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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与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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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

1949年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49年7月24日,茅盾为主席。从那一刻起,至1981年3月27日逝世,茅盾的后半生是与中国作协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如果说,中国作家协会在漫长的风雨岁月中真有什么文学之魂的话,茅盾就是当之无愧的魂灵式人物。

中国作家协会前身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成立于1949年7月23日,1953年10月改称中国作家协会,今年整整70年了。穿过历史烟尘,回望过往岁月,倍感珍贵与亲切。

胡耀邦在茅盾追悼会上的悼词中,对1949年后茅盾的文学贡献有两段评价:“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导工作,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特别是一贯以极大的精力帮助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前夕,他不顾艰险,间道来到北平,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备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他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的前身)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第一任文化部长,并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几十年来,他勤勤恳恳,殚思竭虑,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支援各国人民的进步文化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献出了全部心血。晚年,他经受了十年浩劫的严重考验,始终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对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表示衷心的拥护。他在最后几年里不顾衰病,努力写作回忆录,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仍然为现代我国文学史和政治社会文化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史料。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为人民服务。”这些评价涉及茅盾先生与中国作协工作相关的,至少有四方面内容:一是文学组织、领导工作,二是文学评论,三是扶持青年作家,四是文学回忆录。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茅盾54岁。他担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至1965年底)。尽管毛泽东、周恩来曾跟他谈话,说只是挂挂名,在这两个部门会给他配备得力的助手,可以让他免于事务性工作之劳,但事实上很多重要的外事活动和国务活动,还得由茅盾亲自出场。所以,公务接待和会议占据了茅盾的大量时间,加上体弱多病,让他多次萌生要辞去文化部长等职务的念头。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随着解放军入城的,有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有夹道欢迎的原在北平坚持文艺工作的同志,还有稍后陆续来到北平的曾经长期在国统区艰苦奋斗的文学艺术家,中国新文艺大军在北平胜利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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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负责进行召开全国文代会的准备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6月30日,全国文代会举行预备会,通过丁玲等99人为大会主席团,郭沫若为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总主席。

茅盾文集

7月2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正式开幕。郭沫若致开幕词,茅盾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先后向大会致贺和讲话。大会出席代表753人,会议期间增加至824人。

茅盾家人在纪念茅盾的文章中说,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清净处购买住宅,以便安心写作,这是他当时的想法。动荡生活了半辈子,社会安定了,希望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是这一想法未免有点理想化了。像茅盾这样享有巨大社会声誉的知名人士,并且跟中共有长期渊源关系的文坛领袖,中央政府怎么会随随便便放置在一边呢?像第一次文代会筹备之初,《文艺报》的试刊工作是茅盾亲自负责进行的。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都有明确的记录。后来《文艺报》成为中国作协的机关报,从上世纪50年代《文艺报》发表的文章和座谈会纪要情况看,茅盾始终是重要作者和重大活动的参与者。丁玲作为茅盾的学生,始终对茅盾怀有深厚的师生感情。在回忆文章中丁玲写到:“我有幸曾是茅盾同志的学生,1922年在上海平民女校,1923年在上海大学,都是听他讲授文学课的。后来我从事文学事业,虽不是他的影响,但他却在谆谆课读之中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1932年至1933年,我们在‘左联’同事,我做过一个时期‘左联’书记和‘左联’党团书记。1949年至1953年,我们又在新中国的作家协会共事,他是主席,我是副主席。但我一直把他当作老师,他的态度也始终是我的老师,我们相处非常融洽。”粉碎“四人帮”后,丁玲去看望茅盾,师生感情还是那么深厚,比较一下丁玲在书信和文章中对周扬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作协的很多茅盾的同事、朋友,对他的拥戴和理解。

7月6日下午,周恩来作《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毛泽东莅临会场并讲话:“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作为新中国以来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的茅盾先生,承载着共和国文学的荣光,为繁荣文学倾尽心力。像《人民文学》创刊,他亲自去找毛泽东主席,希望能够题词,毛泽东题词“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并回函茅盾“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毛泽东推荐郭沫若,认为郭沫若更为合适。

