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澳门新葡亰登录 › 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

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

“中国图书史上有所谓‘五厄’‘十厄’之说,而近代以来,对于华夏民族文献的焚毁、吞噬莫过于日寇”[1]。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购藏文献行动”在郑振铎(1898—1958)的带领下展开。1939年底,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还有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等人,多次联名给重庆当局写信发电报,痛陈江南藏书遭劫的严重性,强烈要求当局予以抢救。由于战时经济困难,国民政府遂决定挪用中英庚款补助中央图书馆新馆舍的建筑经费项,充作收购书籍之用。为避开日伪耳目,郑振铎向中央图书馆申请以民间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搜购文献。该同志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秘密抢救了5万余册即将沦亡的珍稀古籍。

  1. 《年谱》疑点仍待厘清

澳门新葡亰登录 1

《年谱》1950年1月26日:「据29日《人民日报》报导,北京图书馆上海办事处的图书仪器今日由上海运到北京,其中有中文善本书25箱、敦煌写经卷子49箱、显微照书机2箱,与中央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国际交换图书45箱。此外还有上海铁琴铜剑楼名贵古书13箱,及朱启钤捐献的明岐阳王的文物图像6箱等。另有从南京运回的工程书籍81箱等。总计大小334件,已一并运到北京图书馆。这些都是郑振铎经办的。」

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核心人物: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

试把物件统计一下,尚有不知内容为何物的一百多件入藏北京图书馆。《郑振铎传》新版第495页,郑振铎说:法宝馆整理好的珍贵图书,「后来全部入藏于北图」。因此,我高度怀疑那一百多件就是法宝馆的藏书。2012年南京图书馆的网站,透露该馆部分图书于1953年后选提入藏北京图书馆。请问谁有权决定此事,那是文化部文物局的职掌,文物局局长就是郑振铎。郑振铎将原来要运到台湾的第四批204箱善本书,挑选他抗战时在上海孤岛抢救的善本古籍,运到北京图书馆,这样便可与1950年1月26日北运北图的法宝馆藏书合并。这是很合理的怀疑。这也难怪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目会出现中央图书馆的《唐诗》誊清本158册。2012年10月南京图书馆的展览会场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参展的6种《玄览堂丛书》初集的原典。蒋复璁在1982年写文章还提到《玄览堂丛书》初集有19种底本不在善本书库,原来是在北图的书库。当吴颖萍小姐寄给我从南京图书馆网站下载的6种书影时,颇感震惊,旋即不感到意外。目前最想知道的是,这些珍本古籍何时、从何地入藏北图;比较重要的是,可能超过一百箱的法宝馆古籍,何时从何地入藏北图,数量有多少,有无详细的图书清单等,这涉及中央图书馆最重要的一段馆史,也是中国图书文献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惜的是,我们从《年谱》一书未找到这方面的记载。目前只能推测法宝馆的藏书是1950年1月26日,从上海启运;29日,图书与郑振铎同时抵达北京。

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史长期以来湮灭不闻,1979年苏精《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开始钩沉大略,1982年陈福康在北京图书馆发现郑振铎致张寿镛的272封信,近20年海峡两岸各机构陆续公布往返公文信件、同志会的工作报告和图书馆档案[2],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古籍抢救与内运工作遂得以大致的梳理与研究[3]。

展开剩余97%

这批从劫灰里抢救下来的古籍文献,其中3万多册精华本被转移到香港,1942年初在启运美国之前不幸被日军发现,劫往东京的帝国图书馆,1947年被追讨回国。近年来,笔者在日本防卫省、国会图书馆等日方机构查访侵华战争前后的相关档案,发现这批古籍在战后的日本还经历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磨难。

《年谱》还有一件事未交待下文,即1950年1月20日,马衡日记说24、25日,上海有1,500箱文物要北运北京,查24、25两日的《年谱》未见有此消息,却出现26日北运北京的334件文物,由1,500箱变成334件,是否同一批呢?《年谱》遇到这种情况,宜加按语说明。这两件事(1950年1月20日,同年同月26日),均由郑振铎承办,更让我怀疑与法宝馆的藏书有关。往事都已过了七十多年了,拥有相关档案的图书馆,请公布档案,或站出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以免大家疑惑不解。

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文献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古籍善本“落入敌手”。当时出于安全考虑,该同志会在相关书信、工作报告中,多以“某方”等模糊词语指称对手。由于文献的缺乏,过去研究者无法释读“某方”究系何方,从而使研究仅侧重于我方的工作,无法凸显抢救工作的对抗性和危险性。本文旨在利用长期以来中日学界未能留意的日方档案、个人口述史等新材料,为这场文献争夺战增加一个掠夺者(加害者)的维度,重新书写郑振铎及其文献保存同志会艰苦卓绝的“文化抗战史”。

《郑振铎传》

一 中日学者的合作与疏离

《郑振铎传》1994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有48万7千字;十五年后,2009年出版增订本,仍分为十章,由58节增为60节,第一章增「家世之谜」一节,第十章增「化私为公」一节,内容是讲郑振铎当文物局长任内,很多藏书名家,如铁琴铜剑楼三兄弟、宝礼堂潘世兹、周叔韬等将藏书捐给国家。全书有56万6千字,较旧版增7万9千字,改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印行。其中有关1940年至1941年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在陷区抢救善本古籍的经过,及其后续发展(按,主要是讲保存在中国大陆的古籍,后来被接收,典藏于北图)。这段长达十二年的历史(1940-1951),《郑传》增加了五千五百多字以上,如果加上旧版的一万三千多字,共有近二万字。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可惜除卢锦堂教授外,上述诸专文,未见运用。

谈论这场文化抗战,必须提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长泽规矩也(1902—1980)。从1927年到1932年的6年中,长泽规矩也得到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先后7次前来中国,调查书业行情,为静嘉堂文库、东方文化学院、大仓洋行等机构购买中国珍籍善本[4]。在华期间,长泽与马廉、傅惜华、孙楷第等学者交好,也与日后文献保存同志会的部分专家如徐森玉、张元济等多有学术交流或业务往来。

通常一部书,如有新、旧版本,引用时都是以新版的观点为主,可是《郑传》偶有相反的现象,这是较少见的。现在除介绍本书的特点外,将阅读《郑传》应注意的地方,分别说明如下:

长泽与郑振铎也可谓“惺惺相惜”,二人的研究皆以小说戏曲见长,重视文献版本。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学界臧否不一,长泽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就戏曲小说的材料搜集之功,王国维、鲁迅之后,非郑氏莫属。王国维看待戏曲仍然没有脱离儒家之见,郑氏则完全脱离儒家的旧套,完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论述”[5]。二人在藏书上亦引为同好,郑振铎从1921年开始“集小说、戏曲于举世不为之日”[6],而长泽个人的收书目标恰恰也在“本邦前辈未蹈的明末戏曲小说”[7]。据长泽的回忆,他与郑振铎在战前曾有频繁书信往来[8]。1931年郑振铎辑印《清人杂剧》初集时,长泽曾将所藏孤本《续离骚》杂剧之原本,从日本邮寄过来借予影印,郑振铎曾称其“高谊盛情,最所心感”[9]。

1.新、旧版说法大不相同

1932年夏,长泽规矩也随同联合国“李顿调查团”的日本参事官伊藤述史(1885—1960)访华,他说:“这次旅行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一路上完全无知的我,全拜他人所赐,瞬间就走完了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我开始理解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生冷暖。”[10]这是长泽最后一次中国之旅,具体遇见了什么事,他终生未再提及。“七七事变”之后,长泽与中国同行的联系大多中断,文献保存同志会各成员与长泽的联系只存有1938年5月4日张元济的一封信,信首写道:“时事至此,无可告语,故久未通讯。”[11]

