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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我与巴金先生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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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文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陈思和(右)、李辉和巴金(左)在1990年代。

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不能以今天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获的殊荣为出发点,而是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1980年,我和李辉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与一位巴金研究者商榷的文章。我们当时为了研究巴金早期思想,不但阅读了他的早期译著,还读了中外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有关理论著作,像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师复的主要著作多少都读了一些,所以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与当时一般的共运史教科书里的解释不太一样。我们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主要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当然还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外来思想的影响,但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如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民粹思想等等,同时,我们也强调了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只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它的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很平常,而且其中也夹杂了许多当时的教条。但它大约是“文革”后第一次对无政府主义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所以,听说巴金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后来我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时,他始终是表示这个态度:有些问题还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吧,现在说不清楚。巴金先生的态度给我带来过一丝疑问:他现在到底还信仰不信仰无政府主义?这也是巴金研究领域里一个常常被提起讨论的问题。我曾有缘拜访过几位与巴金同时代的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忌讳自己的信仰。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的中国,到处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那么,巴金对自己过去的信仰持什么态度呢?我对这个问题是犹疑的。虽然我曾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他始终没有说过他现在还信仰它,或者不信仰它。但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是我协助巴金先生编辑他的全集,我是竭力主张他把1930年写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和几篇与郭沫若论战的文章收入全集,因为前者不仅是巴金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而且也是中国最系统的一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而后者,主要是批评郭沫若关于“马克思进文庙”的谬论。当我这样建议后,巴金先生略加考虑就同意了,但他表示有些担心别人会说他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果然,最后出版社审稿时,还是将这些稿子删去了。还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巴金先生晚年写过许多创作回忆录,惟独闭口不提他最喜欢的《爱情的三部曲》,这部作品是根据他当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事迹来创作的,他有意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对此我一直觉得奇怪。直到他写《随想录》的最后几篇文章时,才涉及到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叶非英等朋友,并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赞扬他们,那就是“理想主义者”。我马上意识到巴金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用现在被接受的语言来介绍他当年的信仰,才保持了那么久的沉默。果然,继《随想录》以后,他连续写了怀念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收在《再思录》里。但是我还是无法断定巴金晚年是否有自己的信仰。我起先理解是巴金先生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朋友那样对自己的信仰有感情。巴金先生50年代起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删改自己文集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就是其表现之一,而且,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疑。但我后来想,大约人们所忽略与所隔阂的,正是在这里。在一种理论学说还被认定是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敌人的时候,环境会允许像巴金这样地位的知识分子公然表达他的异端信仰。就像30年代的鲁迅尽管尖锐地批判国民党政权,但他似乎也从未宣布过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如后来研究鲁迅的学者所认定的那样),而且鲁迅不止一次地痛斥那些暗示他拿卢布津贴的人,骂他们为乏走狗。连斯沫特莱也批评鲁迅不积极参加左联的具体活动,但富有经验的冯雪峰当场就驳斥说,鲁迅的地位不是别的作家可比的,他的存在(于左联),就是(左联的)一个伟大的力量。当然还有第二层意思的忽略和隔阂,就是现代人不怎么关心一个过去时代的老人的真实思想和话语内涵。90年代知识界流行过许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话语,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对以前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完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风之中。前不久我请一位很著名的理论家来学校讲演当前世界学术的走向时,他激情地论述了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一世界的大国如何剥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我觉得非常熟悉,正是二十年前我读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著作时获得的启发。为什么今天流行的最新理论学说,竟与一百多年以前的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吻合呢?由此产生联想,巴金早期著作里所反映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压迫与维护个性的绝对自由的内涵,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真正的过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国的权力话语已经从政治经济道德到生活欲望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统治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今天那样让人们感受到民族与个体真正地无路可走,而这时代里真正能属于个人的,大约只有清醒的个人生命的意识——一种永远处于社会文化边缘一角的生命的真实本相。巴金的小说由30年代的鼓吹反抗与恐怖主义到40年代同情小人物的尊严的转换,正反映了这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由实际的政治理想转换成日常的伦理理想的轨迹。我们如果剥离巴金小说里所谓“反封建”的装饰性外衣,他的小说所隐藏的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仍然能感动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巴金先生对历史的反思主要贡献于80年代,也就是他写作《随想录》的年代。我们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来理解《随想录》。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虽然也是政治权力更替的产物,但毕竟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十年并被实践证明是有害的所谓“极左路线”的地位,知识分子当时还无枝所依,积极参与到反“左”和反“文革”的现实斗争中去是唯一的选择。我当时就写过评论《随想录》的文章指出过:巴金在起先写作中并没有主动提出什么新的思想,他只是以崇高的地位和影响来不断支持比较异端的文化现象,反对权力者对异端的迫害,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将来如果有人将《随想录》与其写作时代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会发现这是一部迅速反应时代话题、又具有高度策略性的政治文化百科全书。巴金先生晚年对文化的主要贡献就是写作《随想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先生内心深处的信仰与力量。

