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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旧书店文奎堂的日本生意经

文奎堂的老店主王云瑞是河北束鹿人,他的十八弟子多数来自河北南宫、束鹿、冀县等地的穷苦人家。这是民国北京旧书业的一大特色,从业者大都是来自河北乡下的农民子弟,被称为“河北帮”。1940年到1943年,内田智雄在河北栾城县、昌黎县以及京津沿线铁路做“惯行调查”,他关注农村的“冥婚风俗”,于是带着问卷,问遍了北平旧书店的河北人,得到不少鲜活资料,尤其是“文奎堂的张寿彭氏跟我透露一些他的家乡交河县的冥婚风俗”(内田智雄《冥婚考》,《支那学》第11卷第3号)。

琉璃厂街是以经营古旧书、古玩和文房四宝著称的文化商业街。位于宣武区和平门以南,以南新华街为界,分为琉璃厂东、西街,全长500米。琉璃厂街因在元、明时期设窑烧制琉璃瓦而得名,已有700多年历史。明代出现一家书店,在康熙年间成为京城书市和古玩中的中心,其间经历过朝代的兴替,经历过繁荣与冷落,但始终保持了本身的经营特色,绵延了300余年。街中的翰墨书香和珍奇古玩,与周边的会馆、戏楼、庙会活动等相得益彰。

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古城 贞 吉(1866—1949),常 年
通过东京文求堂向文奎堂邮购书籍。在1986年东方学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其后人出示了不少文奎堂、来薰阁的售书来信,其中有一封是文奎堂寄给古城贞吉的邮购书籍收据,共193.3日元。这在1930年代是相当大额的古书订单了。

文奎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设,店主王云瑞“当年资本甚微,逾年,即大发迹,今则内外城书肆以文奎为冠矣”(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1930年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游燕所见,来薰阁尚未崛起,文奎堂则地位稳健,“文奎堂在隆福寺路南路北都有铺面,和琉璃厂的文友堂并称北平两大书肆,四部书籍无所不备,尤其是有很多满文、蒙文的书”(《中华民国书林一瞥》)。文奎堂曾经是北平藏书最为丰富的旧书店,大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藏园群书经眼录》二书所记即有24种古本珍籍,或是“收/得于文奎堂”,或是“文奎堂送阅”“见于文奎堂”。这些中国旧式书目记述所旁及的文奎堂,只具有“版本学意义”,文奎堂始终面目模糊——它的经营者是谁?经营状况如何?坊友与文人学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这些历史细节,恰恰只有在日本学人的中国访书记中,才能渐次浮出历史的水面。

文奎堂得以开拓跨国邮购业务,得益于1923年1月1日起实施的
《中日互换邮件协定》。按照协定,中日两国互寄邮件彼此都按国内资例收费。1936年发行的《来薰阁书目》详载:“国内及日本寄书邮费,册数约在十册以下者,二角三分,多还少补,款项可由邮局或银行汇下。”中国的邮费本来就较日本低廉,按照中国邮费标准来收取寄日本邮费,十分有利于来薰阁、文奎堂这类常年拥有大宗日本邮购业务的书店。

谢邀。本人对这个问题不是太了解。略知一二,不揣冒昧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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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运书的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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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书铺用提供消费等增值服务来制造人气,留住读者。你在书铺看书时想吸烟,会有学徒替你装烟,想喝茶,有学徒给你倒茶,如果看书饿了,他可以代你去买点心。也就是说,书铺本身虽然不做饭馆生意,但如果你有需要,照样会满足你。显然,这样的增值服务远远超出了书铺生意的范围,但却可以为书铺招揽生意、汇聚人气起到不小的作用。今天我们看到,也有不少独立书店和连锁书店在内部开设了咖啡吧、茶吧之类的生意,其实这样的商业企划早在民国时代的旧书铺就已经存在了,而且那时候做得更具人性化,因为这样的服务几乎是不收费的。