7月19日,全国文代会举行闭幕式。7月23日,刚刚参加完全国文代会的208名文学界代表,汇聚在中法大学大礼堂参加全国文协成立大会。大会由丁玲主持,首先通过了主席团名单及大会日程。接着由茅盾致开幕词,他说,这个会的主要任务是要依照全国文联的章程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工作者协会。然后是中共中央委员林伯渠讲话,他号召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真正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参加并深刻地体会实际的斗争,把它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来。随后,丁玲报告了全国文协的筹备经过。下午,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章程草案,并进行了选举。

作为《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茅盾积极团结老作家,使得刊物在短时间内成为国内文坛瞩目的对象。刊物影响力上来了,但门槛并不人为地抬高,而是面向广大的文学写作者,尤其是对于基层的文学爱好者,茅盾积极扶植、认真培养。《人民文学》来稿中,有一些基层文学爱好者的作品,非常稚嫩,但茅盾并不是拒之门外。只要作品有生活积累,有可取之处,茅盾就予以推荐发表。后来茅盾不担任主编了,但一些重要的稿件,编辑部还是会找茅盾审稿,或征求他的意见。从《郭小川日记》《张天翼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多次参与稿件的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茅盾的意见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对杨沫《青春之歌》的评价。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招致读者来信的严厉批评,《中国青年》《文艺报》等开辟专栏予以争鸣,中国作协领导,包括何其芳等文艺界人士非常同情杨沫,不同意那些政治上上纲上线的批评,最后请出茅盾来评价杨沫的《青春之歌》。茅盾的肯定意见具有说服力,平息了这一风波。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7月24日上午,艾青主持会议,冯至报告了头天的选举结果。这次会议共选出丁玲等69名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外,留有待解放区名额6人,还选举出柳青等16人为候补委员,共91位文学界人士组成了全国委员会。大会选举常务委员21人,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最后,郑振铎致《依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文学工作者将稳步走向胜利》的闭幕词。

7月29日上午,新成立的全国文协在东总布胡同22号机关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茅盾主持会议。会议推选周文、冯乃超负责组织部;赵树理、田间负责创作部,宗旨是在创作方面能帮助著作者的创作;冯雪峰负责研究部(后为郑振铎、周立波),研究中外文学及各种文章;艾青、钟敬文、何其芳负责编辑部(后为艾青、靳以);吴伯箫负责秘书处。设立顾问委员会,主任为茅盾、丁玲、柯仲平。

1949年后,茅盾不再创作小说,主要兴趣转向文学批评。曾有研究者统计,1949年到“文革”之前,茅盾撰写的评论和理论文章总数超过100万字。他生前出版有《夜读偶记》《鼓吹集》《鼓吹续集》《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读书杂记》《茅盾评论文集》《茅盾近作》。这庞大的批评文字,相当一部分是研读作家作品的心得。这些评论文字,体现了茅盾对于青年作家作品的关注和关心。像他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不仅维护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文学生命,而且也给人们确立起一种文学批评的风范。他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依稀可以见出茅盾早年那种文学批评的敏锐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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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为加强对文学工作的领导,中宣部决定在全国文协成立党组,组长丁玲,副组长冯雪峰,组员何其芳、刘白羽、周立波、严文井、陈企霞。1952年10月,丁玲到大连休养,冯雪峰主持文协党组工作。1953年1月,文化部召开创作会议,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到会,酝酿把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为中国作家协会。

茅盾

1953年3月,全国文协召开常委会,全国文协党组向中宣部报告,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改组全国文协机构,使其成为实际的领导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批评的机构。随后,中宣部批复全国文协党组由邵荃麟、冯雪峰、丁玲、沙汀、张天翼、田间、戈扬、袁水拍、陈企霞、陈白尘组成,邵荃麟担任书记。

