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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的签名本

1980年4日17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巴金,副团长冰心、林林,团员艾芜、公木、草明、杜鹏程、敖德斯尔、邓友梅,随员吴青、李小林,翻译陈喜儒)结束在日本的访问,由长崎回到上海。18日那天开完总结会,有人说,去巴老家看看,向巴老道个别吧!大家一致赞成。19日上午,我们乘坐一辆小面包,去巴老家。拐进武康路,远远就看见巴老等在大门口,如雪的白发在春风中飘荡。

我收藏了数百册作家的签名本,其中数巴老赠我的数量最多,种类也最全。在他的几十册签名本中不仅有
《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和选集、专集,还有早期创作的
“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的多种新版本。仅巴老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就有不下十余种版本,有线装本和排印本;有直排本和限量发行编号本;还有宣纸印刷的大字本和手稿本……我珍视这些签名书,将它们都存放在书橱最显眼也随时能取到的层格内,每当一个人独处时就会去翻看,回想起一次次从巴老手中接过赠书时的情景,心里总觉得暖暖的。

在客厅里,巴老把签好名的书一一送到每人手里。一本是巴老的散文《爝火集》,一本是巴老翻译的俄国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老在给我的《爝火集》扉页上写道:赠喜儒同志
巴金 八〇、四、十八;在《往事与随想》的扉页上写道:赠喜儒同志 巴金
四月十八日,但没写年份。我如获至宝。

与巴老仅机场匆匆一面,半年里却两次收到他的签名本

我是第一次到巴老家,突出的印象是书多。客厅里,楼道口,阳台上,厕所间,到处都是。我和杜鹏程想看看巴老的书房,就结伴上了二楼。书房四壁都是书柜,各种外文辞典很多,占据了很大空间,而且都摆放在顺手的位置,看来这些是巴老经常使用的工具书。还有一些日、英、法、俄、世界语等外文书刊和部分线装书。三楼是书库,地板上,书架上,到处堆着书,弥漫着旧书刊特有的气味。

1984年 5月
9日,作协负责外事的老徐叫我为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的中国作家代表团送行。八个月前,巴老在家中不慎跌断腿骨住院,但为了增进同各国作家的交流和友谊,这一次病未痊愈就率团东渡扶桑。

我们从三楼下来时,巴老陪冰心老上楼来。巴老说:“小陈,你需要什么书,自己随便拿吧,我这里买书方便。”我喜出望外,随手在书柜里拿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往事与哀思》,其中有巴老怀念何其芳的文章《衷心感谢他》,想必是出版社赠送的样书,但我没问巴老这书还用不用,就在扉页上写道:巴老家的书,可以随便偷,随手拿了一本,作为纪念。1980、4、19。我写完,读给巴老听,对巴老说,您得签字,证明此言不虚,否则别人会认为我是吹牛,或者是顺手牵羊,那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巴老笑着说,好的,好的,拿着我的笔,写上“巴金”二字。杜鹏程也想要一本《往事与哀思》,但书架上没有了,巴老说:“还有,还有,我去找。”后来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本,晚上叫人捎给了杜鹏程。

那天,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在虹桥机场替代表团办完出境等手续后静静地等候在一边,大家心里都存有一个与巴老合影的念头。此时,巴老正在贵宾室与同机出访日本的周扬等友人叙谈。没过多会,在侄女李国煣的搀扶下巴老走了出来。原来,不知谁把我们的愿望“透露”给了巴老,只见他拄着手杖一摇一摆笑盈盈地直接走到我们中间,等候了多时的摄影记者迅速地对准镜头按下了快门。这是我第一次面见巴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想到只过了20多天,老徐给了我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本《真话集》,说这是巴老送你的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打开一看,只见扉页上赫然写着“赠陆正伟同志,巴金,八四年六月”,心里不由涌起一股热流。

我们告辞出来时,巴老一直把大家送上车,又特意过来对我说:“小陈,你什么时候想偷书,什么时候来,我随时欢迎。”大家都笑了,说今天岀了个“小偷”。

过后,老徐告诉我,只要为巴老做过哪怕一丁点小事,他都会记住而且会想方设法加倍地回报。听后,我肃然起敬。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与巴老只在机场匆匆见过一次,在我得到第一本签名本后,同年12月巴老又通过老徐转来了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直排版《病中集》签名本。原来,巴老从日本回上海后即向老徐要去了参加送行的工作人员名单,给大家一一送书。事隔半年,还能收到他给我的第二册签名本,这真是给了我一个意料之外的大惊喜,同时也印证了老徐先前对我说的那番话。

