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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

沈先生曾以“王土”的笔名写过陈原的编辑活动,2000年还为陈老的《总编辑断想》写了“后序”,为自己因退休来不及实践陈老的出版观念而遗憾。晚年撰写了很多文章,追忆与陈老的“密切交往”以及他跟从陈老学到的编辑经验。他1950年代在人民出版社任陈原等诸老秘书,陈老“把着手”教他最早学的一个手艺是“为出汉译世界名著做卡片”;1980年开始在陈老“遥控”下编《读书》杂志,陈老教他“如何坚持原则性”,如何“坐得住,定得下”。他在文章中说,年轻时欣赏陈老办事的老成,学习其成熟和周到;年老后在陈老领导下工作,则羡慕他精神上的年轻,学习他锻炼朝气和活力;最觉得学不完的是其学问上无穷无尽的探索精神。他称自己学陈原做出版“只得皮毛”,但就翻译介绍西学和为人为文的智慧而言,可以说深得陈老之精髓,他学到的不仅是出版理念和外语,还有对人生世事的洞察和睿智。就连其晚年立下的“不再谈稿子、不再开正会,不再出公差”的誓言,也与陈原晚年“不参加三人以上聚会,不接受媒体采访”等规约有神似之处。

五年前的9月14日,着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创始人范用先生逝世。更早之前的2004年,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读书》首任主编陈原先生作古。老一辈的出版人虽逐渐凋零,但是他们的风范依然值得后来的从业者记取。作为范用先生的继任者,沈昌文先生曾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主编多年,与范用、陈原等前辈都有密切的来往。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沈昌文回忆范用的访谈以纪念,从中或多或少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出版业的艰难历程。
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范用先生是哪一年,在什么场合?当时他给您的印象如何?
沈昌文:我1951年3月从上海到北京进入人民出版社,大概在4月份就见到了范公。因为我在他的部门工作,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期刊出版部的校对科做校对员。范公是期刊出版部主任,他是我的领导的领导。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1年4月初,在人民出版社所在的东总布胡同。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威严的领导同志。
您眼中的范用先生是一个怎样的出版家?
沈昌文:他的一生都是为了书籍尽心尽力,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没有改变。
现在我们知道,《读书》杂志是由范用、陈原、陈翰伯等老同志联合创办的,当年他们之间是如何配合工作的?
沈昌文:创办《读书》时,我没有参与。一年后,我才进编辑部。进去后我发现,范公在名义上不是最主要的,实际上他出力极多。这是他多年做事的特色,就是不愿出名,而是幕后组织和操控。例如创刊号李洪林的文章,标题“读书无禁区”是编辑部改的。我后来对媒体说是史枚先生改的。我有根据。因为我手里有当年留下的手稿,上面是史枚的笔迹。但后来范公对传媒说是他改的。我起初以为他弄错了,后来一想他是对的。他办事的特点就是幕后操纵。他一定对史说标题要改,史就改了。
但是,两位陈老那时也是对《读书》尽心竭力的。他们管大局。我手里有陈翰伯在创刊期间的批示,已在我的书里发表过了,大家看,老人家对这刊物多尽心。更不要说在创刊两周年时他主动亲自写的那篇《两周年告读者》了。陈原老人家,单给我写的有关信件就有几十封。总之,要是把当年三位的合作比喻为一个公司的话,陈翰伯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原是总工程师,范用是办公厅主任。
范用先生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时候,三联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副牌。据说三联能独立,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1986年,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后,第一任总经理却是您,而不是范用先生。
沈昌文:这我也很奇怪。我那时位卑职低,上层的事说不清。三联独立确实是范公大力办成的。他是独立的筹备小组组长。但到正式独立,1985年底,上面宣布他离休。可实际上他那时六十三岁,还不到六十五。也许那时政策规定六十岁以上不能新任命为领导。
不过那时下面也有一个传闻,说范公一次去上面开会,居然同一位高级领导顶撞了起来,他公然说对方的水平只能搞总务工作,管不了文墨之事。这传闻自然不可信。至于提名我当总经理,范公对我说过,是他和倪子明同志一起提的。那是他多年后为了某事写信痛骂我时提到的,认为他后悔那时的提名。
您曾经说过,您一辈子受到范用先生的关照和提携,能具体说说吗?
