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诗文赏析 › 没有陈氏兄弟,就没有《新青年》

没有陈氏兄弟,就没有《新青年》

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首卷名为《青年杂志》),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但它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中间又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重新拾起那些碎片,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还原”《新青年》的历史本相,去辨析百年前那些“青年们”的梦想,去怀念那些不甘为时代裹挟勇于为梦想而奋斗的人们。

澳门新葡亰登录 1

一、没钱的文人要办刊

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

1915年初夏,36岁的陈独秀在日本坐上了回国的海船。在这之前,因为“二次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曾被袁世凯亲信、安徽都督倪嗣冲作为第一“要犯”而通缉追捕。到达上海后,陈独秀找到私交很深的安徽同乡汪孟邹,说要办一种“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杂志。汪孟邹时为亚东图书馆的经理。但由于当时亚东图书馆本身财力较弱,于是,汪孟邹便找了相交甚密的群益书社老板、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商谈此事。两兄弟欣然同意,并且商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200元,月出一本的《青年杂志》就这样诞生了。

1915年,在《甲寅》杂志第八期、第九期上,赫然刊出此广告,其中“本杂志”,指不久后(同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二年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青年杂志》后来为什么要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1916年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可见,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本意,而是出版商群益书社的建议。

《新青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杂志。

陈氏兄弟建议改名的原因在于群益书社接到了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书社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周报《上海青年》名字有些雷同,应该及早更名,以免犯冒名的错误。其实《青年杂志》和《上海青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前者是杂志月刊,后者是周报。但出版发行方群益书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就建议杂志改名。当然作为办刊者,陈独秀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

胡适曾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即使这样,《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合作还是在出版到第七卷第六号就结束了。合作破裂的直接导火索是:《新青年》第七卷(每六期为一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比平常的页数要多。群益书社认为这一期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张耗费是平常期数的一倍,如果不加价的话,亏本太多了。陈独秀脾气率真耿直,认为虽然页数多些,实在不该加价,由此爆发了争端。虽经汪孟邹两边跑,两边劝,却终于无法调停而宣告决裂了。汪孟邹曾对此事说过这样的话:“仲甫(陈独秀)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在新青年社独立之时,群益书社曾经与其打过官司。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里对此事也有记载:“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

提起《新青年》,人们会立刻想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但对其初期的出资企业群益书社及该社老板陈氏兄弟(陈子沛、陈子寿)却了解不多。

《新青年》自立门户后,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自然落到了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身上。当出版到第八卷第六号时,新青年社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和封闭。于是,在1921年1月新青年社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出版了《新青年》的第九卷一到五号。1922年7月,在出版了九卷第六号后,由于经济、政治、人力上的原因,《新青年》不得不休刊。1923
年6月在中共三大后,《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并由月刊改为季刊,一共出了四期,以平民书社名义出版。1924年12月又一次被迫休刊。1925年4月,《新青年》季刊又改为月刊,实际上未能如期出版,成了不定期刊。改刊后只出了五期,到1926年7月就停止发行了。

群益书社不是肉头财主

二、文化名人的新文化阵地

汪原放说:“连商务印书馆也要向他们配不少《辞典》,据说月月结账,要用笆斗解不少洋钱给他们。”

鲁迅是因为《新青年》杂志才和陈独秀交往的。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1917年)4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

1920年,毛泽东在沪试验工读生活,经陈子寿老同学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介绍,常到群益看书,坐在店内一张帆布床上。

其实在这以前,鲁迅就已经寄到绍兴家中给周作人看了。1917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二本,《青年杂志》十本,作一包。”此后一段时间里,鲁迅了解《新青年》又是通过周作人为纽带的。因为周作人经鲁迅推荐,蔡元培邀请,来北京大学就职。

1920年9月,毛泽东等筹建“长沙文化书社”,群益书社予以帮助。

1917年夏秋之际,新青年社同仁钱玄同(1887-1939)和刘半农(1891-1934)不断敦促周氏兄弟给《新青年》写稿。这件事,后来钱玄同回忆说:民国六年(1917),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同前来劝驾的钱玄同(用的是林纾影射小说《荆生》里面攻击他的名字“金心异”)的交谈。