1919年留学北京的那波利贞,“进到最可体味隆福寺书肆空气的文奎堂之内,在微暗的书室里,啜饮一碗香茗,听伙计说,常常有日本学者来访”(《燕吴载笔》,京都同文馆1925年版)。仓石武四郎在1928—1930年留学北平,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来薰阁出现28次,文奎堂则有24次。当时受京都大学和东方文化学院的委托,仓石在文奎堂购买了大量书籍,今天这两个机构还藏有文奎堂开出的收据。作为仓石个人收藏史的得意藏品——《红楼梦》程乙本(现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别贵重书),便是从文奎堂购入的。1930年6月6日,文奎堂为即将归国的仓石饯行,设宴民国八大楼之首的东兴楼饭庄。仓石日记中,在京城最豪华的东兴楼吃饭只有这一次。6月14日,仓石离燕时,前来送行的朋友,除了熟识的学者,“并陈(济川)、赵(殿成)、刘三书友也”。这里提到的赵殿成,就是吉川幸次郎《琉璃厂后记》里那位“年轻文雅的掌柜赵君”。

还比如书铺经营者讲究以其学问和学识来赢得读者(客户)的信任。旧书铺的老板和经营者多是有学问、有学识之人,因为只有有学问的人才更易于与文人和读书人打交道。齐如山先生在书中提到,前清光绪年间,在琉璃厂路南,有个名为“翰文斋”的书铺,其韩姓老掌柜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见多识广。当时的知名文人缪莲仙、王莲生等常常向韩掌柜讨教。齐先生还讲到,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其著名的《书目答问》一书中,也说到读书人需常到旧书铺中坐坐。那时,张之洞、王莲生、盛伯羲、许叶芬、王运等大儒,都常去逛旧书铺。这让我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自己常常喜欢逛北京的书摊儿,那时北京有多个著名的书摊儿一条街,美术馆东街就是其中之一。那里摊儿上卖的书品位高,文史哲著作比比皆是,书摊老板有不少文化人,能跟你侃尼采、弗洛伊德。当然今天的一些独立书店的老板和经营者同样是文化人居多。由此说来,学人开书店卖书,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

从与旧书店的店员交往点滴经验中,日本学者可以提炼出如此宏大的理论,这样的升华,首先取决于异国学者将这些出身低下的“坊友”视为中国的象征,视作有价值的田野研究对象。

发给日本学者的催债信

民国时期北京旧书业曾经屹立着双雄——来薰阁、文奎堂。琉璃厂的来薰阁主人陈杭(字济川)从1931年起担任北平书业同业公会的会长,与胡适、郑振铎等名人交好,以他为主角的文章,计有黄裳《琉璃厂故事》、吉川幸次郎《来薰阁琴书店》、徐雁《一代坊贾陈济川》等十余篇。相比之下,陈济川拜师的隆福寺老店——文奎堂,不仅从未有一篇文章述其历史,张寿彭、赵殿成这样频繁出现在日本学人笔下的掌柜名字,亦从未见诸中国学者的笔端。

你想看什么书,就能给你送到桌上来。倘若你正研究一件事情,不知道应该看什么书,可以问掌柜的,他会给你出主意。铺中没有的书,他可以替你向其他书铺借。你看书时想吸烟,有学徒替你装烟;你想喝茶,有学徒给你倒茶;你若看书看饿了,有人代你去买点心;对常来看书的熟人,有时掌柜不但不要钱,还可以请你。

