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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文整理与古籍人才培养

有清一代,就唐代文学基本文献编成两部大书,一部是康熙间编成的《全唐诗》九百卷,一部是嘉庆间编成的《全唐文》一千卷。两部书的编成,前后相隔百多年,在这百年间学术界最重要的变化是乾嘉朴学的兴起,学风变化带动《全唐文》总体编纂水平的提升。据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统计,《全唐诗》存诗49403首又1555句、作者2576人,《全唐文》存文20025篇、作者3035人。两书编纂虽各有程度不同的问题,能将一代诗文汇编于一书,便利学者与读者之利用,且二书皆有钦定的名义,足够权威,学者因此信任使用。二书成书至今各有三二百年,仍为学者案头最重要的典籍,足可说明二书之价值。

最近30多年唐代文学文献研究整理的成就和对全唐诗文整理的期待20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30多年间,唐代文史学界的成就举世瞩目,如果举其大者,我以为特别可以指出以下诸端。全唐诗文整理的学术难度和编纂方略我曾在10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学术评价应该考虑八个方面。可以说,唐诗整理大约近百家以别集为主整理,其余3500位诗人的作品则要广参群籍来校勘写定。从全唐诗文整理谈古籍人才的培养以上谈了全唐诗文整理的学术难度和应该追求的学术目标,可以认为,真要做好此项工作,需要古籍整理人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知识和组织能力。

现代学术讲究科学、精致与准确。《全唐诗》《全唐文》主要是为科举选士与诗文酬应时代的士人准备的大型文献总集,主要满足士人诵读唐代诗文之参考。两书皆不注文本来源,编次与小传皆不算精确,其他也偶有疏失偏颇,就一般诵读来说,关系不是很大。近代以来,学者对此越来越感觉问题多有,难以饫足。对此,具体考订很多,系统研究稍少。最近几十年,《全唐诗》的祖本,包括明末胡震亨所编《唐音统签》、季振宜《全唐诗》的几种传本(包括台湾影印《全唐诗稿本》,北京《故宫珍本丛刊》所收奏进本,另中国国家图书馆尚藏一本)陆续为学者所知,带动了唐诗文本研究的总体展开。学者今已了解,这部收诗不足五万首的大书,所收唐前后之诗逾千首,互见诗(即同一首诗见于两人或多人名下者)超过6800首,失收之诗(包括《全唐诗》成书后发见者)近万首,《全唐诗》之不尽可信任,已为学界公识。只是当代学者新编《全唐诗》之议,已说了几十年,尚未能实际完成,此一工作难度,可以想见。与《全唐诗》相比较,《全唐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全唐文》的初本出自海宁陈邦彦所编,因为原本不存,也只能从《全唐文·凡例》等零星记录中得到点滴印象。二十多年前,我曾撰《述〈全唐文〉成书经过》(以下简称《经过》)一文(刊《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广搜清人的零星记录,对《全唐文》编修的起因、“内府旧本《全唐文》”的可能面貌、《全唐文》的主要撰修者、《全唐文》之用书普查、《全唐文》之体例得失、《全唐文》编修质量不孚众望的原因,在当时情况下,似乎已经做了竭泽而渔的努力,有所发明,也深感此一课题再往前推进之困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我的主要工作是编纂
《全唐文补编》,在今所能见的唐宋以降典籍中,在复核《全唐文》已收未收文本的基础上,为该书作补遗。披检群籍中发现有疑问,陆续有记录,后整理为《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刊《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和《读〈唐文拾遗〉札记》(刊《中西学术》第一辑,学林出版社1995年6月)。因为我的工作重心是为《全唐文》作补遗,主要精力放在新见唐文的鉴别、考订与校点,有关《全唐文》的研究与考订,仅是旁骛兼及,不可能做到深入探讨。前述检讨成书经过一文,是为《复旦学报》校庆九十周年专号而撰,仅用两星期赶写成文。