沈昌文:在这里举一些显着的例子。第一件是1951年我做校对员之后不久,犯了一个大错误。当时正在抗美援朝,我校对的《新华月报》校样中把“抗美援朝”排成了“援美抗朝”,我没有校出来。当时我还是初校。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他给了我教育但并没有处分我。这是对我的关照。这是我参加革命出版工作之后犯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1957年反右的时候,该年的上半年,人民出版社也因为内部的一些问题,群众意见纷纷。当时我也是群众,尽管我还没入党,但已经被提拔为社长秘书。我出于正义感,觉得应该对党内的问题发言,结果发表了一点意见,也在别人的有鼓动性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我对几位当年很积极的先生比较钦佩,其中一位是戴文葆。某一天晚上,范公和我谈话,他告诉我第二天要开始反右,戴文葆要被点名批判,我应该及早表明态度。听了之后我知道情况有变化了。当天晚上就写了大字报和戴文葆划清界限,第二天早晨贴出来。那时范公是反右办公室主任,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我,让我首先揭发了戴。所以之后在讨论我的问题的时候,大家觉得沈昌文虽然有重大的错误,但是在戴文葆的问题上是立了大功的,因此我的错误可以不划成右派。所以1957年的组织上给我的结论是“中右”,不是“右派”,避免了以后去劳动改造。这两件事是我印象比较深的。
1953年底1954年初的时候,我离开了他的部门,作了总编辑的秘书。这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翻译了一些俄文的资料。那时年轻人中懂俄文并且能够翻译资料的并不多。我从他的部门调出来,当然他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具体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我在之后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概他在其中出了不少力,但我本人并不太了解。
在办《读书》杂志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我正在考虑离开人民出版社,去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是跟陈原提的。但是后来范公找到我说:“你不要去了,我和陈原商量了,你留下来成立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你来主持,并且负责《读书》杂志。”当时他起了什么作用我不太清楚。
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可能他觉得我不成材,否认有这事。但是我记得很真切。我1960年入党,当时在党支部讨论时遭到很大的反对。我被认为走白专道路,在阶级斗争中间表现不佳,可是他尤其是还有一位社领导王子野都很支持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我非常感谢。
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范用先生跟您交恶,甚至绝交。您能谈谈是什么原因吗?
沈昌文:这个原因很复杂了。我想有三个原因。他尽管已经在1985年底离休了,由我来主持独立后三联的工作,但是他还是经常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出主意、想办法。其中有很多意见很好,我也都执行了,可是有三方面的事情我没有做到,这可能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感。第一个方面是他提出来要做的我不敢做。原因很简单,我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宣传方针、整个的大方向。举个例子来说,他不主张对作家的稿件进行删改,但我很喜欢删改。我一定要按照宣传方针来改动,特别是翻译书我删得更厉害。对这点他很反感。他一直是不主张删的,有名的事件是巴金的《随想录》香港版删了的部分,他居然全部恢复,当时让我们大吃一惊。但当时我还不是主要的负责人,不便发表过多的意见。等到我成为主要负责人之后,我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进行,让他很反感。这个是我不敢按照他的办法做的。
第二个是我不善于按照他的路子走,特别是关于艺术、关于美、关于封面。他懂得书、懂得艺术。特别是关于书的装帧,在这方面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一定要照改。到我主持工作之后,在这件事上经常阻止他,而他则认为我不懂美、不懂艺术。我的基本立场是站在美术家这一边,觉得他们怎么设计就怎么做。他喜欢干预,而且讲的话是比较凶的,如说“你不懂”、“你们怎么这么庸俗”等等。这个我也跟不上。我到现在对书的装帧,最能接受的是以后我在别的地方组织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这样的水平,他当然绝对受不了。
