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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仁:带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的中国学者形象

自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与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开始产生深度的精神关联。1932年,鲁迅在回顾清末知识界由关注欧美文学转向俄罗斯文学的变动时指出,欧美文学“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作为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现象,“圣愚”在俄罗斯民众记忆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洲思想家最初不喜欢俄国小说,但欧洲思想界和哲学界近年来对无意识和非理性的重视,使得俄国文学的非理性因素显得日益引人注目。俄国文化中神性和人性不是外在的关系,神不是永恒不变高高在上的存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所描述的梅诗金公爵,他被描述为基督的化身,神与人处于内在关系中,神就是人。由拜占庭传入的基督教和东正教共同形成的俄国圣愚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精神渗入到俄国人的民族精神和行为方式之中,时至今日,依然在影响着俄罗斯文化的各个方面。

“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兄弟开创的以介绍俄国和东欧、北欧文学为主的“弱势民族文学”翻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主流译介模式,并且伴随着“十月革命”产生的重大冲击力,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借鉴范本和参照对象之一。1949年后,中国政权及其意识形态以“苏联为师”,俄苏文化对中国当代知识界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

俄国;文化;俄罗斯;思妥耶夫斯基;信仰;东正教;基督;白痴;修道院;公爵

当代学者王富仁教授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亲苏”的时代语境中进入大学俄语系求学,并深受俄罗斯文学及其精神传统的影响,他80年代以后从事鲁迅研究学术工作,更是打上了深深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烙印。2017年5月2日,王富仁教授遽然去世,重新阅读他的早期学术专著《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过程中,王富仁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遗产的关系问题就浮现了出来。

作为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现象,“圣愚”在俄罗斯民众记忆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了解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认识。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2017年7月底,王富仁教授的弟子彭小燕君嘱我写篇纪念王老师的文章,我几乎没有迟疑就答应了,但轻易允诺之后就有些后悔。王富仁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筚路褴缕、以启山林的开创,对我们这一代学人的精神恩泽太深,我理应为他的去世写点纪念文字,更何况我个人的学业还得到他的关心和照顾;然而我毕竟不是王老师的入室弟子,我毕竟因自己跟长辈交流时往往过于拘谨而跟包括王老师在内的许多学者交往甚少,这样贸然答应写悼文,无异于给自己找麻烦,真的担心自己写不了这篇文章。

“圣愚”最早是指流浪的僧侣和宗教苦行者。根据东正教神学的资料,圣愚出现在6世纪到7世纪的东方修道院中。完全不顾个人的自尊心,处于一种疯癫的状态,卑微地接受殴打和公开的羞辱是圣愚原始的特征。由此可见,圣愚是那些出于虔诚的宗教情感而自愿放弃舒适的生活、疯狂放逐自己的人。俄国的“圣愚”和古希腊的犬儒主义有某种相似的地方。他们看起来像是智力迟钝的傻瓜,过着犬儒一般的生活:否定肉体外表的美丽,摒弃尘世的财富,努力追求精神自由,反对世俗行为规范。

在纠结犹豫中进入了8月初,我与家人开始了前往俄罗斯的旅行。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所做的一周旅行,领略了俄罗斯的自然之美,浏览了俄罗斯两大城市的主要名胜古迹,初步接触到了俄罗斯的社会生活。结束旅行归来的第二天,见到王富仁老师的弟子们在微信上发文纪念“先师去世百日”。我觉得自己该动手写悼文了,想起7月底曾阅读过王富仁老师的文章《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遂打算围绕王老师身上所显示的某种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写点什么。

历代沙皇宫廷都对圣愚很崇拜。亚历山大一世对他们予以特别赐见,尼古拉二世也是如此。17世纪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更是把圣愚当作近侍一起出游。在俄国,修道院的长老是僧侣的精神领袖,而圣愚则是世俗生活中的精神领袖。美国学者艾娃·汤姆逊认为,俄国社会中的圣愚现象是一种力量,它既反对社会习俗和习惯,也反对社会培育理性辩论的传统。在圣愚崇拜中,人格的非理性方面受到了器重,而理性和肉体的方面则被贬抑。圣愚的行为否定西方的逻辑,嘲弄西方的经验,对圣愚的接受则加强了俄国斯拉夫派对理性主义和重视物质的西方的轻蔑。

