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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的帽子文洁若的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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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街茶室里感叹曾经失去的时间

本文作者开心地挥舞文洁若赠送给他的萧乾的帽子

那一年,文洁若女士前来周庄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我们于是又有了一次与文坛前辈叙谈的机缘。古镇老街地上的青石砖,街边银子浜里静静的流水,还有那些斑驳的老墙头,也许引起了老人对沧桑人生的遐想。说到关于时间的话题时,洁若女士很是感慨:“过去浪费了多少时间啊!”——我们都明白,文洁若女士的一切,都是与1999年故去的夫君萧乾先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说到被浪费了的时间,人们自然联想起那个年代的“大右派”萧乾,风波跌宕之中,一位卓越文人与自己所钟爱的笔整整断缘22个春秋。劫难困苦难移一对至爱伴侣的情感,不离不弃命运与共的岁月里,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在里头!

萧乾慈眉善目、天性率真,他的厚道圆融,有时被人误读为“圆滑”。1956年巴金进京开会,曹禺请客,他问巴金想请谁作陪,巴金说萧乾等。餐毕,曹禺去柜台结账时发现萧乾已悄悄把账结了,曹禺很尴尬。后来有人提起萧乾时,曹禺云此人“滑”,并在文章中说萧乾“滑得像泥鳅”。实则萧乾厚道迂阔,胆小出名。文洁若曾亲口对我说,自1958年邵洵美因寄到香港的信被截获而坐牢后,萧乾与海外友人通信都留有底稿。人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萧乾是别人被蛇咬,他也怕井绳。

“幸好来到了新的时期,社会安定了,得尽可能地补回失去的时间啊!”洁若女士如是说。

谬托知己,萧乾是我的恩师,教我为人作文,我已写过多文,不再赘述。

我们最初说话的所在是沈厅门前一家临河茶室,在座的还有京城另一文学名家顾骧先生。话语间,窗前河浜里的游船驶来,闪过船娘青春的面影。与萧老悠然从容的说话风格不同的是,文女士谈话间应答敏灵,语速也较快。那年是2005年,她78岁,脸色红润,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几岁。她说萧乾走后虽然自己也在老起来,但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比如有大量的萧乾文稿要整理结集出版,完成他生前的未竟事宜,而自身图书翻译和写作的选题也不少。文女士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有信心的,她说写到90岁没问题,90岁以后放慢节奏,但不会轻易放下笔,“我还要活好多年呢,活到一百多岁,多补回一点时间。”面对爽朗乐观、对文学事业极富责任感的老人,我们在心底里由衷地祝福她。

萧乾健在时,我只为他与文洁若出过一本《旅人的绿洲》,倒是他过世我退休后,我为他选编出版过《往事三瞥》《文学回忆录》等四本。去年我又为他们夫妇编了本随笔合集《砚田内外》(商务印书馆,2018年)。

离开周庄时,洁若女士要我把当年萧乾先生给我的信件复印后寄给她,因为正在编辑的《萧乾全集》有手书信札这一项,我的同事陈诏先生与萧老联系时间较长,信函多,也寄去了。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2018年末,我进京看望文洁若,一是送去为她写的册页,二是送《砚田内外》样书。这是萧乾作古后我第三次见文先生,世事沧桑,一切与当年都不同了。其居所原先二大套连在一起,因儿女均在美国,萧先生走后,文先生觉得一人住那么大房子太奢侈,处理了一套,保留了靠里面的一个单元。91岁的文洁若尽管腿脚稍不灵便,但健康状态不错,仍坚持独立生活,买菜,做饭,创作。她素来不喜欢用保姆,曾对我说:“我写东西就怕有个人在面前晃来晃去,只要我还能动,坚决不找阿姨。”显然,家中陈设比以前要乱得多,客厅中央堆满书刊等杂物,上面覆盖着塑料布,像个小仓库。办公桌仍是当年萧乾译《尤利西斯》时那张自制的写字台,桌上堆满书报、文具、食品,甚至还有饭后尚未来得及清洗的碗筷。文洁若只蛰伏在那书桌可伸缩展开的一块木板上写字。