1930年代文奎堂寄给东京文理科大学汉文研究室的信封

1919年留学北京的那波利贞,“进到最可体味隆福寺书肆空气的文奎堂之内,在微暗的书室里,啜饮一碗香茗,听伙计说,常常有日本学者来访”(《燕吴载笔》,京都同文馆1925年版)。仓石武四郎在1928—1930年留学北平,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来薰阁出现28次,文奎堂则有24次。当时受京都大学和东方文化学院的委托,仓石在文奎堂购买了大量书籍,今天这两个机构还藏有文奎堂开出的收据。作为仓石个人收藏史的得意藏品——《红楼梦》程乙本(现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别贵重书),便是从文奎堂购入的。1930年6月6日,文奎堂为即将归国的仓石饯行,设宴民国八大楼之首的东兴楼饭庄。仓石日记中,在京城最豪华的东兴楼吃饭只有这一次。6月14日,仓石离燕时,前来送行的朋友,除了熟识的学者,“并陈(济川)、赵(殿成)、刘三书友也”。这里提到的赵殿成,就是吉川幸次郎《琉璃厂后记》里那位“年轻文雅的掌柜赵君”。

典型的中国书店——文奎堂(《北支》1939年第11期)

北平旧书铺的经营方式不但在中国的其他城市里没有,在其他国家也是没有的。

1930年整一年,厂寺各大旧书肆的伙计每天用包袱布裹着各种古书,络绎不绝地送到江上波夫的宿舍供其选购,从不催促付款。其中有个掌柜说了一句“奇妙的话”:“像您这样还很年轻的人就这么读中国古书做研究,将来一定有大出息。所以付书款的话,十年、二十年之后也可以。”江上初以为对方说的是恭维话,没有放在心上,偶尔跟北京大学的钱稻孙说起,钱氏说,有的人前不久才将祖父在古书铺欠下的书款还清了,所以掌柜说那样的话,也不出奇。

北京自明清两朝起就有着十分发达的图书业,至民国初期则成为中国书业的中心;尤其是以隆福寺、琉璃厂、东安市场等老街区的鳞次栉比的旧书铺(店)为代表的繁荣商业景象,更是成为齐如山、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郑振铎、钱穆、老舍、张恨水和张中行等一代中国读书人心中无法挥去的梦想。齐如山先生在自己的书中详细介绍了北京(北平)旧书铺的经营特色,其经营之道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也不落后,甚至理念先进。

早在光绪末年,文奎堂与日本书店就有了生意来往,1905年之后频繁到北京搜求善本珍籍的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其与书肆交易最密者,琉璃厂文友堂、隆福寺文奎堂”(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琉璃厂的文友堂到处搜求《永乐大典》,以每册现金一百银元的价格卖给田中庆太郎,因而激起了文化界的公愤。文奎堂与文求堂在中国的生意往来,几无文献可稽,相对文友堂来说,文奎堂的日本生意往来较为低调。作为交换,文求堂帮助文奎堂在日本寻找古书买家、通过邮购的方式向文奎堂购书,这方面的记载仍存有不少。田中庆太郎的女婿、金泽大学教授增井经夫,专门写有一篇《文奎堂的来信》(收入《線香の火》,研文社1987年版)记录两家书店的业务往来。1954年3月,文求堂歇业之前的专场拍卖会上,就出现多封来自文奎堂的信件。“在红框的长方形账本之上,列着数十个日本学者的名字,旁边仔细地标注他们所买的书名和价格。”

再比如书铺运用提供消费等增值服务来制造人气,留住读者。你在书铺看书时想吸烟,会有学徒替你装烟,想喝茶有学徒给你倒茶。如果看书饿了,他可以代你去买点心。也就是说,书铺本身虽然不做饭馆生意,但你有需要,照样会满足你。显然这样的增值服务,远远超出了书铺生意的范围,但却可以为书铺招揽生意、汇聚人气起到不小的作用。今天我们知道,已有不少独立书店和连锁书店在内部也开设了咖啡吧、茶吧之类的生意,其实这样的商业企划,早在民国时代的旧书铺就已经存在了;而且那时候做得更具人性化;因为这样的服务,几乎是不收费的。

在文奎堂读懂中国

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古城 贞 吉(1866—1949),常 年
通过东京文求堂向文奎堂邮购书籍。在1986年东方学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其后人出示了不少文奎堂、来薰阁的售书来信,其中有一封是文奎堂寄给古城贞吉的邮购书籍收据,共193.3日元。这在1930年代是相当大额的古书订单了。

