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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旧信中的人格

“手札”已经淡出我们的视野,它有过上千年往返不绝的辉煌,其独有的文化内蕴到今天已接近断层。如果我们不能轻易收到书信了,那么,就不妨观摩张瑞田《百札馆三记》里的书信照片,以慰旧怀。张瑞田收藏众多当代作家书信,他的新著《百札馆三记》中的“旧信记”一辑,钩沉往事,理性评骘,并附有若干旧信手迹可供读者观摩。
“匡满同志:我已于一日顺利返回连队,仍住原来房间,现在是我一人独占了。房间几月未住人,推门一看,另是一番景象:蛛网尘封,白霉铺地,破纸堆里,跳出青蛙来迎。丁力帮我清扫,张小华帮我洗帐子,晒床板,叶勤帮晒被褥。我也花了两天打扫、清理、洗晒、归置,因此累倒,在床上躺了两天,却也体会到劳动改造世界的乐趣。如今虽然谈不上窗明几净,却也建立新秩序,可以为所欲为了……祝近好!顺致杨小敏、崔道怡、小周明同志好!光年73.6.18”这是1973年,诗人张光年从湖北咸宁干校寄给连队的年轻战友杨匡满一封信的节录。张瑞田对此有所阐发:“正如同张光年与杨匡满在‘文革’期间被边缘化一样,当代许多作家在利益集团的重组过程和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被边缘化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鲜有人重复张光年对杨匡满的真诚倾诉。”老一代诗友之间的热诚,带有从前的特点,这也是书信擅长展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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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滨同志:你代《重庆晚报》约稿的信,早已收到,忙于杂务,稽复为歉。近日忆及童年时在重庆度过的那段岁月,已是半个世纪了,但有些印象仍深留在记忆中。写了一篇记趣的短文,不知合用否?请你看看。如尚合要求,请你代为寄去。如不适用,望勿为难,寄回给我即可,以后再写。匆此。即颂编绥。唐达成
一九九七年元月二十四日”

上海巴金故居的周立民馆长,告知《巴金全集》修订版的书信集进入截稿期,我回复他:找一找,巴老的事情,一定要做的。

这是20年前的一封书信。其时唐达成已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任上卸职,已逾8年,而儒雅性情没有多少改变,接受约稿,态度谦逊平易之极。年轻读者看不出这位书信作者曾经身处高位。

巴老给我爷爷的信,我这里有一封,是1988年夏天的,周馆长随即也拿出来一封我爷爷写给巴老的,时间完全合得上,再仔细一看内容,正好是一来一往。这在书信征集中,很难得。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雷加同志:年老多病,气候变化,常感心脏不适。书还没有去邮局寄,却又住院了,要检查一段时间。只好等出院后再寄了。反正也不急,一非‘名著’,又无‘巨作’,留给老友们作一纪念而已。自幼喜爱文学,特梦想写长篇小说,但一直在文艺界‘打杂’,一无所有。‘文革’后才又开始写点散文,新时期以来,也仍是‘打杂’而已。匆此
祝好! 陈荒煤 十月十一日”

巴金故居在2007年将此信整理出来进行扫描,而《夏衍全集》是2005年出版的,此信未能收入。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封旧书信。陈荒煤自谓“打杂”,与其他文学界前辈一道,共同领导并勉力维护上世纪80年代乘改革开放大潮而生的一段文学繁荣时期,那是多少人追怀不已的黄金岁月。张瑞田的阐释,令人感慨系之。

时光倒流三十年。

“程代熙同志:你好!贵刊创办以来,一直迎着风浪前进,高举马克思主义文艺大旗,抵制不正之风,令人十分佩服。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诗坛也是一个重灾区。至今尚未做认真的清理。而且还有人在打擦边球,这种朦胧诗选,那种朦胧诗赏析,照出不误,真怪事也。我儿子慨然写了一篇论新诗优良传统的文章,未点名批评某些人的观点。我看了一下,寄给你们审阅,看是否可用?如不行,可退还给他,提些意见,令其修改。祝编馔两安。丁力
90.8.31”同一时期的这封旧书信,显得别具一格。它是一封荐稿信,张瑞田称之为“举才不避亲”,结果怎样?张瑞田淡淡地说:“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在《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杂志发表,我也没有读到这篇立场坚定的文章。时间过去了二十八年,丁力先生,程代熙先生也先后作古,我辈把朦胧诗当文学‘第一口奶’的文学青年,已人到中年。北岛老了,顾城死了,‘80后’的读者把朦胧诗当成了文学遗产。可是,据了解,在书店中能卖出的诗集仅仅是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作品了。似乎当下无诗。”

1988年7月20日,我祖父在大六部口的家中写给巴金一封信: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学界,还发生过一桩趣事。老资格的阳翰笙率团访日,行前带一些馈赠日本友人的礼品,归国后将日本友人赠送的礼品带回家。这件事情被举报到文联党委,并由文联党委公函呈报周扬和夏衍。但周扬、夏衍、阳翰笙有近半个世纪的交谊,年轻时同为大名鼎鼎的“四条汉子”,因此,周扬、夏衍只在公函上圈阅,不做批示。张瑞田写道:“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对外国商品所表现出来的敏感和谦恭,一度让我们失去了尊严,即使现在,我们的心还隐隐作痛。”