其实萧乾先生辞世后的那几年里,洁若女士已经做得很多,先是与吴小如携手整理45万字的《微笑着离去——忆萧乾》,接着协助董延梅编辑出版萧先生暮年著述
《余墨文踪》和《父子角——萧乾家书》,协助出版社完成《萧乾作品精选》(英汉对照)和《萧乾英文作品选》(英汉对照),译完英国女作家的《圣经的故事》和《冬天里的故事》,出版了夫君生前写成的40余万字的《萧乾回忆录》,她自己写的记述巴金与萧乾深厚情谊的《俩老头儿》,以及记述二十几位文艺界人士人生经历的回忆录《风雨忆故人》等书也相继出版。文女士在2007年5月18日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文洁若的勤奋与认真,实在令人动容。我请她在《砚田内外》上签名送我,她用繁体写,忽然停下,说我名字中的“华”繁写记不得了。我说简写算了。她说不行,“张”字已写成繁体,若“华”字简写就“体例不一”了,坚持搬出大字典,一笔一画写上。在翻阅样书时,她忽然发现一幅照片注文把她大姐的名字排错一个字,说要改过来。我说你用笔改一下得了。她说那样很难看,于是便从案头抽屉里找出修正带,然后将那错字消去重写。

“……‘精力过人’不敢当。我只是希望延缓衰老的过程。……今年上半年我得把夏目漱石的《趣味的遗传》译完,这才是正业。今年7月就满80岁了,动作不再灵敏,所幸脑子还好使。”

为钤印,文洁若带我到卧室取印泥,我发现书架上下二层堆满了积满灰尘的《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这是本有故事的书,我读过,是文洁若二姐文树新的日记,一曲凄美哀婉的青春恋歌。1932年,在孔德学校就读的15岁的文树新与教她文学课已有家室的Y先生(著名文艺理论家,一个参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名人)产生了恋情,两人私奔上海,三年后18岁的文树新产下一女,月子中不幸患上猩红热香消玉殒。前些年拆迁,Y先生后人在老房子屋梁上发现一大包文树新当年的日记,文洁若得知此事后很伤感,觉得二姐在世界上没留下任何痕迹,坚持自费把这部日记出版了(九州出版社,2010年)。文洁若靠一己之力,推销了大部分,剩余的仍堆在家里。此书出版之初,我略尽绵力帮其推销了一点,没想到还库存这么多。于是,我马上提出再买10本,请她签名,分送爱书的朋友。文洁若听了之后很高兴,说:“你帮我减轻负担,好呀!”于是,她逐本签上自己和弟弟文学朴的名字。有趣的是,桌面笔筒里有一大把圆珠笔,可抓了一支写不出来,再抓一支仍出水不畅,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支可用的,她签名我钤印。

这里的“精力过人”,是对此前笔者给她信中所言的回应。除了来函中所说译稿情况,那几年她自己整理或协助别人整理出版多部萧乾书稿,如《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散文》《往事三瞥》《老北京的小胡同》《玉渊潭漫笔》和萧乾译作易卜生的名著《培尔·金特》等。

忙毕,文洁若问我可不可以陪她上趟银行,我说当然可以。我见她坐在门口小圆凳上换鞋,腿很难蜷曲上来,这很危险,圆凳没有扶手,如果跌倒就麻烦了。我赶忙蹲下去,帮她把鞋脱下,把毛线袜脱掉,再换上轻便皮鞋,系上鞋带。文洁若连连说:“难为你了,难为你了。”我说:“应该的,应该的。”说真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帮母亲脱过袜穿过鞋呢。因腿脚不便,文洁若已拄拐,我扶着她一步一拐,穿过长长的楼道,坐电梯下楼再过马路,步履蹒跚好不容易走到她开户的那家银行。回来的路上,她让我不要扶她,把钥匙递给我,叫我先去开门,说别耽误我的时间。

