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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力邀王国维到清华任教?

清华园坐落在北京的西郊,它是昔日的皇家园林,也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殿堂。这里人才辈出,曾被誉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便是其中一位。王国维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他在清华园里仅仅生活了两年,但他的学术研究给清华国学院带来了20世纪最具现代性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他还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

胡适看重王国维的学问

关于王国维如何就聘于国学院,学术界说法甚多,其中笔者认为最合理的一个版本是,王国维能够得以顺利进入清华,胡适的鼎力推荐功不可没。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得出的结论是: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随之,胡适在中国学术界大红大紫,为新学领袖。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适又一次表示出对王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922年《努力》周报第29期登出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文中,他把王国维与章炳麟、罗振玉,并列在“学者”项目下)。

胡适与王国维的治学背景不同,但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彼此欣赏。尤其是胡适,他最看重王国维的考据。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作序时,写道:“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鉴赏与提倡。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同时他在这年的2月10日又写了《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的书评文章,以表示对王国维曲学研究的肯定。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信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1922年9月9日,胡适在上海得见焦循《剧说》六卷,他看后说:“焦氏此书是《宋元戏曲史》的先声,搜的材料很有可以宝贵的。”

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

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作序时,写道: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于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聘请他担任筹备大学顾问的同时,又动员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职位同各系科主任)。胡适推辞不就院长(后改为吴宓任主任),但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胡适还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鉴赏与提倡。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同时他在这年的2月10日又写了《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的书评文章,以表示对王国维曲学研究的肯定。

1924年12月8日,胡适陪同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在致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昨承偕访王静庵先生,晤谈之后,曷胜钦佩。敝校拟添设研究院,即请王君为该院院长……”

胡适与王国维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念不同,但作为学人,他们彼此尊重对方的学问。尤其是胡适,他最看重王国维的考据。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曹云祥校长求贤心切,多次致信静庵先生信和聘书均请胡适代转。同时,胡适积极主动地做废帝溥仪、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和王国维本人的工作。现存胡适给王国维的两封信,可见胡适本人对此事的投入,尤其是他自己从学术着眼,也希望王氏“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的那份诚意。在一封信中胡适这样写道:“静庵先生:手示敬悉。顷已打电话给曹君,转达尊意了。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敬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君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

王国维对胡适的心理震荡

最终,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于是,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究院去看一看,并最终就聘于清华国学院。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氏对胡适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王国维在清华后,在学术上也发生了改变,转向西北地理与元史研究。西北地理和元史研究曾被称为:“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徐松、龚自珍等人都是这个领域的开拓和推动者,到了20世纪初,这一研究领域又成为近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王国维进入清华后,在短时间内能在这一领域脱颖而出,说明必有其独特的学习方法。据其门生赵万里的年谱记载:“五月,从《通典》中抄出《径行记》,而以《太平寰宇记》所引者校之。又从《五代史》中抄出高居诲《使于闻记》,从《宋史·外国传》抄出王延德《使高昌记》,并以王明清《挥座前录》所引校之,又从《吴船录》抄出继业《三藏行记》……”由此可见,王国维对自己新的学术转向有意识地进行充分的准备。

往访王静庵先生,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除了学术上的成就,在清华国学院的两年,王国维留在现代学术方法史上最重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普通演讲《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写道,“然昔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所谓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文物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王国维等多位大师的辛勤努力,为后世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谢国桢(1901-1982),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学生,他曾协助梁启超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后为我国古籍整理作出巨大贡献;戴家祥(1906-1998),1926年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后来因其在古文字学尤其是金文上的造诣,被称为“金文研究第一人”;赵万里(1905—1980),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后来他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1960年初版,1961年增订)在版刻资料的搜集和考订上都超过了前人。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这短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真正使胡适感到了王国维的存在。王氏对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注和独到的见识,是同代旧派学人所不曾达到的,也是新潮学界所不曾注意的。王国维仍保持着年轻时借助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读《红楼梦》的敏锐和好奇。

王国维所谈的三点都是建立在一种比较文化意义上的问题。戴震在人们的共识中是大学问家。胡适认为在清代有学问,没有哲学;有学问家,没有哲学家。王国维是学问家,但他同时关注一位学问家的哲学思想。这说明他的思考不是单向的。戴震作为清代大学问家,他的哲学思想也有十分引人注目的东西。他的一元论思想,他反对宋学的空泛和虚无,反对程朱理学的以理杀人,崇尚实用的思想和学术,使他成为清学的一个高峰。小说《薛家将》的作者不可能看过古希腊的悲剧,更不可能知道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哈姆雷特情结”,而王国维却在考虑一个比较文学上的问题。他熟悉古典戏曲,对中国戏剧舞台上那种虚拟的神似效果也十分清楚。戏剧舞台上一将几卒,摇旗挥刀,在锣鼓声中,走几个来回,便表示有千军万马。而西方的电影却不同,他们把千军万马真的拉到电影的拍摄现场,投入的实际情形很大,追求的是一种宏大、真实的艺术效果。这是在当时所谓的中西艺术的不同。王国维的这份关注是一般文人所不可能有的。作为一个在世人看来保守的旧学者,他考虑的问题却是十分现代的,他的思想没有停滞,他对新知的追求没有停止。更何况在自己不明白的情况下,又主动地向一位后生请教。

我们只有在王国维这样的大家身上看到如此的人文景观。

胡适不能不对王氏的问题投下相应的关注。

王国维所谈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适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对他产生了相应的刺激,使他自1917年“暴得大名”之后,那一直处于巅峰状态的学者心理受到了一次意外的震荡,多年来他真正有了一次与学界高人交流的机会,并得到了一次学人少有的高峰体验。也使他进一步明白学术界同样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高山仰止。从王宅出来,敏感的胡适便到马幼渔那里借得戴震后学焦循的《雕菰楼集》一部。当天晚上,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为陶行知发起筹建的“东原图书馆”试作一篇“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

由此可见胡适敏于思,勤于学的学人精神。

作为老一代学人和“帝王之师”,王国维自然也懂得胡适在当今新派学界的地位和如日中天的社会影响。他更不能轻视胡适的存在。深谙学界礼数的王国维,第二天便到胡适府上回访。

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说王“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胡适向曹云祥校长力荐王国维

胡适在学问上日益进取,地位和名声也与日俱增。这时,他没有得意忘形,没敢忽视王国维的真实存在。他时刻在想着王氏的热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王氏身上还有一定的待开发的文化余热资源。从个人情谊上讲,他要回报王氏(是王国维启发他写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书,帮助他编了《词选》)。

这里先说胡适与曹云祥校长的前期联络工作。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于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说聘请“先生担任筹备大学顾问”。同时,又动员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院长,但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胡适还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

1924年12月8日,胡适陪同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在致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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