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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唐诗之路是如何形成的

编者按

“浙东唐诗之路”是指唐代诗人穿越浙东七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处州、婺州、衢州)的山水人文之路,他们大多从钱塘江出发“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具有浓厚的地理与历史人文因素。其北靠杭州湾,南、东分连会稽山、四明山,境内气候温润、沃野千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浙江学者提出了“浙东唐诗之路”这个概念,使得唐诗研究跟浙江地域文化结合了起来,受到了学界的认同。2018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这样,“浙东唐诗之路”就与当代浙江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了。2019年2月11日,本版刊登了林家骊《“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诗歌创作》一文,介绍了“浙东唐诗之路”的路线、诗人及其诗作。本期我们邀请到林家骊、卢盛江、唐燮军、龚缨晏、方铭等学者,一起探讨“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及其现实意义等。

“浙东唐诗之路”是指唐代诗人穿越浙东七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处州、婺州、衢州)的山水人文之路,他们大多从钱塘江出发,经古都绍兴,自镜湖向南过曹娥江,溯源而上,入浙江剡溪,过剡中,至天台山石梁飞瀑。以后,这条线路又延伸到温州,再从瓯江回溯至钱塘江。

“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具有浓厚的地理与历史人文因素。其北靠杭州湾,南、东分连会稽山、四明山,境内气候温润、沃野千里。同时,浙东地区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河姆渡文明、舜禹传说、勾践灭吴等故事,使人心生敬畏又心向往之。至西晋末年,永嘉南渡,北方世族门阀避难至江左。浙东山水引起了北方士人的浓厚兴趣。对浙东山水的欣赏,贯穿于绍兴至天台一路。江左士人眼中,山水渐渐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琅琊王氏有兰亭诗会,谢灵运有《石壁立招提精舍》《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田南树园激流植援》《登池上楼》等名篇,其为盛唐山水诗的成熟导夫先路,开“浙东唐诗之路”上山水诗书写的先声。因此,“浙东唐诗之路”作为旅游文学的一种,具有浓厚的文化价值。

林家骊(浙江树人大学教授):浙东是唐朝江南道浙东观察使管辖区域的简称,因为观察使驻节越州,又以“越州”代指浙东。“浙东唐诗之路”主要指从浙江渡江抵越州萧山西陵渡口进入浙东运河,再到达越州——就是今天的绍兴,然后沿越中名水剡溪上溯,经剡中到达佛教天台宗发源地天台山。

传统意义上的“浙东唐诗之路”,以钱塘江经越州至天台为主线,于此一路上,诗歌创作与流传甚夥,尤其是越州风光,颇受诸诗人喜爱。

浙东唐诗之路是如何形成的?第一,浙东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浓厚的历史人文沉淀,给浙东山水注入了灵性与内蕴,助力了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

与越州相关者如萧颖士《越江秋曙》,写秋日越江由黎明至日出的江景:“扁舟东路远,晓月下江。潋滟信潮上,苍茫孤屿分。林声寒动叶,水气曙连云。暾日浪中出,榜歌天际闻。”又如李白《越中秋怀》:“越水绕碧山,周回数千里。乃是天镜中,分明画相似。爱此从冥搜,永怀临湍游。一为沧波客,十见红蕖秋。”其以清丽的笔调描写越中秋日之景,即景遣怀。再如孟郊《越中山水》、施肩吾《宿干越亭》等篇皆与此相类。与“诸暨”相关者如骆宾王《早发诸暨》,写自诸暨出发所经一路之风光:“薄烟横绝巘,轻冻涩回湍。野雾连空暗,山风入曙寒。”其描写山中清冷之景,意境深远。与“剡中”相关者如崔颢《舟行入剡》:“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山梅犹作雨,溪橘未知霜。”其描述剡中节候,清新可爱。与“明州”相关者如方干《游雪窦寺》写江南寺庙出尘之美,所谓“地高春色晚,天近日光多。流水随寒玉,遥峰拥翠波”。与“台州”相关者多与天台山及其寺庙有关。如李白《天台晓望》写天台山巍峨气魄与壮丽景象:“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凭高登远览,直下见溟渤。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再如王建《题台州隐静寺》:“隐静灵仙寺天凿,杯度飞来建岩壑。五峰直上插银河,一涧当空泻寥廓。崆峒黯淡碧琉璃,白云吞吐红莲阁。不知势压天几重,钟声常闻月中落。”碧琉璃与红莲阁的色彩相碰撞,月落与钟声相交融,既写出了气势,又写出了空灵。这些山水诗,既有淡妆的清新怡人,又有浓妆的美艳绚丽,是“浙东唐诗之路”上山水之美的真实写照。

