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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小龙:城市、诗、译诗

我也不知道万是否还记得在他的前厢房里那次“家庭音乐会”中所演奏的曲子。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直要到了三十多年后,原先怎么都找不到的一片片拼图,现在才终于出现,正拼拢了来,呈现出一个陌生却又有机、真实的整体。

初读时,我并不太理解这首诗,但原文中低回的节奏充满音乐性,抑扬格与扬抑格的交错运用,再加上朦胧、含混的意境,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或许多少是因为自己当时还没有类似的经验,或许也有自己“捕捉不住那分分秒秒”的遗憾。

那天早上,他也在公园里打拳。他身材魁梧,戴一副老式的玳瑁框眼睛,头发花白了,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的年纪,独自在个小角落里,天马行空似地打着一套简化杨式太极拳。他一招一式动作很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脸上的神情甚至有点木讷,却又俨然是旁若无人的样子。打完拳,他擦一擦汗,慢慢走向不远处的一条绿漆长凳,坐了下来,在他身边的是两个在那里念书的女孩子。接着,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举起了手,又好像在她们的书中指指点点着什么。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她幽幽地说:“将来叶落归根,还是要回上海去,要与万在一起。”

我走近几步,探过头去一看——是让我大吃一惊的发现。她们居然是在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或许只是作为英语课本在读,《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封面,也可以说是那些日子里必需的政治正确的掩护。他则是耐心地在为她们解释其中的英语单词和语法问题。在他们的长凳后,晶莹的露珠还在矮灌木丛上闪烁,眨着好奇的眼睛。

不过,万却是捕捉到了属于他的“分分秒秒”。他有了一个女朋友——雁——与他一起坐在外滩公园绿色的长凳上,仿佛“在金子织成的网中”。雁长得苗条、俊秀,拉小提琴,也喜欢诗和翻译小说,还有一个政治上很红的家庭背景。她在幼儿园当老师,属于大集体编制,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里弄生产组好很多。她无视七十年代的现实和家人的反对,与他恋爱了——“在雷电中,在暴雨下”。

或许像大多数的酬谢诗一样,柳亚子的诗也难免写得有些客套,甚至夸张,可诗中的“法治”和“人权”却是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任先生身上,更寄予了厚望。也许这正是为什么这首诗能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下来,后来又让先正裱在一个红木镜框里。

只是那些日子里我真正能读诗、写诗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有必修课程规定,要努力完成这些学分之外,我还兼了两份工。一份是在西格玛化学试剂公司,我负责输入寄往中国的产品目录上的姓名地址;另一份是在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值夜班,一直要到他们的聚会活动完了后才能离开。一次结束时已近午夜两点,我独自在哆嗦的星光下走回家,仿佛突然听到背后麦克尼斯的脚步声,一瞬间,星光也像在他诗中一样硬了、冷了……我开始对他作品中的挫折感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他本来有可能成为超一流的诗人,却因为各种繁重而琐碎的工作,无法全力以赴写作。他自己不会不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诗也因此受到影响。英美新批评派主张把诗与诗人分开来,但实际上是很难彻底分开的。

揣摩着柳亚子的诗意时,却又有一个意外的发现,诗的左方写着“作君先生留念”。

圣路易斯

记忆毕竟不是那么可靠的,但有些事不应该忘记,有些人也是,像任作君先生。

上海

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又一个意外的“最新最高指示”,人力、启宇和我几乎同时被分配进了各自的里弄生产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就已争议四起。这样一来,留在城市里的“病休青年”就不再要去农村,而是被安排进里弄生产组工作。我的一份工作,是在流水线上踩缝纫机,枯燥、单调、不停地在劳动防护袜底上扎圈子,有一次思想开了小差,想试着在机械的绕圈子中背几个单词,手指给缝纫机针扎穿了。

其间来来去去,与万又匆匆见了几次面,倒是没再去过KTV之类的场所。也一次都没见到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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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还是常常会想到他们,尤其是在读麦克尼斯诗的时候。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资料丰富,一本本诗集找起来也方便。那时除了他的作品外,我还看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记材料。麦克尼斯写《花园中的阳光》的时候,其实正经历他个人生活中的危机。妻子玛丽·埃兹拉的婚变对他打击很大,但他努力使自己接受这一难以接受的事实,写下了这首“哀而不伤”的诗,甚至为他们曾一起度过的时光表示了感激之意。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其实,也就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