我不是一个爱做笔记的人。有许多事情发生,当年仗着年轻记性好,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脑子里。但最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谒见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为在1980年的秋天,因为那一年我与李辉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发于《文学评论》(大约是五月份),还得到过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记忆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与李辉上门拜访的。那时候也没有拍照留念,记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蓝布中山装,似乎是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一直这么记忆,还写进了一些文章里。但是最近问及李辉,他查了当年日记,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时候我们已经毕业,马上要各奔东西了,李辉被分在北京工作,想在临行前见一次巴金。于是,由李小棠兄安排(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我们俩才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府邸。

(本文系摘录,未经本人审阅)

我们与巴金先生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记录,李辉是有的,他如果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幕,一定会有重要的细节披露。但我却没有太具体的印象,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体不好,似乎是感冒了,还有些发烧。我们谈话中,有人进来为巴金先生注射针药,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厅外面的过道里去了一会,又进来与我们继续说话。那时候巴金先生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我们的探望当然是早几天就约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会感冒发烧。但巴金先生没有因此拒绝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上门打扰,小棠兄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当他走出客厅打针的时候,我俩惶恐的心情可想而知。

记得我们说起了无政府主义。那时候离“文革”还不远,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无政府主义。“文革”有一段时期为了制止群众武斗、派仗和打砸抢等失控局面,《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要批判“无政府主义”,那时人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打砸抢和武斗。后来林彪倒台了,“四人帮”倒台了,批判他们极“左”路线时也总要联系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罪行。所以,直到“文革”结束“抓纲治国”的年代,无政府主义仍然是作为敌对的反动思潮看待的。有的学者写文章为巴金辩护,认为巴金一生追求反帝反封建,与无政府主义无关;说巴金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四人帮”对巴金的陷害。我们那时正在研读巴金的著作,在贾植芳教授的指导下,不仅读到了巴金早期许多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文献,还直接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才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理论上反对一切国家形式的强权和专制,认为国家只能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翼,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的进步影响。这样理解无政府主义,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与巴金一生追求进步的写作活动联系起来了。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巴金先生也是认可的。那天我们也谈到了这些想法。但巴金先生显然不愿意就这个话题深入谈下去,他有点激愤地挥着手,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说不清楚。”

巴金先生对无政府主义的这个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变,他始终以沉默对待自己曾经的信仰。有一年,我参与了巴金先生全集的编辑工作。我向他建议,把他早年编译的一本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收入全集,他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稿子送到出版社后,还是被责任编辑撤了下来。记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诉我这件事,眼睛里含着揶揄的微笑,轻轻地说:“还是他(指责任编辑)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巴金先生写《随想录》也好,编全集也好,他对于自己的责任的理解,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观火。他对现实世界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不会因为一些表面的荣誉和声望就忘掉身处的环境。他全力以赴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力图做得更好,但是不抱一点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巴金先生平时话不多,随着年岁增高,还有健康的关系,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候听起来有些含糊不清。而且我也深深理解,像巴金先生那样的高龄和健康状况,他还肩负着沉重的写作任务,还要应付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实在是不堪负担。所以,我虽然住在上海,但有事情一般是通过小林、小棠转达请示,尽量不去打扰他。1989年11月,巴金先生八五诞辰,复旦大学和上海作家协会在青浦举办第一届巴金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地的代表有五六十人。我参与了会务。巴金先生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了,心情也不好。他表示,除了个别老朋友外,他就不接待与会代表了,要我尽量阻止代表们上门看望。我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会议主持者,在会上也不断宣传,果然没有代表在会议期间私自去见巴金先生。可是到了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一位代表声泪俱下地站起来呼吁:
我们既然到了上海,就是到了巴老的家门口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见见巴老?当时群情激奋,我再也无法阻拦大家去见巴金先生的愿望,于是就把大家的意愿转告小林。小林征求过巴金先生的同意,请与会代表集体去武康路巴金府上。我感到自己没有完成巴金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很惭愧,就没有跟随大家一起去。后来听说,那天巴金先生坐在客厅里,一个一个与大家握手,合影,折腾了整整半天。大家的愿望是满足了,但我想,巴金先生肯定是很累很累。

巴金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每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疗养,冬天则回到上海,直接住进华东医院,就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里。我去看望他都是到华东医院,那段时间(大约是1990年代初期),他的身体状况比较稳定,亲自读《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校样,坚持为每卷写跋,还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怀念老朋友的短文章。其中就有写他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时的好朋友卫惠林和吴克刚。1994年前后,我正在筹备“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想学习巴金先生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丛书的经验,通过出版活动来践行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我就此请教过巴金先生,他很支持我的行动,讲了当年他编辑文化生活丛书的经验,还用患了帕金森氏症的手颤抖地写下“火凤凰”三个字,作为火凤凰系列丛书的题词。我策划“火凤凰文库”,第一本就是把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之后陆续写成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巴金先生欣然为它取名《再思录》。等编完以后,我又觉得薄薄的一本,印出来有些草率。就与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作书的代序。没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来电话说,巴金先生已经写好了《再思录》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这样几句话: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1995年1月12日

