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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傅璇琮先生二三事

这些年,我在先生身上深深体会了老一辈学者大朴守拙的风采。比如先生不熟悉电脑,第一次跟他说“电子邮件”时他无法理解,还问“这邮件发一封得多少钱哪?”但当他理解之后却并不排斥,而是借我手充分利用起电脑和网络的便利。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习惯亲自手写书稿或信件,部分交我录入并发送。也因此,中心留存了大量先生的手稿,成为一笔珍贵的财富。先生又习惯称呼别人为同志,对我亦如此。比如平日交代工作,他会称“苏杰同志”云云;有时给我留信,抬头也是“苏杰同志”;每次通电话,傅先生总是不等我说,就先道“是姚苏杰同志吗?我是傅璇琮啊”,亲切感人。以至于我渐渐觉得,“同志”这个称谓非但不过时,反而有一种朴拙和庄重,在傅先生口中更有一种别样的得体。于是,我也学着开始称呼他人为同志,还因此引来不少诧异。又如先生古文修养极高,但从未见他故意卖弄文笔,做了一辈子编辑的他更不可能不会流行的文体,但先生的文章或信件都是以一种具有“五四”风味的质朴白话写成,读来生涩有味,迥异他人。如此种种,我想大概就是所谓“风骨”。

傅璇琮身上自有一种大家气象,这也许是其为学界所宗的重要原因。傅璇琮晚年致力于其宁波乡贤,有宋一代大儒“浚仪遗民”王应麟著作集成的整理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在出版座谈会上敏锐地指出:“《四库提要》评价王应麟为‘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说王应麟既知汉唐诸儒本原,同时对宋学也抱有一种心平气和的理解,傅先生是达到了这一境界的。他留给外人的,表现在学术著作当中的,我觉得是心平气和,一代大家的气象。可以这么说,傅先生正是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界的王应麟。”

有人说,傅先生的辞世代表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此话虽略嫌夸张,亦不无道理。先生一生不仅自身致力于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以他为纽带,把相关的整个学界联系、组织在一起,完成了许多个人之力不能完成的工作。而这样的学者,或者说达到这种量级的老一辈学者,傅先生应是最后一位。比起那些集体完成的学术成果,也许在这过程中如何组织、如何运作、学者们如何交流的细节信息更显得珍贵,但这些都已随先生消逝,留给后世文学史家无穷的考索与猜测。这应该不是先生的本意,如果他能选择,也一定希望留下点什么。这也是我想写一点什么的原因。

钱锺书先生曾将自己的力作《管锥篇》赠给傅璇琮,并在扉页上题曰“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吾之畏友”,又赞扬傅璇琮的著作“严密缜栗,搜幽洞隐,有口皆碑”。钱氏眼界极高,从不轻易许人,傅璇琮在学界地位之崇、声誉之隆,可谓其来有自。

记得课程开始时,刘石老师曾做开场介绍,他如是说(大意):“大家都知道唐代有一位韩荆州,以提携后进知名。李白《与韩荆州书》里曾引用时人语,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而傅先生就是当今学界公认的、现代的韩荆州。”那时的我对此尚无深切的体会,但在往后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感悟到这一点。我自身受先生提携极多,在中心工作时也协助接待过无数慕名而来的拜访者,他们大多有求于先生,先生从不回绝。先生长年从事案头笔墨工作,年老后握笔的右手有蜷缩、颤抖的问题,且越来越严重,晚岁写字已比较艰难。但尽管如此,他仍不断为人写推荐信、写序甚至题字。哪怕是初次见面,他总很少拒绝。这也让我们十分担心,深怕先生的名望被用心不善者利用。那时我们认为先生年纪大了,也许分不清来者的善意与恶意,或者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亲笔写下的信有多高价值。但现在想想,先生真的会不知道吗?也许他非常明白,只是从未以此自贵,他只是“思一毫有利于学术则为之”罢了。2013年,京华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学术散文集《濡沫集》增删版,其中所收书序或书评达65篇之多。这些文章单篇或不足奇,但形成如此规模,或正可见先生提携他人、推介其学术成果之苦心。