巴黎

几天后,任先生果然也注意到了我。他还真是有教无类,乐意地为她们——也为我——解答英语学习中的问题。

那天夜里回到和平饭店,我在窗子旁伫立了好一会儿。浦西和浦东,新的和旧的高楼上霓虹灯灿烂,像一支狂想曲似地向江中投影,不远处,外滩公园也在闪烁,像依然充满往昔的梦幻。“昨天流失了像是醉于水/过去流失了/回忆仍迂回/此刻正溶去古老的清辉。”那还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刚认识万与雁时写的一首诗中的一节,但是不是与他们有关系,我记不清了。

本文作者赠给任作君的油画

我没怎么读懂维特根斯坦, 却越来越喜欢引用他这句名言。

任先生早年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主修的是法律与保险专业,专业之外还通六国外语。毕业后,他服务于友邦保险公司,任高级主管,也开过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另一段经历。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委员,他毅然抛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他在战场上忘我地抢救伤兵的英勇行为,在报刊舆论中受到广泛好评。当时的卫生署署长颜元庆因此要他去重庆,委任他为卫生署专员,在医疗救护大队担任重要职务,奔波在全国各处的抗战战场。那些日子里,任师母也在红十字会工作,因为共同的理想和激情,他们在战火中结成伉俪……

可就是在巴黎,我也没与雁有什么联系。我们再不像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主人公,能那样充满希望地说,“我们还有巴黎”。

可任先生的生平背景依然像是在云里雾里——除了他自己先前告诉我的,我又告诉我母亲的那一丁点儿。那时虽说已到了“文革”末期,有好多事还不宜多问,这道理我懂。

饭后,万坚持要带我去对面的东亚饭店KTV包厢尽兴,打电话找来了两个陪唱的女孩子。我本来就不怎么熟悉流行歌,在老歌目录上找了半天,居然翻到了那首《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那两个陪唱的女孩子像发现一块恐龙化石似地瞪着我。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只是在灯光黯淡包厢里,想到了雁……

我想到我在外滩公园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Random
Harvest(这本小说拍成了好莱坞电影,中译名《鸳梦重温》更为人所知,我和人力还曾一度想把它翻成中文),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那些浪费了的岁月也浪费了他”。

可是,谁又能说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马修·阿诺德在《多弗海滩》中写着,“(这世界)事实上,没有爱、光明、欢乐、/
肯定、和平、以及给予痛苦的救援”。

……这样希望着,一些年又在期待中过去了。

不过,任先生那一番话好像对母亲还真起了点作用。她说老先生有点迂,但因此信任他。只要我能像他说的那样不去找麻烦,我不但可以继续去公园,还能领到一份早餐钱,每天一角。这样我就不用赶回家吃早饭,能在公园里捧着书一直读到十一二点。那些日子,父母亲身体都不好,哥哥更是瘫痪在床,家里的气氛确实是够阴郁的,很难让我静下心来读书。

上海

这又是个典型的“文革”荒谬。人名中的“君”其实只是“君子”的意思。任先生也确实是这样一位谦谦君子。

花园中的阳光/渐渐硬了、冷了,/在金子织成的网中,/我们捕捉不住那分分秒秒,/
当一切都已说清,/
我们无法乞求原谅。//我们的自由像自由的矛,/投出去,飞向终点;/大地逼迫,诗行以及/麻雀都纷纷坠落地面,/哦我的伙伴,很快/我们将没有时间舞蹈。//天空让你高高飞起,/
挑战教堂的钟声,/以及每一处邪恶的/汽笛警报所传达的内容:/大地逼迫不停,/我们要死了,埃及,要死了。//再不期望什么原谅,/心又一次硬了、裂了,/但还乐意与你——在雷电中,/在暴雨下,坐在一起,/而且充满感激,/因为花园中的阳光。

于是,在一个夏日清晨,在靠近外白渡桥的公园进口处,我第一次见到了任作群先生。

上海 /圣路易

先正觉察我眼中的疑惑,掏出手机,把有关任先生的资料和图片都一一找了出来。我取下眼镜,凑近了身子仔细看着。白纸黑字,还有一张张照片,确实没有疑问,这是任先生。

于是,我们不能说的一切只能在沉默中略过。

没多久他就退休,来到了外滩公园打太极拳,在那里遇到了我们这几个“编外”学生。对我们,他自然闭口不提他过去的经历。他不想让我们,或让他自己,因此遇到麻烦。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圣路易斯

