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澳门新葡亰登录 › 范伯群先生与复旦大学

范伯群先生与复旦大学

我是七七级本科大学生,也就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当时高考热是一个社会思潮。“文革”爆发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废除高考制度,整整十年没有高考,到了197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推荐制度,提倡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1976年“文革”结束,第二年高考制度恢复,举国沸腾,从高中六六届开始,有老三届(高中、初中的六六、六七、六八届学生)以及所谓“新三届”(六九、七〇、七二届的中学生,没有七一届,当时中学七一届延长了一年学制,成为七二届),主要是从社会上各行各业来报考大学的,尤其是知识青年,当时还看不到回城的出路,高考成为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我当时在淮海街道图书馆工作,编制是小集体,当时卢湾区图书馆几次与区里人事部门联系,要求把我调过去工作,都是因为编制问题不能解决而搁浅。因此高考也成为我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

澳门新葡亰登录 1

当年高考是在1977年10月,录取时间是1978年初,一共有两批,第一批发榜我没有被录取,过了一个月左右,区招办传出消息来说,为了更多的真才实学的考生能进大学,政府决定若干学校再扩大招生,好像是4月2日那天,正式通知发下来,我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当时第一次录取名单下来时,淮海街道的青年录取名额不多,但这一次录取了很多人,主要是师范类学院,进复旦大学的就我一个。

在范伯群先生突然发病前的两个月里,我连续两次接到范先生的电话。一次是嘱我为汤哲声兄的课题写推荐信,另一次是告诉我,他建立了范伯群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两次电话都是在晚上9点以后打过来的,电话里范先生声音洪亮,笑声朗朗,传递给我强大的温暖之感。就在一周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他身体微微有汗,右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很有力量。我走出医院时还暗暗地想,范先生身体素质好,也许抗得过这一劫。所以,当2017年12月10日早晨我获悉噩耗,依然感到震惊,悲恸无已。

当时学校校舍不足,我们第二批二十一人都是上海户籍,其中有李小棠、徐克仁、吴基民等一时俊杰,我们的户口没有迁到学校,人也住在家里,走读。学校只给我们一间临时性的宿舍。这间宿舍是我们二十一个走读学生共同拥有,但真正在里面常住的大约只有四五个同学,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我经常是一周回家两次,周三和周六。因为是走读,我很少参加班级里的集体活动,也很少参加学校里的集体活动。学校里经常发生一些热火朝天的活动、争论、风潮,我都是事后才听说的,很少参与。如当时比较热闹的竞选宝山县人民代表,我们班的张胜友就出头参加竞选,新闻系的徐邦泰、哲学系的景晓东等也竞选,连老教授王中先生也站出来“以身试法”,我都没有参加,连投票也没有参加。中文系组织学生文学社团“春笋社”,创办大学生刊物,在街上叫卖引起警察的干预等等,我也都没有参加。这种不爱热闹,也不爱参加集体活动的性格后来延续下来,一直到留校任教后还是这样。集体活动能不参加都不参加,社会潮流能不跟上就不去跟,自己只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这样做的好处是少受干扰,也没有什么纠纷,时代风云都在我的身边擦肩而过。但今天要回忆,也实在乏善可陈。

范伯群先生

当时中文系“十大教授”中王欣夫先生、刘大杰先生、陈望道先生都已经过世。其他七大教授尚健在,但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瞻仰。惟朱东润先生担任了一届系主任,有时候晚上打着手电筒,一个人到学生宿舍来与学生谈话。那时朱先生大约已经八十多了,但是独来独往,走路不用人搀扶。我只听过一次他的学术讲座,好像是我们刚进校那一年的5月27日校庆报告会,在第一教学楼举行学术报告会。朱先生的报告题目是关于梅尧臣的诗,他说话口齿清楚,有条有理。不知怎么一会儿讲到郭沫若,他说虽然郭沫若曾经骂过他,但他还是赞成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批评,意思是杜甫草堂顶上的茅草被风吹走,有穷孩子拾去,杜甫骂那些孩子是盗贼,朱先生用同情的口气说,拾去就拾去吧,一点点稻草被拾去了,就骂孩子是盗贼,太过分了。朱先生的说话口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文系老师对朱先生都很钦佩,说他好话的很多,说起“文革”刚开始朱先生就作为学术权威被抛出来批斗,批斗会墙上写着大标语:“打断朱东润的反革命傲骨”。朱先生仍然昂首挺立,批斗他的人硬按下他的头颅,他一忽儿就昂起来,于是再被硬按下,反复多次,足以证明他是真有傲骨的。不过据朱先生自己说,是他的颈脊椎有病,想低头也低不下去。

范先生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与曾华鹏先生、章培恒先生、施昌东先生同学,贾植芳先生是他们的老师。贾先生为他们开设了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写作等课程,他们在贾先生指导下研究现代作家冰心、郁达夫、王鲁彦等,当时贾先生已经通过泥土社推荐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随着1955年胡风冤案的发生,贾先生被捕入狱,范先生曾先生等学生也都受到株连,历尽艰辛磨难。但是他们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改初心,互相勉励,精诚合作,相继完成郁达夫论、王鲁彦论、冰心评传等重要著作。他们以丰硕的学术成果回报了老师和母校。