也正因为此,傅璇琮总是与人为善,一生撰写书评书序无算,仅其《书林清话》中收录的“序”文即有70多篇,而《濡沫集》经过1997年的初版和2013年的增删,收录的书评书话也有60多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剑感慨:“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眼光精准。他所识拔过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多已成才,且逐渐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而他们当年受先生奖掖时,很多如我一样,尚处寒微未显之际。”

与对他人的慷慨相比,傅先生对自己却真可以说简朴以至于清苦了。他家住太平桥西里中华书局宿舍,距清华极远。但若来校,必七点一刻便到,而且非极特殊情况,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到西门,再坐校车到新斋办公室,回去亦如是。以先生的身份,中华书局和清华两方都可为他配专车接送,我们也一再劝先生至少要打车回去,中心并不缺交通费。但他一直拒绝,并笑说:“没关系,我现在年纪大了,上公交车大家都给我让座。”每天中午工作结束后,先生会去观畴园食堂用餐,然后在二楼买一袋肉松面包带回家。肉松面包大概是先生喜食之物,有时来不及用餐,也定会让我替他去买一些。后来我才听徐师母说,这袋面包就是他们的晚餐和次日早餐——如此简单。

肇开风气 长存典型

2016年1月25日,参加完先生追悼会,我陪徐师母回家,聊及先生生前种种。师母不知何故说起年轻时候的事儿,回忆当时他们夫妻与王力先生的交往,种种细节弥足珍贵。我便想起当时在清华时曾有师弟提议,不如趁傅先生每次来办公室时对他进行采访,请他回忆一些往事,我们做记录,以为口述史,应具有相当价值。如此好的提议,可惜未能实行。一来,当时傅先生工作尚多,二来我们都觉得,先生活到九十岁应是没有问题,故不急于一时。不想天不假年,先生竟遽然离世。

在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谢维和教授的印象里,和傅璇琮在一起总是很快乐,先生思想很敞亮、很澄明,常常能迸发出很多新的理念。谢维和认为,傅璇琮身上有一种人格的魅力、精神的感召,接近他会产生一种灵魂的启迪,所以很多人愿意追随他。谢维和说,“我觉得用黄炎培先生所讲‘朴诚’二字形容傅先生甚为合适。”这“朴诚”的定义,谢维和举黄炎培之言以明之:“悃幅无文、沉毅有力、不轻任事亦不敢玩事者,授之的而完其权,尽其所长而去其所困,事十九举已。”

2009年初,傅先生向清华学生开设专业课,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大学课堂上正式授课(其余皆为讲座)。授课内容是他关于唐代科举、翰林与文学的研究。此研究在学界有重大开创意义,为先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此课程极受欢迎,虽然先生有南方口音且讲课并不生动,但教室里依然人满为患。这也让他十分紧张,好几次跟我说:怎么来这么多学生啊!这种紧张使他更加认真备课。因从未使用电脑,故每次他都是提前将授课内容手写一份让我做成课件,并在课堂协助演示。这门课程应是傅先生唯一一次正式开课,惜当时并未录像,至今便成憾事。

给年轻学者推荐刊物文章、安排工作任务、联系出版事宜、撰写书序书评,是傅璇琮奖掖后进常用的方式。与会学者和《纪念集》的作者大都受到过傅璇琮的恩泽,而傅璇琮在《唐诗论学丛稿》后记中的一段话被众多学者一再引用提及:“近些年来,一些朋友在出版他们的著作之际,承蒙他们不弃,要我为他们的书写序。本来,我是服膺于‘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这两句话的,但在目前我们这样的文化环境里,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觉得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也实在是一种相濡以沫。”