潜水艇或军舰;我们或你们

1932—1937年,长泽在他主编的《书志学》期刊中,屡次提到自己作为伊藤汉学顾问的身份。长泽到底为伊藤提供了怎样的对华参考,由于他本人对此讳莫如深,我们也无从得知。伊藤述史在1937年9月被任命为驻上海“特命全权公使”,正是他负责了对“南京大屠杀”的歪曲宣传。1938年3月,日本政府为了平息国际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谴责,将伊藤述史等40名相关人员召回国内。一直以“伊藤公使秘书”身份为荣的长泽规矩也,在同年5月《书志学》“编辑后记”中特别声明:“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层关系,只是纯粹止于学问上的交流。”[12]1939年7月,长泽再次发表同一声明[13]。伊藤述史在战后被解除公职,长泽1965年的文章提及最后一次中国之行时,以“I先生”来隐指伊藤[14]。如此急于划清界线,只能说明其中大有蹊跷。1980年,在长泽的葬礼上,丧仪委员长的川濑一马曾将这段经历加以表彰:“先生更是学者之中难得一见的拥有突出的处世之才,比如他曾担任国联的伊藤述史公使之助手,这是为国家做出大贡献的重要工作,为此耽误了他的宋元版本研究。”[15]

《郑传》新、旧版对于同一件事,说法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不同的地方,有的是旧版错了,新版是对的;有的是旧版才对,新版是错了。下列一段文字是其中较明显的例子,先略述当时的简单背景。郑振铎在1949年10月21日被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局长,11月1日正式走马上任,12月12日郑振铎抵达上海,12月20日郑振铎在上海主持华东工作团文教组会议,这段期间,孙家晋应会把法宝馆的钥匙交还给他。旧版第585页刊登他对孙家晋的讲话:「真是可恶!南京方面后来是用潜水艇把最重要的一批善本书运到台湾去的呀!其中就有我们亲手整理后寄去的书。
──幸亏后来我们整理好也不寄去了!」新版第495页:「真是可恶!听说南京方面后来是用军舰把最重要的一批善本书运到台湾去的呀!都是我们在抗战时为国家买的,其中还有你们在法宝馆亲手整理后寄去的呢。──幸亏后来我们整理好也不寄去了!」

“八·一三”事变之后,江南藏书家纷纷抛售藏书,1938年底开始,大批古籍涌入上海书市,日本、伪满、伪北平政府、美国都在角逐竞购。为了避免古籍散落异域,1940年1月,郑振铎等人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大量搜购善本文献。期间,郑振铎两次上了日方计划逮捕的文化界救亡人士黑名单,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每天在家接待各地书贾,往还于书肆与藏书家私宅之间[16]。当时许多文化界人士都已离开上海,郑振铎却说:“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17]“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默默地躲藏着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18]

新、旧版讲话的内容,经过仔细比较后,发现有一共同点,即整理好的古籍,不再寄到南京的中央图书馆。不同的地方有三:一是运到台湾的善本书,旧版说是用潜水艇,新版说是用军舰;二是讲整理者是谁,旧版写「我们」,表示包括郑振铎在内,新版写「你们」,表示郑振铎未参与,不过,郑振铎接着又说「幸亏后来我们整理好也不寄去」,这句话表示郑振铎有参与其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三是古籍整理的地点,新版说在法宝馆,旧版无「法宝馆」三个字。作者陈福康接着加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庆幸,总算保留下来这一大批书,这些珍本,后来全部入藏于北图。」可惜,发现前述诸专文皆未见引用,连蒋复璁的相关文章,也未提过陷区抢救的善本古籍未及运台留在中国大陆者,入藏于北图。

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郑振铎的老朋友叶圣陶直到1981年才大致了解这段历史:“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日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19]但在当时,日本人却一直密切关注着郑振铎的行踪。日本外务省设在上海的情报文化机关——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文化情报》期刊上,1938—1940年有3期《上海现在的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录》,均载有郑振铎的动向。长泽规矩也正是通过《中国文化情报》了解到中国老朋友的去向[20]。1939年之后,日本政府严管中国杂志期刊,一般日本学者无法看到中国出版的期刊。1940年1月,长泽“意外获得好的机会,得以阅读本国学界无从得知的杂志”,他在《书志学》上分享阅读体会时,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郑振铎主编的《文学集林》,摘录了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的大段原文[21]。与此同时,郑振铎也在关注着长泽的学术动向。1943年4月6日,离家蛰居已两年的郑振铎在日记中记载,他在上海来薰阁书店“购《善本书影》别卷及《中国书籍解题》各一册,均长泽氏所著”[22]。

未及寄运去南京或有意拖延着不往南京运

二 郑振铎与“某方”争夺

《郑传》旧版第529页说当时藏在法宝馆整理好的古籍「未及寄运去南京的一批善本,……后来都留在大陆的图书馆里」。《郑传》新版第430页,说:「当时还在上海法宝馆里整理装箱的一批书,由于他有意拖延着不往南京运,最后都留在了大陆的图书馆里」。新、旧版的这一段话,也有一共同点,就是图书不往南京寄。不寄的理由却大不相同,旧版说是「未及寄运」,新版说是「有意拖延」。今天看来,新版是对的。以前读过孙家晋的文章,曾谈到孙与郑振铎提起中央图书馆又来催寄书的事,郑振铎就说:「不睬他就是了。」

抗战时期郑振铎在所有的日记、信函、工作报告中,常常提及“某方”,因为“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23]。1940年5月14日,郑振铎第一次向重庆方面报告着手洽购嘉业堂藏书:“嘉业堂书最为重要,且须秘密进行,盖某方以甚注意也。”[24]只有配合日方文献,清楚“某方”实即具体的敌伪机关之后[25],我们才能理解郑振铎为中央图书馆购入嘉业堂藏书,实乃铁蹄底下的一次壮举。

寄往台湾的善本书有多少册

嘉业堂是浙江湖州南浔镇实业家刘承幹的私人藏书楼,1924年落成,号称藏书60万卷,为民国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1937年11月中旬,日军侵占南浔镇,嘉业堂古籍去向成谜,而最早向外界报导其藏书下落的,恰恰是远在东京的长泽规矩也。长泽特别热心搜集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图书馆和藏书楼的动态信息,《书志学》每期“杂报栏”都会刊载大量与中方图书馆、文献文化动态相关的文章摘要,间中穿插其评论。如1938年3月《书志学》载:“刘氏嘉业堂的书籍大概已经散佚,瞿氏铁琴铜剑楼的古籍可能在上海安全。无锡、常熟等地的藏书全散,南京的国学图书馆与南迁的故宫博物馆一起,恐怕现在运到湖南去了。”[26]这则消息立即引起冈井慎吾(九州大学讲师)的关注,他向松崎鹤雄(满铁大连图书馆顾问)打电话咨询,获知松崎氏已委托日军嘉兴地区部队长官的牧次郎少将派军接管了南浔的嘉业堂藏书楼。

《郑传》旧版第529页说:「中央图书馆的那批宋元善本,终于被国民党当局用潜水艇运往台湾,共计近十四万册,其中极大多数是他与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同人们在抗日战争期间抢救下来的。」新版第430页是这样说的:「中央图书馆的那批宋元善本,终于被国民党当局用军舰等分三批运往台湾,总计六四四箱,十二万一千三百多册,其中绝大多数是他与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同人们在抗日战争期间抢救下来的。」新、旧版提到善本书运台的册数,旧版说达14万册,包括普通本线装书约2万册,属于善本书者,约12万册;新版是较接近事实。新版说运台善本书装成644箱,并非事实,前面提到有2万册普通本线装书,还有政府公报,不少西文科学类期刊,数量很少的中文期刊和19箱档案。倒是2012年看到南京图书馆的网站,说当初未及运台的204箱是善本书,这是我以前没有听过的重要信息。新、旧版还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一是旧版的「极大多数」,新版改为「绝大多数」,我倾向新版的说法;二是旧版的「藏于上海法宝馆的一批善本」,新版说「还在上海法宝馆的一批书」。「藏在」与「还在」;「一批善本」与「一批书」,还是觉得旧版比较贴切、实在。

得到第一手快报的冈井慎吾迅速写成一篇快报,刊登在同年5月《书志学》上[27]。长泽在《编辑后记》中透露:“其实该堂藏书在战前已经陆续在售,近来《永乐大典》等已被汇总,听说现存某处。”[28]这段文字背后透露的信息是,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44册已于1938年3月被伪满铁大连图书馆买下,牵线人即松崎鹤雄。该馆馆刊《书香》不仅转载了冈井慎吾的文章,馆长柿沼介还特意加了一句评论:“由于本馆也收藏着嘉业堂旧储的秘籍,此《书志学》的快报特别引起我们的关心。”[29]从各方报道的时间关系上可以看出,《书志学》虽然只是长泽个人创办的刊物,却与日本涉华书业界保持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起着信息中枢的作用。

