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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将展“新文化的曙光”,呈现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

澳门新葡亰登录,五四运动是20世纪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2019年,值此五四运动百年之际,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将于4月26日起举办展览“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展览回顾1917至1925年北京大学在学术与文化方面种种努力与进展,展示北京大学百年传统的历史生成过程,并向那个时代意气奋发地建设新北大的师生们致敬。

钱报记者回到“五四现场”,找寻彼时的精神源头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

五四时期是北京大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北京大学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的奠定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与展开、五四运动的爆发与传播,无一不以北京大学为焦点,可谓开一时代之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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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荡的时代风潮中,锐意革新的青年人才汇聚北大,围绕新伦理、新思想和白话文运动,展开了中国近代文化最活跃的争论、变革和复兴局面。而一战的终结、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使“庶民的胜利”所代表的全新社会想象出现在地平线上。在危机与希望的交错中,这批知识人吸纳融汇东西学术与文化,展现出对语言文字变革的诉求、对价值重建的关切和对走向普罗大众的渴望。波澜壮阔的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大两代师生合作、对话以及冲突、融通的复杂关系。这其中既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老师辈谋划蓝图,提供方略,为其前驱,也有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五四一代具体地贯彻新文化的学术主张。两代学人在呐喊中上下求索,合力开启了现代中国的转型。

北京大学学生周炳琳在演讲。西德尼·甘博 摄 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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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专院校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前,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

1918年10月22日,刚上任10个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发了一则“朋友圈”:本馆办公室一概迁至新大楼一层。各阅览室亦皆布置完竣,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办公。

第一单元 文化之激荡

101年前完全投入使用的北大“新大楼”,是当年北大文科、校部和图书馆的所在,1918年9月正式落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进入了确立自身精神与制度的关键时期。蔡元培召集了一批兼具世界眼光与本土关怀的新文化精英,在“兼容并包”的氛围中,他们与本校既有传统互相激荡,努力造就一个“和而不同”的学术与文化社群。此一时期,北京大学的制度建设也进入了正轨。各位同仁以西方综合性文理大学为榜样,健全各项学术制度,将北大改造为现代的研究型大学。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红楼和北面的操场,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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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它所在的这条街,直呼其名:五四大街。

胡适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聘书

如此直截了当,可见这幢北京人都知道的“红楼”,在中国历史上,在新文化运动中,在人们心中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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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

1920年8月蔡元培授予法国学者班乐卫和儒班名誉博士学位时的合影

思想之变在这里酝酿

第二单元 风气之转移

目前,一场名为“五四现场”的展览,正在红楼一楼举行。我们也回到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以期从历史的、文本的、遗存的“现场”细节,来还原100年前那一场伟大运动,如何“运动”起来的。

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与中心。北大自身的发展也与该运动密不可分。以《新青年》群体为代表的北大师生,以德、赛两先生为宗旨,创新文化,改造社会,在推动时代变革的同时,也促成了北大的自我更新。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此前的北京大学,用在此读书的许德珩的话说:“当时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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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北大腐败的状况,蔡元培制定了“八字方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从他聘请的明星教师队伍就可以看出,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教授都来了,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在校园蔓延。

《新青年》杂志(左)与陈独秀像(右)

红楼一层东南角119房间,门口挂着“图书馆主任室”的牌子,这是李大钊当年的办公室。在这间普通的房间里,李大钊使北大图书馆从旧式藏书楼,转化为现代大学图书馆。1920年10月,他在这里主持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在这里召集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开会,使红楼成为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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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校长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室在二楼。虽然蔡元培兼容新旧,但他骨子里是趋新的。上任一周之后,他聘请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并大力扶植社团。之后,《新青年》一些中坚作者成为北大新锐教授,如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新锐教授“截断众流”传播新知,与旧派教授和平竞赛,使学风校风立即改观,在推动时代变革的同时,也促成了自我更新。

1920年,北京大学接收查晓园、奚浈、王兰(从左至右)三位女生进入文科旁听,从此开公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两代学人,在呐喊中上下求索

历次文化论争促进了对传统与西方的深入检视与重估。马克思主义经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和传播,影响逐渐扩大。多种社会实践开拓了宽广的生活与研究领域。不同取向与风貌的学人互相切磋砥砺。新学术社群在这种激荡而多元的氛围中成长起来。

红楼一楼,还有一间敞亮的学生大教室,有扶手的椅子摆放整齐,黑板上的板书写着: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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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2日,37岁的周树人在日记里写:“二日:晴。午后自至小市游。”他没有提这一天发生的大事:《狂人日记》写完了。

1921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会员的合影。前排左二范鸿劼,左五何孟雄,左六黄日葵,后排左六邓中夏。

1个多月后,这篇小说发表在5月15日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作者名字: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由此诞生。早在一年前,《新青年》就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在那之后,《新青年》从一本地方性刊物,很快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发行量也从创刊时的1000份,猛翻了1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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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以后,1920年8月,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北大讲师,教“中国小说史”。

北京大学理科化学实验室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在他的《许子东现代文学课》里提到:《狂人日记》最代表“五四”精神,一是借用了西方小说的形式,二是尝试了白话文,三是批判礼教,四是进化论的观点。这是《狂人日记》的基本特点,也是“五四”新文化的四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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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旨在启蒙,五四运动则为救亡。五四运动实则新文化运动精神日出照耀下的壮举。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品学兼优且有以天下为己任情怀与世界主义眼光的“新青年”。

1920年3月14日,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从左至右)合影于北京西山。

如今,在红楼,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北大两代师生、老师之间的合作、对话,包括冲突、互融。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老师启蒙思想,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五四一代具体贯彻,他们后来都成了学生运动中的领袖。

“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

——蒋梦麟《西潮·新潮》

第三单元 精神之回响

五四无论对于北京大学,还是对于现代中国整体的学术与文化历程,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兼容并包”的精神,为形成北大学术传统注入了不竭的活力。此一时期的理念、制度和人才,为在中国创建“学术社会”与进行“文明再造”准备了条件。更重要的是,五四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现代中国民族革命和文明复兴引领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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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成立合影,右起第十位为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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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为北大设计的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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