浙东诸地,北靠杭州湾,南与东分别与会稽山、四明山相连。境内河湖交错、江流纵横,气候温润,风景秀丽,交通便利。西晋末年,北方士人避难江左,浙东山水为中原士人所重。这里美丽的山水引起他们极大的好感,他们为之感叹,为之歌咏,也就带来了北方文化和浙东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流。对浙东山水的欣赏赞叹,贯穿于绍兴至天台一路。孙绰在他的《天台山赋》里提道:“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而谢灵运做永嘉太守时,更有一批诗作,如《游赤石进帆海》《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发归濑三瀑布望两溪》《永嘉郡东望溟海》《初去永嘉郡》等,这些文献都歌颂了浙东山水之美。

而随着交通的发达,唐代诗人在满览剡溪风光之后,已不满足于仅至于天台山的游览,他们开始了新的探索,向南沿着谢灵运的足迹来到了永嘉即温州,又沿着瓯江溯流而上,经丽水、金华、富阳等地回溯至钱塘江。在这条路线上,与“温州”相关的山水诗如孟浩然《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朱庆余《送僧游温州》。与“婺州”相关者如陈子昂《春日登金华观》、戴叔伦《婺州路别录事》。与“睦州”相关者如杜牧《睦州四韵》。而与“富阳”相关者则多为书写富春江或严陵钓台之篇,如孟浩然《经七里滩》、张继《题严陵钓台》。

第二,繁荣发达的经济条件的支持。东晋以来,江南庄园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庄园往往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世家大族在庄园里面饮酒作诗,欣赏自然美景,还不时召集同好,于山水之间,吟咏性情,以成雅集。唐代的浙东地区社会安定,较少受到兵燹摧残,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再度南迁,经济繁荣发展,让越州成为浙东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影响远大于杭州。据《樊川文集》卷一八记载,晚唐之时,浙东地域“西界淛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可见彼时浙东地区已然成为唐朝政府收税来源的重镇。正是这种经济的繁荣,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提供了充实的物质保障。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山水诗,是对汉魏六朝以来山水诗的发展。其以自然山水为审美对象,以山水感发人生,体道自然。俯仰之间,具见越中山水之美。

第三,文学的滋养是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关键之一。浙东唐诗之路上最耀眼的存在,就是山水诗的书写。晋室南渡后,江左士人眼中的山水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存在的。琅琊王氏于会稽的兰亭雅集,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琅琊王氏兰亭之会,可以与曹丕的南皮之游、石崇的金谷雅集相媲美。至于南朝,以谢灵运、谢惠连为代表的浙东山水诗书写,上承江左,下启齐梁,具有关键的转捩作用,为唐代山水诗导夫先路。