2.谁在上海码头迎接由日运回的古籍

松崎鹤雄在帮满铁买下《永乐大典》之后,又觊觎嘉业堂的全部古籍,经过两年的讨价还价没有结果;到了1940年2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也插手其中,所长狩野直喜要求该所驻苏州特派员高仓正三到南浔与上海满铁支所一起查点嘉业堂藏书[30]。大连满铁总部则派出田中老人到上海洽谈收购事,这时,日方军部背景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突然发难,不许满铁插手[31]。与此同时,伪北平政府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也通过在华日本学者桥川时雄筹划收购嘉业堂藏书[32]。嘉业堂藏书即将散出的消息在古书业界传播开来,前来洽购的“平贾”(北平古书商)计有文禄堂、修绠堂[33]、邃雅斋、修文堂、来薰阁等,其背后还有伪北平、伪满各单位和日本各藏书机构,这些信息基本都掌握在长泽的信息网络之中。

《郑传》新版第391页,提到1947年2月10日,由日本运回的107箱古籍,抵达上海码头时,郑振铎派孙家晋等到码头去迎接。传记作者写「孙家晋等」,表示还有一些人,如果人数不多,又是重要人物,人名宜全列。王世襄在1986年写过一篇文章,说「船到上海,到码头来迎接的是郑振铎先生派来的谢辰生(现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孙家晋(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谢辰生在1998年也写过一篇文章,说「船到上海时,是西谛先生指定由孙家晋同志和我,还有一位中央图书馆的潘先生到码头迎接的」。我的意思是一定要列谢辰生,这不是小事,因涉及这些古籍是否全部运回南京,或有部分扣留在上海的问题。(这是后话,容下文再谈)

面对各方掠夺者的重重围猎,郑振铎强烈地感受到“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也”[34],从而加紧了洽购嘉业堂藏书的步伐。1940年4月2日,郑振铎致张寿镛信中说:“恐平贾辈有异图”,“嘉业堂书甚可危”[35]。当时北平的来薰阁老板陈济川联合上海同文书院,意欲从南浔运出嘉业堂藏书到上海出售。可是,陈济川一抵沪,郑振铎马上找到他,先劝之以私交,开出5000元支票,作为委托陈济川“代我们向北平各小肆收书”的佣金,又动之以大义,“关于嘉业堂事,因关系重大,亦已嘱其暂时不必进行矣”[36]。

3.同志会工作报告书由谁起草执笔

“平贾”被郑振铎巧妙支开之后,又冒出燕京大学教授刘诗孙,代表满铁调查部,把满铁大连图书馆之前开出的40万加价至60万。郑振铎向重庆的中央图书馆报告说:“某方亦在竞购,嘉业主人殊感应付为难,且某方愿出四十五万者,近忽愿增价至六十万,此数亦非我辈力所能及。”[37]郑振铎根据形势做出判断认为,在南浔的藏书已被日军严加看守,“某方必欲得之,万难运出,恐怕要牺牲。惟多半为普通书,不甚重要。最重要者,须防其将存沪之善本一并售去”[38]。

有一专文说同志会工作报告书最初几次由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执笔。报告书的主要内容,是讲抢救哪些藏书家和书肆的藏书。这些实际采访、购买、整理等工作,都是由郑振铎亲自办理,当然由他来起草执笔才对,他又年轻,是文学院长;由大学校长来执笔,觉得不合乎人之常情。《郑传》新版第342页说第一、三号工作报告书,是由郑振铎起草(未写其他七次由谁起草)。事实上,从郑振铎给张寿镛的信,看出除第四号不知是否由郑振铎起草外,其余的八号工作报告书都是由郑振铎起草的。请读者想想看,假设郑振铎要恭请张校长写工作报告,张校长就可以回答说,你将每一次写给我的信,加以整理,就是最好的工作报告书啦!

无奈之下,郑振铎想出一个“两全之计”。依据文献的重要性,郑振铎将嘉业堂藏书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已经移藏上海租界的“我辈认为应亟需保存者”,即部分宋元本、明清罕见刊本、全部稿本和部分批校本;第二类为次要之宋元明刊本及卷帙繁多之清刊本;第三类为普通清刊本、明刊复本及宋元本之下驷[39]。第一类与第二类的部分是需要力争的,余下的书籍,既不必争,也留与亲日派的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搪塞日方追要,“仍可瞒得过外人耳目,不至惊动外人”[40]。

4.未详载购适园的藏书

郑振铎的“两全之计”,出于他不凡的文献学眼光。嘉业堂向来以富藏“宋元珍本”闻名,1929年,刘承幹曾择取162部宋元本编印《嘉业堂善本书影》,向来“侫宋”的古书界最为垂涎的也是这批宋元精版,正如长泽规矩也说:“无论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只要眼前有宋元本,就会忘得无影无踪。”[41]而郑振铎在遍览嘉业堂藏书目录之后,却独具慧眼地指出:“明刊本一千八百种以上,实大观也,其重要实在其所藏宋元本之上。”[42]当他目验刘氏存于上海寓所的珍本之后,更是识破其所藏宋元刊本多为下品,“非不唐唐皇皇,按其实际,则断烂伪冒,触目皆是”[43],遂决定全舍宋元本而取明刊本。因嘉业堂所藏明代政经军事、击剿倭寇等史料文献,有不少可补清人《明史》之疏漏,“此类书多半为‘史料’及集部孤本、罕见本,我辈不收,欲得之者大有人在。保存文献之意义,便在与某方争此类文献也”[44]。

1940年至1941年抢救古籍书款最多的是购张氏适园藏书,花了70万元(较嘉业堂藏书书款多44万5千元)之多,遇到的波折也最多,经过的时间也最长。1940年3月6日,郑振铎给张寿镛的信,第一次提到适园;同年4月22日,第一次提到适园主人张芹伯;1941年10月26日签订购书合同,并付订金,前后二十个月。《郑传》只写「购了张氏适园藏书」八个字,似过于简略。

1940年12月,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的徐森玉为收购嘉业堂藏书事,特地从重庆潜回上海。有了徐氏助阵,郑振铎对自己的两全之计更有信心,二人到刘氏藏书处阅览近半月,从2700余部古籍中“披沙拣金”。当时刘承幹又在编印目录,欲向美国售销,遭到郑振铎的“力加阻止”[45]。1941年4月,文献保同志会以25万元秘密购下嘉业堂藏书之菁华——明刊本1200余种,钞校本30余种。

按,有关购嘉业堂和适园的藏书,苏精的文章,嘉业堂写了八百多字、适园写了六百多字,是处理得最好的。其余,如沈津的文章,国家图书馆的出版品,如〈搜购古籍大事记〉、《国立中央图书馆六十年大事记:民国22年-民国81年》、《国家图书馆七十年记事》,均未提购得适园藏书。附带一提,郑振铎〈求书日录〉乙文,说购下适园全部藏书,并非事实。详见柳和城〈适园藏书的聚与散〉乙文(载《藏书家》第13辑,2008年)。

巧的是,1940年冬天,长泽在一本版本学专著中,亦举出10种被嘉业堂认作宋本、实为明本的古籍,并认为《嘉业堂善本书影》“所录书往往有伪本”[46]。郑、徐与长泽在互相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对于外界普遍推崇的嘉业堂宋元珍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似的判断。

六、孙家晋、谢辰生、王世襄的文章

三 中国古籍被劫与历难

标题所列三人的文章,也可纳入第一手资料,因为都是写他们的亲身经历。例如孙家晋在法宝馆整理和保管原属中央图书馆的古籍,前后有五年之久,一直到1949年12月将法宝馆的钥匙亲自交给当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他以笔名吴岩写了3篇文章,谈这些过程,都是陈述事实,其可靠性和可信度是毋庸置疑的。沈津的文章曾引用其中一篇,其他诸专文均未见引用。