“古典主义方式”和人性的光亮

文洁若虽是大家闺秀出身,但历来俭朴,她一年四季的衣服似乎只有两种颜色:蓝或黑。印象极深的是,20多年前我到她家,见有好几只塑料桶用来装水,其中有一只还断了把手。一水多用,淘米水留下洗菜,洗衣水留下拖地。又油然想起2000年8月,《光明日报》记者柳琴与我一起陪她到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接受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给她授勋的事。那天她身着一袭漂亮的旗袍,戴着珍珠项链,脚穿锃亮的白皮鞋,手拎一只漂亮的小手包,好风光。在回来的路上,她悄悄地对我说,她从头到脚这一身装扮,都是柳琴送的。但谁能想象这样一位克勤克俭、节衣缩食的老人,当年与萧乾一起,把历时多年翻译《尤利西斯》所得的四万多元稿费,悉数捐给了国家。

那些年还有一些“额外”的事情呢!例如2011年北京出版一本引人注目的书籍《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策划并参与编辑者正是文洁若女士。我在报纸上读到对这本书的推介描述:“张爱玲没有她真实,琼瑶没有她纯情(指作品中人物)”,殊觉好奇,恰好文女士来上海,我们在上海图书馆的图安宾馆里有一次晤叙,说起这本书,方才明白《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原来就是文女士的二姐文树新。“日记”中记述的内容是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桩“师生恋”,老师是杨晦先生(1899-1983),后来在北京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学生生下一个女婴后患肺炎,不治身亡,年仅18岁。杨晦先生是一位活跃的文化人,司马长风所著《中国新文学史》(上卷)在介绍“沉钟社“和“太阳社”时,就有杨晦的名字,1925年“沉钟社”于北京成立,创办人是冯至、林如稷、陈翔鹤和杨晦等,出版的丛书中有冯至的《昨日之歌》、陈炜谟的《炉边》和杨晦的《悲多汶传》(翻译)。杨晦的学生,散文家、编辑家吴泰昌先生则在老师辞世后编了一部《杨晦选集》,还写了散文《寂寞吗?杨晦老师》。

我收拾好满满的两大手提袋书,正准备告辞时,文洁若忽然叫道:“张昌华,慢走,我送你一件萧乾的遗物要不要?”我忙不迭地说:“要!要!”只见她手捏一串钥匙,颤颤巍巍地走进卧室,打开老式衣柜上挂的小锁,从柜中取出一顶深蓝色的毛线绒帽递给我,说:“这是当年我给萧乾织的。”我瞥了一眼她头上的帽子,颜色式样差不多。我把帽子握在手中,感觉轻轻的、暖暖的,很舒服。为讨老人开心,我装萌把帽子往头上一戴,有意在她眼前晃了晃。文先生笑着说:“挺好看,挺好看。”忽而又补了一句:“这可不是右派的帽子。”

洁若女士告诉我,事情过去60多年了,“师生恋”中男主人公的儿子在阁楼上的旧纸包里发现了这些日记。有机会读到这些日记的她难以抑制内心的波澜,她说日记中展示的少女单纯清洁的精神状态,那种古典主义的情感方式,蕴含了人性本质中可贵的善良和美丽;二姐钟情文学,日记中不时可见的对于中外文学作品独到而细腻的欣赏描述,很是耐读;而少女恋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丁半点情感之外的物质功利追求,也让人印象深刻。看完日记,薄命二姐的这位五妹坐不住了,她觉得只要界别明白特定年代一些道德伦理层面的是非观念,公布一本民国少女的日记,对当今物欲潮流中年轻人的阅读可能不无裨益,所以便编成了这本书。笔者认同文女士的观点,“图安”晤叙后,旋即写成《封藏78年的寂寞心歌》一文,刊登在《解放日报》的读书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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