第三个是我完全不想按照他的路子走。他在离休后还是经常跟作家约稿,而且把稿费等问题都谈定了,价钱都比较高。这个事情我讲实话是比较反感的。因此他代表三联书店约的稿件我退了一些。三联书店初创时期,经济非常困难。他的特点是完全不管经济。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家的时候,他只要了三十万块钱、一百来部稿子。以三联名义出版的翻译稿他一部都不要。其实已经出版的书都已有纸型,重印不需要多少本钱,而且当时翻译书的原着是不付版税的。但是他完全不管这些。他的理由也很难驳倒,就是说邹韬奋先生当年就是艰苦奋斗,你们要学习他。我主持工作时,没钱、没房子,经济非常困难。说实话,是靠别的三联书店的老前辈帮我借到钱的,那些老前辈有的是反对他的,跟他有矛盾,现在来支持我们。所以我的三个“不”——不敢、不会、不想——是和他有很大矛盾的。以至于他认为我是一个完全不够格的搞出版的人,所以和我绝交。后来有大量的言论骂我不成材,他也给我写信当面骂我,在信中也直说要把信抄送给党支部。
我也有受范公启发完成了他的理想,但是改变了他的方法。举个例子,他那时候很想恢复《生活》杂志,亲自编了《生活》杂志的试刊,打了报告要求出版。但是最后没有批准,因为他要办的刊物的言论太激进了。等到我临退休以前想起这件事,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又打了报告,最后办了《三联生活周刊》(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生活”两个字已经被哈尔滨的某个杂志用去了)。这本《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办到了今天,我很高兴。这个启发应该是从范公那里来的,可是必须改变范公的思路。他听了这话也许会生气。其实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确实是从他那个路子来的,但是加以改变,适合需要。他是老前辈了,以往我向他汇报工作都很难,比如我告诉他:“这样不行啊,上面不赞成。”他就会说:“上面的谁啊?你让他来找我。我做出版的时候他那时在哪里?!”
再举一个小例子。《读书》办了一些时候,他和一些老革命提倡要搞读书会。这自然是好事。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在人民出版社就搞过读书会。我是那时在那些读书会上才知道《围城》的,借来读了大感兴趣。但是,我们现在搞了一阵,我发觉有些大学的党团组织对这种活动很警惕。那时,从电视上看到牡丹电视搞顾客服务活动,我受到了启发。我灵机一动,把我们的活动更名“读书服务日”。对上面报告说我们搞的是产销合一,于是皆大欢喜。范公觉得他提出的活动在不断举行,也高兴。
当然,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不多。大多数是让他烦心的。
不久前,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先生发表了回忆范公的文章,其中提到范公的个性,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文章中说:
他性格刚强、决断明快、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却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认定要做的事,往往坚决果敢,全力以赴,一竿子插到底,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他办事能力较强,工作效率高。但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我发现他身上总脱不掉过去地下党时期形成的某些习性,如我行我素,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喜欢独断独行,不习惯集体领导等等,常被人认为不太好和他合作共事。他还有一种“傲上”性格,对有些他看不惯的领导人他会躲开,不理他们,他很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发展到不愿和上级机关打交道。
其实他个性耿直,待人真诚,酷爱出书、编杂志,一心扑在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我和他多年来一直相处很好,因为我了解他,知道他的性格,也敬重他对事业的执着和认真,所以在工作上我尽力支持他配合他,让他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别人的书稿选题要集体论证通过,他策划的选题书稿则由他一人拍板决定,我们都不去干预。
您也曾说过,您对范公,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难道就因为他对您有恩,您就没想过要向他消除误解吗?
沈昌文:我没有想到要和他消除误解。向他解释过若干次,没效果,之后他还不断地给我写信来骂我。于是我想以后就没有必要去解释了,我还是想法销声匿迹吧。我在他面前躲开,甚至想离开三联书店。为此,在1991年1月20日,我专门写信给三联书店前辈徐雪寒同志。我说:“五六年以前,我曾满怀热情,参与筹建‘三联’。以后承乏全局工作,诚惶诚恐,力求实现理想。然而几年下来,我已完全幻灭,承认恢复‘三联’之举必不能在我手上完成。这中间,客观困难自不论。在主观上说,则无论老中青三者,均无法达致共识,是一重要原因。我是‘中’一辈,自应斡旋期间,促进调和谅解。然而因我本身姿态不高,亦因某些老同志要求过苛,使得裂痕越来越大。某些三联前辈对‘三联’出书和经营之指责,我已屡闻。这些看法,确实有理,切中肯綮。然而,在现在的情况下,大多做法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不得不尔。”“我自去年已还,憬然有悟,悉知底事之不可为,因已向新闻出版署坚决请辞。我在书面辞呈里明确提出,我的工作之最重要败笔,即为处理不好与‘三联’前辈的关系,而这对‘三联’这类老店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澳门新葡亰登录,现在范用先生已去世,如果您还可以解释,您会说什么呢?
