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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主题系列讲座在静安区举行

澳门新葡亰登录,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的出版界算是一个巨头。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倚仗近代教科书编纂与出版而崛起和发展的。那么,商务印书馆为什么会崛起?首先要占领市场,这得靠教科书,英文教科书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和张元济诞辰150周年,近日,由静安区文化局、区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大夏读书会等举办的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的人和事专题讲座在钟书阁举办。活动邀请了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邹振环为读者解读当年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的风云人物及发展史。

近代中国人学习英语,最早在广州和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形成风气。英语教学或被动或主动地在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即所谓“同文三馆”官方主办的外语学堂中形成规模,英语读本也在19世纪下半期形成了外国传教士、官办出版机构和民间书坊三个编刊的系列,但正式英语教科书的编纂却是因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的筹建而渐趋走向正轨,并建构规模效应。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在清末民初执英语教科书市场之牛耳,原因在于其善于网罗英语人才,重视馆外编译力量,慎选名家名译,并建立起自身的批评系统。

讲座中,邹振环介绍了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的建制与命名,以及英文部负责人谢洪赉、颜惠庆和邝富灼在英文读本编纂方面的贡献。他提到近代中国人学习英语最早在广州和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形成风气,但正式英语教科书的编纂却是因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的筹建而渐趋走向正轨,并产生影响力。1898年商务印书馆刊印出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是近代第一套正规英文教科书,邹振环认为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在清末民初执英语教科书市场之牛耳,原因在于其善于网罗英语人才,在英文部任职的著名双语人才,同时,商务印书馆也重视馆外编译力量,聘用了严复、伍光建等一批学者担任馆外编辑,如严复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了《英文汉诂》的英语语法书。此外,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在编译英文教科书与英文书刊方面,有一套卓有成效的选题、编选、审稿、校稿的书稿评价机制。商务印书馆把名家名著选进来之后,会有非常审慎严格的质量把控。质量上佳的英文教科书,使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界崛起,在英语教育界崭露头角,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出版地位。

“红毛番话”“洋泾浜英语”与官办外语学堂

明末清初,中国人最早接触的欧洲语言是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英语是19世纪初因为英国新教传教士如马礼逊等到中国来,人们才开始正式接触的。古代中国人有“天朝中心主义”观念,明末清初很多士大夫不屑学西方语言。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人仍把欧洲文字称为“蟹行文字”,把欧洲语言称为“鸟语”。当时东南沿海的一些商人为了商贸需要,也学一点英语。那时的英语被称为“洋泾浜英语”,或称为“红毛番话”。“红毛”指欧洲人,因为他们是红头发或金头发。当时底层商人使用的番话读本是编成词汇式的,有点像今天的外语学习词汇表。“红毛番话读本”或“通用番话读本”多分成
“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食物杂用门”等,每个门类由几十个名词组成,每个词条下面没有英文字母,全都是用中文来标注欧洲语言的发音。如1到10的发音,是温、都、地理、科、辉、昔士、心、噎、坭、颠。这个发音多是粤语系统的发音。这些“红毛番话读本”当时流行很广,版本很多,但有些共同特点:第一是词汇量少;第二是发音简化;第三是留有“洋泾浜葡语”的痕迹,绝大多数没有英文标注,只重词语,不重句子。

最初活跃在上海或宁波等一些通商口岸的翻译,是一批所谓
“露天通事”。他们通过番话读本,学会了一些“洋泾浜英语”。也有些人是通过所谓“洋泾浜英语山歌”学习英语的,上海就流行过这类“山歌”,且有很多版本。“山歌”也都是中文字,括号里的英文是后人标上去的。比如下面这段商贸交际用语
“山歌”用上海话来读,更接近于英语的发音:

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是叫“也司”(yes)勿叫“糯”(no)。“翘梯翘梯”(吃tea)请吃茶,“雪堂雪堂”(sitdown,sitdown)请侬坐。“麦克麦克”(mark,mark)钞票多,廿四块洋钿“吞的福”(twentyfour)。真崭实货“佛立谷”(verygood),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