陈子寿建议加个“新”字

不过鲁迅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倒是周作人很踊跃,不仅成了编辑部成员,而且已经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开始改为白话文,并从该期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周作人的第一篇白话翻译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就发表在这一期。这一年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译著18篇,成为主要撰稿人。鲁迅对《新青年》只是看客,或者更多的是做做扶持弟弟周作人的事情。

汪孟邹早年帮陈独秀筹办《安徽俗话报》。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汪来谋职,但陈认为局势不稳,让他去上海开书店,即亚东图书馆。

1918年的《新青年》开始全部以白话文编写,内容上开始重视小说的创作。这与胡适到北大做《关于短篇小说》的著名演讲,以及周作人提倡小说创作,不无关系。

1913年,陈独秀遭通缉,逃到上海,将自撰的《新体英文教科书》交亚东出版,可亚东“无人能校”,“只好到群益书社托一位蒋熙光兄代校”,群益书社接着又出版了陈独秀的《模范英文教本》等书,此时陈独秀与陈氏兄弟已有往来。

关键是这一年3月,《新青年》发生了一件让后世褒贬不一的大事。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三号上发表了署名“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刊载有王敬轩与刘半农的来往书信。王敬轩是钱玄同所采用的化名,他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王敬轩致〈新青年〉诸子书》中,公开点了林纾、严复等老辈人的名字,从而为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提供了痛加驳斥的活靶子。这个做法受到各种质疑。资料显示,陈独秀、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人直接参与了这两封“双簧信”的策划工作。

陈独秀之所以接受群益书社出资,担纲《青年》杂志,因他有个大计划,即“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通俗图书局三家合办之议,未果。后又打算群益、亚东合并改公司”。故蔡元培几度招陈去北大,均遭拒绝。陈独秀后来勉强答应,却在任职演讲时称只干3个月,到期走人。

策划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有点类似今天的炒作,想出名就专打名人。当时林纾就是大名人,他的翻译小说依然十分畅销,他俨然“桐城派”传人位高凌人,成为《新青年》主要的现实对手。

群益书社之所以找陈独秀,因商务印书馆“出了《英华辞典》等等,价钱比群益便宜,内容也很好”。商务印书馆以杂志著称,1914年问世的《学生杂志》风靡一时,1915年1月,中华书局推出《中华学生界》抗衡,群益也想分一杯羹。

此前,《新青年》实际上已经和林纾交恶,双方“妖孽”来“谬种”去,已经没有什么斯文可言。提倡新文化要反对林纾,因为他与“桐城派”都是“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文化思想的代表;提倡新文学尤其是新小说,也要迈过林纾不可。但是打倒一个,就要提倡并扶持一个。这扶持与提倡的人选就是周氏兄弟。所以,关于林纾小说翻译与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选》就重新被提及。这在“双簧信”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周作人曾说:“《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此言不确。

另外在这一期刊物中,还刊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这一启事,是《新青年》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变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无论是否出于对《新青年》的倾心支持,还是出于对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工作的支持,鲁迅都无法做到无动于衷了。

《青年》杂志问世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给群益书社写信,认为与他们主办的《上海青年》(“上海”用英文,故封面只有“青年”两个中文字)相近,有侵权之嫌。

于是,1918年4月,鲁迅开始写《狂人日记》,5月迅即问世。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和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狂人日记》的发表是“鲁迅”这一笔名的第一次使用。

1916年3月3日,陈子寿建议改称《新青年》,陈独秀表示同意,但直到同年9月1日,《新青年》才正式面世。

鲁迅不只是为《新青年》写小说、新诗,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的批判旧道德观念的论文,特别是在《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好些篇针对性极强的论战文章。后来他在《热风·题记》中说:“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里,“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理念冲突致使差点停刊

就这样,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就成为《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了。鲁迅是不是《新青年》的编辑?从目前获得的情况看,似乎不能成立。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外围人士,鲁迅偶尔帮帮忙,参加一些聚会是有的,但也绝对不是那么积极卖力,更多的是埋头写点东西的热情。不过,鲁迅因为《新青年》焕发了“青年”的精神,而《新青年》也因为鲁迅的加盟变得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周作人晚年谈到早期的《新青年》时,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即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