1941年夏天,上海的局面越来越严峻,抢救来的文献必须尽快外迁。郑振铎从中挑出最珍贵的82种善本,托徐森玉亲自运抵香港,9月再辗转运抵重庆。第二批3200余部善本,则通过在邮局工作的唐弢,分为3800多个邮包寄到香港大学许地山处,加上叶恭绰在香港所购,装成111箱,均以“中央图书馆”的名义存放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47]。1941年秋,重庆方面决定将这批古籍抢运到驻美国总领事馆。日军进攻香港后,原定赴美的格兰特号轮船未能如期起程。12月28日,日军宪兵队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这批箱子,1942年2月上旬,日军23军调查班将包括中央图书馆古籍在内的香港大学各单位图书全部搬走[48]。

再说谢辰生,早在1993年,由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由他撰稿的「郑振铎」条目,内容提到由日运回的古籍,部分未运南京,留在上海,后被中央工作团接收。1998年他又在某一刊物提及此事,具体地说到有数百种秘密转移到法宝馆,由孙家晋保管。此事令人感到震惊,因为大家的认知都说是全部运回南京,此一条目、一篇文章,诸专文均未引用过。

1942年3月之后,日军从香港劫走的近5万册书籍陆续运到东京,11月26日,陆军参谋总部将这些“虏获图书”作为战利品,转交文部省。1943年7月24日,文部省将书运到上野的帝国图书馆,8月23日,文部省发文要求该馆先行整理134箱汉籍、25箱洋书,10月中旬提交3份图书目录[49]。负责馆务的司书官冈田温,从出版业、古书业界紧急招募了一些临时馆员,邀请隐居在叶山的老同学长泽规矩也出山主持整理事务。1944年1月25日,这批中国被劫古籍在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被开箱了。

第三个是指王世襄,他在1946年12月中旬奉派到东京工作,12月下旬先把被日军劫去的10箱古籍空运回国,1947年2月再随船押运107箱到上海。这一段历史,他也有文章报导,后来王世襄问郑振铎这批书如何处理,郑振铎的答覆令人颇感意外,他也将这件事写出来,所以他的文章也弥足珍贵。可惜他在东京未与整理这批书的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见面,不然可以将这篇文章写得更充实。王世襄的文章,只有卢锦堂引用过。

参与整理的馆员对这111个特大木箱十分好奇,因为木箱上还贴着“寄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胡大使收”的封条。但他们对箱内古籍的价值并不看好,认为中方应该早已将珍贵古籍抢运完毕,能运到日本的不过是来不及抢运的乙部罢了。文部省下令整理只是为了日后检索方便,只要求录出作者、书名等基本信息。然而长泽细看之下,认为这批古籍价值殊高,主动要求写成详述行款、各卷纸叶数、纸张样式、补配情况、刻工姓名、藏书题识、藏书印记的版本解题目录。如此一再延误,直到战争结束前夕,长泽等人刚刚完成经部、史部647种的整理工作,还有近3000种古籍来不及整理[50]。

这三人的文章,其重要性可归纳为三点:1.保管在上海法宝馆的中央图书馆善本古籍,后来整理好了,郑振铎交待说不必运往南京。2.由日运回被日军在香港劫走的一百多箱古籍,运抵上海码头后,部分秘密转移法宝馆。3.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上海法宝馆的中央图书馆古籍,后来被接收,入藏北京图书馆。

长泽为此撰写的800多页经史古籍解题在战后被束之高阁,直到1970年,汲古书院才将之影印出版,题为《静盦汉籍解题长编》。在没有任何购书信息可以参考的情况下,长泽以其20多年目验古本的老辣眼光,一眼看穿这批古籍的非凡来历——艺风堂、嘉业堂、群碧楼。有别于中国一般书目以《千顷堂书目》《四库书目》作为参考,《静盦汉籍解题长编》的三种参考书皆为近代藏书家的版本目录——“缪记”(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刘影”(刘承幹《嘉业堂善本书影》)、“邓新目”(邓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录》)。仅仅依据这三种书目,长泽就摸到了郑振铎的主要购书来源。

现在把三人文章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性文字略述如下:

四 战后日方藏匿行为与中方追索行动

孙家晋(1918-2010)

日本投降之后,13万贵重图书大部分回到东京,除了2万册中国古籍。这批古籍被偷偷转移到深山老林,出此主意者,正是长泽规矩也。长泽直至晚年始终没有透露自己在这次藏匿古籍行动中的“主事者”角色,导致日本学界对于战时掠夺中国图书之相关研究,多引述长泽的证词,并认为“这一良心的证词对日本国内之后的研究方向造成的影响是显见的”[52]。但是长泽的老同学,帝国图书馆馆长冈田温曾经留下证言:

1.与郑振铎的关系

长泽先生忠告我们说:“进驻军一来就要把书拿走呢!就像以前我们在中国所做的事情一样。到现在为止,帝国图书馆的书都是疏散到长野,这件事肯定会被美军间谍发现,他们一定知道这些书都在长野!”长泽先生说,要把书都运回来!战争一结束,我们先把这批书从长野取回东京,然后将这些书进行再一次疏散。这一次,我们是疏散到伊势原。那是长泽先生介绍的大山山麓的一家寺院。我们非常辛苦地把贵重书又运过去,这是这批书的第二次疏散。[53]

孙家晋1936年考入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修过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的课,时郑振铎任文学院长兼图书馆长。1945年8月28日孙家晋写求职信给郑振铎,9月底左右,孙家晋开始到法宝馆整理抗日时期郑振铎等抢救陷区的古籍,到1949年底把法宝馆的钥匙交给郑振铎;1950年至1955年孙家晋北上任职文物局,局长郑振铎;1955年5月任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后改称上海文艺出版社),后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1989年退休。

帝国图书馆多位馆员均曾提到,正是长泽发起了中国善本的第二次“疏散”[54]。长泽提议的伊势原寺院方案,被文部省认为现场不甚理想而否决,最后选定了寺院西北约5公里处的高部屋村。1945年8月下旬,这2万册刚被接回东京的善本再次被疏散,藏进高部屋村原村长小泽的地窖里[55]。

  1. 3篇文章的大要

图中第1箭头表示中国被劫古籍在1944年被运到长野县,1945年秋日本战败,古籍运回东京(第2个箭头),由于长泽规矩也的提议,古籍又被运到神奈川县的高部屋村藏匿起来(第3个箭头),直至1946年3月被发现后运返东京(第4个箭头)

〈忆西谛先生〉(原载《文物》第11期,1961年11月;后收在《郑振铎纪念集》,页132-140)。

被长泽挑剩的一万多册善本,则被归入“乙部图书”,计划用来应对中方的追索,1944年12月移至帝京博物馆的地下室。但也正是这批被长泽视做“乙部”的古籍,为中方提供了追讨的线索。这得从英军少校博萨尔(Charles
Ralph
Boxer)的被劫图书说起。博萨尔既是军官,也是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物研究的汉学家,1941年12月他被日军俘虏之后,家中藏书也被抢劫一空。日本投降之后,博萨尔立即写信向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询问其藏书下落,陈君葆“坚信博萨尔的书应当与中央图书馆那111箱珍稀古籍一起,存在于日本某处”[56],遂建议博萨尔向日本文部省负责接收香港图书的关口教授和田中教授询问。1946年1月10日,博萨尔以英国派驻远东委员会官员身份抵达东京,他从文部省获得线索后急赴上野帝国图书馆,1月21日,果然在地下室找到他的627册藏书,同时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57]。博萨尔立即通知在东京的中国代表团,这是中方得知被劫善本下落的第一条线索。长泽后来提到:“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的团员根据英国人的通报,来信询问我整理的接收图书,并且派人来到馆中察看。”[58]

内容摘录

中方得知线索,迅速展开追索行动,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致电国内云:“一部分目录业经该馆专家整理编目,一部分图书为避免轰炸运往外埠。”[59]外交部驻香港特派专员刘增华则致电教育部称:“在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查得,该馆所保管者约二万五千册,因空袭疏散在伊势原者约一万册。”[60]两处情报各有不准确处:前者称图书运往外埠是“为避免轰炸”,实为日方有意藏匿;后者称“疏散在伊势原者约一万册”,实为二万册。

