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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文学相”可暂时脱离尘世的“白日梦”

之后,丰子恺又着手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当时鲁迅也在翻译这本书。1925年,两种译本同时译出,分别在报刊连载,又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后来丰子恺去拜访鲁迅,谈起《苦闷的象征》,抱歉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回道:“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年轻的丰子恺听了,很是感动,愈发对翻译认真起来。接着又翻译了斯蒂文森的《自杀俱乐部》。

《初恋》于1931年才出版,比丰子恺1925年最早出版的《苦闷的象征》迟了6年,但他依然把《初恋》称为自己“文笔生涯的‘初恋’”。这部英汉对照的注释读物,在当时普及俄罗斯文学过程中,曾影响了一代文学爱好者。作家王西彦曾回忆自己
“对屠格涅夫作品的爱好,《初恋》的英汉对照本也未始不是渊源的一个方面”。

这些翻译,或白话,或文言,都下过笨拙的苦功,却大多给人一种清澈淡泊的感觉,美而不含媚态,烈而不致沸腾,深沉而无重负,与丰子恺的散文相类,都有一种风流自然的态度。

丰子恺先生与女儿丰一吟在家中翻译

翻译《源氏物语》,丰子恺用了四年。动笔前,花了近半年时间准备,除了搜集必要的辞书及译本,他还去重新阅读、体会小说语言,以决定翻译的体裁与情调。《源氏物语》多为古文,语言精炼典雅,因此丰子恺用了一种类似汉语章回小说的译文风格,读来蕴藉非常。除此,小说中穿插了近八百首和歌,丰子恺不拘原诗格律,大胆摈弃流行的自由体,采用古体七言和五言诗意译原诗意义与精神,读之使人亲近,也很有味道。

丰子恺文学活动的偏好

这些为孩子而写的小故事,后来发展成了丰氏图像小说。这些小说,幽默诙谐,背后却往往藏着教训。丰子恺将其比为“茯苓糕”,“不但甜美,又有滋补作用,能使身体健康。画与文,最好也不但形式美丽,又有教育作用,能使精神健康……笑话闲谈,我也不喜欢光是笑笑而没有意义。”比如《伍元的话》和《小钞票历险记》,用一张纸钞的自说自话勾勒出流亡命途中的人情冷暖。比如《猫叫一声》和《毛厕救命》,以一段看似离奇的经历反思人世间辗转相生的运命因果。比如《姚晏大医师》和《骗子》,以幽默的说书口吻揭示谎言背后的真相。

丰子恺先生的文学道路,是从翻译起步的。1921年冬,24岁的丰子恺在日本留学10个月后坐船回国。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丰子恺开始翻译英日对照的屠格涅夫小说《初恋》。

我们熟知的,是画家丰子恺,但丰子恺并不只有画家一个面相,在漫画的基底背后,是他由师从夏丏尊开始萌发的文学志趣。他曾说,作画好比写文章,“我的作画,也不免受了文学影响……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生情味或社会问题。我希望一幅画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换言之,我是企图用形状色彩来代替了语言文学而作文。”

达姆定苏连是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兼文学评论家,其作品《被遗弃的姑娘》被选入蒙古文学教科书。1908年他出生于蒙古国一个放牧者的家庭,16岁以前和家属同在广阔无涯的蒙古草原过着游牧生活,有条件观察人民生活世态。18岁时,他参加人民革命军,同时立下文学志向,并开始翻译和创作。1933年至1938年,达姆定苏连到苏联求学。上世纪40年代他担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乌南》主编。丰子恺翻译的达姆定苏连四个短篇小说,主要反映蒙古普通人民的生活情况,有人评论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生活的知识,以及将生活充分具体地表现出来的愿望,在达姆定苏连是和温暖的抒情主义以及看到祖国生活阴暗面的人物的轻松幽默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他以简单而明朗的笔调描写故乡的自然景色中特别明显地流露出来”。这些评价,也在丰子恺的译文中显得格外充分。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及蒙古大草原上那种草的气息,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那种与草原生命同在的骏马的拟人化描写中,让人在阅读中深切地感受到草原上人们与马的那种影形不离、相依为命的深厚感情。相信这些蒙古小说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将有一种久暌的淡淡的而又亲切自然的感受。

茯苓糕似的桃花源故事

二是对日本文学的情有独钟。丰子恺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的风土人情、山川风物十分了解,他曾说:“我是四十年前的东京旅客,我非常喜爱日本的风景和人民生活,说起日本,富士山、信浓川、樱花、红叶、神社、鸟居等浮现到我眼前来。中日两国本来是同种、同文的国家。远在一千九百年前,两国文化早已交流。我们都是席地而坐的人民,都是用筷子吃饭的人民。所以我觉得日本人民比欧美人民更加可亲。”

丰子恺的翻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小故事”。平时读《汉书》《虞初新志》《说苑》等古文,他总是从中挑选一些适合孩子读的故事,用白话文的形式将之复述,然后一字一句抄写在缘缘堂信笺上,简单装订成册,名之为《小故事》。这样的小书,丰子恺写了三本,另两本是《谑诗》和《谐诗》,因为抄家前被借走而幸免于难。但更多的“小小”的翻译,随着时代的种种动荡,都湮没不闻了。