再比如下面这段关于物品的:烘山芋叫
“扑铁秃”(potato),靴 叫 “蒲 脱 ”(boots)鞋叫
“靴”(shoe)。小火轮叫“司汀巴”(steamer),东洋车子“力克靴”(rickshaw)。

还有下面这段表示不同称呼或称谓的:洋行买办 “江摆渡”(comprador),混 帐 王 八
“蛋 风炉 ”(daw fellow),“那 摩 温 ”(number one)先生是阿大,跑街先生
“杀老夫”(shroff),“毕的生司”(poor person)当票多,红 头 阿 三 “开 泼
度 ”(keep person)。自家兄弟
“勃拉茶”(brother),爷要“发茶”(father)娘 “买 茶 ”(mother),丈 人 阿
伯“发音落”(father-in-law)。

这样的洋泾浜 “山歌”当时很流行,上海很多不同的文献中都记载。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打到北京。1860年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将来所有的中外条约都要附有洋文(主要是英文)。因此,清政府就需要自己的译员,而当时懂英文的大多是出生底层、靠“洋泾浜山歌”学习商贸英语的通事。“洋泾浜英文”不上台面,也无法让这些人参与政府之间的谈判。清政府觉得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办外语学堂培养译员。洋务派首领奕斤

在奏折上写道,希望在广东、上海选13至14岁的孩子到学堂里专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为将来翻译外交文书和充当口语译员作准备。总理衙门请了《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畲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1862年起,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沿江大城市,陆陆续续办起了外语学校。其中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即所谓“同文三馆”最为重要。同文三馆除了教授外语,还教授科学等知识。同文三馆也编过英文读本,在这些晚清官方编纂的英文教材中,最有名的是汪凤藻翻译的英文文法教材《英文举隅》,以美国人柯尔(Simon
Kerl) 的 《文 法 》(English Grammar) 一 书 为
蓝本。现在看来,该教材内容很简单,主要是有关英文的名词、代名词、冠词、形容词、动词、系动词、介词、连词、感叹词,当时的写法与今天不一样,称为静字、代静字、区指字、系静字、动字、系动字、绾合字、承转字、发语字。

在民间,除了“洋泾浜读本”以外,也有些传教士参与了英文读本的编写。如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23年在澳门出版的《英国文语凡例传》、英国外交官罗伯聃编纂的《华英通用杂话》等。有些中国学者也参与了读本的编纂,如子卿编写的《华英通话》及《华英通话集全》等。在宁波和上海流传的还有《英话注解》。这本书的宁波版本分为39类,第一部分是事物的分类,有各国镇头门、天文、地理、时令、君臣、人伦、师友、工匠、宫署、屋宇、帐房、船车、军器、器皿、床铺、筵席、衣服、五谷、食用、医道、人身、禽兽、花草竹木、数目、银数目、洋数目、五金、颜色、蛇虫、秤尺什件、税捐、进口货、出口货门,内容比较前述《红毛番话》要正规,收录词汇有中文和英语,并有中文标注的英语发音。该书的第二部分是些简单对话,有短句,有长句,但并没有摆脱“洋泾浜”的表达方式。比如“侬晓得吗”,标注
的 英 语 是 “You can understand”;“你 几 时 走 ”作“You go what
time”;“不要忘记 ”作 “No want forget”。 说
到中文标注的英语发音,《红毛番话》多是粤语发音,而《英话注解》则全是宁波话发音,当时叫“勾章乡音”。

那时中国人编写的类似《英话注解》这样的读本还有不少,如:1862年广东纬经堂出版的唐廷枢著《英语集全》,1868年邝其照编写的《英语初阶》和《英语汇腋》,187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曹骧编译的《英字入门》,1884年点石斋光绪十年出版的石印本《无师自通英语录》等。还有些中国人所编的英语读本,是在教会系统出版机构出版的,如1879年在美华书馆出版的杨勋的《英字指南》。可以说,传教士、官方出版系统与中国私人刻书及商业书坊等,共同参与了英文读本的出版活动。