“北京现在穷极,尝询书店近日买卖如何,据云有些日本买卖可做云云。然则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也,可哀已。”(《陈垣来往书信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1926年11月8日写给胡适的信函如此总结当时的北京书市。相对于中国客人的赊账习惯,日本顾客在旧书买卖时不太拖欠付款,可能是导致书店“靠几个日本人支持”的首要原因。民国旧书业习惯是五月五日、八月十五日和年终的“三节”结算,平时允许客人长期赊账,这种经营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旧账多,回本慢,资金周转不畅,导致死账越来越多,直至压垮书店的生意。但是日本学人到书店购书都是现金结账,长泽规矩也认为,“经营者重视外国顾客,大概是看重外国客人确定无疑的支付能力这一点”(《中华民国书林一瞥》)。

“北京现在穷极,尝询书店近日买卖如何,据云有些日本买卖可做云云。然则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也,可哀已。”(《陈垣来往书信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1926年11月8日写给胡适的信函如此总结当时的北京书市。相对于中国客人的赊账习惯,日本顾客在旧书买卖时不太拖欠付款,可能是导致书店“靠几个日本人支持”的首要原因。民国旧书业习惯是五月五日、八月十五日和年终的“三节”结算,平时允许客人长期赊账,这种经营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旧账多,回本慢,资金周转不畅,导致死账越来越多,直至压垮书店的生意。但是日本学人到书店购书都是现金结账,长泽规矩也认为,“经营者重视外国顾客,大概是看重外国客人确定无疑的支付能力这一点”(《中华民国书林一瞥》)。

天天坐立不安的内田智雄向张寿彭诉说此中难处,张氏安慰他:“文奎堂的存货是以前价格还比较便宜的时候存下来的,你就按原价付款行了。”内田1940年6月才来华工作,两人认识不到4年时间,而且张只是文奎堂的掌柜之一,还不是店主,却如此大方快诺。1965年内田智雄写道:“当时听到这句承诺时的感动与感激,就算过了二十一年,现在仍然无法忘却。由此不仅看到张寿凤安抚我的苦衷与体贴,更显现了中国人重然诺、守信义的普遍心性。”

比如书铺以发挥其图书馆的功能来提升服务的专业品质。书铺固然以销售图书为主要业务,但店内除有柜台销售图书外,里屋却总陈列着几张八仙桌,专门预备着给看书的人。想看什么书,店家就给送到桌上来。如果你研究一件事情,记不清该看什么书,可以向掌柜的请教,他会给你出主意。他铺里没有的书,甚至可以替你到其他书铺转借。就是你在家中想看什么书,他也可以送书上门,看完了不买毫无关系。如果做文章需要参考书,你还可以与书铺掌柜商量,他会代出主意,自己书铺没有,也可以代借,看完了仍旧由他代你送还。有难找的书,如果他知道某学者家里有,他也可以代你去借。由此我们看出,旧书铺简直就是一个公共阅读场所与学术研究所,书铺的工作人员事实上也承担了阅读指导与学术助手的角色呢。

邮寄小包需要把书包装在函套里,外面再层层捆扎。内田寻遍北平的所有日本商店,一时间找不齐这么多的纸箱、绳子,好在张寿彭拍板,启用文奎堂所有的库存,又在3个月之内赶制340个纸箱(按一个14元收费)。京都大学坚持全部收到书籍之后再统一结账,而且3月中旬当这批书已经邮寄到一半的时候,内田智雄给京都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大藏省尚未批准中江藏书的输送费,批准时间未定。1944年春天,北平物价上涨速度惊人,几乎是一天一个价,两个半月的运输期间,纸箱、人工费已经上涨了近一倍,而京都方面打的一万元预算却还是按照1944年1月的物价基数。