其次印象较深的是陈子展先生,陈先生与贾植芳先生是好朋友,经常到贾先生家串门,我在先生家里经常遇见他。但我与他没有直接说过话。陈子展对青年很警惕,他看到贾先生就有说有笑,一看到我们年轻人在场,打个招呼匆匆就走。贾先生说,陈先生以前在运动中吃过年轻人的亏,现在他不愿意与年轻人打交道。学校里安排他指导研究生,他只指导了一位,以后再也不愿意指导了。张世禄先生是一次王力先生来复旦相辉堂作学术报告时见到的。张世禄先生坐在第一排,王力看见张先生坐着,也很客气,先说张先生是我的老师,云云,很给复旦面子。王力讲到一半时,下面不停地有人往上递条子,每次条子传送到第一排张先生手里,张先生慢慢起身走到讲台边上,吃力地把条子递上去,由主持者接过那条子,再传给王力。这样来来往往好多次,看得出他很吃力,动作很慢,但也没有人帮助他。其余几老,有的是偶然到府上去拜访过,如郭绍虞先生、赵景深先生,但那时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了,几乎没有能够谈什么。还有些教授就没机会拜访,如吴文祺先生,就在毕业拍集体照时他来了,坐在第一排,而蒋天枢先生则是久闻其名未见其人。

我第一次见到范先生和曾先生,都是在贾植芳先生的家里。那时候,贾先生还不到70岁,身体健朗,范先生刚50出头,头发已经花白。范先生第一次见到我,就语重心长地说:“我和曾华鹏都是贾先生的老学生,你是贾先生重开山门的新学生,你要好好光大师门传统。”这个话经常在我耳边响起,不敢忘记。还有一次是范先生与曾先生一起来看望贾先生,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曾先生,印象中曾先生的手很温暖,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很久不放开。那次谈话时,不知是谁问起为什么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不好,但对郁达夫却一向很好,曾先生和范先生都做了回答,讲的是如何理解“创造气”的问题。我在他们身边有意观察了两位先生的神态,曾先生说话非常温和,而范先生说话时,在温和的语调后面,还是有一种凌厉之气。

当时上课是上大课,我们文学班有七十多人,汉语班有三十人,经常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有时还与上一届的工农兵学员一起。讲古代汉语的是周斌武老师,这是我大学四年中最难忘的课程。周老师满腹经纶,精通数理英文,他自己发明一套教授古汉语的方法,涉及国际音标、数学公式、英文逻辑,等等,难倒了一批人。学生中不断有人呼吁讲得太难,但周老师总是站在讲台上脸带微笑地说,“不难的、不难的”。他还在黑板上写着“欲把金针度与人”几个字,说是要把“金针”传给大家。当时学生中有恶作剧者,特意找出一些自以为很难解释的古汉语例句,下课的时候轮流去请教周老师,以为可以难倒他。可是他们哪里是周老师的对手?周老师不知道这是恶作剧,他万分诚恳地一一作了解答,如数家珍。这下才倾倒了一大批学生。周老师还是书法家,他上课用的教材全是自己用毛笔手抄,学期结束时,他很动感情地说,我与你们师生一场是有缘分的,这本教材大家要好好保存,留给大家做一个纪念。这本教材至今还在我的书橱里珍藏着。教授现代汉语的是金路老师,胖胖的身材,开口非常诙谐,他知道下面坐着许多搞创作的学生,上课尽量举文学的例子,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用过多少个括号,托尔斯泰作品里有多少个破折号,等等,大家都佩服得不得了。金老师在我留校时已经调到留学生办公室教留学生去了,那是对外汉语的前身。我们七七级同学对金老师的印象非常深。每次同学聚会,问起中文系老师的情况,总是问:周老师可好?金老师可好?