上述这些机构编辑出版的英文读本,不仅内容缺乏现代性,而且没有按近代学堂课程体系循序渐进地编写。类似《无师自通英语路》,全都是由句子组成的,而非教科书般有第一课、第二课,缺乏教学系统。正规英语教科书、英语教学资料和英汉词典等读本的规模性出版活动,可以说是因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英文部”的筹建而启动的,而且因此渐趋走向正轨,并建构规模效应。

商务印书馆“英文部”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成立,从1898年开始出版英文读本。在 1898至 1911年的
14年间,共推出各类英语教材和英汉对照参考读本(不包括辞书)共计
126种,此一时期出版界总共出版的英文读本约180种,商务印书馆约占总数的
70%。商务印书馆126种英文读本内容涉及“初级读本与中小学教材”、“语音会话”、“英语语法”、“英文写作”、“英语文选和知识读本”、“英汉汉英等翻译”和“英汉汉英辞典”七大方面。无论从出版的数量,还是内容的广泛性来看,在晚清英语教材出版市场中,商务印书馆都堪称执牛耳者。这一出版实况与商务印书馆特别重视英文教科书的编纂、1902年成立编译所之初就有“英文部”的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商务印书馆建立之初,是一个开在弄堂里的印刷作坊,楼下是印刷作坊,楼上住人,夏瑞芳就住在楼上。“商务印书
馆 ”(The Commercial
Press)的名称,无论中文英文,都说明这是个商业性质的印刷厂,其形象的改变是从
《华英初阶》这本教科书开始的——1898年出版的《华英初阶》和接着出版的《华英进阶》,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套具有近代教科书性质的英文读本。但在1898年之前,商务印书馆还没有编译所
(1902年才建立)。当时教科书编撰没有形成一个群体,主要靠谢洪赉。1900年夏瑞芳收购了日资聚文印刷所,同时购入了一批质量不高的日译本,经济上受损以及创办3年来的出版实践,使他越来越感到商务印书馆应该有自己的编译队伍。于是,1902年他与当时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张元济商讨创建了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一核心部门。在1931年之前,该所系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与印刷所、发行所平行的负责翻译、编纂、编辑的出版部门。编译所设有各专业部,其中国文、英文、杂纂是三个最早建立的专业部。据我考证,对外使用“英文部”作为正式名称,大概是在民国初年。

茅盾在回忆录 《我走过的道路》里对
1916年的“英文部”有详细描述,他当时就在“英文部”的英文函授学校工作。这时的“英文部”里只有
7个人,部长邝富灼,主任周越然,编辑平海澜、周由廑(周越然的哥哥),改卷员黄访书,办事员胡雄才。上海图书馆展出过一幅192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照片,“英文部”就在这座长方形三层大洋楼的二楼,三面有窗,进门先是三个会客室,半截板壁隔成,各有门窗,一道板壁把会客室和编辑部大厅分开,有点像今天公司里的格子间。据茅盾描述,各部部长、各杂志编辑主任,包括“英文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都用一般写字台,只有英文部部长邝富灼用的是大型的最新式的写字台。这个写字台的台面三分之一装有高约二尺的木架,分成许多小格,备放各种文件。有个卷帘木罩装在木架顶上,把它拉下,就能将整个台面罩住,设有暗锁,邝富灼离去时,只要将卷帘式木罩拉下,就能把里面罩着的文件都锁起来。

后来的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葛传槼,1920年代是商务印书馆的小编辑。他记述了后期英文部的详细状况:1926年底“我到英文部工作,是全部中年龄最小
(仅二十岁略多)者。部长是邝富灼博士……几乎不懂汉语
(作者注:据很多人回忆,邝富灼很小的时候就去了美国)。大家相互谈话都用汉语,但跟邝博士谈必须说英语,称他‘Dr.Fong’;写
一 个 便 条 给 他也必须用英语。除对邝博士外,大家用汉语谈话,可是互称
‘Mr.’加 姓 ,而 不 用 ‘先生 ’、‘君 ’、‘兄 ’、‘翁 ’等
,这是上海当时某些‘高等华人’的惯例……英文部内存有丰富的资料,而且互相请教也蔚然成风……我的第一件工作是在函授学社英文科第四级当教员。所谓‘教’,就是修改作业和回答问题。不论修改作业或回答问题,我有疑问总是不耻上问,得益不少……我尽量利用英文部中备有的各种参考书。我在到英文部以前,虽然也知道些大型英语词典,如英国的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和 美 国 的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English
Dictionary;但从来不曾见过,到了英文部,可说大开眼界。”1929年邝富灼退休,“英文部”由英文编辑胡哲谋接任部长。谢洪赉与
“印度读本”英语教科书的本土化

