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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与戴望舒鲜为人知的友情

近日,友人青年评论家黄德海兄发来微信,咨询金克木在《改文旧话》一文中所提,发表于抗战时期香港某刊物的一篇佚文:

萧红与戴望舒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英年早逝,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杰作;他们都有三段不堪回首的婚恋;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志士;他们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就是这样两个人,他们却有着一段不曾为人关注的友情,这段友情虽然短暂,却又是那样纯真感人,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更显真挚。
1938年年初,戴望舒挈妇将雏到了香港,不久便接到“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公子、年仅十九岁却精明干练的胡好的邀请,聘他担任胡氏家族《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从此,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的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内外中国人心中的“明星”。由于《星座》办得出色,《星岛日报》因此声誉日隆,一跃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戴望舒曾经放言:“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诚哉斯言!海内外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达夫、徐迟、卞之琳、楼适夷、萧乾、萧军、沈从文等都成了《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当然,戴望舒也没有忘记身居重庆的鲁迅的得意门生——萧红,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邀请他们为《星座》撰稿的。
萧红发表在《星座》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说《旷野的呼喊》,这是1939年1月30日,萧红住在重庆米花街一号、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小说约两万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戴望舒对这篇宣扬抗战的作品十分欣赏,收到稿件后很快就在《星座》上连载,从4月17日开始至5月7日连续予以刊发。在此后的数月中,萧红又陆续寄去小说《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稿件。尤其是萧红这篇在北碚黄桷树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戴望舒觉得此稿文情并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非一般泛泛而谈的纪念文字可比。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香港漫画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社等救亡团体,准备举行聚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戴望舒为配合这一活动,特意从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萧红这篇文章,获得读者广泛好评。
敌机对重庆北碚频繁空袭,为远离敌机的轰炸,求得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萧红和端木蕻良打算离开重庆远走他乡。端木蕻良建议去桂林,说艾青等人都已去了那里;萧红主张去香港,因为香港有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戴望舒,同时,端木蕻良的《大江》正在《星岛》连载,她自己也有多篇文章在《星岛》上发表,有较稳定的稿费收入,生活会大致无虞。
1940年1月17日下午,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到港后,他们租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孙寒冰处。刚刚安定下来,戴望舒即突然造访。他与萧红夫妇虽已神交近一年,却素未谋面。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对这突如其来的晤面,三人均感喜出望外,一见如故。戴望舒邀两人去外面就餐,这或许可看作戴望舒有意为他们接风洗尘吧。三人叙谈良久,戴望舒约他们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参观,萧红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满心欢喜。
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后,作为香港文协的当家人,戴望舒安排了一次欢迎会。
1940年2月5日晚,香港文协在大东酒店举行会员聚餐会,欢迎萧红和端木蕻良来港,有四十多位会员参加,由林焕平主持餐会。席间,萧红发了言,她谈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重庆文艺界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4月,在戴望舒的关照下,萧红和端木蕻良以“文协总会”会员的身份,登记成为“香港文协分会”会员,此后,萧红数次参加由戴望舒组织的香港文协活动。8月3日下午3时,由戴望舒等人筹办的香港文协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如期举行。会上,萧红作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的报告,晚上在孔圣堂又举行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晚会,其中包括演出由萧红执笔撰写,经冯亦代、丁聪、徐迟改编的哑剧《民族魂鲁迅》。徐迟回忆说:萧红穿着黑丝绒的旗袍与会,朗诵了鲁迅的杂文。她留给人的印象是“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
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萧红几乎没再参加过香港文艺界的公开活动,潜心撰写《呼兰河传》。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持她,并让她把先前完成的章节交给他,以便在《星座》上发表。萧红照做了,戴望舒便从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第693号上开始连载《呼兰河传》。
