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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本色翻译家的精神之光

6月10日下午,法语文学翻译家郝运逝世,享年94岁。

中国的现代文学中,有京派与海派之说。近读管志华先生一部写翻译家郝运的书《郝运——深潜译海探骊珠》,我忽然想到,就翻译而论,上海的翻译家在中国,真的是可以独成一派的。

澳门新葡亰登录,郝运把翻译视为生命孕育与缔造的过程,将法国文学里的各种人物命运活现在读者心里,生命的张力从一个国度延伸到另一个国度。在长达七十年的翻译生涯中,译出《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现改译为《帕尔马修道院》)、《黑郁金香》、《都德小说选》及合译《三个火枪手》、《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等六十多部法国文学名著,将司汤达、大仲马、都德、莫泊桑、左拉等法国作家的代表作介绍给中国读者。

《郝运——深潜译海探骊珠》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属于“海上谈艺录”丛书的一部。这套书已出40种,艺术界一个个大家的名字,赫然在目,戏曲界的如尚长荣、袁雪芬,电影界的如张瑞芳、秦怡、吴贻弓……在这套丛书的目录中,我诧异地发现,拥有千百万观众、深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大师前后,竟然还并列着多位翻译家的名字:草婴、任溶溶、吴钧陶、郝运等。

作家管志华在撰写《深潜译海探骊珠·郝运》一书时,曾多次专访郝运,访谈过程中,深感他的谦和、低调。郝运翻译司汤达,翻译莫泊桑,“用心血浇灌世界名著的奇葩,在译作中再现各色人物的命运,在译苑里点亮生命的霞光。”

翻译家几乎一直是隐身的,读者读一部世界名著,很少有人会去在意译者是谁。喜欢司汤达《红与黑》的读者,有多少读者知道郝运,又有多少读者知道郝运为翻译此书耗费了多少心血呢?前几年,上海书展组织者请我去谈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翻译。我曾经说过,当今的社会,很多人热衷于追逐各种名牌,结交各种名人,可是文学翻译,本有好坏之分,却很少有读者去关心它的品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译品的好与坏,是当今的市场经济在按质论价环节唯一不计的一个因素,郝运翻译的《红与黑》是80元一千字,一个连抄带译、拼凑而成的《红与黑》译本也差不多是80元一千字。

诗人、翻译家余光中(1928—2017)说过:“读一本书最彻底的办法,便是翻译。”郝运对此非常认同,对他来说,长期从事翻译工作,一部又一部译作的问世,标志着自己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深度阅读”的心灵之旅。

既然大多数读者不辨翻译的好与坏,市场也不管翻译品质的高与底,那么翻译的好不好,不仅在于翻译者的水平高不高,更在于翻译者有没有良心了。别的语种不论,单就法语翻译家而言,我觉得无论是43年前离开我们的傅雷,还是今年6月刚离开我们的94岁的郝运、85岁的马振骋、80岁的郑克鲁、77岁的周克希,一个个都是有良知、讲良心的翻译家。

何谓翻译?有人说,翻译很难,需要严谨、工整、贴切,做到意美、形美、音美。很多学者、译者对此特有心得。例如,闻一多先生(1899—1946)强调,译者不能滥用词,遣词造句应该格外小心,不要损伤了原作的意味。周煦良先生(1905—1984)有句话说得很中肯,他说:
字典上的字等于化学符号,某个外文字,译成中文某字,等于水是H2O,我们在译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O。北宋僧人、佛学家赞宁(919—1001)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绮),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

一个有良知的翻译家,往往是视翻译为生命的。傅雷,因为不能自由地翻译,宁愿离开这个世界。94岁的郝运,躺在病床上,心心念念的还是翻译。70年来,他一直在耕耘着,手中的笔没有停下。

傅雷先生(1908—1966)更是见解独到,他根据自己长期的译事经验,提出译文“要求传神达意”的论旨,他认为传神,首先在于体会原著。理解致力于达意,领悟作用于传神,传神是更高范畴上的达意。对原文切忌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如果说,理解原文的要求,在于心领神会,那么,表达的功夫,则在于对于中法两国文字能融会贯通。化为我有,是为了形诸笔墨。翻译基本上是一种语言艺术,所以傅雷在文字上要求“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

一个讲良心的翻译家,往往视翻译的品质为生命。傅雷追求翻译与原作的精神一致,以神似的翻译奉献给读者。郝运坚守一个翻译人的本色与本分,以再现原作的真与美为依归。如管志华在书中所指出的:“郝运在长期的翻译生涯中,非常强调的一点是,翻译就得翻出原作者的精神、面貌、风格才行。”

曾在华东师大数学系工作、后改行法国文学翻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周克希在一次讲座中回想他刚开始译小说时,受到郝运先生指点、帮助的情景,“他要求我尽量贴近原文,要时时想到作者‘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是另一个词’。我初次登门拜访之时,他就建议我每天看一点中国作家的作品(而不是翻译作品),后来我逐渐明白,这是为了使自己对文字始终处于一种敏感的状态,让译文变得鲜活些,离翻译腔远些。郝运先生是我当翻译学徒期间手把手教我手艺的师傅。”

一个讲良心的翻译家,一要对得起作者,二要对得起读者。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翻译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让他们的作品拥有了新的生命,让中国的读者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光明,获得了前行的力量。郝运翻译司汤达,翻译莫泊桑,“用心血浇灌世界名著的奇葩,在译作中再现各色人物的命运,在译苑里点亮生命的霞光。”

郝运对翻译并没有什么“标新立异”之论,只是认为要做好翻译,须读懂、读透原著,从而用汉语准确地表达,包括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对话。翻译贴实、化境,做到“脱胎换骨”“青出于蓝胜于蓝”,需要花心思、花精力反复斟酌而非一笔断定。文学翻译再创造以“不悖原文”为“矩”,即不违背原文的意义、精神。具体说,不能长句子长句翻,亦不能笼统地用短句子传译长句子。郝运的翻译观点是重文学翻译的那个“艺”字,追求翻译中的“精彩”“精粹”“精华”,也就是除“信、雅”外,还要“达”,要求做到“三用”:
通用、连用、惯用,译文应该是汉语目前通用的语言,用词能和上下文连用,合乎汉语的“惯用”法。文学翻译理论其实并不是科学,除了熟稔的技巧外,更是艺术,与创作理论、音乐理论一样是艺术。

读管志华的《郝运——深潜译海探骊珠》,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本色的翻译家的优秀品质。郝运承继了傅雷的翻译精神,有着强烈的翻译使命感,他“译文如择友,一旦选定对象,必然待之以诚,译之以勤。郝运一书译毕,在另选一书时,又是小心翼翼全力以赴。这是一个始终不渝、严谨认真、敬业尽责的优秀翻译家的人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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