夏瑞芳和商务印书馆其他几位创办人
(如鲍咸恩、鲍咸昌)早期在教会学校清心书院读书时用的课本,即英国人给印度小学生编的Primer。但书中很多内容是用英国或印度的内容来举例,给中国的英文学习者带来很大的不便。由此,夏瑞芳敏锐地注意到英文读本中国化的问题。那么,请谁来做教材本土化的汉文注释工作呢?夏瑞芳想到了创业同仁鲍咸恩、鲍咸昌的宁波老乡谢洪赉。谢洪赉11岁时被选送到苏州博习书院读书,学行优异的他受到了国文教员朱鼎卿的器重。在朱氏的指导下,谢洪赉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文献,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的勤奋好学和扎实的中西学问得到了书院院长潘慎文的赏识。1892年,谢洪赉从博习书院毕业。1895年,潘慎文调任上海中西书院院长,谢洪赉随之来到中西书院。他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参与了大量教科书的编写,还在上海各大杂志社编译了很多文章。被夏瑞芳请到商务印书馆做兼职编辑时,谢洪赉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所有工作。很可惜的是,43岁时他因肺病去世了。1898年商务印书馆在推出《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两书后,又连续编出
《华英进阶》第2至第5集。1899年将《初阶》和《进阶》合成一集出版,题名《华英进阶全集》。

《华英进阶全集》内容丰富,选了很多西方的名人传记、生活常识、奇闻轶事等,2集到4集中涉及大量动物,5集中夹杂不少文法、应用文体裁写作等内容的课文。最重要的是,谢洪赉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对原作中的许多内容进行了删改,将关于印度生活的内容删除,补充了中国相关内容,比如4集里出现了他编写的中国私塾。《华英进阶全集》的编纂方式已初具近代英语教科书的模型。一是采用汉英对照的编排方式,编译该书的目的在于通过渐进式的课程,以教授最简单和最实用的词汇,根据初学者的程度循序渐进地安排英文教学的内容。每一课中一般教授6个新单词后,均搭配有6个例句,旁为文言翻译。如,“My”译成“吾之”;“He
and I can go”,译成
“彼与吾可以去”。全书分为“字母表”、“两字词”、“三字句”,直至“五字句”等,最后为
“宗教课程”(Religious Lessons),包含一些基督教宣传,如 “God gave
me”,译成“上帝造吾”等。二是每一课中均有
“教师指导”,这是谢洪赉加入的,以此针对课文的教学要点,对教师的讲授技巧加以指导和建议。在特别为新单词搭配的备注
“发音”(Pronunciation)中,着重强调了发音时唇、舌的位置,力争让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打下良好的口语基础。三是每二到三节课,有“复习课”(Revision),列出容易混淆的字词以备察看。这一教科书的编写方法,为后来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开创了良好的范例。

这一系列教科书的影响力很大,胡适、梁漱溟、郑晓沧、钱玄同、章克标、戴家祥等人,早期学英文都是读这批教材。有位杨宇霆,在1902年清朝政府选派赴日留学生测试外语时,据说把《华英进阶全集》从头到尾背了一遍,也可以证明这一教材当时非常风行。1907和1908年张元济给正在学英语的光绪皇帝呈进书籍,其中就有《华英进阶全集》。可以说,商务印书馆选择
“印度读本”Primer作为打响教科书市场的第一炮,是商务创办人“市场调研”与英语专家谢洪赉“学术分析”的双重选择结果。尽管商务印书馆初创之际没有
“英文部”,但这两本书是英文教材中出类拔萃的读物,谢洪赉实际上是“英文部”成立前最重要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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