巴兄:久违甚念,阅报知您能“拄着手杖把客人送到门口”,深以为慰。

《百札馆三记》的“三记”是“读傅记”、“旧信记”、“谈札记”,基本是从手札中透析历史,在历史中看到人心,知人论世,展现了写作者的睿见卓识。雅人深致,不亦宜乎。

今晨冰心打电话来,说您给她的信中提到我没有出席她的纪念会,可能是病了,关注到我的健康,十分心感。今春我到广东去走了一圈,自不量力,十天内坐面包车跑了广州、深圳、蛇口、珠海、中山、顺德六个地方,一路能吃能睡,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回到北京就患上了腰肌劳损。一时连拄着拐杖也不能走路了,西医治了两个星期反而越来越利害,后来有人介绍请中医按摩同时服中药,才开始好转,现在总算可以坐起写字,有人扶着也可以走路了,“伤筋动骨一百天”,我已经过了一百二十天了,人过了八十多,希望早日恢复,看来是不可能了,好在我内脏没有毛病,所以可以告慰老友,度过了酷暑,看来还是会渐渐好起来的,请释念。

六月间记者来访,我发了一阵牢骚,讲了不少出格的话,这位记者不经我同意,就在刊物上发表了,接着路透社和美国之音又加油加酱地传布到国外,特别是香港,于是来访者不断,疲于应付,好在现在不是六十年代了,没有人来干预或责难,所以除了来客太多之外,没有什么别的麻烦。

闻上海气温达三十九度,一切祈珍摄,“过堂风”也不宜直接吹,最近翰笙也感冒进了医院,老年人还是“服老”为好,祝您健康长寿。问

小林及全家好!

夏衍

八八、七、二○一个月以后,巴老寄来了回信:

夏公:信收到快一个月了。迟复的原因只是“天热”写字更吃力。今年气候反常,持续高温。每天早起,坐了一个钟头,就烦躁不安,站起来走几步又满身是汗,真有度日如年之感。这样,什么事都做不了。不能读书,也无法接触文艺……我病魔缠身,不便接受采访,因此也少却许多麻烦。但是我要说,您那番谈话的确精彩,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痛快。我要为您鼓掌。您的回忆录也望写下去。

您说:“老年人还是服老为好!”说得对!我还想多活两年,也希望朋友们活得更久。现在需要您的这支笔,请多多保重!

祝好!

巴金

八月二十日从目前的发现来看,这样往来完整的通信,在两位老人家的交往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少见,即便是在80年代他们复出以后。

夏衍书信,是我研究的重点。在陆续发现的500多封信件中,与巴金有关的最早的一封通信,是1962年2月27日,夏衍从广州写给萧珊的,那时,他称巴金为“老巴”。

一场浩劫之后,巴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夏衍的书信里,已是十几年过去了。

1977年9月2日致李子云的信中,他写道:
“柯灵来了信,我已复信,并嘱他转向巴金、罗荪致意。”

这是一封大难过后,情深谊长的书信,夏衍对他的老友柯灵千言万语,同时也惦记着在上海的巴金:“……往事如麻,不知从何说起。一九七五年我‘解除监护’后,由于‘四害’横行,深恐牵累,和上海诸旧未道音问,只间接地、零星地获悉了一些您的近况,不仅语焉不详,而且互相矛盾。‘四人帮’垮台后,开始有些上海的朋友来看我了,但所知的也不是可以使人高兴的消息。到今年五月,才从报上看到巴金同志的文章,才感到春来的讯息。得手札,更觉得确实情况是在变了……我衷心希望你把你设想已久的、以上海半个世纪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写出来!更希望巴金同志今后不仅搞翻译,而且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在暮年写出划时代的好作品。如晤巴金同志时,乞代致意问好,特别是对萧珊同志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信中提到的巴金的文章,即1977年5月25日发表在《文汇报》的《一封信》,这一被文坛嗅出
“春来的讯息”,并不意味着春回大地。又过了两个月,10月20日,夏衍致信李子云:“巴金来京瞻仰遗容,是沙汀告诉我的,据说只能停留两天,连访友也不能,真是怪事。”接着,他把这一失落的心情,转化为对气候的感叹:“北京开始有冬意了,尽管供应差,似乎比上海还好一些……”

他说过:“我不急,能策杖而观天下治,已经很满足了。”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大气候下,乌云散去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在家赋闲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也就是在1977年,周扬、苏灵扬夫妇来到朝内南竹竿胡同113号,久别重逢。浩劫之后,两位从左翼时代就开始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周扬和夏衍,再一次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同样是在1977年,10月,身在重庆,尚未摘帽的荒煤,辗转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尽管在‘四人帮’倒台后,才有少数同志和我通讯,过渝时看看我,但都对文艺界现状表示忧虑。领导没有个核心,没有组织,真叫人着急。我真心盼望你和夏衍同志出来工作才好。”

1978年,我祖父全面复出,正式出来工作。

“我已中央批准,当对外友协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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