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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和愚园路的情缘

张爱玲有句豪言:“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可见林语堂的风头当时比她劲。

4月14日,《熟悉的陌生人:世界文学中的林语堂》暨《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新书分享会在京举办。本书作者、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对话德国汉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特邀教授顾彬。

张爱玲念书靠近愚园路西头,居所靠近愚园路东头,关于其与愚园路的关系我已有文章专述,但没想到她所叫板的林语堂与愚园路的关系更直接。不仅林语堂上过的圣约翰大学在愚园路附近——穿过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即是,回国之初的林语堂可能还住过愚园路上的宏业花园,就连林语堂当编辑的《天下》月刊的办公地点也在愚园路上。《天下》杂志是民国时期一份高质量的英文学术刊物,林语堂为主要编辑之一。

顾彬表示在自己很小的时候便读过林语堂的着作,对他来说,林语堂是一个既保守又开放的人,对于刚开始学习汉语的自己,林语堂的书非常深刻;即便当时阅读的是从英文转译的德文版本,顾彬依然能感受到文字的优美。而钱锁桥则在较晚的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接触林语堂,这位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很快吸引了自己的注意,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林语堂的思想世界远比自己想象的广阔。

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林语堂在上海的生活经历主要分两段:1912年至1916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1927年回国到1936年8月出国(其间1931年5月至1932年5月旅欧),住在上海长达13年。上海可以说是林语堂人生的重要始发站和转折点,其间他主持参与《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的编辑工作,1935年8月创办《天下》月刊并开始《吾国与吾民》的写作,出国后还不断在设于愚园路的西风社出版物上撰文并出版了《生活的艺术》。这些都表明林语堂和愚园路有着不解之缘。

以下部分为顾彬与钱锁桥的对话内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又据1936年2月15日的一篇报纸报道,林语堂先生曾安家在愚园路上:“这是一所精致的洋房,右边是小花园,有儿童体育的设施装备。我走进客堂,四壁张望一下,布置得很幽雅,寸把厚的地毯,中西合璧的陈设,真有些富丽的气息。林先生正在‘有不为斋’写‘林语堂启示’,他说每天早晨著述,这是多年的习惯。”另有报道说林语堂一篇写“参观刘海粟画展”的文章,从他出门说起,沿途风光连电杆木、梧桐树也写了一大堆,及至到了大新公司(刘在大新公司画厅展览),文章便突然结束。有一位朋友问林语堂是不是没有写完?他答得妙:“心里想看他的画,但看了路上的景色已经满足,所以也不必再看了。”林氏幽默可见一斑(此文见报道转述但未查到原文,盼有林语堂研究者查考出确凿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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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

愚园路林宅现在的样子

澳门新葡亰登录,现在物质生活水平发展了,需要重新看看林语堂对现代生活的批判

林语堂先生本人也写过《愚园路中所见之万象》一文(此文写得并不理想,但却反映了林语堂此阶段对自小所受基督教神学的怀疑)。所谓愚园路林宅,其实并不在愚园路上,确切位置是在当时的忆定盘路(现江苏路)43甲(见《林语堂传》等资料),可能因为愚园路作为东西向主路,人们知道得更多些,才把靠近愚园路的林宅说成是在愚园路上。当然,另一种可能是因为林宅靠愚园路太近,从愚园路也可以抵达。更有意思的是,文史爱好者陆琰先生、上海纽约大学的顾蓓蕾老师还从《申报》等报纸广告中找到了林语堂曾当过编辑的《天下》英文月刊编辑部地址,居然就在我自小长大的弄堂门口的公寓里,门牌号码是1283号。一位叫文森特·斯塔雷特的美国记者还曾访问过林语堂的办公室,所记也是这个门牌号。这从钱锁桥先生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和其他林语堂传中也得到印证。我们小时候都随俗叫它“天堂间”公寓,住户都是邻舍隔壁,从小在一起玩耍,至今我的童年小伙伴还住在里面。公寓顶层就是我回忆童年文章中写到的那个晒台,我们在晒台上放风筝,摘梧桐树上的毛栗子。不知当年的林语堂是否在编辑之余,也叼着他的雪茄烟斗登上过此晒台,在梧桐树隙中眺望下面的街景,触发写作灵感。更可贵的是,陆琰先生还从1928年5月2日《申报》上的一则“东方联合商务汇报征稿启事”中找到“上海宏业花园九十四号林语堂转”的字样,据此推测林语堂先生回国之初可能住过愚园路的宏业花园。