「日本投降以后,西谛先生介绍他的一个老朋友和二个学生到西区一个叫做『法宝馆』的冷僻洋楼里去整理古书,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屋子里从地上到天花板都叠的是书,简直没有插足的余地。这些书都是西谛先生协同有关人士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跟美、日帝国主义抢购得来的。」「我们整理的那批古书是归于当时的所谓『中央图书馆』的。」「后来的确是没有可以发言论的机关了。《民主》《周报》《文艺复兴》等这些由西谛先生主编或跟他有密切关系的杂志都纷纷被迫停刊了。西谛先生来『法宝馆』的次数愈来愈少,我们几个整理书的人也不起劲了,据说南京的图书馆当局对我们也有意见,因为理得慢,理好的书也迟迟没有运去。」「我呢,主要精力是花在教书上,多余的时间才去办公地点坐一坐,看守那成百箱没
运到南京去的书。」「最后,西谛先生转道香港到北方开政协会议去了。到香港时他给了我一个信,很简单,大意是嘱咐我只要能活下去,『图书馆的事无论如何要维持下去』。我们知道他惦念着那上百箱的书。其后党的地下工作者来和我们联系时,也说到了来龙去脉,说到了西谛先生……解放后,我们保管的那上百箱书最后是由中央工作团来接收的,其中文教组方面的负责人正好是西谛先生。见面的时候,西谛先生愤愤地说道:『真是可恶!南京方面后来用潜水艇把文物图书装到台湾去的呀,其中就有我们亲手整理过的书。……幸亏后来我们整理好了也不运了。』接收的事告一段落以后,我就给调到文物局去工作。」

1946年4月8日,李济、张凤举作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赴帝国图书馆交涉中国被劫善本。4月18日,张凤举在写给郑振铎的信中说:“长泽君久别重逢,说话亦颇坦白。”[61]所谓“坦白”,大概就是长泽晚年自述的:“我和冈田馆长一起到位于麻布的驻日代表团,生来有脾气的我,大言壮语地说:‘如果不是保管在上野,放在香港的话,一定早就化为灰烬了,你们大概应该感谢我们吧!’”[62]

〈觉园〉(原载《散文》第3期,1980年3月;后收在《郑振铎纪念集》,页211-224)。

张凤举曾留学东京帝国大学,与长泽是20多年的老朋友,长泽晚年回忆道:“中国人批评帝国图书馆把图书放置到地下室的做法,村尾副馆长赶紧说明我正在整理这些图书,谁知中国人竟然熟悉我的名字,态度为之一转。究竟为什么呢,后来北京的旧知张凤举来到叶山探访我的时候,才知道原因。”[63]根据张凤举日记,1946年4—6月间,张凤举与长泽至少有5次见面[64]。当时中方要求帝国图书馆在一个月内编成善本详细目录,由长泽实际负责编目,长泽整理文献的高效与负责态度,大概消弭了张氏心中的“敌我界限”,他不仅赠送美国甜点感谢长泽,还照搬日方叙事,告诉郑振铎说:“该馆于东京被轰炸前,曾将其中精华抽出,运往长野、山形两县储藏。又将其次要者运往伊势原地方。而主持其事者,即长泽规矩也君。”[65]张凤举所不知道的是,长泽疏散图书的本来目的是想瞒匿这批善本。

内容摘录

五 郑振铎在索还劫物中的关键作用

「而图书馆当局又嫌我们慢,嫌整理装箱后运到南京去的书太少了,颇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我们有点愤愤然了。西谛先生是懂得我们坐困书城的心情的,他只是淡淡地说道:『不睬它就是了。』」「我已经记不得谁是第一个离开『觉园』的。只记得整理、编目的人手逐渐少了,书装了箱也有意识地叠在下面,不再往南京运了。终于只剩下西谛先生和我两个人在『法宝馆』里陪着那半城图书。」「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徐森老郑重其事告诉我,他要到乍浦路来找我,希望我找个安静的小房间,约好北京图书馆上海办事处的李芳馥先生一起来谈谈。」「那天徐森老精神矍铄,还带来了一位身穿西装、很有点书卷气的中年人。握过手,四个人在不太明亮的一个小房间里坐定以后,森老重新又作了一番介绍:『这位章先生是商务印书馆谢仁炳老
生特地介绍来的。谢老和西谛先生是商务的老同事。这位孙先生是西谛先生的高足,李先生和西谛先生也是相熟的。彼此都不是外人,大家敞开谈谈心吧!』」「李先生和我都说了藏书和保管的情况。」「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七日,上海全市解放了。不久便有一位江同志来找我,说是章文彩同志留下的线索,特来慰问的。他还告诉我:『章文彩是章汉夫同志的化名;谢仁炳老先生是章汉夫同志的父亲。所以,老章同志其实也不姓章……』我在恍然大悟之余,急于想把钥匙和早已造好的图书清册交出去,江同志却说:『不忙,华东军管会不久会来正式接管的。』华东军管会还是责成我们暂时保管这些中外图书。直到董老率领的『中央工作团』在四九年冬天到达上海,我才正式把『法宝馆』的钥匙交了出去。说也凑巧,『工作团』文教组的负责人正好是郑西谛先生。」

善本在港被掠的消息,重庆方面是通过1942年6月离港抵桂的港大教授陈寅恪而获知的,但身处上海沦陷区的郑振铎并不知情。他“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一直到1945年11月还在痛心地表示:“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66]后来还是叶恭绰去信告知书籍已被劫至日本,并请他尽快整理书籍目录:“运美各书之目录,当时编制匆促,不及查注版本等等。弟拟向尊处补查补注,以为向日本索回之据。”[67]

〈沧桑今已变──纪念西谛师百年诞辰〉(原载《新民晚报》1998年12月27日至28日;后又收在《郑振铎纪念集》,页469-473)。

叶恭绰所云目录,是1940年初郑振铎在抢救图书之时即已“分别甲乙,并在目录上详注版本及作者”[68]的文献目录,后来郑振铎按照四部分类载为四卷书目,“善本部分已详加批注版本并录题跋”[69]。由于全部古籍均经郑振铎之手购入,目录亦由郑振铎一人之手抄写,他人皆“未甚详悉”[70]。1941年寄到香港的七批书,每一批皆有相应的“存港书目,诸留备查考”[71],“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72]。全天下只郑振铎一人掌握着这批古籍的全部目录。正是这份独一无二的目录,成了中国追索被劫文物行动最重要的依据。

内容摘录

1946年3月,中国政府派遣以朱世明为团长的驻日代表团,赴日追索被掠至日本的中国物资。南京中央图书馆屈万里为此致函郑振铎:“本馆前邮寄香港之图书,已在日本发现。兹因朱世明先生东渡,拟请其携带香港装箱目录,就便查勘,以备收回。”[73]此信专门介绍中央图书馆专员杨全经至郑振铎处,复抄一份寄港图书目录。3月31日,驻日代表团第四组副组长张凤举带着这份“香港装箱目录”来到东京。

「48年岁尾的一天,他和我感慨地环顾全室的书城(大概已运走了三分之一光景),他亲手关紧窗子,准备好亲笔签名的封条,亲自锁上铁门,贴上封条,然后把钥匙郑重其事地交给我:『拜托了!』我感到了钥匙上残留的他的体温,时局紧张,我更感觉那个钥匙的沉重的分量。」「有一天,忽然接徐森老的电话:『西谛走了!』不久就接到西谛师从香港寄来的明信片:『图书馆事无论如何要维持下去。』我知道他关心的是『法宝馆』。」「徐森老又介绍我和章汉夫见面,他说了形势,说了『护厂』,听了我汇报『法宝馆』的情况,说:『人民会感谢你们的。』我懂得了真正的『楚弓楚得』。」「1949年冬天,董老率领的工作团到达上海,文教组长便是郑西谛先生,我在上海大厦楼上汇报情况,把法宝馆
的钥匙亲手交还西谛师,几乎喜极而涕。后来法宝馆的藏书便由西谛师及其随行干部处理,我个人则在1950年初被调往中央文物局工作。」

