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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上海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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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创立的中华书局都诞生于上海,它们讲求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质量,还较早引进了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为出版业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上海是中国现代印刷术的发源地。我国新兴民族印刷工业的两大代表——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创立的中华书局都诞生于上海。这两家不仅十分讲求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质量,还较早引进德英美日等国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刚获批“市级民办非企业博物馆”的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历史文物自成一馆。10月31日,澎湃新闻记者走进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听馆长林伟成讲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早年的印刷故事。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原是外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报馆和书馆的排字工人。他们集资3750元,租屋三间,购机器数台,办起了这家小印刷工场,起名为商务印书馆。
早期,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为主。1902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抱着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进入商务。经他擘划,商务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并聘请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不久,蔡元培离开上海赴青岛,由张元济任所长。张元济请来一大批学者和专家加盟商务,开始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译印外国名着和编纂出版各类辞典工具书,使商务真正成为一家出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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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商务印书馆早期印刷的复旦公学毕业文凭。
复旦公学创建于1905年,是复旦大学的前身。从这张文凭可以看到,当时的监督是高凤谦、教务长是李登辉。高凤谦于1903年应张元济之邀进入商务印书馆,被称为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曾组织编写《最新国文教书》等。除了曾于1909年8月至1910年7月出任复旦公学校长外,高凤谦与商务同舟共济30余年。而李登辉1912年出任中华书局董事,后任职复旦校长。
从1907年开始,商务印书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1932年之前达到鼎盛,总人数达到4500人。其中,编译所积聚了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发行所在海内外开办了36家分馆,印刷所在北京、香港设有分厂,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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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辉煌时期的全景。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当时商务印书馆还设有亚洲第一规模的东方图书馆,办有幼儿园、小学、师范讲习所、外语和商业补习学校、函授学社等。出版物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文学艺术、儿童读物、教科书、辞书等各个门类。还出版数十种杂志。
比如《东方杂志》。它是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它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成为了近现代史的见证。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着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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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民国18年第26卷第3号、第6号。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在很多人看来,商务印书馆最为辉煌时期可以与当时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社相媲美。
然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明确将商务印书馆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商务印书馆上海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炸焚毁,被迫停业。董事会随即决定由主要负责人组成复兴委员会,开始一系列的复兴活动。经过半年努力,8月1日复业。复业后,小学、初中用的全套教科书以“复兴”冠于书名。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占全国总量的52%,依然领先于国内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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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刷发行。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再说中华书局。1911年,还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陆费逵看准了时机,他料定革命后的教科书将有一番改革,于这年和戴克敏、陈寅、沈颐等人一起筹集资金,秘密编写新教科书,准备创建新书局。1912年元旦,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弄堂口就树起了一块“中华书局”的招牌。由陆费逵与陈寅、戴克敏、沈颐等集资25000元创办的中华书局和中华民国同时宣告成立。
陆费逵任中华书局局长。在他的主持下,《中华教科书》赶在学校春季开学前伴随着书局的诞生问世。这套教科书有初等小学、教授书、高等小学、中等师范用书共49种183册,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一经发行,风行全国。从此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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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教科书》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中华书局紧接着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1912年秋天,中华书局在福州路惠福里创办印刷所。为了保证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印刷质量,陆费逵和助手唐陀多次去日本考察。他们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引进日、美、英、德等国的先进设备,请德国专家史密斯特来上海传授最新制版、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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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印刷所于1912年秋在上海成立。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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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华书局曾用于书刊装帧的烫金机,到明年就一百岁了,至今可以使用。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他们加快引进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一方面发展胶印力量,一方面积极筹建凹版印刷,为以后大量承印有价证券作了准备。那年9月,中华书局分局增至40处,附设藏书楼于编辑所,已跃为全国第二大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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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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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平版印刷版材之一石印石,1916年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成立时即有石印工艺。使用该版材的平版印刷又称石版印刷,简称“石印”。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还揽到了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画、香烟盒的印刷业务。1930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出任中华书局董事,总厂开始大规模承印有价证券和钞票。1935年至1949年,中华书局先后承印有中央银行的法币券、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以及中央银行的四川兑换券、国币辅币券、铜元券,中央银行的东北九省流通券,广东省银行券、大洋券、大洋辅币券和大洋票,安徽地方银行国币辅币券,湖南省银行印洋票,广西银行通用辅币券等钞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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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印刷总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石印部石印课。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1935年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建成,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陆续迁入。也就在这一年,中华书局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此机为德国政府印刷局专利,高宁鲍厂承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之凹版印刷机。到了1936年,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印刷门类齐全,拥有各类印刷机械300多台。当时中华书局在全国印刷业排名第二,彩印排名位列第一,这是中华书局在旧中国的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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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和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的合影。右边照片人物左五为陆费逵。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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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对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印刷所所长室的复原,其中含原件物品28件。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三通书局(福州路)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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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总店(福州路、河南路)