1981年4月16日,巴老到北京开会,住在国务院第九招待所,我去看他。巴老说:“欢迎你到我家来偷书。”我说:“等您的《随想录》印出来,我得多偷几本。外委会的人都想要呢。”我再去巴老家时,给巴老一个名单,巴老照着题签,费了不少时间。我很过意不去,巴老说:没关系的,年轻人喜欢读书,是好事,我支持。

《随想录》第十种版本首次将《怀念从文》和《怀念二叔》收入书中

1981年10月13日,巴老从欧洲访问回来,住在燕京饭店。巴老问:“我的《随想录》第二集给你了没有?”我说没有。巴老起身找书。小林说:“他过几天到上海来,叫他到家里来拿吧。”我说:“好,自己去偷。”巴老说:“我的那几架书,你喜欢,随便拿。你在文章中说到我家随便偷书,去了又不多拿,只造舆论,没有行动。”小林说:“你叫他随便拿,他又不好意思多拿了。”巴老嘿嘿地笑起来。巴老所说的文章,是指我在《江城》杂志上发的那篇《在巴金家里做客》,其中说到了“偷书”事,巴老不但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

我从1986年开始学习摄影,因常有外宾拜访巴老,只要有外事任务,他就通知我去拍照,于是到巴老家的机会也就逐渐多了起来。巴老平时虽然话语不多,但才见了几次面就把我的名字给记住了。每当他用浓浓的四川口音唤我“小陆”时,我总是倍感亲切。一天,在巴老家,小林把我叫到客厅外说,让我每天上午过来陪陪她爸爸,给他念念信,帮他找找书。我一听,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从此,我每天上班前先到巴老家,帮巴老读报,读书。那时,巴老正忙于审阅《巴金译文全集》(十卷本)的清样,我在边上做些帮他拿拿参考书等零星小事。

1982年4月12日晚上,我送走日本《文艺春秋》社代表团,去巴老家,聊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对巴老说,吴青叫我给她带些书回去。我又到了巴老二楼的书房。巴老为吴青选了三堆书,都是英文的。巴老说:“这里的书,你喜欢什么,自己选吧。”看着那些书,我眼花缭乱,顺手拿起一本北京市中国书店岀的《言文对照古文观止》,并用铅笔注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晚从巴老家拿来。巴老递给我一本厚厚的
《外国文学作品提要》,说:“这本可能对你有用。”但巴老一看,是第二册,又蹲下在书堆里找第一册。我看那堆书摞得很高,从中找书,简直是大海捞针,而且也不知道第一册是否在这里面,赶忙对巴老说:“您不用找了,我先拿这一本,以后找到第一本,我再来拿。”小林递给我一本《花的尸骸》,是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作品、云南出版社1981年岀的。巴老知道我对日文书感兴趣,说:“以后把有关日本的书归拢在一起,你自己选好了。”当年9月,我又去上海,在巴老家拿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岀的《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田宫虎彦的《菊坂》,并在扉页上写道:1982年9月28日下午3时,巴老在家里送给我的。巴老还说,“以后有关日本的新书,我都送给你。”

11月25日是巴老的生日,出版社每年赶在这个时间点上为他出版的新书明显比其它月份要多得多,在我收藏的巴老的签名本中日期在11月份的书就不下十几本。在这些“寿书”中,数华夏出版社1993年11月为贺巴老90华诞而出版的《随想录》线装本装帧最为考究。这部用秋香绿作底色、间以白色夹金线的蜂窝形小方格和红色小圆块织锦缎作函套的书,给人以华丽端庄之感,在函套上有冰心秀丽而有张力的墨迹“巴金随想录”,书名的下方还钤有冰心的名章,使整部书更增添了优雅别致的韵味。