内田智雄自1944年之后未再踏足中国,1956年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同在北京留学的福井康顺(早稻田大学教授)、江上波夫(东京大学教授),二人皆受过张寿彭恩惠。说起当年张掌柜的种种义行,三人约定,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上撰文称扬张氏。江上波夫直至1985年出版《江上波夫著作集》,才在第七卷的自序《农耕民族不死论》一文中兑现这次约定。以提出“骑马民族征服说”而闻名的江上波夫自称,他之所以执着于比较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强调“农耕民族不死论”,直接来自他的留学经历。

有了以上经历,江上波夫认识到,中国人对于“民族不死/永生”的观念是生而有之的,不会因为国家的暂时灭亡而被扑灭。农耕民族的忍耐力、信用力,是农耕文明对抗野蛮暴力侵扰的基石之一。

在琉璃厂东街和琉璃厂西街交界处附近,有一座过街天桥,桥的墙面上写有“琉璃厂”。“琉璃厂”三个字还出现在附近几个公交站牌上。借着这些标识,我们可以大致知道琉璃厂在什么位置。

店大欺客与宾至如归

从与旧书店的店员交往点滴经验中,日本学者可以提炼出如此宏大的理论,这样的升华,首先取决于异国学者将这些出身低下的“坊友”视为中国的象征,视作有价值的田野研究对象。

《文奎堂书庄目录》,由东京的文会堂书房代售

战后担任庆应大学教授的奧野信太郎,1936—1938年在北平留学之时,受到文奎堂热情接待:“文奎堂其中的一位掌柜名叫张寿彭,河北交河人,是北平书店里最能够抓住日本人的商贾。张掌柜就像拿着善本好书来钓鱼的渔夫,能够时不时拿出一些客人最希望得到的书籍,这样不知不觉就和你结成了长久的关系。我喜欢到文奎堂去坐一坐,就算不买书,只是看到这里那里散落的善本,就已经知足了。”(《北京襍记》,二见书房,1944年)

内田智雄自1944年之后未再踏足中国,1956年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同在北京留学的福井康顺(早稻田大学教授)、江上波夫(东京大学教授),二人皆受过张寿彭恩惠。说起当年张掌柜的种种义行,三人约定,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上撰文称扬张氏。江上波夫直至1985年出版《江上波夫著作集》,才在第七卷的自序《农耕民族不死论》一文中兑现这次约定。以提出“骑马民族征服说”而闻名的江上波夫自称,他之所以执着于比较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强调“农耕民族不死论”,直接来自他的留学经历。

有了以上经历,江上波夫认识到,中国人对于“民族不死/永生”的观念是生而有之的,不会因为国家的暂时灭亡而被扑灭。农耕民族的忍耐力、信用力,是农耕文明对抗野蛮暴力侵扰的基石之一。

战后担任庆应大学教授的奧野信太郎,1936—1938年在北平留学之时,受到文奎堂热情接待:“文奎堂其中的一位掌柜名叫张寿彭,河北交河人,是北平书店里最能够抓住日本人的商贾。张掌柜就像拿着善本好书来钓鱼的渔夫,能够时不时拿出一些客人最希望得到的书籍,这样不知不觉就和你结成了长久的关系。我喜欢到文奎堂去坐一坐,就算不买书,只是看到这里那里散落的善本,就已经知足了。”(《北京襍记》,二见书房,1944年)

在琉璃厂街买卖东西,和在北京的潘家园文物市场差不太多,买卖双方谈好价格,买定离手,一切都按老北京的规矩来。

借助文求堂主人的威望在日本催款,这一建议出于中日两家书店之间长期以来建立的良好关系。不过,对此提议,文求堂主人并未配合,文奎堂只好逐一给日本学者写信催促。增井评论道:“信里提到那些日本的先生们,一边厌烦着文奎堂强行推销的经商方式,回过头来又赖人家的账,不难想象这其中的滑稽吧。”(《文奎堂的来信》)