丰子恺带着许多甘美回味从日本回国,不仅在归途中翻译了《初恋》,1925年
4月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苦闷的象征》。这是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当时,鲁迅先生也已将《苦闷的象征》译毕。两种译本同时译出并分别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上连载,又分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在1925年1月9日写给王铸的信中提到此书:“我翻译的时候,听说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
‘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这些故事的背景,都发生在战乱之时,因此使人感到天真幼稚、虚幻如梦,但丰子恺为何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呢?他自己的解释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家知道是虚幻的,是乌托邦,但是大家喜欢一读,就为了它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山海经》是荒唐的,然而颇有人爱读。陶渊明读后还咏了许多诗。这仿佛白日做梦,也可暂时脱离尘世。”

综览丰子恺先生译文,可看出丰子恺先生的审美风格和译笔文风。这些译文里,丰子恺以他丰富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使他笔下的译文真正做到了传统的信、雅、达的要求。人物故事的生动、描述的生动准确、语言的丰富,哪怕一个细小部位,丰子恺总是尽量用最贴切甚至贴切到精确的程度来描写。可见,丰子恺的翻译是从来都不肯马虎的。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有时,“天真”的丰子恺自己也不免苦笑,觉得自己像是“沉郁的诗人”。他援引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的话来解释:“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写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丰子恺的创作,便是含了这样一种难以道破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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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

53岁那年,丰子恺重拾俄文学习,几个月后便能读托尔斯泰的俄文原著《战争与和平》,最后将30余万字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译成中文出版。据他的女儿丰一吟撰写回忆,丰子恺学习一个外语单词,一般分四天学,第一天读
10次、第二天读
5次、第三天读5次、第四天读2次,合起来22次。在开始翻译时,丰子恺极为认真,力求每个词字句都能做到信、雅、达,所以丰一吟在与他合译时,常常发现“父亲仰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十一层楼的洋房发呆的时候,十有八九是为了想形容词的译法”。也正因此,今天读丰子恺的译作,仍能感到他笔下的译文文笔流畅、辞章丰富、文采斐然。

后来,丰子恺终于也做起了“正经”小说。这部名叫《六千元》的小说如宋元话本般讲述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拜金丑剧。一位纨绔公子吸毒成瘾,挥霍无度,将洋行房子卖得六千元。不料房款被同乡盗去,被金钱幽灵俘虏的他遂想出一个捞回损失的方法,住到对方家里“吃回六千元”。最终却弄得自己潦倒不堪,吸毒丧命。丰子恺深谙世情,将故事讲得平白晓畅且扣人心弦,见出功力。只是仅此一篇,且被他视为“游戏”。

《丰子恺译文集》值得关注的,是收入了丰子恺当年应出版社之约翻译但从未出版过的日本著名作家中野重治和大仓登代治的长篇、中篇小说。其中,《肺腑之言》是中野重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派出所面前》是他的短篇小说;《美国猎》是日本作家大仓登代治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是丰子恺在上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的译作。

但与深潜人间世的五四那一批作家大不相同的是,丰子恺的创作在当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天真”,他绝少直接描写那些粗粝的现实与重浊的黑暗,对于世间的那些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他往往选择轻快的笔调晕开,不致使其剥蚀心灵。这些悉数映照在他的散文随笔、小说创作以及翻译文本的选择中。

丰子恺的翻译作品,题材不一、风格各异。他的译文与其散文一样,都是丰子恺文学世界的宝贵财富。

丰子恺的翻译,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晓畅自然,颇具韵味,这有赖于他的苦学和严谨态度。据他的女儿丰一吟回忆,丰子恺学习一个外语单词,一般分四天22次的渐次温习,翻译时,丰子恺对于每个词语的使用都反复斟酌考量,当他“仰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十一层楼的洋房发呆的时候,十有八九是为了想形容词的译法”。

与鲁迅同时翻译日文版
《苦闷的象征》

丰子恺的文学道路,是从翻译起步的。1921年,24岁的丰子恺留学日本近一年后坐船回国。他在日本买了好些书,其中一本英文的屠格涅夫小说《初恋》尤其喜爱。漫长的海上旅途,无聊又沉闷,丰子恺开始尝试翻译《初恋》。虽然直到将近十年后才出版,但他始终将这本书称为自己“文笔生涯的初恋”。这部英汉对照的小说深深影响了一代俄国文学爱好者。

屠格涅夫是俄国大文豪,其生平和文学贡献,丰一吟在《猎人笔记》的“译本序”中有充分精到的介绍。《落洼物语》中有关三部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及其艺术成就,唐月梅先生在其
“译本序”中也作了酣畅的阐述,读者从中可增长许多知识。

因此,被视为“不正经”的丰子恺小说,是他一个又一个的“白日梦”,借着仿佛的光明,他建构着内心世界的桃花源。这里的关键,在于“同情”,或者说“同理心”。如白杰明在《艺术的逃难》中所写:“从丰子恺难以言喻的个人风格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个体和创作者所秉持的‘同情之心’……丰子恺的‘同情之心’,传递出关于永恒和价值的理念,以温和的方式提醒我们警惕无理性的进步和大众文化的威胁,以及未曾注意到的物质陷阱。它还隐藏有一个追问:当文化中的道德崩塌之时,现代人还能幸存吗?”

由于丰子恺在日本10个月的苦学生涯,对日本民情风俗和日本文学有许多切身感受,因而他一见到日本优秀作品,便有译介到中国的冲动。丰子恺后来回忆当年在日本见到古本
《源氏物语》情景时说:“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成中国文,然而那时候我正热衷于美术、音乐,不能下此决心。”这是当时丰子恺的一个梦想,40多年后,这梦想变成现实。

文学翻译

至于丰子恺翻译的蒙古小说,其作者是著名小说家达姆定苏连,也许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颇为陌生,况且蒙古小说在中国的读者群并不众多。然而,正是这一原因,许多中国读者失去了领略蒙古小说的风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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