但巴老的日文藏书不多,在捐给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图书馆的约3万册图书中,日文书仅有430册,估计都是巴老六次访日带回来的。还有一些日本作家的签名本,如今仍放在巴金故居,其中有井上靖的《桃李记》《孔子》《苍狼》、野间宏的《青年之环》、水上勉的《越前竹偶》《雁寺》《灵异十话》、大江健三郎的《小说的方法》、松本清张《日本的黑雾》《小说日本艺谭》、濑户内晴美的《怀念》等等,但也不全,因为有些日本作家到巴老家拜访时,我是现场翻译,亲眼看到了他们赠给巴老的书,如《浮华世家》的作者山崎丰子送给巴老的是三卷精装本《两个祖国》,在这些书里没有,可能混在日文书中捐给图书馆了。巴老送给外宾的主要礼品也是书,如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与野间宏、井上靖、水上勉、丰田正子等都是蓝绸面特装本《家》《春》《秋》。

巴老一拿到出版社送来的样书,首先就给冰心大姐在书上签名并附一封长信,托袁鹰捎带给大姐,让她一起分享这份快乐。过了数天,巴老把已题签好的
“寿书”送给我时,我喜不自禁地当即将函套打开,只见五册用大红宣纸做封面的线装书显露了出来,格外醒目,给人一片喜气。

巴老一生爱书如命。到法国留学时,他是个穷学生,日子过得很清苦,但也要省吃俭用,用余钱买心爱的书。到日本留学时,他已经是著名作家,经济条件有很大改善,买了不少英日文书带回来。在国内旅行出差,到北京开会,他也是一包又一包地往家买书。据统计,他藏书七万余册。为了购买收集收藏这些书,不仅穷其一生所得,还耗去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但他说他的钱是书中来的,也要用在书中。

巴老对这套《随想录》的第十种版本如此看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首次将
《怀念从文》(1988年
9月)和《怀念二叔》(1991年11月)两篇充满情感的“随想”收入此书中,这在以往的九种《随想录》的版本中是前所未有的。巴老在这篇有13000余字的《怀念从文》一文中,动情地回忆了与沈从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表达了对“正直、善良的朋友”沈从文的深切怀念和对中国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思索,坚信“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而在《怀念二叔》中,感到“二叔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为了添加这两篇文章,巴老在原来已有《随想录》后记的情况下又专此写了篇《线装本后记》附在书后,从中不难看出他对这部“寿书”的重视程度了。

从1980年春天开始,巴老每出一本新书,都忘不了给我。他身体好时,亲自打包,提着从武康路到淮海路小邮局去寄。后来巴老摔伤了脚,行走不便,我就去巴老家拿。《巴金全集》平装本26卷,我是分两次从巴老家拿的,但摆在一起一看,不知为什么,少了第17卷。我对巴老说少了一本,巴老说:“好,我给你补齐。”巴老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有一次去巴老家,他找到一本第17卷精装本,签名送给我。我说:巴老,等我穷得揭不开锅时,就去卖这本书。听说有您的签名,可以卖好多钱呢!巴老笑着说:好好好。

《家书》是巴老送我的所有书中唯一由亲属代笔签名的

1995年5月6日,我去华东医院看巴老,他拿起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再思录》,写上“送给小陈巴金”这六个字后,累得气喘吁吁。外孙女端端在身边,巴老叫她帮着写上日期“九五、五、六”。巴老说,“我叫你小陈,你不生气吧?其实你也不小了。但我九十多岁,还可以叫你小陈。”我说,在巴老面前,我永远是小陈,没有希望被提拔为“老陈”啦。巴老笑出声来,很开心。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1994年 11月
21日,巴老因忙于译文全集的出版,经常看稿十多个小时,终因劳累过度引发胸脊椎压缩性骨折住进华东医院北楼。浙江文艺出版社刚出版的“寿书”——《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的样书也只能送到巴老病房里。来送书的出版社社长蒋焕孙另外多带了
20本
《家书》,原准备请巴老在书上签名后进行义拍,拍得的钱款捐给“希望工程”,当得知巴老须平躺三个月的治疗方案后,只得以盖巴老名章替代了。

1998年9月29日下午,巴老在西子宾馆会见日本友人古川万太郎。这是巴老最后一次会见外国友人,他说:“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没有力气,说不出来。字也写不了,手不好用,所以心里着急,请你代我向老朋友们问好。”巴老赠给古川一本画册《巴金对你说》,虽然手抖得很厉害,拿不住笔,但他仍坚持亲自题签,他说:“古川先生的先生两个字写错了,擦掉重写的,实在抱歉,但这样真实。”

巴老听说刚出版的《家书》送到了,当即叫我把小林写的《后记》读给他听,虽然病痛在身,但他听得很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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