学术;文本;学者;唐诗;编纂;全唐文;研究;古籍整理;拓本;校勘

夏婧博士成长于上海,本科在复旦中文系学习,硕士、博士皆获免试直升,由我忝任导师。她基础札实,硕士期间做过《太平御览》引书与《北齐书》文本的研究,让我看到她踏实勤奋的读书能力与驾驭群书、发现问题的悟性。对进入博士阶段的学生,我一般会提供若干可以做的选题,与同学反复讨论后再确定。与夏婧讨论的过程已经不尽记得,就我的习惯,一般会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展开途径、开拓空间与完成困难。就《全唐文》来说,我先后肄力于此接近十年,更了解做好此一研究,必须要完整地驾驭全唐一代的文献,对每一篇唐文之传播轨迹加以追索,再加原书成于清中期,更有必要广泛阅读清代文献,包括清宫档案以及嘉庆前后人的文集与论著,能否有重大的突破发现,则尚在未知之间。夏婧不畏艰难,勇于挑战,从逐篇文本的梳理开始基本的研究,日积月累,持续三年,按时毕业提交论文,在论文答辩时获得答辩老师的很好评价。记得当时有赵昌平先生与罗时进先生出席,盛赞其论文行文老练,学风踏实,新见纷呈,将《全唐文》研究在前人基础上推进了一大步。此后她随周振鹤教授作博士后研究,兴趣转为《水经注》的文献学考察。2015年起出站留校工作,复经三四年的认真打磨与补充,终得定稿付梓。我受委撰序,先期细读全书,愿意在此将此书的新收获传达给关心唐代文史研究的学人与读者。

清编全唐诗文的成就与缺失

本书分四章,大端其实是两点,一是《全唐文》的编修过程,二是文献取资。二者有联系,但致力方向则有所不同。

今人研究唐代诗文,主要还是利用清编《全唐诗》和《全唐文》。

就编修过程来说,本书有几点可以特别指出。

《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五年编成于扬州,由曹寅召集,彭定求等十位在籍翰林编纂,仅历时一年半即完成。现在由于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稿本》影印通行,可以知道迅速成书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两家的成果,以季书为主,以胡书补遗,稍作订补,删简校记,统一体例,匆遽成编。虽然问题很多,但毕竟完成唐一代诗歌的总汇,300多年来广受诗家和研究者之重视。

编修缘起及宗旨。笼络士人、彰显文治是一般看法。夏婧特别注意到嘉庆十三年(1808)修书诏颁布之初的说明是“崇文讲学”,十九年御制序则特别强调“至释道之章咒偈颂等类,全行删去,以防流弊,以正人心”,与前一年政令申明“修礼明教,秉正抑邪”一致,应与清廷当时疲于应对天理教教徒起事、整顿政务有关。

《全唐文》于嘉庆间下诏编修,由董诰领衔,实际主其事的则是徐松、孙尔准、胡敬、陈鸿墀等人。其工作底本是海宁陈邦彦于雍正、乾隆间初编的的所谓“内府旧本《全唐文》”,徐松等人又据得见的四部书、《永乐大典》、方志、石刻和佛道二藏,作了大量的遗文网罗和校正工作。历时6年,先后有50多人参与编修,终成书一千卷。存文20025篇,作者3035人,除首列帝王外,臣工均以时代前后为序。《全唐文》成于朴学既盛时期,主事者又颇具学识,在搜罗遗佚、录文校订、小传编次诸方面,均优于《全唐诗》。但不注所出则两书相同,漏收重收、录文缺误、事迹出入等问题也所在多见。

关于《全唐文》的底本。葛兆光教授《关于〈全唐文〉的底本》(刊《学林漫录》九集,中华书局1984年)据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考知,清廷重辑时所据旧本《全唐文》为海宁陈邦彦所编,由两淮盐政苏楞额在乾隆末年进呈。《经过》一文曾据法式善的记录稍有推知。夏婧有幸发现上海图书馆藏《全唐文目》钞本五册,曾为阮元所有,经比对有关陈邦彦辑本的各类零星记录,精密考订,确认这部钞本就是陈书的相对完整的篇目,可能是在新本编纂期间录副以便比对分析者。据此知陈书全书分十六函,每函十册,以撰人立目,收录具名作者近一千九百人,存文一万一千余篇,《文苑英华》、《唐文粹》、唐人别集所存文章,已经悉行收入,且于地方文献也颇有采录,可当“卷帙闳富”“采辑大备”之评价。至于此本之误收,如房玄龄名下收《权文公遗表》,将吕温自撰作品以“温自作”列目,将杜元颖编入初唐,将富嘉谟编入五代,皆以往所不知者。误收篇目,不仅有刘宋孔熙先、赵宋王珪文,将三国请立诸葛亮庙表误为后蜀文,甚至收到清人吴镜秋的词作。非单行篇目,则收入从《晋书》到《旧唐书》各史论赞四十多篇,又收入不少史传中的问答奏对语。夏婧更指出后者当录自明初所编《历代名臣奏议》。陈邦彦辑本总目之发现,夏婧认为此书“为清廷后续工作的展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还愿意指出嘉庆馆臣之新编,不仅纠正了陈书的众多错误,也彰示新本的总体学术质量,在常见文献以外增加八九千篇,谈何容易!