王富仁老师在《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中指出,俄国知识分子系从俄国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属于社会上的支配者阶层,自然对社会生活有着“原发性的责任感”,他们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视作崇高的事业,把自己的苦难与民族、人类的苦难连为一体,因而他们能在所从事的事业中获得自我的生命价值;而俄国国民通常会把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俄国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文化、文学、艺术也因此能够保持着它们的崇高性和庄严性。相比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并非社会的支配者,只是为统治者“出主意的人”,他们无法摆脱统治者而获得独立地位,在他们的观念里,文化近于一种可以被统治者所用而达到某种社会治理目标的“法术”,除此之外,文化只是中国读书人纯个人自娱自乐的手段和生存方式,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没有关联。王老师在此揭示出了俄中两种文化传统的重大差异,前者的神圣性、形而上性与后者的凡俗性、形而下性,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在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圣愚的影子,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和托尔斯泰的《童年》。圣愚作为文化现象,对俄国文化的意义是复杂和多面的,但受圣愚现象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民族心理——渴望殉难。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禁欲主义传统,但“只有俄罗斯人民希望为信仰而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白痴》里的梅诗金公爵,从来历、穿着到行为和归宿都具有圣愚的特点。他始终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就像圣愚一样四处流浪;他拒绝把理性当作行为的主导原则;他对生活的理解是精辟的,其形象酷似基督。《白痴》写作于1867年,当时俄国社会急剧变化,各种价值观念激烈碰撞。西方派希望用欧洲启蒙理性来取代俄国思想,而斯拉夫派反对西方工具理性和概念化的唯理主义。斯拉夫主义思想家把感性经验和非感性经验结合,把内在精神上升为信仰,并使信仰成为理性的权威。他们相信,通过全部精神力量的统一,人将拥有神秘的直觉,这种直觉使人对于上帝、世界具有超人的真理性理解。梅诗金公爵看起来思维单纯而古怪,行为不合逻辑,但是他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他患有癫痫病,表明他永无止境地受难;他对于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像基督一样充满了怜悯和同情。所以,他可以看作是基督的化身。欧洲思想家最初不喜欢俄国小说,但欧洲思想界和哲学界近年来对无意识和非理性的重视,使得俄国文学的非理性因素显得日益引人注目。

对中俄文化特性做上述对比和界定,并不意味着无视中国文化的优长和俄罗斯文化的局限,事实上每种民族文化里超迈和沉沦的基因常常是缠绕在一起的。中国文化的凡俗性使得中国人更加热爱现世社会,中国文化的人间性(非神圣性)使得中国人殊少陷于宗教的迷狂和战争中;但是中国文化整体上缺乏崇高庄严感,的确是不容避讳的事实。俄罗斯人对于神圣性、形而上性的耽迷,在给他们的文化造成深刻崇高品质的同时,也给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带来诸多可怕的冲突和撕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其专著《俄罗斯思想》中就指出:“在俄罗斯精神结构的基础中有两种对立的因素:自然的、语言的、狄奥尼索斯的力量与禁欲主义的僧侣的东正教。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这的确是深刻的洞见,它有助于我们去认识俄罗斯精神遗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在现实世界中,统治的力量是日常经验、金钱、权力、地位、法律,基础是人的理性和科学规律。人们总是用理性来支配自己的行为,或者压抑自己的欲望来服从社会规范。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愚现象打破了人的这种常规理性,去掉了人的面具,把人释放到本性和自由之中。这样的人一般被认为是不正常和病态的愚痴。但是俄国传统并不这么认为,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就好像是某种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的体现者。这就引出诸多问题:什么是人的常态和病态?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本真状态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使得人的生存空间被扩大了,人的内心世界进入到一个神秘的世界。在俄罗斯文化里,哲学问题、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不能用理性解决,而只能通过直觉和宗教体验来体现。俄国文化中神性和人性不是外在的关系,神不是永恒不变高高在上的存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所描述的梅诗金公爵,他被描述为基督的化身,神与人处于内在关系中,神就是人。

相信王富仁老师会认可别尔嘉耶夫所道出的俄罗斯精神遗产的诸种局限,但他还是要突出强调俄国文化的神圣性、崇高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相对缺乏这种禀赋。正如鲁迅在翻译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等著作时,放过厨川所批判的日本缺乏“独创的文明”、缺乏伟大创造力的致命弱点,在译著《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鲁迅指出日本的确“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他因此而担心“当两国的交情很坏的时候,我们的论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鲁迅通过与中国的对比,睿智地分析了缺乏悠久传统和巨大创造力的日本的好处:“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

美国学者艾娃·汤姆逊认为,“从理性和经验的观点看,俄国文化蕴含着对于精神智慧的寻求、谦逊学习的准备、对传统的依赖、目标的崇高。但是与此同时,又拒绝学习不易理解的事物……俄国文化,就像一个圣愚一样,有其温顺和可以信赖的一面,也有其残酷而诡秘的一面”。圣愚现象除了渊源于拜占庭的静修主义外,更直接受到东正教文化中固有的直觉主义、神秘主义传统的影响。东正教会的特点是深入于所谓真理之中,依靠爱和聚合性思想,在信仰的自由中走向统一,圣愚则呼唤和带领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基督。由拜占庭传入的基督教和东正教共同形成的俄国圣愚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精神渗入到俄国人的民族精神和行为方式之中,时至今日,依然在影响着俄罗斯文化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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