随着“浙东唐诗之路”及其延伸段上旅游路线的日益发展,许多诗人至“浙东唐诗之路”及其延伸段游历。而其亲朋则为之作送别践行之诗,以表达羡慕与惜别之情。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山水诗书写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游览山水的诗篇书写。这一部分诗歌为“浙东唐诗之路”上书写之最。如骆宾王的《早发诸暨》,萧颖士的《越江秋曙》,李频的《越中行》。第二类是诗人写登临怀古。像李白的《越中览古》、孙逖的《登越州城》等。第三类是题居写意的诗歌。这一类山水诗多是关于寺庙与名胜。如刘长卿的《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题国清寺》、马戴的《题镜湖野老所居》、赵嘏的《越中寺居》等。这些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山水诗,以深情之意,写清丽之章,兴玲珑之象,与其他山水诗一起,共同促成了山水诗在唐代的成熟。

以绍兴至天台为主线,在与传统意义上“浙东唐诗之路”相关的诗人诗歌中,有关越州者如王昌龄《送欧阳会稽之任》:“官移会稽郡,地迩上虞乡……逶迤回溪趣,猿啸飞鸟行。万室霁朝雨,千峰迎夕阳。辉辉远洲映,暧暧澄湖光。”送友人往会稽之任,感念会稽诸景。又如白居易《酬微之夸镜湖》:“我嗟身老岁方徂,君更官高兴转孤……一泓镜水谁能羡,自有胸中万顷湖。”虽非刻意描写镜湖之美,亦以湖水自鉴自勉。有关“明州”者如李白《送贺监归四明应制》:“久辞荣禄遂初衣,曾向长生说息机……瑶台含雾星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借问欲栖珠树鹤,何年却向帝城飞。”彼时贺知章辞官回乡,李白作此篇以赠。又如岑参《送任郎中出守明州》,其诗曰:“罢起郞官草,初封刺史符。城边楼枕海,郭里树侵湖。郡政傍连楚,朝恩独借吴。观涛秋正好,莫不上姑苏。”气势磅礴,壮丽出彩。他者如施肩吾《忆四明山泉》《寄四明山子》则为回忆与寄友之作。有关“台州”者如张九龄《送杨道士往天台》:“鬼谷还成道,天台去学仙。行应松子化,留与世人传。此地烟波远,何时羽驾旋。当须一把袂,城郭共依然。”既有对杨道士入天台的欣羡,又有作为友人的不舍与留恋。又如许浑《思天台》:“赤城云雪深,山客负归心。昨夜西斋宿,月明琪树阴。”空灵干净的意象,身已远而心犹在。他者如崔湜《寄天台司马先生》、张子容《送苏倩游天台》、薛曜《送道士入天台》、刘长卿《送少微上人游天台》等,多为送别故人之篇,“浙东唐诗之路”上的风光,亦引发了送别之人无数的想象。

第四,是思想的融汇。自东汉末年以来,道教思潮十分兴盛,并得以迅猛发展。永嘉南渡,东晋立国,天师道蔚然成风。南朝时期,佛教思想渐为昌炽,尤其是梁武帝对佛教大力扶持,各地的寺庙营造如火如荼,正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三教融合,共同发展,天台山就是最好的例证。天台山不但是道教全真派的祖庭,还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浙东山水之间有很多寺观与人文胜迹,诗人们游览其中,在饱览山川之秀时“以玄对山水”,为山水注入思辨与哲理的内蕴,从纵向上强化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思想深度。历史的沉淀,文学的滋养,为浙东山水注入灵性、魅力与精神内核,同时促成了山水诗的成熟。而思想的融汇,则提升了“浙东唐诗之路”的精神气象,彰显了国力的强盛与海纳百川的胸怀气魄,对后世影响深远。