中国代表团追索被劫文物的过程充满艰辛,备受联合国苛刻条款的掣肘:“联合国关于要求赔偿文物的条款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经证明确为抗战期间被劫夺或盗窃的,要求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被劫夺文物要求列出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军劫夺,要求说出番号等,这样才算材料完整,联合国才能督促日本。”[74]正是在这些苛刻条件的限制下,“我国在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三百万册,但归还的总共只有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三册。其中除中央图书馆一部分善本书先后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外,其余多是普通书籍,估计共值十八万余美元”[75]。

谢辰生

这批中央图书馆的珍贵善本之所以能够完璧归赵,是因为中方在举证方面拥有如下几项有利因素:

1.与郑振铎的关系

一是在举证日军劫掠经过以及机关名、部队番号方面,香港大学的陈君葆立了大功。他在日本侵港之后被迫留任冯平山图书馆,目睹这批古籍被日本23军调查班搬离香港的全过程。日本战败之后,陈君葆立即向教育部通报他所掌握日军少佐宫本博、中尉肥田木近的劫掠经过[76],1946年6月,陈君葆通过港英政府向驻东京盟军司令部提交一份英文详细说明[77]。

1947年2月10日,郑振铎指定孙家晋和谢辰生到上海码头迎接由日运回的古籍,同年2月11日、16日、20日到郑宅,其中20日郑振铎日记「谢某送书目来」;同年5月1日、9日、10日到郑宅,其中10日郑振铎日记「谢君来抄书目」。日记所记「谢某」、「谢君」,疑指谢辰生;「书目」疑与由日运回古籍有关。6月18日、7月3日、11月15日,改称辰生。1948年2月8日、9日、10日、11日,3月31日,4月23日,5月25日,6月3日,亦称辰生或谢辰生。《郑振铎传》第461页称郑振铎任文物局长,谢辰生是他的业务秘书。

二是详细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等方面,1941年底,叶恭绰带领的香港庚款小组赶在装箱之前,在每本古籍上加盖“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两种印章。

2.一个条目、一篇文章的大要

第三,中方不可能逐本查勘帝国图书馆的50万藏书,还是需要向盟军司令部出示中国文物被劫之前的“清单书目”,这也是最最重要的“劫物清单”。于是郑振铎提供的记录着版本、题跋等具体信息的“香港装箱目录”,就成为追讨劫物最直接也最有效的依据。1946年1月21日,英国博萨尔在帝国图书馆发现被劫图书时,由于他随身带着自己的藏书目录,而日方也有一份经长泽规矩也整理的“Boxer文库目录”,两份书目一对照,日方根本无法抵赖。才过了4天,博萨尔就成功地将书运出上野[78]。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文物部分由谢辰生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其中「郑振铎」条目,也由谢辰生撰稿,该条目说:「1948年,他把曾被日本侵略军从香港劫夺而由中国驻日代表团追回的一大批珍贵图书秘密转移,指定孙家晋等人负责保管,故意拖延、推迟运往南京的时间,直到上海解放后交由中央工作团接收,使这批珍贵图书得以保存下来。」先纠正1947年误为1948年,百科全书不应该发生这种错误,这是首次从文献上得知由日运回的古籍有一大批未运往南京,秘密转移留在上海,由孙家晋保管,令人感到十分骇异!

如果没有郑振铎提供的这份“香港装箱目录”,中央图书馆在香港被劫的这批古籍可能遭遇被日方藏匿之后的再度纷失。宫本博在回答盟军总部的相关问询时说:“1942年3月,这批书运出香港时,是有一份目录的。目录由陈君葆和大泷荣一两个人共同制作。”[79]然而从陆军参谋部转到文部省,最后转到帝国图书馆时,这份香港书目已经不见了。至于长泽的说法,则是“原来完全没有目录的接收本”[80]。

谢辰生〈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郑振铎文博文集》代前言〉乙文(刊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总第31期),说:「从1940年元月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发生之日止,共两年的时间,他们为国家抢购了善本古籍三千八百种,……还有约三千余种陆续运到香港,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被日寇全部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几经交涉才于1947年由王世襄先生押运回国。船到上海时,是西谛先生指定由孙家晋同志和我,还有一位中央图书馆的潘先生到码头迎接的。这批书在解放前夕被悉数运往台湾。还剩余的几百种则始终集中保存在上海爱文义路觉园的法宝馆,由西谛先生委托孙家晋同志等负责保管,迟迟未向南京移交,一直拖延到上海解放。于1950年交由董必武同志率领的中央工作团华东分团接收,使这批珍贵图书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第二次从文献上得知,由日运回的古籍有数百种保存在法宝馆,后被接收。此文与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所说,数量多了有「几百种」,保存地点在「法宝馆」。前列诸专文均未引用谢辰生这两笔资料。不过,谢文仍有小错,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日是1941年12月,非1942年。

另据张凤举信中说:“惟长泽君声明,据彼所闻,书离香港前似有纷失。”[81]将日本疏散藏匿的图书,说成离开香港时丢失,这一点极难查证,不失为一种狡猾的解释。所幸,中方还有郑振铎整理的原始装箱书目,为追索行动提供了明晰的清单、有力的证据,挫败了日方隐藏部分图书的企图,保证了这批珍贵文献的完整回归。1946年6月,先有十箱古籍航运回国,1947年5月,中央图书馆被劫的34970册古籍全部运抵上海[82]。

王世襄(1914-2009)

六 结语:系于国运兴衰的古籍命运

1.生平简介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私家藏书大量流失海外。1907年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被日本静嘉堂文库一揽子买下,1929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收购浙江东海藏书楼共4万册图书,“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83]。长泽规矩也在中国的七次访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由于长泽出手阔绰,北平的旧书店往往愿意将宋元刊本售予长泽,长泽不无得意地说自己“成为珍本带出中国的重要盯防对象,被民国图书馆界密切注意起来”[84]。1930年夏天,长泽到杭州、南京、苏州等地访书时,浙江省民政厅曾发文通告全省:“日本人长泽规矩也来浙游历,通饬保护并注意有无夹带军火及测绘地图等。”[85]北平图书馆派出访书专员赵万里一路盯防。就算处在如此严密防范下,长泽还是拿到了世界仅有五本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以及《千金方》和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两种[86]。为了防范长泽,中国学者在长泽抵达北京之前,连冷门的戏曲钞本也都尽量搜空,然而长泽还是得手了数百种曲本[87]。可以说,拥有雄厚财力和高超鉴赏力的长泽在与中国学者的“购书斗法”中,保持着不俗的战绩。

燕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曾任中国驻日代表团第四组工作人员,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陈列部主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著作有:《明式家具珍赏》、《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锦灰二堆:王世襄自选集》、《锦灰三堆:王世襄自选集》、《锦灰不成堆:王世襄自选集》等。

1932年之后,虽然长泽未再踏足中国,然而东京学界凡有到中国访书者,出发前必向长泽请教[88]。“七七事变”之后,长泽时刻关注嘉业堂、北平图书馆等藏书动态,也跟踪记录着郑振铎、徐森玉等中国同行的动态。郑振铎留守“孤岛”的动机,许多中国同行都不了解,但长泽是清楚的。当他读到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时,还羡慕地评论郑氏“所得书皆为珍本”[89]。

2.一篇文章的大要

抗战期间,为了给国家收书,向以“书痴”闻名的郑振铎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90]“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91]购入古籍之后,郑振铎在各书箱中均夹入多量樟脑等辟虫物,每种古籍“并用透明纸及牛皮纸包扎”,以防水湿[92]。古籍寄存香港之时,郑振铎多次向中央图书馆写信请求尽快运出香港,因港地潮湿多白蚁,不利于古籍保存,“中多孤本精椠,若有疏虞,百身莫赎”[93]。后来在香港装箱启运美国之前,所有古籍都用油皮纸包裹以防止水浸,然后放入铅板二重包装的大木箱中。而这批被郑振铎视为珍宝的古籍被劫至东京之后,却被长泽为首的日本专家“粗暴对待”——其中2万册菁华图书一年之内经历了4趟长途搬运,其余1万多册则“被积压在一个潮湿而封闭的地下室房间内,它们已被长期曝露于外并且受损严重”[94]。