沈昌文:现在也不必解释了,本就没有公开的言论,但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很多,我也不再解释。
您曾跟随陈翰伯、陈原、范公等老一辈出版家多年,他们的工作方式各异,或者异中也有同,您能介绍一下吗?
沈昌文:我跟陈原的关系特别熟悉,跟范公的矛盾可能一部分也在这儿。

我没想到的是,歉意尚未表达,却又一次有求于沈先生。当我把编选的《陈原序跋文录》交付商务印书馆时,责任编辑陈洁提出请人作序,经请示陈老助手柳凤运先生,大家都认为沈先生是最合适的作序人选。我找出他那由废打印纸裁切而成的“废纸我买!”漫画名片,把书稿目录发给他,忐忑地提出作序请求。他很快就客气地回复,是陈老把他带出来的,惠他良多,但他已写了许多,特意推荐出版界两位领导作序。最后我看书稿清样时却惊喜地发现,沈先生2008年2月写了一篇序言《一个晚辈的感言》,讷于言的我把感恩之情藏在心底,一直没有机会当面“谢助威”。

而说起吃喝,应该从1954年人民出版社开门办社,与奉为“衣食父母”的作者召开的“十一场座谈会”开始,沈昌文自述这些座谈会后的饮宴是他参与安排的,也许昔日饮宴场景令他印象深刻,所以才有后来三联书店韬奋中心二楼的咖啡馆吧?在这间咖啡馆,我第一次拜会出版家陈原,那是1998年元旦后第二天,是陈老安排的约见地点。甫一坐定,便看到沈先生带着他那招牌式微笑走过来给陈老打招呼。谈话结束时,我提出请沈先生帮忙与陈老合影,也与他合影留念。陈老执意结账,服务员笑言沈先生已结过了。后来读他的回忆录才知道,沈先生经常在咖啡馆与作家谈书稿谈选题,都主动结账,这次遇见他最敬重的陈老,当然不会错过。诡异的是,相机中的其他照片都洗印出来了,与沈先生的合影却因为曝光过度,一片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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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双逗他:“那陈原没有记恨你呀?”他盯着女儿说:“那时谁都批判他。”他女儿插话:“你现在忏悔吗?”他不予置词,接着说,“因为他(陈老)原来当过国际书店的领导,有人认为他升得太快了。”他似乎沉浸在回忆中,迟疑地想说什么,沈双对他说:“我们回家吧。”他马上站起来:“好,回家。”神态像一个听话的孩子。

2018年12月,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陈原100年诞辰座谈会上,我又一次见到沈先生。他深情回忆陈老对他经营三联书店“指点最多,出力最大”,告诫他办《读书》杂志要形成自己的个性,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从传承的意义上说,从韬奋一代到范用一代,再到沈昌文董秀玉一代,“读者至上”的传统一直秉持,一脉书香蕴结在人和书中,而沈先生在《读书》开办的服务日活动,就是薪传之一例。散会后我赶紧趋前,拿出《阁楼人语》《师承集》《八十溯往》《也无风雨也无晴》请沈先生签名。那天中午在灯市口一家饭店吃自助餐,沈先生的女儿沈双陪伴在侧,他自己取了很简单的素菜吃。等他慢慢吃完,我问沈先生上午在发言中说“有些话现在不能讲”具体何指。沈先生看着我们,像是犹豫,又像若有所思。我认真地对他说:“您现在不讲,以后就更没有人了解这些情况了。”他望向远处,似在斟酌词句:“总之是,陈原是……怎么说呢?陈原是左右逢源。今天重要的事情我没谈。特殊时期陈原挨批斗,被批斗得很厉害,我对他的批斗发言尤其全面,就像今天的发言那样全面。”

近日读了俞晓群先生祝贺沈公米寿的文章,我不禁恍然,沈先生已经88岁了!重读他80岁后集辑的文集《任时光匆匆流去》,我才发现以前忽略的封面,从该书“出版说明”得知,这幅画是著名画家谢春彦先生2011年专为“沈公昌文八十华诞”而作。画面中,大红色寿字上部是书堆,红光满面的沈先生曲坐在书堆前,右手举着斟满红酒的高脚杯,似乎在邀读者干杯。我想借用这画中意境,此时此刻肃然而立,向沈先生表达敬意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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