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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顾城:单纯的心 注定发生的悲剧

作为当代诗歌的批评用语,“朦胧”最早现身于孙绍正先生笔下,用以概括舒婷的创作风格。不久,谢冕先生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也沿用了“朦胧”一词,如果说,此时的“朦胧”尚是对象征派诗歌美学的继承,但随后,作为一个更为流行的称谓,“朦胧体”的叫法无疑带有歧视和轻蔑的意味。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一文中,他将那些“十分晦涩、怪癖,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的诗称为“朦胧体”。滑稽的是,章文一发表,卞之琳先生随即指出,章明用以批评“朦胧体”的诗歌范本《秋》是“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诗,并不属于朦胧诗的范畴。由此可见,“朦胧诗”从一开始就充斥着误读和谬见,就词汇的意义而言,“朦胧”本身与它意图进攻的靶心一样含混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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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印象中值得珍藏的是顾城在1983年之前的形象,就是他父亲顾工描述的,眼睛盯着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或游动的蝌蚪,眼神里“时惊时喜时忧虑”的那个大孩子。而不是后来戴着那顶摘不掉的高帽子,伪装成“天人合一”的牧羊人。
我在今天也特别留恋顾城留在那个时代的那些诗:“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你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可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样的诗过于浅薄。
认识顾城是因为先认识他父亲老诗人顾工。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中国青年》当编辑,顾工给杂志社投稿,然后介绍我认识了顾城。那时候顾城在北京厂桥街道当木工,王安忆后来见到顾城时说他脸上“带有游牧般漂无定所的表情”,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感觉他身上只染着一种淡淡的单纯,表达的时候又多少有些神经质地喋喋不休。他那时写了很多淡淡的短诗,给全国大大小小的各杂志社、报社投稿,大部分都是退稿,然后换一个信封,再重新寄出去。顾城的转机,我以为是因为安徽老诗人公刘1980年在刚复刊的诗歌刊物《星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这之前,诗坛其实排不上他的位置。
说来有趣,“朦胧诗”名词的发明权其实不在帮助这批诗人成就了这块阵地的北大谢冕教授,而是出自一个无名作者在当时挑起论争的一篇小文《令人气闷的“朦胧”》。这位无名作者显然不可能在当时读过英国作家、批评家燕卜逊写成于1930年的《朦胧的七种方法》。“朦胧诗”开始被命名应该是1979年,1979年三月号由官方权威的《诗刊》正式发表北岛的《回答》,被公认是一种标识。北岛这首诗作于1976年,之前发表于他创办的地下刊物《今天》的创刊号。在发表《回答》后,《诗刊》四月号在“新人新作小辑”中发表了顾城的《眨眼》,但这不是一首能构成影响力的作品,两者之间也并没有联系。
《今天》公认是“朦胧诗”的摇篮,它从1978年底创刊,顾城在它1980年4月出版的第八期上才以“古城”署名发表了不起眼的《山影》、《海岸》、《暂停》和《雪人》,然后在该年10月出版的《今天研究资料》上以真名发表了《赠别》与《小巷》。在《今天》当时的诗人阵容里,他当然只是一个孱弱的孩子,不能与黄翔、食指、芒克、多多他们相比。现在回头看,顾城后来与北岛、舒婷一起成为“朦胧诗”代表人物应该是一种偶然。
“朦胧诗”在骂声中被载进文学史,当时骂派代表有老诗人臧克家与比臧低一代的周良沛,周与公刘、白桦等都是上世纪50年代打成过右派的“昆明军区派”。护派主将是谢冕,另一个出名的是当时在深圳的徐敬亚。骂派极端声音除“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贫乏”,就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一种折光”。护派极端观点是“他们探索的氛围实际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
较量中,最早敢于以“朦胧诗”命名结集出书的是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谢冕作序。到1985年,好像一切尘埃落定,作家出版社以权威面目再结集出版时,变成了北岛、舒婷、杨炼、江河与顾城的《五人诗选》,顾城因此成为代表之一。
现在回头想,顾城被推上这样一个位置也许是悲剧的开端。记得1983年时,他就苦恼地与我说起他的表现容量问题——他周围的诗人都用不屑的口吻说他是抱着一本《昆虫记》在写作。整个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极端地用现代方法寻找博大,杨炼写《诺日朗》,江河写《纪念碑》,顾城相对总是跳不出他那种以单纯去看世界的方式。其实1985年他写出了非常优秀的《颂歌世界》:“你抓不住叶子/抓不住它的声响/事情变得有些快了/甜果子在树枝间撞来撞去。”“你读的那个人在穿衣服/你把反光照进内室/你们同时淹死在镜子表面。”
但这样的诗之小,还是缺少力量。所以顾城说,“我觉得自己不断在勉强自己,所以经常觉得自己可怜。”他说,“我像被针扎住的一个标本,手脚无可奈何地舞动。”他后来的诗开始意象间断裂、跳跃;“像杯子一样圆/就在怀里/错了/轻手轻脚地走/放东西/隔壁说话。”“爬并不是从前的事/这时/车站从中华转向风景。”断裂中的现代倒被人看出了哲学。于是他干脆开始在诗中做字的排列,并开始造汉字。
到1992年,赵毅衡请他在伦敦大学演讲,他的标题是《我在等待死亡的声音》。顾城死后这些年,不知有多少人探讨过多少次悲剧成因。我疑问的是,像他这样始终以童年视角看世界,又向往洁净如水的“女儿身”,期望能以女性感觉,能“像女儿一样与女儿在一起”的人,何以会那样追求“鲜艳的死亡”,以那样粗糙的方式消灭一切?
他1987年出国后,我们疏远而没有了任何来往。后来看谢烨记她与顾城的游戏,见到的是他三十多岁还在岛上玩“豆子战争”、“冶金技术”,背《昆虫记》里关于蟋蟀的段落。谢烨说,“我们好像拉着手,一直跑到了童年的山上,在那看我们的城市,那个拥拥攘攘、有门牌、站牌、有各种价格和机器的城市原来比树叶简单多了。我们终于离开了那个大人信以为真的神话,在山上奔跑。我们是快乐的。”这一切好像都没有变化。于是,我只能理解,顾城的悲剧或许就是小王子的悲剧。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需要“风无影、水无形”的女性柔韧,从这个意义,他最后的行为构成了这个世界期待的男性化深刻结尾。澳门新葡亰登录 2澳门新葡亰登录,=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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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朦胧诗,“读不懂”是否定者的基本论调。谢冕先生认为,“这证明了我们面临的本世纪末诗的重新崛起与本世纪初诗的女神们的创造之间横亘着多么大的‘裂谷’”(谢冕《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论新诗潮》)。