天天坐立不安的内田智雄向张寿彭诉说此中难处,张氏安慰他:“文奎堂的存货是以前价格还比较便宜的时候存下来的,你就按原价付款行了。”内田1940年6月才来华工作,两人认识不到4年时间,而且张只是文奎堂的掌柜之一,还不是店主,却如此大方快诺。1965年内田智雄写道:“当时听到这句承诺时的感动与感激,就算过了二十一年,现在仍然无法忘却。由此不仅看到张寿凤安抚我的苦衷与体贴,更显现了中国人重然诺、守信义的普遍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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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书铺善于充分利用品牌营销和口碑营销来增加图书销售量。旧书铺往往做的是老主顾与熟人生意,因此诚信经营、道德经营,可谓其制胜法宝。齐如山先生曾经问过书铺的老板,读者如果只是光看书不买书岂不赔钱吗?他的回答是:书铺的买卖,道路

跨国邮购业务蓬勃开展的前提是拥有相应的跨国书籍运输能力。仓石武四郎在1930年4月至6月之间,将留学两年之内所购书籍分为9批邮寄回日本,每一批均是文奎堂掌柜赵殿成带着伙计到仓石的宿舍打包、拉书,每批寄书包数均为三位数。6月13日,“文奎堂来取书,九次而成。赵君之功,可铭录也”(《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次年4月,吉川幸次郎回国,也是赵殿成帮他把所有书籍打包成300多个邮政包裹邮寄到日本。

截至1944年4月底,3个月之间,文奎堂共向京都挂号邮寄了1700个小包,每个含邮费共3.4元,共花去5780元,再加上纸箱等原料及包装费,京都大学最后向文奎堂支付10540元。木村英一《关于中江文库的报告》提到文奎堂的“义侠之举”,“输送的状态虽然受到很多限制,经文奎堂之手,一册书未损,安全到达京都”(《中江丑吉という人:その生活と思想と学問》,大和书房,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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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你在家中想看什么书,他还可以给你送去,你若看完了不买也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想写一篇文章,要用的参考书家中没有,你可以去借,只要说明“我暂作一次参考”,你看完了,他便取回。倘若你要借难觅的书,他知道某学者有,也可以替你去借。因为有书之家你不一定熟知,而有书之家常买书,与书铺一定相熟,所以他去借容易得多。这对于学者和读书人是多么方便!

农耕民族的忍耐力、信用力,是农耕文明延续的基石之一——从与北平旧书店的店员交往点滴经验中,日本学者可以提炼出如此宏大的理论,这样的升华,首先取决于异国学者将这些出身低下的“坊友”视为中国的象征,视作有价值的田野研究对象。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典型的中国书店——文奎堂(《北支》1939年第11期)

追求利润是私营旧书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在民国旧书业的激烈竞争之中,文奎堂的日本生意并非独门生意,然而却在日本文献中留下了比其他几家旧书肆更为深刻的足迹。王钟翰《北京书肆记》概括民国旧书业的风气,“重行规、尚义气,目能鉴别,心有轻重”。文奎堂的第一代主人王云瑞“以信义为人重”,颇被士林嘉许,他之后的文奎堂各大掌柜及店伙,在日本学人的记叙中亦多有“信义”之举。然而这种对于敌国的“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意味着对本国的“不义”。1936年在琉璃厂通学斋当学徒的雷梦水,后来曾有一句评价:“旧社会书商重利不重义,专门为外国服务的书商更可耻。”(《书林琐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又比如书铺善于充分利用品牌营销和口碑营销来增加图书销售量。旧书铺往往做的是老主顾与熟人生意,因此诚信经营、道德经营,可谓其制胜法宝。齐如山先生曾经问过书铺的老板,读者如果只看不买岂不赔钱吗?书铺老板的回答是:书铺的买卖,道路最窄,平常人不但不买,而且不看,而书铺所来所往的,只有几个文人,文人多无钱,也应该帮帮他们的忙。常看书之人总有买书的时候,倘他能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做一批大点的买卖,也是常有的事,这哪能说白看书呢?齐先生讲的这个故事,说明书铺老板和经营者非常懂得口碑营销的力量,口碑塑造的品牌一定是过硬的品牌。今天书店经营不也是如此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汇率急变,日元暴落,江上的留学补助也到期了,必须回日本。这时他宿舍那些尚未结算的书籍堆积如山,手头的日元换算成中国元,已经完全无法支付书款。他和最常打交道的文奎堂“大人物”张寿彭商量,对方如此回答:“鄙店介绍的小书铺的书,建议您先结算和提货。只是鄙店的话,等汇率对您来说好转的时候再付款也可以。我们之间不存在十年、二十年的付款期限。”最后不仅小的店允许优惠结算,两家大店的书也全部包装好,邮寄到江上的日本家中。