王世襄〈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原载《文物天地》1986年第5、6期,1987年第1期;又收在《锦灰不成堆:王世襄自选集》页61-
77)乙长文,有10个标题,其中最后一个标题「十1946年11月参加南京文物展览及日本之行」,约有1,600字左右,说中央图书馆一批善本书被日军劫往东京,分别在1946年12月和1947年2月空运和航运返回上海。这是他的亲身经历,其说法无人可取代。如:
1946年12月存在中国驻日代表团库房的10箱古籍,利用两架中央航空公司专机送中国驻日代表团的人员及家属到东京来,回程无可装载,经王世襄提议并经代表团批准,才运回上海;事后教育部长杭立武来信指责,理由是为此教育部要承担部分回航费用,又怕飞机失事,空运善本书不安全。存在东京上野公园的107箱古籍,如何先运到横滨,要派几辆卡车,有前导车吗?横滨有安全库房吗?当天还是提早运送,货轮有可装一百多箱的舱位吗?运费要多少美金等,王世襄将这些过程巨细靡遗地写出来,是第一手的珍贵史料。文章中还透露为了使这些善本古籍早日回国,与他的顶头上司张凤举发生诸多不愉快的情事。

晚清以来中国古籍东流的问题,虽在郑振铎等人的呼吁与努力下得到部分遏止,但是毕竟国力有限,国家可供调用的资金不足,而日寇、汉奸及美国的一些单位和个人却能一掷千金进行掠夺性抢购。郑振铎“目击心伤,截留无力,惟有付之浩叹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叹,哀此民族文化,竟归沦陷,且复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95]。

3.评论

作为攫取中国古籍的“常胜将军”,长泽规矩也虽未有亲身参加战争时期的图书掠夺,却在劫掠图书的过程中充当了“主事者”和“谋划者”的角色,他在受命整理这批劫获文献时,表现出罕见的积极,冈田温说:“当长泽君从结实的木箱里一本本地取出善本时,他的眼睛炯炯放光,他废寝忘食地为我们整理图书。”[96]

此文有多处要加以补充和补正,依文章行文顺序说明如下:

在1944年8月盟军日夜轰炸东京的情况下,长泽特地让冈田温去说服帝国图书馆馆长,挑出其中的珍贵史籍,面向东洋史研究者举办“明代史料展观”。考虑到这批史料的“掠夺”性质,帝国图书馆认为还是内部展示为好,因此只邀请了30余位东洋史学者观展,之后又开了一个“明代资料恳谈会”,观展学者就这些中国古籍畅谈明代史研究的新进路[97]。对于长泽此举,冈田温认为:“恐怕他已经预见了日本的学者不可能再有机会见到这些贵重的资料吧。”[98]对中国古籍的强烈“占有欲”,使长泽很难接受日本战败之后古籍必须返还中国的现实,他积极谋划藏匿这批图书。当确认这批图书必须全部返还中国之时,“长泽君表现出来十分的垂头丧气,让旁人看着可怜他”[99]。

写1946年12月中旬抵日,到东京不久即将10箱善本古籍空运至上海。此段文字,时间的准确性不够,补充如下:王世襄是1946年12月18日左右抵日,12月30日左右将10箱书先空运抵上海。
107箱运抵上海码头,有确切的日期,即1947年2月10日,不宜写2月。在码头的迎接人员漏中央图书馆的一位潘先生,共三位。「迎接」应包括「运走」,可惜,王世襄未交待是否悉数运往南京、何时抵达。图书馆两位同人的大作均说前后两批书,共3,286部,34,970册,翌年2月全数安抵南京中央图书馆;与谢辰生所说有几百种秘密转移法宝馆,未运南京,两种说法大不相同。
王世襄事后曾问郑振铎这批书的事,郑振铎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从京沪撤退时,又被他们运往台湾了。」王世襄似也相信这种完全不符事实的说辞。运台的三批古籍,在南京就已满载,怎么可能停留在上海装运古籍呢?法宝馆的古籍由孙家晋保管,孙知道郑振铎的政治立场,不可能把上百箱的古籍运到上海码头。从未见过中央图书馆有从上海运古籍到台湾的文献记载。
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曾将整理这批古籍的经过记录下来,日前看到林景渊教授的译稿,文章讲到长泽自1944年1月25日开始到帝国图书馆地下室整理这批书,每天上午七点七分到达图书馆,写这一批书的提要。有中国人责备日军劫走这批书的不当行为,长泽辩称,如果当时保管在香港,早都被烧成灰烬了。至于为何一部分运到乡下小泽元村长的仓库,是由于怕被美军没收,所以疏散到乡下。如果读者要知道这段经过,日文请看长泽规矩也着《古书のはなし──书志学入门》九.〈古书.图书馆と私〉(东京:富山房出版,1976年),该书国家图书馆日韩文室有典藏;中文部分,林景渊教授已译成中文,尚未发表。

“日本战败后的长泽君,整个人全变了。他年轻时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已经褪色,回归到一个完全日本趣味的日本人”[100]。不仅如此,长泽将他战前和战时收购的中国古籍全部出售,先将有插图的珍本高价卖给村口书店,1951年、1961年又将所藏戏曲小说高价出售给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据悉花费该所两个年度的科学研究费[101]。

附言:王世襄〈与西谛先生一夕谈〉乙文(收在《郑振铎纪念集》,页518-521)说107箱善本书押运回上海,受命交给郑振铎,当天两人未见面,「我立即去南京,失去了拜见西谛先生的机会」,此说恐怕与事实不符。《郑振铎年谱》新版第563页载:二月十一日「晨,钱鹤林来。至中美探望慰堂。晤森老及王世襄。」(引号的文字是录自郑振铎日记)按常理,郑振铎第二天一定会与王世襄会晤,这是一件大事。

与长泽相反,郑振铎在得知国家的图书被劫时,内心充满自责:“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压与烧毁么?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102]但是对于自己的藏书,郑振铎从来未曾借以牟利。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团出访时不幸飞机失事,他去世之后,家人将其9400多册珍贵藏书悉数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七、陈君葆的日记

回顾郑振铎与长泽规矩也之间这场未曾谋面的文献争夺,其胜负结局,虽然与两人的性格、才华、志向和处事方式密切相关,但最终还是系于国运兴衰与国力强弱。当日本国力强盛时,日本人一掷千金,用尽手段巧取豪夺,郑振铎曾在多篇文章中感慨:“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103]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强大,文献的流出也逐渐转为流入。2013年,北京大学斥资1亿多人民币购买日本大仓集古馆藏书,为中国首次大量回购海外中国典籍。而所谓大仓集古馆,正是1928—1932年长泽规矩也在北京期间代为鉴定和收购古籍的“大仓洋行”。

陈君葆的八则日记

陈君葆系广东人,生于1898年,1934年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该馆后来并入香港大学,1953年10月退休,1982年辞世。据小思〈一段护书往事──记陈君葆先生〉乙文说,1947年英国政府颁给陈君葆OBE勋章,港督杨慕琦爵士在贺函中,赞扬陈君葆说:「香港政府期望能就市民于一九四一年抗战期间及其后沦陷时期的英勇行为、牺牲精神,以及尽忠职守的表现,对他们致以最深的谢意。」这段赞词应包括保护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为中央图书馆抢救古籍后寄存在冯平山图书馆的一百多箱的古籍及其被日军劫走后仍继续追踪其下落的辛劳,直到发现在日本帝国图书馆为止。陈君葆生前日记,由女婿谢荣滚整理,分别于1989年出版二卷本《陈君葆日记》,记1933年至1949年;2004年出版七卷本《陈君葆日记全集》,记1932年至1982年。两种版本均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七天的日记和七卷本第三册正文前的图版,有1950年9月23日郑振铎亲笔写信给陈君葆,请求寄回北京前中央图书馆寄存在香港的藏书的书信影印本,信有叶恭绰共同署名。这七天的日记和书信影印本,都涉及111箱古籍问题。前述近10篇论文及专书中的相关章节均未加引用,或引用而有遗漏,这些日记是很重要的史料,值得向读者介绍。现依日记所记时间先后摘要原文,必要时加按语说明。