钱锁桥:我从小就没听说过林语堂,市面上也没有林语堂的作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书店才出现林语堂的作品。当时我记得,逛书店时,随手拿了一本叫《中国人》的书,实际是《吾国与吾民》的一个译本。拿回去一读,就是翻译的腔调,但书一直在讲中国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林语堂他不是中国人吗?他的书为什么还要别人来翻译,后来发现他是用英语写作的。我后来去美国读博士,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图书馆,发现林语堂作品有一大堆,有的是放在中国研究里,有的是放在美国研究里,这些是英文的。20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林语堂的书很热,他的书都翻译出来了,出版了。

《吾国与吾民》在国际上一炮打响后,美国记者文森特·斯塔雷特来到林语堂在上海愚园路的编辑办公室作了一次访谈,期间讨论到该书中文版事宜:

钱锁桥:林语堂讲女性的内容要放在女性在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性中看。女性的解放变成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议题,五四很多知识分子都写过女性解放,还有很多的女性作家。当然,林语堂也写过很多。他一直赞同女性解放,赞同女性应该受教育。

我问道:“你会自己翻译吗?还是请别人翻译?”

顾彬:林语堂对20岁的我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是24岁才开始学习古代汉语。那个时候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德语国家,他的书大概都是从英文翻成德文的。有市场,卖得很好。钱教授刚刚说到的《吾国与吾民》,首先这本书英文太美,另外虽然内容非常保守,寓意却非常深。到现在我最喜欢他那本《生活的艺术》。另外,林语堂的英文很美,比如《苏东坡传》,现当代很少有作家能像他那样用英文写作。我的问题是,他的好英文功底从哪里来?

林语堂很不自在。

钱锁桥:他的英文来自圣约翰大学的教育,这是美国圣公会基督教会的一间大学,在民国时期非常重要,它培养出很多的外交家。虽然这所大学主要培养在大生意场上和洋人打交道的人,但是也培养出很多文化名人。林语堂是其中主要的佼佼者。我看过1916年《圣约翰人》那份年鉴,林语堂被评为最优秀的学生,而且他有很多的头衔,比如他是圣约翰一个中英文学生刊物《回音》的英文编辑。他大学毕业后,去了清华大学。当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是一个留美的预备学校,教预备的留学生英语。他做了三年英语老师,后来自己又到哈佛,到法国,到德国去,所以他的德语、法语也都很厉害。

“我想我不会让其他人做,”林语堂坦诚说道,身子在椅子上扭动,“好多人告诫我,为了中国,我有责任自己再做一遍,写成中文。”

顾彬:我曾去过林语堂在台北的故居,美得不像话。也曾在台北专门研究过林语堂在台北的往事,我看过他的档案。在那里,我发现真的有他用德文和他人交往的信件。

“你是说要重写一遍?”

钱锁桥:我到台北的林语堂故居去过很多次,帮他们整理林语堂的资料。再后来龙应台请我去,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每天跑到故居去,把资料整理分类。从某些方面看,林语堂故居是他美学的具体的呈现,是他自己设计的,应该也是自己选的位置,半山腰,中式庭院,希腊式的珠帘。他自己也描述过布局的景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这是他生活的艺术的实践。

“也不是,可是最终好像还真差不多是这么回事。表达的方式不同,是吧?得用中文、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是不是?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写的时候只考虑到英文读者。要用中文为中国人写,那有的部分要展开,有的部分要修改。这事很麻烦,真的很麻烦!但这书确实也是为中国的。也许我应该用我的母语再搞一遍,你说呢?”

顾彬:林语堂的英文很美,张爱玲的英文非常好,胡适的英文也不错,卞之琳的英文也很棒。如果比较的话,林语堂大概是第一?为什么他的英语和张爱玲、胡适、卞之琳的比起来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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