,以及隐藏于藏东深处不为人知的神秘奇观在银幕上展现得淋漓尽致,震撼人心。

在大凉山参加吉克曲布家族聚会的时候,杨蕊发现十几岁的小孩不会说汉语,但是背起家谱来,背起史诗来,背起彝族的谚语来,如数家珍。“你到那儿之后就会有一种感觉,这个地方有一个闭合的文化系统,有自己的文化教育方式,跟外边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却有一种特别的文化自足感。”后来杨蕊多次走进大凉山,越来越能感受到吉克曲布身后那个群落的吸引力在触动她的灵魂。

“昌都环境艰苦,因此我们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就将影片设定为‘西藏大自然里的舞台剧’,不需要大量转场,专注于人性刻画。我们启用最好的演员,展现在历史变革、风雨飘摇的大环境下人性的复杂多变。”杨蕊说。

西服、手机、金钱意识……在《毕摩纪》里,杨蕊并没有刻意强调“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带来的不和谐,“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自信。凉山是有胸怀的,不管你八面来风,我径自一路而去。在这样的自信面前,何须用悲悯的视角?”在杨蕊看来,一种历史、一种文化能够延续至今,它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能够容纳、吸收并消化很多不和谐的、破裂的东西,而且还能够将自身文化的主流延续下来,“血脉里的东西是断不掉的,哪怕在一段时间里出现断层,它一定会重新接上,或许还能呈现出另一种新面貌”。

为了真实呈现十八军进藏这段历史,《金珠玛米》剧组将主要取景地选在了昌都市江达县德登乡。这里平均海拔约4500米,由于高原空气稀薄、气压低、早晚温差大,气候变化也异常丰富,他们也因此抓拍到了罕见的龙卷风画面。

在大凉山,所有的仪式都是等来的,组织搬演不来,“你利用不了人家的虔诚,要拍他,你一定要很虔诚地去拍。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拍了,我想请毕摩念一段婚丧嫁娶时候的经。他会说,‘没有婚丧嫁娶呀!’我说‘那你给我们表演一下,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他说‘现在没有结婚的呀。’‘那你说你能给我们表演什么?’他说‘你们是客人,那我们给你念一段迎客的经。’”杨蕊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你不得不尊重他们。

影片集中拍摄时间长达80多天,后期航拍又补拍了20天,几乎都是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完成的。剧组人员从开机之初的150余人,到最终杀青时只剩不到50人,拍摄期间人员来回调换了300余人。由于在高原上生病的人太多,当地医院专门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剧组”账号。杨蕊也患上了急性肺水肿,她却浑然不知,在半个月里一边打吊瓶,一边在取景器前督战。后来到成都请专家看了X光片,杨蕊才知道自己靠藏族村民采的贝母逃过了一劫,不禁吓出了冷汗。

在《毕摩纪》里,杨蕊想表达出自己对那里的理解和对那里的人们的敬仰。她在“导演阐述”中写道:“2002年至2005年间七进凉山,目睹人生人逝,物在物非,对那片土地我有深深的爱,他们曾经给了我很大的滋养,拍摄的过程,是整个摄制组与彝族群落感情交汇的过程,我无法把情感淡漠,只想诚惶诚恐地把自己的爱投射进电影。”

剧组的敬业精神令饰演洛桑头人的藏族演员多布杰刮目相看:“过去我们拍电影,故事发生在4000多米的地方,拍摄地却可能放在林芝等海拔低的地方。这次在高海拔地区实打实地拍下来,虽然很累,但从拍摄效果来看,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所有少数民族身上,都有我们未曾了解的、能打动我们、震撼我们的东西。”杨蕊是回族人,少数民族的血统让她对少数民族非常关注,因为有很多感同身受的东西。

宣发:重大历史题材的商业试水

杨蕊说,2013年拍摄的展现佤族人民生活状态的微电影《图腾之旗》,从最原始的狩猎到集市的产生,中间还穿插着爱情故事,全片最吸引人的是一个站在高山上不停击鼓的佤族人,他全身只围着一块兽皮,皮肤上的文身清晰可见,颇具地域性的装饰也令人大开眼界,这场击鼓的戏足足拍了两天,“这个人物代表着一种力量,他全身的每一块肌肉,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这个民族的力量”。

影片的后期宣传发行,一直是民族题材电影的短板,也是制约民族题材电影取得高票房的重要因素。在前期拍摄时几乎豁出性命的杨蕊,在后期宣发上也不落人后,制订了周密的宣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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