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边写边登,戴望舒于1940年12月27日,在《星座》第810号上,登完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差四天整整四个月。萧红在这四个月的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在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中,这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的四个月。《呼兰河传》是萧红全部着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着名的作品,是经过戴望舒的运筹推向社会的。在这四个月中,为审稿、发排等工作,戴望舒费尽了心血。就连远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给诗人蒋锡金的信中说:“红姑娘创作甚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日报》副刊排日登载。”萧红对戴望舒这位文学前辈及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
《北中国》是戴望舒为萧红编发的最后一篇小说,有趣的是,此篇与他为萧红编发的第一篇小说《旷野的呼喊》主题相同,情节上也有类似之处。这两篇小说,都反映了我国北方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含悲忍痛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笔调同样浸透了浓烈的故园情怀,但《北中国》却写得更精致、细腻。小说于1941年4月13日至29日刊登于《星座》第901号至917号上。
戴望舒一直热情地关心着萧红他们,他担心他们不适应南国的生活,不时前往尖沙咀看望他们。端木蕻良在《友情的丝——和戴望舒最初的会晤》中曾说:“我们和望舒在香港接触是频繁的,谈论一些问题,彼此也能理解……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味道。”随着萧红和戴望舒交往的加深,彼此之间在人格和心灵上便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萧红是香港文协会员,戴望舒是香港文协的实际负责人。萧红与戴望舒已交往近三年,有着较深的友谊,因此,在萧红病重之际及离世以后,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戴望舒都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从杜宣的回忆录中可读到,戴望舒当时是积极参与其事的。杜宣在《忆望舒》中写道:“日军投降后,我是第一批进入香港的……望舒告诉我,萧红逝世时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几个朋友,搞到一辆板车,自己拉着,走了六七个小时,将萧红的遗体拉到了浅水湾埋葬。”杜宣说的这几个朋友中,就有戴望舒,还有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
1942年3月下旬的一天,戴望舒被捕了,他在狱中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4月27日戴望舒在土牢中写下的《狱中题壁》,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光辉的篇章,是他铮铮铁骨的表白,更是20世纪的“正气歌”。
5月,叶灵凤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将戴望舒保释出狱。经过牢狱之灾,原本身强体壮的戴望舒彻底垮了,哮喘病也日趋严重。冯亦代写道:“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
尽管身体垮了,哮喘病更严重了,戴望舒却一直惦记着萧红。待身体稍稍恢复,他便让叶灵凤陪着去凭吊萧红。1942年11月20日,正值寒冬腊月,他不顾病痛缠身,在朔风中艰难地步行六七个小时才来到浅水湾,这是何等真挚的友情啊!叶灵凤在《寂寞滩头十五年》中写道:“我们去时,距离她的安葬时期已经有半年以上,但是由于当时的浅水湾是荒凉少人迹的,墓上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一道洋灰筑成的大圆圈内,有由乱石堆成的另一个小圈,这就是萧红的葬处。中央竖着一块三尺高的木牌,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大字,墨色还新,看来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笔。当时我们放下了带去的花圈,又照了两张相。”
1944年8月的一天,戴望舒偕友人再次来到浅水湾凭吊萧红。9月10日,《华侨日报》发表了戴望舒一首题为《萧红墓畔口占》的短诗,这首诗后来被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中时,注明日期为1944年8月20日,这大概是他的写作日期。
一年后,戴望舒又来到浅水湾,想必是给萧红报告抗战胜利的喜讯吧!这次是陪同杜宣一行人前往。杜宣在《忆望舒》一文中回忆道:“9月下旬,一个台风刚刮过的下午,望舒带着新波、紫秋和我去浅水湾……我们在浅水湾原来游泳场的沙滩上,看到了一丘孤坟,坟头上插了一个木签,上面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字……她是鲁迅先生亲自培养出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今天竟埋骨于此,只看到一抔黄沙,面对着无垠的荒海,怎不令人悲愤交加。望舒说,当时出于无奈,只能将她葬在这里。”
从1942年冬至1946年春戴望舒离港,三年多的时间里,戴望舒不知去过浅水湾多少次,荒滩已被他踏出了小径,这是何等真挚、何等执着的友情啊!若萧红地下有知,也会为结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戴望舒对萧红的怀念感人至深,不仅仅在于他三年多无数次地去浅水湾扫墓祭奠,还在于他写了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臧棣在《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中写道:“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的……这首诗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该诗全文如下: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短诗,情感真挚,寓意深刻,跳出了一般悼诗的窠臼。诗人献上的一束红山茶,是萧红精神的动人写照,也是诗人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寄托。在漫漫黑夜,诗人在等待,萧红在等待,等待是对民族解放事业必将曙光来临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这是戴望舒从抗战初期升腾起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深化和发展。学者王文彬说:“这首诗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诗人此时早已脱下他先前的幽秘华贵的外衣,沉静下来,运用半透明的富有质感的语言……写出他的丰富、深刻和成熟,写下他一生中最好的、伟大的诗篇。”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9期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香港,传言周作人投敌。我写了一篇小文发表,说的是周作人的思想,意思是,如传言属实,周的思想中已有根苗。从他的文章看不出多少民族主义,倒能看出不少对日本的感情。不知怎么,文章写得不好,惹出一篇批评,说我是有意为周辩护。恰好我正在登这篇文章的报馆,便去排字房找出原稿看。使我吃惊的是文中有不少骂人的话。那文风和几十年以后盛行的大字报类似。这些话都被编者用红笔涂抹又用墨笔勾去了,不过还看得出来。很明显,编者不赞成我没骂周作人,也不赞成那一位因此便骂我。这位编者久已是文坛上未加冕的“盟主”。我觉得他之所以成为“盟主”并非偶然。