而与“浙东唐诗之路”延伸段有关的诗人诗歌,自温州永嘉至钱塘江一路,有司空图《寄永嘉崔道融》,想象永嘉明丽山水,以寄幽思。又有王维《送缙云苗太守》,述其由会稽任缙云之事,遥想浙东风光与人事安排。再如许浑《送客归兰溪》:“众水喧严濑,群峰抱沉楼。因君几南望,曾向此中游。”诗中之客当于严陵濑向南归兰溪之行,而诗中亦带清冷之意。他者如刘长卿《奉寄婺州李使君舍人》、武元衡《送严绅游兰溪》、元稹《送王十一郎游剡中》等。这些与“浙东唐诗之路”间接相关的诗歌,进一步丰富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文化意蕴与人文情感。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山水诗,渐趋摆脱了六朝之时景色与玄理相割裂的弊端,其将情、景、意渐趋融为一体,圆美流转,或清丽自然,或明媚妖娆,或幽深悠远,或淡泊清浅。以深情之意,写清丽之章,兴玲珑之象,与其他山水诗一起,共同促成了山水诗在唐代的成熟。

卢盛江(南开大学教授):自1988年竺岳兵先生首次提出“剡溪是一条唐诗之路”,1993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来信肯定并正式定名为“浙东唐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知和认可。

澳门新葡亰登录,浙东越中,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优越的地理环境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提供了原始基因。永嘉南渡,世族南迁,江左立国,北方世族文化输入江南,为“浙东唐诗之路”打下基础。至于唐代,“浙东唐诗之路”正式形成,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孟郊、王建、戴叔伦、刘长卿、白居易、元稹、权德舆等唐代著名诗人皆至越中,赋诗作文,进一步促进了这条旅游路线的发展。而通过对“浙东唐诗之路”及其延伸段上作品的搜寻可知,其游览景点相对集中,诗人们酬唱赠答之作甚多。同时,“浙东唐诗之路”上还有众多的僧庙与道观,如绍兴云门寺、宁波雪窦寺、新昌大佛寺、天台国清寺等,这些寺庙逐渐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唐代国力强盛,越中山水壮丽,诗人们游览“浙东唐诗之路”之时,所写的诗歌充满了对祖国山水的热爱之情,表现出积极开阔的心胸,这些诗歌直到今天仍然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因此,“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旅游文学值得我们重视。

“浙东唐诗之路”,是富有特色的山水文化与士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一条路,这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路,也是一条思想文化之路。浙东的山水特色是秀丽宜人、宜游宜居;而社会环境则是人气丰盈,而这让人心情闲逸的人气就是士文化。所以,“浙东唐诗之路”融合了山水文化与士文化。

(作者系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授)

士文化在浙东的兴起,是在东晋。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大量仓皇南奔,南北文化大交融。随着江左政权的稳固,南北士人的心理距离也随之缩短,逐渐走向融合。士人的心境因此平和宁静下来,罗宗强先生极为准确地把它概括为偏安心态。偏安心态使玄风得以继续下去,而玄风的继续又促使偏安心态进一步发展。作为士文化典型表征的东晋清谈,主要是在浙东展开的。东晋名士如王、谢两大家族的人物王羲之、王凝之,谢安、谢玄、谢琰,还有许询、郗超、孙绰,名僧如支遁、白道猷,这些是清谈的核心人物。他们追求潇洒闲逸,追求脱俗的风神雅趣。谢安写诗给王胡之:“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玩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在我赏音。”诗中所写啸歌、赏月、弹琴、饮酒、清谈,正是他们闲逸风雅的士人生活之重要内容。

作者简介

表现士人雅趣的,还有对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的爱好。戴逵善书善画,好与人谈论琴艺。谢尚善音乐,而且能舞。谢安性好音乐。王羲之家是书法世家,王导、王献之、王凝之等人都是著名的书法家。一代名相谢安也善书法。东晋在中国书法史上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绘画也成为士人雅趣,谢安对当时的绘画名家顾恺之的画特别推崇,说“有苍生以来未曾有也”。收藏鉴赏书画也成风,桓玄自己不会书画,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他随身携带,置于左右,一有空就欣赏一番。琴棋书画,是表现中国士人文化素养的生活方式,在东晋士人生活中都有了。

姓名:林家骊 工作单位:

当然还有怡情山水,从上古到后来历代的园林,都说明人们喜欢生活在自然山水环境之中。自然景色进入文学,也比较早,《诗经》、楚辞、汉赋等都有景色描写。但是把追求清逸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游赏山水看作一体,进而用大量诗歌表现山水之美,形成山水文化,则是在东晋。如王羲之在兰亭山水中想到的“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庾友所谓的“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这表明,他们已经从山水中体认万化齐一、万物自然的玄理。

道教与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与士文化密切融合起来,也是发生在浙东地区。东晋之前的葛洪,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后来的陶弘景,都在浙东开辟道场,寻仙炼丹,宣扬道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第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派天台宗是在浙东产生的,国清寺成为天台宗的根本道场。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浙东?因为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要依靠南方士族中的顾荣、纪瞻、贺循、陆玩、虞谭、孔愉这些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就在浙东。因而,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的融合,主要在浙东。浙东既不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偏僻之地,又不会太过纷扰。士人既可以安宁地隐处浙东,也可以随时与政治联系。

当然,更重要的是浙东的山水秀丽宜人。北方士人过江南渡,看惯了北方山水的苍茫广漠,发现江南山水的秀丽明净,正好安顿他们追求宁静的心灵。著名的兰亭聚会,就是这样的山水之游,据王羲之《兰亭集序》,赋诗者26人,不能赋诗者15人,这是前所未有的群体创作,是山水文化和士文化密切联系的典型表现。

东晋浙东名士所代表的士文化与山水文化的融合,奠定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思想文化基础,形成了浙东唐诗之路的基本特点。唐代诗人的活动范围,由主要在会稽越州剡中和台州,扩展到整个浙东,因此才有了一条与思想文化之路融为一体的诗歌游历之路。经考证,共有451位唐代诗人游弋于浙东,占《全唐诗》收载的2200余名诗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留下了1500多首唐诗。

唐代其他地域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的诗歌,如商於之路、西域之路、关中到蜀中,梁宋、齐鲁、湘楚,这些地方,仅从诗人路经而作诗来说,也可以称之为“唐诗之路”。但是,像古代浙东地区这种与士文化融为一体的山水文化,以诗为载体而创作丰富的诗歌之路,在久远的历史发展中,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这些方面,确实能看到“浙东唐诗之路”独有的特点。

唐燮军(宁波大学教授):我主要是讲一下“浙东唐诗之路”与唐代浙东茶文化之间的渊源。

浙东虽然不是茶叶原产地,但据王浮的《神异记》可知,最晚到晋惠帝永嘉年间,就有人忙于采摘、加工甚至销售野生茶了。而《北堂书钞》卷144“茶篇八”专门有一些关于茶的记录,比如有些条目是“调神和内,倦解慵除”“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等。饮茶被公认为具有醒酒、提神、缓解疲劳等功效,也开始成为骚人墨客的创作对象,用来抒情、怡兴、会友、联谊。杜育也为此写了《荈赋》,这篇赋又向下开启了唐诗和茗茶的“联姻”。例如司空图《暮春对柳二首》:“萦愁惹恨奈杨花,闭户垂帘亦满家。恼得闲人作酒病,刚须又扑越溪茶。”“洞中犹说看桃花,轻絮狂飞自俗家。正是阶前开远信,小娥旋拂碾新茶。”

这些被认定为“浙东唐诗之路”的诗篇,大抵可分为四类。一是无意间记载了某地茶树分布之广,例如方干《初归镜中寄陈端公》诗中的“云岛采茶常失路”;第二类以顾况《焙茶坞》为代表,主要描述了茶农手工制作茶叶的部分流程;第三类关于饮茶解忧,譬如孟浩然在所作《清明即事》诗中,就自称“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第四类是品茶和评茶,如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由于诸多文人墨客对品茶评茶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浙东地区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茶文化。茗茶不但成为浙东地区的时尚饮料,而且在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与酒大体相当的地位,正如顾况在《茶赋》中所说,“上达于天子”,“下被于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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