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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文协到中国作协

“早期中国作协”中的“早期”,大体指的是1949年到1966年。1949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文协)作为全国文联所属的8个团体会员之一,其诸多活动与文联的整体规划基本同步。担任文联副主席的周扬主要以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文学翻译、文学编辑而见长,从工作关系和情感关系而言,对全国文协尤为关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全国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周扬担任作协副主席。其间,他还担任了3年多的作协党组书记,直接管理作协的诸多事务。因而,这一时期作协的很多事情,都与周扬密切关联。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立了当代文学所要遵循的‘路线’,规定了‘当代文学’的性质,以及题材、主题,甚至具体的艺术方法。另外一个成果就是成立了‘专管文艺’的全国性机构。”(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4页。)这个全国性的机构就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

1953年,正在参加土改的周扬被召回,参与第二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全国文协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周扬恢复成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还被任命为作协党组书记,从而成为作协党政机构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茅盾在《文艺报》的“发刊词”上号召文艺工作者对即将成立的文艺组织展开讨论:“对于将来的新的全国性的文艺作家协会,它的任务组织,工作方式,会员成分等等,文艺工作的朋友们一定十分关心,而且有很多意见;我们希望朋友们把意见写出来,交给本刊发表。因为筹委会工作之一是起草章程及其他重要文件,当然这些规章要在大会上讨论而后通达,但筹委会同人极愿于事前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在思想上先有一准备。”(《文艺报》1949年第1期)同时,茅盾还发表《一些零碎的感想》一文,对新的文学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性质问题谈了“个人的感想”:新组织究竟应该是“同业公会呢,还是文艺运动的指挥部”,“大概有不少朋友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最积极的朋友大概要主张新的文协必须是文艺运动的指挥部。这当然有它充分的理由,大家都想得到,这里不必絮说了”;“但是恐怕也还有不少朋友觉得新的文协还是不应当完全抹煞它的同业公会(或职工会)的性质,或至少它应具有同业公会与文艺运动指挥部两重的性能,这看来好像是折中的主张,两面顾到,颇易为大家所接受。如果这样,我倒以为应该先让我们把这问题仔细研究研究,先作思想上的准备”。(茅盾:《一些零碎的感想》,《文艺报》1949年第1期)

1961年6月,根据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周扬同袁水拍、张光年等人商讨拟定《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周扬认为,文艺最重要的问题是“双百”方针在不少的地方、部门没有很好地贯彻。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周扬说:“作家还是要写他所看见的、所感受到的、所相信的。”

在7月14日的会议上,大会秘书长沙可夫报告了全国文联章程草案草拟经过,会议讨论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草案)及选举文联全国委员会条例(草案),“经全体代表热烈慎重商讨与修正后,当即表决通过”。(《文代大会第十一日
通过全国文联章程草案》,《人民日报》1949年7月15日)7月17日,选举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大会首先通过包括152人的候选人名单,由主席团根据签名人数发票,当场收票531张。大会选出周文、冯至、陈白尘、钟敬文、王地子等5人主持开票事宜。(《文代大会第十三日
选举全国委员会委员
诗歌工作者筹组联谊会》,《人民日报》1949年7月18日)7月19日上午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同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闭幕式首先宣布文联全国委员会当选委员名单。郭沫若做结束报告后,由周文宣读全部当选委员票数,郭沫若、丁玲、茅盾、周扬等87人当选委员(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次扩大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提补老舍、邵荃麟、孙伏园、艾芜、沙汀5人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另留3名待台湾等地解放后再补。《全国文联举行扩大常委会议
通过今年工作任务报告
提补老舍等5人为委员》,《人民日报》1950年2月13日),彦涵等26人当选候补委员。(《文代大会胜利闭幕
全国文联宣告成立 选出郭沫若等87人为全国委员
一致决议大力贯彻毛主席文艺方向》,《人民日报》1949年7月20日)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周扬在长篇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说,“我们的作品应当最广泛地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劳动人民服务。”“在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中,我们还必须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有些批评者总是凭几个简单的‘公式’、‘教条’来分析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3月6日的理事会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工作纲要》,周扬特别强调要出版作家作品选集。作协理事会所规划的“工作纲要”中,很多内容后来得到了实施,譬如中国作家协会编选、出版了二次文代会以来的优秀作品选集《诗选》《短篇小说选》《独幕剧选》《散文特写选》等,后来还编选了1956年、1957年和1958年的优秀短篇作品选集,促进了作家创作的积极性。1956年3月15日至30日,中国作协和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陆文夫等一大批青年作家参会。

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之后,为了把我们的力量组织起来,具体执行文代大会所规定的方针和任务,我们二百多个来自各地的文学工作者,又在人民的京城北平来举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我们文学工作者衷心感谢你们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和解放的伟大领导,感谢你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关心和指示。今后我们要更加团结,更加努力,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人民文学而奋斗!