三、蔡元培的北大成就了《新青年》

刊物“普通”,因投资人与编辑人的办刊理念有冲突。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组织过暗杀的老牌革命党在北大校长任命发表后两天,就冒着严寒到陈独秀所在的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登门拜访。虽然他们是暗杀团时的战友,但这次蔡元培还是摆出了“三顾茅庐”的架势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和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着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澳门新葡亰登录,群益书社将《新青年》定位为学生杂志,陈独秀也不得不表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学者火源发现,《甲寅》杂志上刊登的《青年》广告,内容竟袭取自《中华学生界》。

在北大当教员“唯学历论”盛行,陈独秀觉得自己一没文凭,二没经验,便以在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推脱,蔡元培劝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就这样,陈独秀终于答应以三个月为期限来北大教书。蔡元培立刻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称其:“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而这些其实都是虚构的。为了让教育部批准,蔡元培不惜伪造履历。

陈独秀显然期望将《青年》办成另一本《甲寅》。

后人有批评蔡元培“违背正义优先原则”,而这些人却忘了青年蔡元培组织过暗杀团,杀人放火都敢作敢为,伪造一份履历算什么呢?

《甲寅》是政论期刊,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由章士钊主编,陈独秀曾担纲主笔。该刊虽然只出了10期,却产生巨大影响,《甲寅》的主要作者高一涵、易白沙、李大钊、刘文典后来成了《新青年》的班底。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就职后三天即呈报教育部,两天后就获批准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依托,在蔡元培全力支持下,招聘新派教师。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刘文典、杨昌济、王星拱、程演生,先后汇聚到《新青年》,并到北大任教。旧派教员钱玄同、沈尹默,改弦更张,都成了《新青年》的编委。即使是“国故派”的刘师培,也由陈独秀引进北大任教。陈独秀上任后,就写信给胡适,促其回国到北大做文学、哲学教授。9月10日,胡适风尘仆仆来到北京,蔡元培设宴接风,并聘请他为北大教授,月薪280元,胡适于是成为北大最年轻、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5年后的1922年,上海一家媒体举办了一次公众人物的投票,胡适被选为“中国12个最伟大人物”之一。那一年,他只有31岁。

学者孟庆澍指出,在栏目设置上,《新青年》明显因袭《甲寅》。如《甲寅》篇首为“政本”,《新青年》开篇也是政论。《甲寅》设“通讯”(相当于编读往来),《新青年》的“通信”栏也达20多页。《甲寅》有“文录”,《新青年》有“文艺”。《甲寅》有“时评”,《新青年》有“大事记”。

1917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在北大的风云际会,改革北大(教育革命)、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就结成一体了。

《新青年》稿费较高,即“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但很长一段时期,发行量仅有1000册,广告也多是群益书社自己的图书广告。到1917年8月时,群益书店准备停刊。

这一年,蔡元培51岁,陈独秀39岁,胡适27岁(虚岁),都是卯年生人,属兔,次第相差12岁。此外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三人,也属卯兔。人称北大文科有“一窝名兔”,有一群“卯字号名人”。他们各据学理,互辩短长,尽管各有意气,都不忘尊重学理。

终于和老板们闹翻了

自此,《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开始了一刊一校的完美结合。陈独秀与他的《新青年》为北大引进天下名流,令北大文科几乎彻底改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

1918年,《新青年》转为同人刊物,由北大的几位教授轮流主编,不再支付外稿酬,以节约成本。因提倡白话文,《新青年》杂志销量猛增,蹿升至1.6万份。

四、胡适的白话文引爆文学革命

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突发表《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一文,指责陈独秀等人,林纾亦在该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书。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
“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

蔡元培是浙江人,倚重沈尹默、马叙伦、汤尔和等“浙派”人物,但“浙派”视陈独秀为首的“徽派”不洽,便从中诋毁,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同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这是胡适为文学改良身体力行的新诗“尝试”,也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比如其中两首《梦与诗》: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1920年,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4月26日,陈独秀给北大同人去信,就《新青年》未来征询意见:其一,是否继续办?其二,与群益书社的合同期将满,对新合同有什么要求?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澳门新葡亰2018 http://www.remote-pc-spy.com/?p=3185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