小林在电话里给我念了这篇文字后,还担心里面所引的柴可夫斯基的话是否有误,回家去查了一下柴氏著作,除了原译文中的“如果”记为“假若”,其他居然一字不差。当时巴金先生患了压缩性骨折,痛苦万分,曾提出要“安乐死”。可是在这篇出口成章的短文里,他竟谈到了柴可夫斯基在民间寻找欢乐的话。可以想象,在病痛折磨下的巴金先生,心的世界仍然是那样宽广。

也就在他患着压缩性骨折,浑身疼痛无法站立起来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要准备开代表大会了。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九十多岁身患重病的巴金先生依然被安排继续当作协主席,作家协会的主席团会议也被安排到上海来举行。于是,巴金先生不得不穿上了硬塑背心,坐了轮椅,硬撑着出席了会议,又一次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会场上少不了一一握手,应答许多问候。据说巴金先生准备了发言稿,只是低声念了一段,就交给身边的王蒙先生继续念下去。但在会议结束后,他就血压升高,昏厥了几次。病,更加重了。

巴金先生还没有长期住院的时候,他对外界的信息是非常关注的,甚至也关心到我的写作活动。有一次,为了《围城》汇校本是否侵权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围城》的出版单位认为汇校本侵犯了原著版权,代表作者起诉出版汇校本的出版社,并且请了一些大家写文章帮腔。这事本来与我无关,只是偶尔看到一篇文章说,“汇校本”没有被列入目前的出版权法,这是我国“著作权法”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又“决不容许有人趁此机会,钻法律的空子”。于是就有了一点想法,窃以为,既然法律有不完善之处,就应该先修订法律,不能在法律以外另设标准来论罪。这个想法与汇校本争论没有多大关系,只是看多了“文革”前和“文革”中法治观念混乱,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而引起的感想。谁知文章刚一发表,马上引来了一位前辈的批评,说我怂恿盗版书;我当然回应了。再过不久,巴金先生让小林给我电话约我面谈。他直截了当对我说,不要写文章了,版权的事,侵权总是不好。我有点疑心是打官司的一方找了巴金先生告状,也可能是老人读到了我的文章而想劝我息事宁人。于是我就把我的意见,包括汇校本引起争论的来龙去脉仔细向老人讲述了一遍,我认为我的文章没有错。巴金先生听了我的话以后,犹犹豫豫地告诉我,出版社确有人让他写文章就这个汇校本表态,他说:“我写是写了一点,主要是谈保护版权的,不过我对他们说了,不要发表,只是表示我的态度。”接着他又连连说:“让他们不要发表,不发表的。”我知道巴金先生在《随想录》里写过保护版权的文章,强调作家对自己作品有权处置发表或者不发表,与眼下的汇校本官司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又写了关于版权的文章(应人之邀),却不让公开发表,也许是怕伤害了当事的年轻人吧。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可能是通信)今天是否还保存在出版社的某位编辑手里。时过境迁,如果能够找出来收入修订中的《巴金全集》,也是一件功德。

巴金先生很早就关心过我和李辉在大学期间撰写的《巴金论稿》的系列论文,那时候我们莽撞无知,把写了或者发表了的论文托小棠兄转给巴金先生过目。我手头还保存了巴金先生亲笔改过几个字的油印文稿,是一篇论巴金文艺思想的文章。至于巴金先生为什么会修改这篇文章,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后来写巴金传记《人格的发展》,写到抗战胜利巴金创作《寒夜》为止,不再写下去。书出版后,巴金先生在病床上听人读完了这部书,约我去谈了一次。他谈话时拿出一张练习簿的纸,上面记了好几个问题,一一解答我在书里写到过的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翻译蒲鲁东的《何谓财产》的下落。这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理论经典,巴金在1930年全部译完后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但没有出版,巴金先生也没有再提起这本书。我在传记里说,这部书稿送出版社后就“不知下落了”,巴金先生就告诉我,出版社收到书稿后搁着没有安排出版,后来遇到“一·二八”战事,书稿大约就此毁灭了。其他还有一些问题,都是他在听人读这本书时陆续发现的,就记下来告诉了我。他还问起为什么不写下卷,我主要是感到资料不足,但还有一个顾虑没有说出来,巴金先生还健在,我觉得就写完他的传记,似乎有点冒昧。就这样把这事拖了下来。有一年我曾经打算把下卷续完,还告诉了巴金先生,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老弟李济生先生,李济生先生遇到我时还特意夸奖了我,鼓励我赶快写出来。但是,做事拖拉的作风使我迟迟没有提起神来,终于辜负了巴金先生的期望。

要说到辜负巴金先生的期望,我还想说一件难以启口的事情。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心痛。巴金先生在《全集》第二十卷的跋里写了这么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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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不断的桥》的目录已在六六年日记中查出,抄给你看看。


并肩前进(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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