清代编纂全唐诗文,主要目的是存一代文献,供写诗作文之参考。二书完成一代文献的总汇,至今仍为学者所重视。与现代学术对文本完整、原始、准确的要求有很大不同。

关于编修人员。《经过》主要关心负责编纂事务的总纂官九人,本书则对所有正副总裁及总阅官、提调官、总纂官、纂修及协修官、收掌官及佐修人员,以及未列名而曾参与修书者,于各人生平及于此书之贡献,皆有细致的记录。对扬州刊校人员,则另列一节加以罗列,其中涉及嘉庆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秦恩复、梅曾亮、顾广圻、赵魏等。所涉细节很多,如以往一直传严可均因未能入《全唐文》馆,负气编上古三代以下历朝文,夏婧则确认严氏虽未入馆,但曾代为辑录《金石萃编》以外的碑版文,不存在入馆遭拒事。《经过》有一节写到总纂陈鸿墀与总裁董诰之矛盾,夏婧则指出陈因编书获优奖,被贬是因讹写先帝庙号,后期仍参与扬州唐文馆之刊校。

先说《全唐诗》。经过现代学者的反复研究,全书存诗49403首又1555句,误收非唐五代诗逾千首,重出互见诗约6800首,今人补录的佚诗已经超过8000首,至于录文讹误、小传差错、编次欠妥、体例未善等问题,也在在多有。

《全唐文》成书的编纂定稿过程,则因有编纂底稿二种之发现,得以知晓许多细节。一为上海图书馆藏《全唐文》底稿七卷,为潘重规旧藏,2008年、2010年嘉德国际两度拍卖后成交,媒体多有报道。所存为卷510、卷512、卷513、卷531、卷539、卷551、卷556。二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全唐文》稿本十九册,存卷91至卷100之目录,及卷72、卷77等十八卷。从上图本可以见到,该本最突出的钞写特征是作者小传与首篇正文、各篇正文之间均不接续,每篇作品单写,且文本内有大量校订批语,如陆长源《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天头处有据正本、石本校录的大量异文,且因校改颇多,另誊清录正一遍,以便付刊。小传部分,则多先据正史本传节录,复据其他材料补充改写。具体篇目方面,也曾据多种文本会校,有时甚至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涉及文辞忌讳与避本朝讳的改动,也多存痕迹。北大本更见同一文曾经多人比校,许多批语粘签仍然保存。这些底稿,可以看到在乾嘉学术风气下编修诸臣之治学态度,可惜未能贯彻始终,已出校者也未能全部吸收在定本中。

再说《全唐文》。因为曾大量参考内府善本精拓,以及当时还保存丰富的《永乐大典》,该书保存有数量可观的仅见文献和最佳录文,但未能贯彻始终。如昭陵诸碑,文本极差。大赦文书常将一篇文章或全文,或片断,分录为五六篇。嘉庆以后,为其作补遗者代有其人,至今新见唐文超过两万篇,几乎与《全唐文》存文篇数相当。

《全唐文》初编完成后,于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由总裁董诰奏请付刊,至二十一年十月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奏告刻成,二十四年正月同人奏,则得嘉庆帝御制诗,补入刊本再度刷印。此三篇奏状在清宫档案中发现,知道《全唐文》定稿及初刊的基本情况,也知有御制序者为二次印本。

最近30多年唐代文学文献研究整理的成就和对全唐诗文整理的期待

夏婧发现,阿克当阿收到内廷移交的两部《全唐文》钞本,其中一部今存上海图书馆,每卷为一册,十册为一函,总计一百函,与阿克当阿奏状所述一致,为正副二本中的正本。夏婧比对后发现,正本部分篇目的增删痕迹,显示文本在正式付刻前仍经反复校改,最终篇目与刊本趋于一致,偶有拟删而未尽者。

20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30多年间,唐代文史学界的成就举世瞩目,如果举其大者,我以为特别可以指出以下诸端。

