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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锥编》“走出去”的启示

所以,中国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产品,西方人会注意到,也会主动“拿来”,用不着我们费力而未必讨好地“送去”。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是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都是美国人主动翻译、自行出版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著作的价值。我们有时间、精力和费用,不如多翻译一些外国的好东西进来。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2][3]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4]澳门新葡亰登录,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5]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6]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7]

可以设想,如果《管锥编》不是采用现在这样的体例,而是成系统的专著或论文,它可能早被全文翻译,影响也会更大。其实,钱先生并非不会写西方式样的标准论文。他早年在牛津大学完成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就是最好的例证。他用白话文写的几篇二三万字的长文(后来收入《七缀集》者)也是现代论文。这说明他“非不能也,不为也”。他选用文言文和传统的笔记体来完成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管锥编》,可能有多个原因,但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尊重自己的学术个性,不跟着别人走,表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

长期致力于中国和西方文学的研究。主张用比较文学、心理学、单位观念史学、风格学、哲理意义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从多种角度理解和评价文学作品。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选本《宋诗选注》。文论集《七缀集》、《谈艺录》及《管锥篇》(五卷)等。

二十年前,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管锥编》的节译本(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译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翻译这部巨著绝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但艾朗诺还是义无反顾,因为“《管锥编》已被公认为钱锺书对中西传统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译者序)。艾氏专攻唐宋文学,按理说,翻译《谈艺录》会更为得心应手,但还是优先考虑了《管锥编》,他在序言中解释道:“在钱氏全部著作中,《谈艺录》显然最接近《管锥编》,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显著。后者论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正如英译本副标题‘关于思想与文学的札记’所显示,钱锺书讨论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唐宋以来的中国诗学,而是涵盖了整个中国人文传统。他的美学考察从文学扩展到了视觉艺术(书法和美术),他也更有意于建立文学和哲学、宗教之间的联系。《管锥编》采用了更大数量和范围的比较。钱锺书对西方文献的征引在《谈艺录》中已很突出,经过三十年的积累,他大大增进了对西方传统文学和现代批评的理解和把握,对比较研究效用的信心也更坚定了。更大的不同在于,同样是随笔和札记体著作,《管锥编》中的钱锺书更像一位批评家和思想家在表达自己的见解,左右逢源,张弛有度,更不用说视野的宽广了。我们不必同意他后来视《谈艺录》为‘少作’的谦逊,但《管锥编》的确使我们领略到了更为老成阔大的境界。”艾朗诺的选择和翻译工作体现了一个优秀学者的“公心”。

钱钟书先生,出生于江苏无锡,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

《管锥编》英译本出版后,没有引起1980年代中国国内那样的轰动效应,更没有形成“钱学”热。根据我在Jstor数据库上的初步检索,只有三篇书介,除了陈述书的内容,表扬艾朗诺的翻译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学术评论。自上世纪末开始,张隆溪教授多次撰文,为钱先生和《管锥编》呼吁,希望引起欧美学界的重视,但效果一般。其实早在1983年,法国学者李克曼(Pierre
Rychmans)就在《世界报》(Le
Monde)上盛赞过钱先生,说他的博学“在今日的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无人可以比拟”。其他的赞誉之声也是此起彼伏,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的事实是:作为现代作家的钱锺书在海外的影响更大,《围城》早已被翻译成多种外语。最通行的英译本也是最早的,1979年就出版了,2004年作为“新方向经典”(A
New Directions Classic)再版时,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专门写了序言,2014年更上一层楼,被收入西方妇孺皆知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此外,《人·兽·鬼》2011年也有了全译本。

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石语》、《槐聚诗存》等,待出版者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

1985年,钱先生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艾 柯(Umberto
Eco)、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等一同被选为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荣誉会员,表明他的成就已经为海外学界普遍认可。但和其他几位同年入选的学术大师相比,钱先生的影响力却要小得多。艾朗诺在分析原因时指出:“《管锥编》在海外的关注度远不如中国国内。毫无疑问,该书独特的文体和行文造成了这种被忽略的状况。实际上,甚至在中国学者那里,《管锥编》也因纷繁复杂的内容和独具特色的结构而被视为奇书。估计这些原因同样阻挡了国外专家进入其中开掘宝藏,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唯一对《管锥编》进行阐发的是德国人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二十年过去了,相关论文有了一些,但专著仍然只有莫芝宜佳的《〈管锥编〉与杜甫新解》(Mit
Bambusrohr und Ahle:von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

钱先生作为文学大家,除我们熟悉的《围城》外,《管锥编》是钱先生一部笔记体的鸿篇巨著,堪称“国学大典”。是钱先生灌注毕生心血的学术著作,是其主要学术代表作之一。钱先生学术著作还有有《谈艺录》、《七缀集》等.内容涉及文学、哲学、训诂学等。

看来,《管锥编》“走出去”的过程远不如想象得那么顺利。正如艾朗诺所言,问题出在它“独特的文体和行文”。典雅但晦涩的文言文不好理解,太多的引文让人难以招架,更严重的是整本书由一千多则笔记组成,彼此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为了帮助西方学界读懂和欣赏《管锥编》,艾朗诺的译本精选了六十五则笔记并编排成六个专题:一、美学和批评概论,二、隐喻、象征和感知心理学,三、语义学和文学风格学,四、论老子,五、魔和神,六、社会和理想。这样一来,可读性确实大大增强了。可见艾朗诺不光是翻译,也是在归纳和总结《管锥编》的思想。

他解放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

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

问:钱钟书除了《围城》外,还有什么优秀的学术成就?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钟书先生在学术研究之余,也写了许多高质量的古诗词,有《槐聚诗存》流行于世。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1948年完成《谈艺录》,1958年完成《宋诗选注》,1981年完成《管锥编》并《管锥编增订》,此外还有多种文集刊世,如1984年完成《也是集》,1985年完成《七缀集》,1988年完成《模糊的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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