做人情,做熟客。帮助他人,有点像现在的免费游戏,但是又没有这么多套路。认认真真帮助他人。期望日后能带来点收益

在中日书籍运输史上,有一桩文奎堂充当主角的往事值得特别一提,那就是现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人文研”)的“中江文库”藏书从北平运到日本的曲折过程。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先生的儿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江丑吉,旅居北京30年,1942年8月去世。遵照中江氏的遗嘱,其北京寓所的6000多册汉籍、800册洋书,捐给京都大学人文研。时任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员的内田智雄,被师友推举负责此事。

文奎堂的老店主王云瑞是河北束鹿人,他的十八弟子多数来自河北南宫、束鹿、冀县等地的穷苦人家。这是民国北京旧书业的一大特色,从业者大都是来自河北乡下的农民子弟,被称为“河北帮”。1940年到1943年,内田智雄在河北栾城县、昌黎县以及京津沿线铁路做“惯行调查”,他关注农村的“冥婚风俗”,于是带着问卷,问遍了北平旧书店的河北人,得到不少鲜活资料,尤其是“文奎堂的张寿彭氏跟我透露一些他的家乡交河县的冥婚风俗”(内田智雄《冥婚考》,《支那学》第11卷第3号)。

张中行1930年代在北京大学上学,常到隆福寺一带溜达,“印象深的只有三家,两家大,一是路北的文奎堂,一是路南的修绠堂,书多,气派大,也许由于店大欺客吧,连是否从那里买过书也不记得了”(《负暄续话·隆福寺》)。这正如当代那些国际奢侈品名店在买不起他家牌子的顾客眼里可能是“店大欺客”,而对于目标顾客群来说,这些大店给主顾带来的可是“宾至如归”的贵客享受。1920—1940年代到北京游历的日本客人往往出手大方,文奎堂自然对他们更加地躬出揖入,一味周旋。于是在日本学人的燕京访书记中,频繁地看到文奎堂店员殷勤迎送的身影。

这个不是很清楚哦,琉璃厂不是类似于淘古董的店铺嘛,在封建时代的时候有喜欢古董的人应该会去那些地方淘吧!就是个做眼力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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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旧书铺除了卖书,还充当了公共图书馆的作用。提供阅览服务,有桌椅,茶水,可抽烟,代买点心。而且可以为买家淘市面上找不到的珍贵书籍,经常到学者家中送书。这也就对各学者的藏书了如指掌,可以为不同的买家提供借阅。另外一点还可以赊账。胡适,鲁迅等著名学者都是这里的常客。

1944年初,日军为了军事调配,严格限制民间的大批货物输送,京都大学通过日本大使馆联系日伪政府开办的华北交通公司,被严辞拒绝,称无法从北平运出大批书籍。在官方、军方那里碰壁之后,通盘考虑经济性、快捷性、安全性,内田智雄最后只能动用和文奎堂掌柜张寿彭的私人关系,全部由文奎堂负责。

问:1944年北平琉璃厂的旧书铺是怎样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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