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全唐文校档》,存105页,所涉为卷351至卷390部分。夏婧考察后认为校档内容源于对正副本的文本比勘,成于扬州覆校阶段的可能较大。相关校勘意见对唐史、唐制有充分理解,整理者凭借传统经史学养校正文字讹误的成绩尤为突出。但因书成众手,确当的校改未能贯彻始终,从而影响全书的质量。

一是以敦煌文献和石刻文献为重心的大量新见文献的系统整理和刊布。目前敦煌文献的绝大部分已经有高清影印本的刊布,主要文本的整理校录和研究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石刻文献的整理影印,20年前已经完成旧拓本的影印和校录,近年陆续新发现的文本数量尤为可观。此外,域外汉籍的介绍和研究也卓有成就,佛道二藏的数字化已经接近完成,传世善本的影印和流布也让学者可以便捷利用这些以往很难见到的文本。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全唐文移篇删篇补篇目录》,存三册,署清人蒋衡编。涉及移文185篇,删作者10人、文118篇,补文增作者14人、文54篇。夏婧认为蒋衡卒于乾隆初,未参与《全唐文》清廷重纂,也与陈邦彦书无关,编者为误署。此目录实际是在钦定《全唐文》付刊前,在扬州比对初纂正、副二本时所作的调整与补充,可部分反映初编阶段的文本状况。

二是唐代诗文作品和作家研究的深入。其中有关作家生平传记的研究,以1980年代陆续编纂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为代表,包括大量专著和论文,从一流大家到仅存一二篇作品的小家,生平基本脉络已经得到清理,有关唐代诗文的寓意解读、互见甄别、真伪考辨也有很突出的建树。

以上部分,因为第一手地发现《全唐文》编修、付刊阶段的大量原始文案,除正本钞本外,各部分均属零残,仔细推敲分析后,夏婧发现许多以往人们不了解的隐情,并由局部推衍全书编修体例与校订,新见纷呈,保证全书的学术品位。

三是唐人别集校勘注释,在旧本整理和新本笺注方面,都很有成就。一二流大家文集的整理本已经基本完成,传世的重要唐集之善本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有些别集有了三四种不同的新注本。其中前辈如瞿蜕园笺刘禹锡集,朱金城注白居易集,今人如刘学锴等注李商隐诗文,刘真伦校注韩愈文集,达到很高的水准。

关于《全唐文》的文本来源,日本学者早年做过两部很杰出的著作,在此不能不提到。一是平冈武夫、今井清编《唐代的散文作品》,一是池田温《唐代诏敕目录》。前者为《全唐文》中的作品逐篇标注文本来源,常见别集与总集都用到,虽然注出者仅占全书十之六七,毕竟很有用。后者非为《全唐文》而编,但将有唐二百八十九年间逐年逐月逐日所颁诏敕,均标识文本来源,无论完残,也不论《全唐文》收录与否。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辑录《全唐文补编》时,我曾向历史系徐连达教授借用过日本原版,收获很大。夏婧的目标是为《全唐文》所有二万多篇文章找到较早的文本来源,也希望确认《全唐文》编纂时依据的是哪一文本。在《全唐文》原书解题、校记、考异中,偶会提到,数量很少。前述编纂时的各种文档,有较多的线索,可惜当年因成于众手,为求画一体例,全书一律不注来源。夏婧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为全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找到了文本源头。这一工作,她在提交论文前已经完成初稿,但彻底写定极其艰难,我建议她在答辩时可以不必提交。因为篇幅较大,此次尚难一起定稿,可稍晚另书出版。本书所附《〈全唐文〉编纂用书简目》,虽是简单的推测书目,即是据新编文献来源篇目排定,读者宜有所注意。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方有本书附录二《〈全唐文〉文献来源待考篇目》,除李商隐、陈致雍肯定出于《永乐大典》的近三百篇作品以外,待考者还有159篇,约占全书百分之零点八。此部分有近百则简注,对各文的相关线索加以说明,可知诸篇大致可靠,来源可能为《大典》或今所不知的地志、碑拓。

四是全唐诗文的补遗卓有可观。《全唐诗》补遗开始于日本市河世宁,近代以来则孙望、闻一多、王重民、童养年迭有所得。我继踵前贤,续有所得,1992年汇编为《全唐诗补编》,约得6000多首。此外,徐俊清理敦煌诗卷,续得近千首。唐文补遗始于清末陆心源,得3000篇,拙辑《全唐文补编》补7000篇,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尚存文5000篇,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录文约5000篇,近年新发表墓志另有逾30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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