开书店,怕盗怕抢怕偷,更怕水怕火。民国时期,上海的书业曾发生过多次火情并被《申报》等连续报道,成为读者的一大看点。

“失慎”在历史长河中的书店

天宝印书局,有时也称天宝书局,是一家承接印刷与自主出版并存的书局,建于清末民初,却因一场大火而就此消失了。

1913年9月6日天宝印书局“失慎”。那时,失火称作失慎。9月7日《申报》报道:

海宁路附近北河南路第一千一百二十九号门牌天宝印书局,昨晨五时忽然失火,当经救火会西人到场救熄,焚毁书局房屋五间,捕房即饬中西探查明起火情形,禀复核办。

9月8日《申报》再报“兹经捕房查得保有火险银一万六千两,饬传该局主黄伯林询问一过,谕候查明再核”。9月12日《申报》报道:“准于十三日十一点钟,在海宁路第一千一百念九号、一千一百卅号、一千一百三十一号,即北河南路口,天宝书局日前被焚,印字机器八部、落石机器二部,自来火引擎一部,轧墨机器二部,打墨机器一部,地轴、皮棍、石头、玻璃、纸头数千令,油及铁箱、衣服、生财、木器什物不计,此布。”9月13日礼拜六,由创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鲁意师摩洋行主持拍卖。通过拍卖残值加上投保获得的保险,由公业公所调解后酌赔同业损失。10月13日,上海书业公所在《申报》声明:

上月初天宝书局失慎,同业寄存各书底并纸张等,概付灰烬。此等损失,酌理准情,自应双方分认。惟从前并无规定成例,兹由该局订于十月七号按照双方开明细账,请本公所公同集议,即经分别议定,除印存散片,日久未经取去,当然不能议赔;并未印空存各书底,概不酌赔外,其印过各书底,赔价照原本减作五折,纸张照市价减作七折。当由双方公同认可,随即决议由本公所按照公议,公允酌赔之数,分别照派,藉清纠葛,且见两方面对于此举,感情信用,完全并著,特此通告。书业公所白。

鲁意师摩洋行是英国远东公司1874年在香港以四万两银子注册,在上海江西路宁波路设立子公司,上海也由此出现蓝白方格的拍卖旗。凡委托代为拍卖货物,货价中每元取五厘为酬,每件货物拍卖三次为限,三次尚无人要,以后不再拍卖而酬金仍须照付。鲁意师摩洋行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的拍卖行,主营业务之一是鉴定估价和水火(险)灾后估值。

上海书业公所1905年成立,是以出版雕版书、石印书、翻印书为主的书坊同业组织,其宗旨是“联合同业,厘定规则,杜绝翻印,稽察违禁之私版,评解同业之瓜葛为宗旨”。天宝印书局遭遇不幸后,自然会与寄存各书底和纸张的同业发生瓜葛,于是,书业公所邀集双方“按照公议,公允酌赔之数”,使双方得以面对现实而友情操作。

下面要谈到的这家书局,虽然没有就此消失,但也因为损失巨大而被合并了,从此鲜少有人提起它的名号了——1915年10月19日下午五点半,文明书局栈房突然走电失火,10月22日的《申报》报道:

虹口甘肃路海宁路转角文明书局印刷所失慎,已略纪昨报。兹悉,是晚之火,系楼下账房内所起,霎时红光烛天,火势猛烈,楼梯着火,二层楼上刷印工人纷纷逃下,迨三层楼上各工人闻警逃下,楼梯已断,跳下逃命,跌伤数人,尚有数人不及逃下,已葬身火窟。其火旋经捕房皮带车驰往浇熄,计毁三层楼洋房一幢,先邻大经丝厂亦稍受水渍。昨派工人多人在灰烬中扒出尸体六具,均焦头烂额,肢体不全,车送斐伦路验尸所,报请公共公廨中西官莅验,闻尚有尸体数具未经检出云。

文明书局创办于1902年,是一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编印教科书的书业之一。书局总部设在河南路交通路(今昭通路)口、商务印书馆南首。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的多位创始人都曾是其高级职员。这次火灾对其打击颇大,旋即被中华书局并入,牌号保留。文明书局的创办人俞复后来担任了中华书局印刷所所长。

义士火烧亲日书局

也有火灾是有意为之的结果,下面要说的这家书店被烧可谓是当时局势的一个缩影。

三通书局,前身是1927年创办的华通书局,初期开在四马路望平街29号(山东中路),后移至福州路331号(杏花楼粤菜馆楼下,杏花楼门牌号为福州路343号),经理汪太玄(汪千里),国民党“高干”陈群和闻人张啸林都是投资人。

1938年华通书局与日本三省堂书店合作改组为三通书局,由日本人任经理,“附逆”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工具,独家发行南京维新政府伪政权编的小学教科书,也成为了抗日志士的“眼中钉”。

据1941年2月24日《申报》报道,三通书局发生火警,两颗手榴弹在现场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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