由于长年的隔绝,内地学界对香港近现代文学不甚了解,一则卷秩浩繁的公藏文献,因交流渠道不畅而不易利用;又兼许多文献散落民间,更难获取……既如此,遑论在此基础上开展诸如编制索引、辨认笔名、考证史实之类后续工作了。好在自2000年6月起,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与该校中文系合作,将卢玮銮教授(小思女士)慷慨捐赠其多年蒐集、整理的香港文学及文化史料,建立网上数据库,除基本的检索功能外,并提供部分报纸文艺副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初,“香港文学资料库”正式启用,给所有人带来了方便,标志着香港现代文学研究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打开香港文学资料库,检索作者:金克木,竟一下检出十多篇作品,其中至少有四篇,为三联书店2011年5月版《金克木集》失收。(插句题外话,《金克木集》编得确乎仓促,连《读书》杂志上的《佛学谈原》,以及散见于《新民晚报》的多篇诗文均未收入)

《围棋战术》,《星岛日报·星座》第4期,1938年8月4日

《读〈鲁迅全集〉初记》,《星岛日报?星座》第17—19期,1938年8月17—19日

《读史涉笔》,《星岛日报·星座》第443—444期,1939年11月21日、23日

《秘书:地狱变相之一》,《星岛日报·文艺》第40期,1948年8月30日

其中首篇,是借围棋讨论日本侵华战争的战术及中国军队的应对之法,堪为金氏以后一系列围棋文章(《耳赤之一手》《闲话围棋心》《棋外谈棋》等等)的开端,读此可知少年心事,老而弥坚。

写鲁迅的那篇长近六千字,虽因全集尚有八册未出,“只就大体略抒管见,算作‘初记’”,但文中对鲁迅思想的中外两大来源分析得头头是道,对研究青年金克木的独特见解,自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且看这段预言式的感叹,亦可窥豹一斑:

鲁迅的思想未必有承继者,鲁迅的文章一定无传人,鲁迅的著作将有许多孩子们看不懂,只成为历史的文献,然而鲁迅的精神愿能亘古常新,直到阿尔志跋绥夫与安特列夫的世界消灭,武者小路实笃与爱罗先珂的世界到来时,永远给未老先衰的青年以警惕,给老而不死的朽骨以羞惭。

类似的,《读史涉笔》也长逾五千字,可谓集中反映了金氏对历史学的持久关注与思考,从中亦不难觑出作者的独特趣味。如文中有诸如“单以基于目前需要而先定的结论为立场,向史实中去找证明的材料,却对于史实的了解不特不甚可靠,而且往往有害”的话,显示作者反对“以论带史”的研究法;进而结合现实,提出当务之急“应有人编一本《通史问题》,不以敷陈事实为主,以各时代之大问题提纲挈领,于研究大纲下胪列事实”,这一提法,与今天所谓“问题导向”的历史观较为接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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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金克木

《秘书》是一篇微型小说,截取1937年与1947年两个时间点,描摹一位家住石驸马大街某四合院中的朋友,记录室内陈设的书及与之的对话,暗示此人滞留北平沦陷区,抗战胜利后非但毫发无损,还大发其财即将移居美国。妙的是他之前娶了娇妻,同时充当其秘书。之后重逢,女秘书仍在。

另有《拟寓言诗五章》,原为一整体,却在《金克木集》被一分为三,且错拟了写作时间,故也附带提一下。此篇初见于1941年3月30日《星岛日报·星座》,也为同年11月1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编辑发行的《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四/五期转载。

澳门新葡亰登录,多年后的1996年,金克木“在故纸中发现旧稿尚在”,遂在“寂寞中回忆昔年乐事”,乃将这几首中的一首“打油新诗一字未改”,于《南方周末》“芳草地”副刊重新刊出,并撰前记曰:

四十年代初期我在印度,忽接刘北汜君来信,说是他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到西南某地一家报馆编副刊,要求我紧急支援。我想起学法文时背诵的拉封丹寓言诗,遂戏作拟寓言诗五首寄去。将古诗现代化,并非有意讽刺具体的人和事。匆匆过去了五十多年,忽在故纸中发现旧稿尚在,忆及一九四一年郁郁出国,途经昆明,因访沈从文,得识刘北汜,遂去金鸡巷见已在桂林巴金处见过的陈女士。在金鸡巷的小楼上几位青年“言笑宴宴”谈今论古,指点江山,无所顾忌,实为平生一乐。转眼半个世纪过去,当时聚会谈笑的男女友人俱已物化,独我尚存。触目旧稿,返念旧情,真成隔世。

按,刘北汜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在校期间曾与同学杜运燮、穆旦、汪曾祺、萧珊(陈蕴珍)等人组织冬青文艺社。1941年6月,经他联系,还在《贵州日报》辟“冬青诗刊”,将影响力辐射至外地。诗刊由刘北汜主编,每月一期,于次年8月30日出至11期时停刊。1943年,刘大学毕业,留在昆明任中学教师。故1941年刘北汜约稿,尚在求学期间,应与贵州日报冬青诗刊事相关。同时,刘曾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则《抗战文艺》后来转载金克木的这五首拟寓言诗,与刘的这一身份不无关联吧。

值得一提的还有,五首诗当初在港报发表时,原题下多出几字:“赠S.S.”。受赠者S.S.是谁呢?则据金木婴女士2000年8月22日引其父生前所述,称其“并非具体人,而是‘某人某事’(someone,something)之意”,当能自圆其说。

以上仅就一检即得的佚文加以申说,而黄兄委托的与周作人相关的文章尚无着落。估计作者用了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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