我因此到任先生家里拜访过几次。他住四川路北苏州河边上的河滨公寓,家里看上去相当有底子,藏书甚多,除英语之外,有其他好几种外语,书架上还能看到大部头的法律书。任师母据说当年曾在红十字会工作,也退休了,在家里对任先生照顾得很周到。他们的独子先正在农村插队落户,老两口平时显得挺寂寞,我去看他们家,他们还挺高兴的,有时也会随便聊些其他的事。

也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起,我开始有较多的机会回国,看到国内的种种变迁,沧海桑田,想写些什么,又觉得更适宜个人抒情的诗,较难描述急剧转型中的时代,就动手写一本名为“红英之死”的小说。

在文化大革命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我这样日复一日地去公园,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家里人不明究竟,不免担心起来。尤其是考虑到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家庭背景,稍有不慎,很容易遇到政治麻烦。一天早上,母亲悄悄跟在我后面,一路跟踪到了公园,她要摸清我到底在那里忙些什么;等我回家后,更要从头到底再盘问一番。

这不是我当年所熟悉的故事的继续,也不是我记忆中的雁;至于万,新的记忆早已取代了旧的记忆。

这期间任先生的身体状况出了些小问题,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频繁地来公园了。好在我们的英语学习多少已走上了轨道,问题并不是太多。一般的情况下,多参考几本工具书,自己也都可以解决。轮到里弄生产组上中班的日子,我有时还会去外滩公园碰碰运气,有时就索性把学习中碰到的问题积起来,找机会去任先生的家里一起问。

也许,这是一个讲得太匆忙的故事,其中省去了许多必要的连接,在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的香舍丽榭大道上,我不可能完全理解。只是依稀明白了,她为什么这几年都没有回中国。

先正早年的反叛,我能理解。我父亲也称我是“野路子”——不踩着父辈的脚印走。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青春期,更多是因为在“文革”中,我们的父辈都是“黑”的,有历史问题,这也影响到了我们,所以我们私底下或多或少有些怨气,故意要对着干。但我不知道先正为什么突然要提这段陈年往事。

当然,用读者反应的理论来说,也可以说随着读者自身的经历变化,对作品的理解也相应地会变。“大地逼迫,诗行以及/麻雀都纷纷坠落地面,/哦我的伙伴,很快/我们将没有时间舞蹈。”没多久,因为开始写博士论文,我还真忙得连读诗的时间都快没有了。不过,我还是把这首仿麦克尼斯的诗又修改了一遍;严力当时正在纽约办《一行》诗刊,来信索稿,我就把“也许”寄过去,由他发表了出来。

深夜,先正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他找出了一幅装了框子的油画,拍照后传了过来。画的是当年的外滩公园,可绿荫下那条绿色的长凳上没有人——也许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吧。据他说,这是我特意找了一位画家朋友画了送给任先生的。我记不清楚了,只有唯一能想得起来的一条线索,我那些日子里确实有一位朋友,业余时间在画油画。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也许,她孤身独处巴黎,需要有一个人在她身边;也许,她最初只是想要报复万;也许,这是巴黎式的浪漫片段,她看法国小说看得太多了;也许,她知道我与万仍有来往,这只是说给我听的一个故事;也许,她别无选择,得有自己的一个孩子——她与大卫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紧接着,任先生却遇到了一个现实问题。1949年解放后,他所擅长的保险和律师这两个领域,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无人再能涉足。据说还是陈毅市长考虑到他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安排他去一个中学作挂名校长。相当一部分民盟人士在1957年打成了右派,任先生也就此不谈政治,谨小慎微地教些英语。好在他早年读书的东吴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教会学校,大多数课都用英文上,因此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基础,让他多年后在中学里能绰绰有余地教学生英语。

我没有给雁看我模仿“花园中的阳光”写成的一首诗,诗的名字是“也许”,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诗中有这样两节:“硬了,冷了花园中的阳光,/我们不能把灿烂的幻想,/放在精致的邮票本中收藏,/得抓紧盖上邮戳寄出,/时间不会原谅。//纵然什么都不用再想,/心也被胶水沾得闪亮,/但这一刻还愿在你的身旁,/看风筝飘失在渐暗的远方。”

因为陈探长系列小说的写作与出版宣传,回国的机会多了起来。每次回去,我都会去外滩公园转上一圈。公园的变化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那条长凳早消失了,在任先生当年打拳的角落,现在盖起了一家豪华的餐厅。跳广场舞的人挤走了打太极拳的。没人在公园里学英语。教英语托福考试技巧的补习学校成了走红的上市公司……