傅先生来清华时身体仍十分健康,虽然走路略不稳,但依然可说健步如飞。最初他上下楼梯从不让人搀扶,以至于有些场合,别人欲搀扶他时我还需上前阻拦,以免先生觉得不快。但渐渐地,他就不再拒绝我搀扶着上下楼,又后来他上下楼时会主动抓住我的手臂,我也便感觉到先生的身体一年年在衰退。2013年7月,我博士毕业离开清华去首师大工作,但先生仍维持着之前的习惯,每周两次来清华办公。他会在前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明天会去,然后叮嘱我不必太早到。我当时已经住得较远,但也比先生近得多,可总是比他晚到很久,想来真觉惭愧。再后来,因为我授课任务增多,傅先生知道这个情况,也便减少了来校的次数。2014年,傅先生在路上不慎摔倒,膝盖摔伤,但因忙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审稿之事而不愿就医。两天后伤口感染,后来虽医好却也再不能如以前般行动自如。2015年春日,我去取送一些材料,在中华书局门前与先生见了一面。当时觉先生并无大病,只一生简朴不知顾惜身体,故衰老之状特重。不想再次见先生时已在灵堂……思念至此,悲痛难已。

《纪念集》和座谈会上谈到的关于傅璇琮的种种细节琐事,也一一印证了“朴诚”二字。“老人家经常到学生宿舍小坐谈学,且每次都有电话预约,称学生为同志,老派作风令人起敬。”“我曾见傅先生自太平桥菜市场推个小车,买菜回家,手里还提着那个帆布袋。所以我想,夹克衫、帆布袋,此必是先生之标配也。”“在清华八年的头五六年间,他都是乘公共汽车来上班,中间需要在人民大学中转一次。我提出各种方案,如找一辆专车接送他,找学生陪护他,他都坚决谢绝。”

2008年4月,傅先生调来清华大学,成立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年底,系主任刘石老师与我导师商议后,指派尚读研三但已确定提前攻博的我担任傅先生的助手,或叫学术助理。此后七年中,傅先生除去最后一年因严重腿疾而无法来校工作外,其余岁月里他都保持了一周至少来校两次的频率。我于是也得以经常与先生共处,除协助工作外,也常向他询问或探讨一些学术、社会或生活方面的问题。先生有时还会让我替他看一些稿子,并让我大胆发表意见。这其中既有学生或晚辈的,也有业内知名专家学者的,这着实让我惶恐。但先生屡次鼓励,有时甚至让我直接按己意回信,这给了当时的我很大的信心与自豪感。现在回想彼种情境,竟颇有些《论语》中子路冉有等“侍坐”之意(这于我显然是自夸)。

澳门新葡亰登录,韩荆州,即韩朝宗,唐睿宗、玄宗时人,累世为官,喜欢提拔后进,受到时人尊敬,当时士林俗语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我脑海中永远留有这样一幅画面。那是在2011年的初夏,上午工作结束后,先生照例自己去食堂吃饭。但忽然下起雨来,我知他未带伞且一定不会回来借伞,便去食堂寻他。未见,又循着新斋门前的路找去。一直找到理科楼附近,才远远看到先生走在路上的背影:他左手拎着那个不知用了多少年的布袋,右手提着一袋新买的肉松面包,身形瘦小但有精神,步履蹒跚却还迅捷,就这样兀自走在回去的路上。

然而正如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所感受到的,傅璇琮质朴的外表之下,透露的是“讲境界,有情怀”,是一个高立的“标格”。他节俭一生,却常常“用清华大学所给予的不多的科研经费,资助同学,资助学生,或者资助他们去买书,或者资助他们去游学”;他在序中扬人之善,却另具一纸,将问题和建议罗列得清清楚楚;他看起来恂恂如也,甚至有时候左右为难,不得不退让委曲,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没有对不起过一个人,他身上有的只是纯粹的善、高尚的志。这足以让他的道德文章,经历无数个周年而不朽,正如他树立起的那面学术的大纛,永远高悬在学人心中。

朴诚其内 标格自高

傅璇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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