主要表现为,对最新小说创作态势的准确把握。茅盾早年对《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创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曾在文学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这种评论习惯在他晚年的评论中依然存在,譬如《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是对《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上的短篇小说的一个评论,通过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评论,茅盾探讨了当时小说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茅盾自己的审美趣味偏向写实性强的作品,这也是当时创作理论鼓励的一种写作方式。但在这一创作风气之下,真正有文学意味的作品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清理脉络也就是确立一种文学审美标准。在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中,茅盾善于发现一些文学新人,譬如对茹志鹃、陆文夫作品的评论,就是发现新作家的典型案例。他高度评价茹志鹃的《百合花》,认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茹志鹃后来在悼念茅盾的文章中说,“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立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对于陆文夫的小说,茅盾有过批评,但非常看重这位作家的才能。茅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记中,记有“下午读陆文夫小说至此共阅陆作品(小说)二十篇(最近发表于《雨花》之《棋高一着》,刊去年四月号),作札记数万字,凡此皆为应《文艺报》之请,写一篇论文也。”茅盾对于这两位青年作家的评论,至今依然还被很多研究者所引用,显示出评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9月23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期召开。会议期间,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10月4日,大会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章程,并选出了领导机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和主席团,随后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

上世纪60年代中国作协的诸多活动中,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是中国作协领导对一个时期文学创作情况的意见交流和理论总结会议。茅盾在1979年8月30日给邵荃麟评论文集作序时,曾有一段文字涉及这次会议情况:“大连会议是邵荃麟同志知道我打算到大连度暑期,因而就我的方便,把会议地址决定在大连。我白天到会,听大家发言,晚上我就没事了,但是荃麟同志及其他同志晚上还有分组会,还要做总结,所以是日夜操劳。”“要不要描写中间人物?我与荃麟同志的意见是一样。但我不知道他因此惹下了‘杀身大祸’。我不知道他曾因此与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争论。怪不得文化大革命时一些红卫兵几次向我探询:中间人物论是谁提出来的?我答以‘记不起来了’。他们还要问我有没有记录(指开会时我自己作的记录),意欲查看。我答以‘没有’。这也是实情,我向来不会当场自作记录,因为手慢,记了这句,就掉了那句,还不如不记。”茅盾自己没有记录(茅盾日记中,对1962年7-8月间的大连会议情况,还是有记录),但中国作协还是有记录,后来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中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面就注明是根据大会记录整理的。大连会议应该是一次气氛非常轻松和谐的会议,茅盾、周扬、邵荃麟、侯金镜、周立波、赵树理、康濯、马加等十多位与会者发表自己对当前创作问题的看法,发言之间,茅盾、周扬等都有插话。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的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中国作家协会最高机构是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日常工作由理事会和主席团负责。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由88人组成。理事会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冯雪峰、老舍、邵荃麟,并组成主席团。下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一人:秘书长陈白尘,副秘书长张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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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根据工作的需要,设立下列机构:创作委员会,下设小说散文组、电影组、戏剧组、诗歌组、儿童文学组、通俗文学组;普及工作部,创办了《文艺学习》期刊;古典文学部(古典文学研究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国际联络部);文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文学讲习所(前身为1950年12月27日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茅盾与周扬(左)、郭沫若(右)

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下列各种刊物:《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发刊于1949年5月4日,9月25日正式创刊,作为全国文协主办的机关报;《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副主编严文井,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译文》,主编茅盾,创刊于1953年7月;《新观察》,主编戈扬,创刊于1950年7月;《中国文学(英文版)》,主编茅盾,副主编沙汀、袁水拍、叶君健,创刊于1951年,1954年改为季刊。

10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立,党组书记周扬,副书记邵荃麟,党组成员丁玲、冯雪峰、萧三、韦君宜、沙汀、陈白尘、严文井、陈企霞、戈扬、田间、张天翼、张僖、刘白羽、周立波、赵树理、何其芳、陈荒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恢复工作慢慢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林默涵是负责人。茅盾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具有拨乱反正的标志性意义,茅盾为这次会议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曾在《文艺报》工作过的刘锡诚先生,在《在文坛边缘上》(修订本)中,有一段记录茅盾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材料。他指出,在筹备大会期间,鉴于一些文学界的知名人物还没有彻底平反、代表资格受限的情况,茅盾致信负责文联恢复筹备工作的林默涵,反映情况。茅盾在信中说:

中国作家协会成立时共有会员400余人,核定编制245名。中国作家协会在上海、武汉、沈阳、重庆、西安、广州设立有中国作家协会分会。

默涵同志:

您好!近来我常想到:第四次文代会今春就要召开了,这次相隔廿年的会议,将是文艺界空前盛大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应是一次大团结的会议,一次心情舒畅的会议,一次非常生动活泼的会议,一次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会议,一次文艺界向二十一世纪跃进的会议!

1954年7月,中国作协党组调整,党组书记周扬,副书记邵荃麟,党组成员丁玲、冯雪峰、沙汀、萧三、陈白尘。1955年10月,中国作协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为理事会闭幕期间的执行机构,委员刘白羽、曹禺、林默涵、严文井、陈白尘、郭小川、康濯、阮章竞、张光年。1955年12月,中国作协党组调整,党组书记周扬,副书记刘白羽,成员郭小川、严文井、冯雪峰、萧三、康濯、阮章竞、张光年。

我认为代表的产生,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但也应辅之以特邀,使所有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不漏掉一个,都能参加。这些同志中间,由于错案、冤案、假案的桎捁,有的已经沉默了二十多年了!

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如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发展和繁荣创作的问题。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任务》的工作报告。3月3日,受周恩来委托,陈毅作政治报告。3月6日,周扬传达刘少奇关于发展创作问题的指示。会议补选张光年、郭小川等5人为理事。在这次会议上,撤销了中国作协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作协书记处。6月6日,中宣部通知,经中央批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为11人:刘白羽、严文井、康濯、张光年、林默涵、郭小川、曹禺、陈白尘、吴组缃、臧克家、杨雨民,刘白羽任第一书记。

由此我想到,应尽快为这些同志落实政策,使他们能以舒畅的心情来参加会议。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有的省市为文艺工作者落实政策上,动作缓慢。就以我的家乡浙江而言,像黄源、陈学昭这样的同志,五七年的错案至今尚未平反。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向中组部反映,请他们催促各省市抓紧此事,能在文代会前解决;还可以文联、作协的名义向各省市发出呼吁,请他们重视此事,早为这些老人落实政策!

1956年12月,中宣部通知,中央批准中国作协书记处改组名单:茅盾、老舍、邵荃麟、刘白羽、曹禺、臧克家、吴组缃、章靳以、张光年、严文井、陈白尘,茅盾任第一书记。中国作协党组调整,党组书记邵荃麟,副书记刘白羽、郭小川,成员冯雪峰、萧三、严文井、康濯、张光年、黎辛、秦兆阳、韦君宜。1957年1月,《诗刊》创刊,臧克家任主编。中国作协所属单位达到19个,编制482名。

请考虑是否有此必要?匆此即致

1958年4月,中国作协党组调整,党组书记邵荃麟,副书记严文井、郭小川,党组成员刘白羽、萧三、张光年、张天翼、王亚凡。8月1日,作家出版社(成立于1953年)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开,成立单独机构,划归中国作家协会领导。1960年7月23日至8月13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作协于7月30日至8月9日召开了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10年来的文学经验,推动文学创作和理论工作。茅盾致开幕词,邵荃麟作工作报告,周扬讲话。会议号召全体会员和文学工作者积极进行创作劳动、理论批评活动及其他各项工作,为发展和繁荣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学而奋斗。会议修改了章程,增选、补选理事,改选主席团、书记处,选举茅盾为主席,周扬、巴金、柯仲平、老舍、邵荃麟、刘白羽为副主席。书记处由茅盾、老舍、刘白羽、严文井、何其芳、陈白尘、邵荃麟、张天翼、张光年、郭小川、曹禺、曹靖华、萧三、臧克家组成,茅盾任第一书记。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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