  1. 1940年1月25日

陈君葆和蒋复璁两人第一次见面,日记载:「中央图书馆和他的总务主任陆华琛因孙述万的介绍来访,谈了好些时。」据苏文说蒋复璁个人在1月23日搭意大利船回港,所以25日与陈君葆见面是很自然的事,惟不详谈话内容,不知是否谈及拟在上海搜购古籍善本之事。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一年又五个月后,抢救的一百多箱古籍会保管在冯平山图书馆,更没有料到这些古籍会被日军劫走,为陈君葆增加很多身心方面的沉重负担。后来这批书运回南京,再辗转运到台湾。人和书的命运都是天在安排,由不得人。如今这批书分藏台湾、南京和北京三地,其过程应可拍成纪录片,会很精彩。中央图书馆大事记应记录陈、蒋见面乙事。

  1. 澳门新葡亰登录,1941年9月3日

日记载:「徐森玉请誉虎、季明和我到牛奶公司午饭,成坤也同被邀请去,他这次请客,大概为的是中央图书馆的一批书。这书由郑振铎寄来,计到了的已有三千二百包,此外未到的还有六百多包,这许多东西要寄到川滇去,将怎么办,的是个难题。」据郑振铎给张寿镛信,6月2日寄第一批257包,是嘉业堂刚买到的善本书(香港大学许地山6月19日信上说收到了),6月20日寄第五批,同月22日说寄出1,710包。七、八月寄的数量写在8月14日郑振铎给蒋复璁的信。9月3日说已到、未到共三千八百多包,其余有2,100包似是早期搜购的书。这些古籍,郑振铎说都有「寄港书目」,未见于陈君葆日记中。陈寅恪1942年6月20日给杭立武信上说:「其运去之书目,无意中发现于马季明先生处」,不知此书目是否与郑振铎所说「寄港书目」相同。此日记也透露,迄9月3日尚未决定这些古籍要寄往美国。这一天的日记内容未见于郑振铎的文章、书信和日记。

  1. 1945年11月19日

日记载:「今日发出二函:1.致杭立武教次,报告一百一十一箱书籍事,2.覆国立图书馆蒋复璁11月8日函,说明一百一十一箱被移出经过并报告现留馆内尚有五百廿余册无恙。两函均预备空邮寄出。」(按赵建民在冯平山图书馆看过此信)这一天的日记,其重要性在于披露尚有五百二十余册未被日军劫走。照理讲,蒋复璁接到此信后,应立即派人到香港索还,等到1951年5月1日再去追问时,陈君葆说已北运北京了(疑北运三箱中,有这批书)。此种重大讯息,《郑振铎年谱》和《珍帚斋文集》均未记。

  1. 1946年2月16日,3月27日

2月16日日记载:写了信:覆杭立武,提议继续进行追查111箱事办法。(按陈君葆1945年12月13日接到杭立武的信,说去信已收到,但仍属111箱书事,再加调查)致蒋复璁函,并附李宝棠书目一纸。(按李宝棠从上海带51种书的「书单」有「三纸」,二份交马季明;未知书目一纸和三纸有何不同)

3月27日日记载:得蒋复璁来信两通: 3月16日,
3月20日。并述李宝棠自沪带来图书事,内请马季明先生带到重庆的四部而已。此事应一翻年前日记始知其详。按此事较为复杂,又怪异。本文第85页已说明51种只收到4种。事见3月20日屈万里给郑振铎的信,没有想到同一天蒋复璁也给陈君葆信,也提到只收到4种。再综合并进一步说明如下:
51种由李宝棠从上海带到香港交马季明带到香港,有28种精品拟空运,有书单。重庆中央图书馆只收到4种。陈君葆说已找到19种。发现有6种藏于北京图书馆。另有2种疑亦由该馆典藏,书名同本文第86页。目前下落不明的有20种,郑振铎生前应知此事,可参考1950年9月23日郑振铎给陈君葆的信。

  1. 1946年6月16日

这一天的日记很重要。第一点,日记引1946年1月10日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的博萨尔给马提太太的信,说在东京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111箱书籍。博萨尔立即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也希望陈君葆写信给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信上说这些书先寄到东京的参谋本部,再移到文部省,最后交给帝国图书馆,时间约在1944年夏季。一连串的说法与长泽规矩也的说法,完全吻合。第二点,由于博萨尔在信上未说明发现这一批书的确切日期,所以陈君葆根据博萨尔在日本的行程,推断「发现书籍约在一月中至廿日的期间」。

这一批书在东京被发现的时间及发现者,有多种说法。时间都说是二月,发现者多未具体写什么人。《蒋复璁口述回忆录》一书说抗战胜利之后,顾一樵先生前往日本参观帝国图书馆,「因为图章的关系,认出其中一批系中央图书馆之藏书,于是再将之运回南京,居然一本不缺」。按顾一樵是2月25日搭乘美国军用机飞抵东京,总要先拜会大使馆,大使馆应会说这批书已找到了。当然参观还是可以去参观,以便4月2日回国报告说看过这一批书。《回忆录》所说「……运回南京,居然一本不缺」,与谢辰生的说法有异。

  1. 1950年11月4日

陈君葆的日记以这一天最为重要,大意是说抗战期间寄存在香港的善本图书,今日启运北京,「下午打发所有中央图书寄京,装成三箱交吴荻舟兄运去。这样费了许多天工作才把事情弄妥,真是身上少了千钧的担子似的」。日记中有「所有」二字,表示全部寄走了。这件事要追溯到本年9月23日郑振铎给陈君葆的亲笔信,内容:「前国立中央图书馆(现改名为国立南京图书馆)在抗战中,曾寄存一部分善本图书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李宝堂先生赴港时,又带上了一批。这一部分的书籍(还有若干部存在马季明教授家中),我们现在要运到北京来。希望先生能够清理出来,准备启运。……」(见图十二此信影印本,有叶恭绰联名签字)。信上提到李宝堂和马季明二人之事,见3月27日日记中的说明,不再重复。陈君葆1951年3月2日记收到文化部文物局1月16日函,应该是收到1950年11月4日寄书的公文。这批书应附有书单,并写明共多少种、多少册,惜未见日记有记载。

澳门新葡亰登录 2

图十二: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有关我国善本古籍保存事给陈君葆的函件(载于《陈君葆日记》卷三,1950年11月4日)

  1. 1951年5月1日

日记:蒋复璁另带一人,在下雨天同去找陈君葆,问中央图书馆尚保存在冯平山图书馆未被日军劫走的古书。陈答以已交取走,陈君葆未问同来者姓名。赵建民的研究报告和《郑振铎年谱》,均未提及二人同去。有二人同去,表示知道中央图书馆的善本古籍被接收,另有其人。当然《珍帚斋文集》不会提及此事。

其他,日记尚有三则可记:

1. 1941年9月27日,记陈君葆雇人抄写中央图书馆寄存在馆内的《剿闯小说》、《明御倭军制》等5种古籍,五书字数合约36万字,雇人抄写亦甚需时间。第一部曾出现1941年4月1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给蒋复璁的第七号工作报告书。由此小事看出陈馆长随时找机会搜集文献,补充馆藏。
2. 《郑振铎年谱》1946年1月25日至26日,有这样一段文字:「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港英当局端纳上尉等,提审日本人乐满、江村、竹藤峰治,追查被日方窃运去的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寄存在港的图书,但这几个人都推说不知。」
3. 从日记中得知当时的教育部次长兼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负责人杭立武很关心111箱古籍的下落,与陈君葆互动频繁,常有书信来往。陈寅恪离开香港到桂林后,1942年6月20日写信给杭立武说111箱古籍被日军「波部队」运走,又说运书单在马季明家。同年7月20日和8月8日,杭立武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先后给蒋馆长的信,都有引用陈寅恪上述的话。谈这段史实不能不提杭立武所扮演的角色。

陈君葆日记可补《郑振铎年谱》之不足

陈福康教授治学严谨,增订《郑振铎年谱》、《郑振铎传》二书时,没有忽略陈君葆日记正文前图版页上1950年9月23日,郑振铎给陈君葆亲笔信的影印本,信上要陈君葆馆长寄还三笔中央图书馆寄在香港的古籍。陈君葆日记的正文漏记此事,亦未见陈君葆收到此信的时间,然陈福康没有遗漏这封未出现在正文的信。惟《日记》仍有四点可补《年谱》之不足。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澳门新葡亰2018 http://www.remote-pc-spy.com/?p=3667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