1949年至1966年的创作环境起起伏伏,周扬以及其他中国作协领导成员一起,紧跟时代的节奏,同时也做着多种文艺探索。

为了加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根据理事会主席团的提议,决定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下设立书记处。书记处是一个集体的工作机构,它的任务是负责处理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书记处由书记9至11人组成,书记由作家协会主席团从理事中遴选。(《关于成立书记处的决议》,《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27页)书记处的成立,使中国作协有了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常设机构。

中国作协正式挂名以后,从1953年到1954年底,陆续成立了一系列机构:创作委员会、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古典文学研究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国际联络部)、文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文学讲习所等。同时,编辑出版《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文学遗产》《译文》和《中国文学》(英文版)等刊物。周扬担任创作委员会主任,积极组织驻会作家深入生活,与一线作家联系,帮助解决作家们的困难,组织作家讨论作品和文学理论问题,出版内部刊物《作家通讯》。周扬积极参加文艺创作如何表现国家工业建设和文艺工作者到工厂体验生活的座谈会、纪念契诃夫逝世50周年大会、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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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1953年期间,全国文协的主事者是茅盾、丁玲、冯雪峰等。茅盾为文协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丁玲为文协党组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周扬为全国文协21人常务委员之一,他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主题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发表于文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周扬积极参加、支持文协的活动,譬如积极支持丁玲开设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等。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在中法大学大礼堂举行,实到代表208人,主席丁玲,先通过主席团名单及大会议程。茅盾在致辞中说:这个会的主要目的是要依照全国文联的章程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文代会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把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普及到新解放区与待解放区去。我们要求产生更多的表现新时代、新人民英雄的作品,也要求加紧文艺组织工作。文代大会已经胜利闭幕,现在各人将按他的业务组编起来,准备开上前线。然后在全国文联领导之下,配合各兄弟部队,在毛泽东旗帜下,迈步前进。中共中央委员林伯渠在讲话中号召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他说文代大会仅仅是团结的开始,必须把大会的团结精神普遍到全国各个地区去,带到文学部门的各个方面去。

1953年3月24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会议决定在全国文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创作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的机构。创作委员会将在北京的作家按志愿编为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电影文学、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等创作组,分别帮助作家订立和实现其创作计划,进行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经常讨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和艺术的学习。创作组吸收非会员的有写作才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参加,对他们进行培养。会议上选出丁玲、老舍、冯雪峰、曹禺、张天翼、邵荃麟、沙汀、陈荒煤、袁水拍、陈白尘、严文井等11人为创作委员会委员,邵荃麟为主任,沙汀为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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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从左到右:曹靖华、胡风、徐悲鸿、郑振铎、田汉、茅盾
前排从左到右:艾青、巴金、史东山、马思聪

194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扬等人,决定全国文协理事会与解放区文协召开联席会议,筹备新的全国文协大会。此后,中共中央与周扬多次沟通筹委会的名单、具体的工作计划以及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等问题。3月22日,在北平的全国文协总会理监事郭沫若、马叙伦、柳亚子、田汉、茅盾、郑振铎、曹禺、叶圣陶、周建人、洪深、许广平、葛一虹、张西曼、戈宝权等19人开会议决,“原在上海之文协总会,即日起移至北平办公,并会同华北文协筹备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便产生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重建全国文艺组织
将召开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
推选郭沫若等为筹备委员》,《人民日报》1949年3月25日。)这也意味着旧文协和即将产生的新文协的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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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23日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独立建制。在这次会议上,周扬在报告中谈到了改组文联的原因,“文联作为各个文学艺术团体,主要是各个专业的协会的联合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要来直接地、具体地组织文学艺术各个不同部门的创作和学习,是有困难的。由于文学艺术各部门的特点不同,组织文学艺术创作的任务,宜于由各个协会分别地来进行。现在各个协会的组织和工作正在整顿和加强,今后全国文联将继续作为全国文学艺术团体的联合组织,在加强全国文学艺术界团结和联系,动员文学艺术工作者参加国家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上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努力》,《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资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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