在北京的日子相当忙。我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一本本生吞活剥大部头理论著作,同时自己也开始创作并翻译一些诗。一次,王佐良先生与我谈起他想编译一本英国诗选的计划,要我推荐几个诗人,我提了四五个名字,其中有麦克尼斯。那时我已经读了他不少的诗,特别欣赏他把现代感性与传统抒情揉合起来的努力。麦克尼斯不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动辄就动情、滥情得忘乎所以,即使在他抒情最高潮的时刻,仍保留着一种现代主义清醒的反嘲与低沉。如在《花园中的阳光》那首诗中,“我们要死了,埃及,要死了”一行,即引自莎士比亚《克里奥帕特拉》,凸突的互文性技巧运用,把个人的悲剧推到一个普遍存在的高度。王佐良先生选了几首要我译,包括了《花园中的阳光》。那首译诗记得先是发在一本刊物上,我特地签了名,给万和雁寄了一本,虽然我并不知道雁是否还记得,这首诗我几年前曾书生气十足地给她念过;译诗后来也收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的《欧美现代派诗集》中。

任先生知悉后,出乎意外地来了我家。他不顾我劝阻,颤巍巍地爬上我家黑黝黝的楼梯。母亲有点手足无措了,但他表情十分认真地跟她说,我其实只是在公园里学外语,还学得很用功,肯定没做什么坏事,年轻人有些书可读,有些事可做,反而不会有时间去找麻烦,所以请她一定要放心。母亲也认真地听着,始终在点头。

又过了一些年,我和妻子去巴黎为我小说的法文版作宣传促销。行前,我问万要了雁的联系方式,万支支吾吾了一通后,说我其实是偏向雁,但最后还是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没过太久,还有两个来自虹口区的待业青年,人力与启宇,也加了进来,一起在外滩公园的那个角落里学英语——在任先生时不时的指导下。

《忠字舞者》

1979年,我在北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启宇在西安交大,人力在上海师大,听到任先生因病去世的噩耗,我们三人一起赶去了他家,在他的遗像前上香、默祷、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多少算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意思。那天,任先生的儿子先正在一旁陪着我们鞠躬。他也已从农村回来,考上了同济大学,可他读的是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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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急匆匆赶回家,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册英语课本;第二天清早,在公园另一条长凳上,也依样画葫芦地学了起来。

我配的诗,标题是“人民广场上的舞者”,也许只能说是那首较早写成的“舞蹈与舞者”的变奏,但我自己还是喜欢的:

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吧。八十年代末,我去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原计划只在那里做一年时间的福特访问学者,却意外地滞留了下来,又不得已地开始用英语写作。不过,或许也正因为远居异国,不少国内的往事反而像是在回忆中拉近了距离,尤其是那一段跟任先生在外滩公园学英语的经历。

傅浩文也特别喜欢这首诗。他向我要了诗的中译文,说他很感动,也要给他一位亲爱的朋友看。他这样说着,眼中闪烁着狡黠,可这其实不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在这首诗后面的所发生的一切,我犹豫着没告诉他。

先正是希望我为他父亲写一篇更全面的文章,我说我试试,但我想我还是只能从外滩公园写起,从我自己熟悉的角度写。

雁和万,恐怕也都是如此;他们必须做出他们的选择,时间不会原谅。从七十年代初的外滩公园一路走来,诗,还有我们,都已经走得很远了。可是“曾与你在一起”,今天的剧本里也许依然有着昨天的回响,也许还“期待理解的闪亮”,至少我这样希望着、期待着……

在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在类似外滩公园这样的公众场所中教英语,有可能被人视作形迹可疑,甚至还会被上升到所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但像任先生那样,打完拳,再在长凳上稍稍坐一会儿,看上去或许也不太出格,至少在周围巡逻的工人纠察队没走过来找什么麻烦。

尽管这是一个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年代,上海人在生活中还是很讲现实的。在生产组工作的男青年一般都找不到女朋友。说到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于是,我也只能像沙漠中的鸵鸟一样,一头扎进书和幻想里。

“这里有一首柳亚子的诗,从未发表过的”,先正接着又从他手机里找出一张照片,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说,“为了感谢我父亲为他办理的案子,柳亚子当年亲笔题赠给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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