澳门新葡亰登录,贾植芳、任敏夫妇与学生

应该说,我们七七级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上课内容也体现了政治上拨乱反正时期的过渡性和实验性,研究语言的比较没有问题,但研究文学就问题多了。当时课堂上争议最大的是文学概论和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课是吴中杰老师上的,他以敢说敢为著称,每次上台讲课时,一支粉笔夹在手指上,但很少板书,他操着浙江普通话,指桑骂槐,句句都有锋芒。吴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相传“文革”中他为《解放日报》编了一版鲁迅语录,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把鲁迅在30年代批判张春桥的语录也编进去了。张春桥是“文革”中的大红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与江青他们勾结成“四人帮”,但在30年代他还是一个上海滩头小文痞,曾经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作家萧军,鲁迅反批评他。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鲁迅批评过的人很多,也不见得都是坏人。但张春桥到60年代已经变成真坏人了,特别怕人家揭他老底。吴中杰老师就这样得罪了张春桥,后来复旦的红卫兵组织中有个叫“红革会”的团体发起“炮打张春桥”运动,遭到镇压,张春桥他们就给吴老师安上一个在“反革命小集团”背后“摇鹅毛扇”的军师的罪名,批判大会上给吴老师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文革”以后当然平反了,我们都把吴老师看作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吴老师言必称鲁迅,论时事不留情面,每堂课我们都听得很过瘾。我们班级里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引起了轰动,后来“伤痕文学”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小说写了一个叫王晓华的女孩在“文革”中误以为自己母亲是党内“叛徒”,与她划清界限,但还是受了很多苦,等到她醒悟过来,母亲已经死了,遗恨永远没办法弥补。大家都说这个小说写得深刻,独有吴中杰老师表示不同意见,他痛恨王晓华那样的人,为了躲避祸害竟与自己母亲划清界限,还怨恨自己的母亲,他认为这样的人应该给以批判而不是同情。显然,吴老师读《伤痕》是带了他自己的复杂经验和老辣眼光,我们青年人不理解,就缠着与吴老师辩论,吴老师专门花一节课的时间来分析《伤痕》,说得卢新华心服口服。后来卢新华出国,每次回来必去拜访吴中杰老师。

那个时期,范伯群先生掌苏州大学中文学科。苏州大学是在江苏师范学院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范先生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有非常亲密的合作,经常来到贾先生的家里,一面是看望老师,也是向贾先生请教一些学科建设的问题,并且有力地推动了苏州大学中文学科的改革与发展。我记得他经常把一些老师和学生带到贾先生家里谈天说地,我就是在贾先生的客厅里认识了很多苏州大学的老师以及范门弟子。其实在高校里担任系主任是一件非常得罪人的工作,这一点,我自己在以后当了中文系主任才有了深刻体会,但在当时却一无所知,像听故事一样,经常听着范先生向贾先生诉说着工作中的不顺和烦恼。范先生被退休以后,一度心情也不好,章培恒先生热情邀请他到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来担任研究员,为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平台与经费,使范先生可以潜心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那几年里,我亲眼目睹范先生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每天像青年人一样,背着一个包,乘地铁到上海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终于完成了十几年心血积累起来的、具有他鲜明个人特色的学术体系。

主讲现代文学史的是潘旭澜老师和苏兴良老师,潘老师上课时教室里坐满了听课的人,许多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潘老师满口福建话,说话语速极慢,听他的课很容易记笔记。我是现代文学史课程的课代表,经常去潘老师和苏老师家里聊天,老师们都非常随和。第一次见潘老师,他就问:报纸上有个经常写随笔的陈思和,是不是你?我很惊讶,当时没有第二个叫陈思和的人在发表文章,但我其实也没有发过几篇短文章,潘老师却注意到了。留校后我受潘老师教诲颇多,刚留校不到一个月,他就叫我到他家里去,说现代文学学会要在海南岛开第二届年会,他不想去参加,想让我代表他去参加。那时候出差开会是极宝贵的机会,年轻人一般也没有资格去参加全国性的年会,但因为潘老师说是代表他去的,学校里都给我报销了差旅费用。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王瑶、李何林、唐弢、严家炎、樊骏、马良春、卢鸿基等一流前辈学者,眼界就此大开。潘先生还特意给马良春先生写了一封信,要我带去,意思是要我代表他参加学会的理事会。我没有拿出去给马良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潘老师的栽培之心我深深领受了,永远铭记在心。后来潘老师担任了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大约是2001年,在广东肇庆开年会,他也是主动要我去参加,并且明确地说,他要退了,一定要我接着他当副会长。他诚恳地对我说,你只要不推辞,一定选得上,别人的工作我去做。好吗?口气里像与孩子说话,我非常惶恐,就答应了,其实当时我还不是这个学会的会员。苏兴良老师当时是青年教师,与我关系就更加随便了,我经常去他家聊天,那时苏老师的孩子很小,非常顽皮,苏老师总是一边与我说话,一边要对付孩子的缠绕,后来我留校,苏老师也一直帮我的忙。

范先生晚年在学术领域奉献出他多年研究通俗文学的重要成果,提出两翼一体、多元共生的文学史理论。这是非常有活力的学术思想的表现。我在前几年写的纪念曾华鹏先生的文章里指出过,像曾先生、范先生都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代学者,他们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环境下接受教育、走上学术道路的,他们的早期学术活动不可避免被烙上原来以新民主主义理论观点来建构文学史的影响,到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面临一个学术范式转型的过程,但是曾、范两位先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少,反而是很快就顺风顺水地完成了范式转型,在80年代井喷式地出版了一批力作。这批力作就是他们的作家论。他们所研究的作家系列,与当时主流观念下的鲁郭茅巴老曹以及赵树理的排列不一样,是另一种作家谱系。看似边缘化了的作家,恰恰是80年代以后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的重要依据。而这个另类作家谱系,正是他们早年求学时由贾植芳教授传授于他们的。后来他们走得更远,曾华鹏先生晚年研究张资平,范先生则一脚踩进了通俗文学领域。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澳门新葡亰2018 http://www.remote-pc-spy.com/?p=3598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