必须承认,诗歌的发展总是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朦胧诗亦是如此。在近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经历了较长的战争时期,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几乎被浓缩为一个中心——是否为政治服务,这倒是与聂鲁达的诗观基本一致,即诗歌是政治的工具。显然,
“鼓点诗”、“口号诗”并非是诗人出于艺术理想的追求,更多是基于政治、社会、军事等非艺术目的的思忖。在政治抒情诗为主流的写作环境下,表达自我的朦胧诗写作必然是一场勇敢的历险。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朦胧诗的潜流已然涌起,在狭窄、封闭的艺术空间里,年轻的诗心亟待一场变革。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几乎同时(1978年12月23日),飘着小雪的北京城郊,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农舍里,几个眼眸中闪耀光芒的年轻人相聚一堂,一个名叫《今天》的民间刊物由此诞生。因《今天》而聚集的一大批年轻诗人:北岛、芒克、顾城、舒婷、江河、杨炼、严力、方含等,大多成为“朦胧诗”创作的主要力量。这群年轻的朦胧诗人与前辈们的“大我”创作迥然不同,顾城发表于1979年的文章《请听听我们的声音》,可谓是朦胧诗的“宣言书”:

现在有一种简洁又谦虚的理论似乎很有力量,叫做“不懂”……怎么办呢?还是先找到失去了的“自我”吧!

顾城的诗作的确展现出卓尔不凡的“小我”目光,短短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不知激励了多少青年,在他们那里,阅读、书写朦胧诗是一场勇敢、刺激、惊奇的冒险。自此,刚刚回暖的时代下诗意萌动,充盈着“自我”意识的诗行仿佛千万缕碧绿的枝条,只待一阵春风拂过,矗立在广场中央的电线杆便可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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