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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陈丹晨聊巴金

陈丹晨老师从1978年开始酝酿《巴金评传》的写作,时光匆匆,至今已四十年矣。我与丹晨师相识年数并不长,见面次数也很有限,第一次是2011年底,在上海淮海中路南鹰饭店,由上海巴金研究会主持召开的巴金研讨会上,第二次是在上海图书馆,由巴金故居主办的巴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图片展上。因分住京沪两地,平时联系无多,通过数次信而已。但在我心里,与他的距离很近。这不但因为他是上海人,更因为他是我所尊敬的巴金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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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到巴金的书,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末,巴金的书开始重印出版,我排队购得一册《家》,只用一二天时间就读完了,很不解渴。读过《家》,想更多了解巴金,却无从入手。没过几年,在书店里见到一册《巴金评传》,迫不及待地购回捧读。二十出头的我,自然不能有更多的领悟,但对传主巴金已有了初步认识。同时,我记牢了写作《巴金评传》的作者名字陈丹晨。以后,每遇到报刊上有他的文章总要拜读。凡见到他的著作,总要购入一册细细品味。读得多了,对丹晨师的了解更深些。

——陈丹晨《巴金全传》读后

陈丹晨出生于1931年,今年已届八七高龄。他祖籍宁波,却出生于上海,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就读,50年代中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国家外文局主办的外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任文学编辑。后调任《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文艺报》社副总编。退休后,他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著书立说,成果频频。写文学评论,写散文随笔,尤其是忆人怀旧的文章,留下文坛珍贵史料。更撰写出版《巴金全传》,完成一个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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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我有北京公干之行,心中盘算着,一定要去看望丹晨师。于是,电话中约好时间就去了。我坐在客厅里,只顾与丹晨师聊天,无暇去参观下他的书房。客厅宽大,却有些凌乱,片刻即知,这是一个缺少主妇打理的客厅,独居老人太不容易了。记得2011年得丹晨师来信,说“因家事变故,悲痛之余,不及复函,深感歉疚不安”。我不敢去信询问“变故”之事,今日见客厅空落,不禁心中怅然。

一个多月前,老友陈丹晨冒着酷暑来到舍下,把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传》(上下册)赠送给我。当我从他手中接过这部沉甸甸的新著,并得悉我是第一个得到赠书的人时,不假思索地对他说:“您写了那么多书,包括文学评论和散文结集,出了就出了,只有这本泣血之作才是您的代表作,是可以传世的!”这不是虚于应付,这是我的由衷之言。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据我了解,他对巴金的研究,起始于新时期之始,迄今已有30多年了,在如此漫长的文字生涯中,他不畏艰难,锲而不舍,不断地冲击思想禁锢,也不断地解放自我、超越自我,在这部书里倾注了他从青年到老年的才华和智慧,付出了大半生的辛劳。他的第一个成果《巴金评传》问世于1981年,是我国出版的第一套“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花山文艺出版社)中的第一本书,而他对巴金的研究并未因“评传”的出版而就此止步,继而又撰著了《巴金的梦——巴金的前半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2月)、《天堂·炼狱·人间——<巴金的梦>续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2月)。如今这部长达799页的《巴金全传》,乃是在这三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最终成果。我怎么能不为他的这部煌煌巨著高兴呢?

我们聊得十分惬意,时而普通话时而上海话,他谈儿时在上海的经历,谈在《上海文学》上开设回忆钱锺书的专栏文章,更多的是谈他与巴金几十年的交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不仅艺术地概括了中国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及其矛盾,而且曾给万千步入社会和走向革命的青年读者们以思想的启迪和审美的陶冶,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巴金就是这些文坛巨匠之一,尽管他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诚然,巴金是一位有着丰富复杂的生活史、奋斗史、心灵史、信仰史而又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作家,要正确地描述和剖析他的一生,在曲折多变的中国现代文坛背景上评价他的文学贡献,对传记作者来说,毋庸讳言,是一大难题。在我读完了全书后,我愿意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读后感:“丹晨,您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巴金!您实现了‘尽其所能地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准确的巴老的形象和心灵’的原旨!”

他清晰记得童年时代的事。比如,他看到大姐坐在小板凳上看书的情景,大姐看着看着就悄悄流泪,什么书会让人哭?后来才知道,大姐看的是巴金的《家》。

传记写作,在我们的文学界,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很不发达。个中原因固多,但笔者以为,最主要的是文艺指导思想上的“左”和文艺政策上的“舆论一律”所致,虽然有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出台,但出台未久,就被1957年的反右斗争所打断。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文学研究者郑克鲁先生为苏联文学理论家奥勃洛夫耶夫斯基所著《巴尔扎克评传》的中译本写的序言里提出一个问题:“一部作家评传怎样才算具有价值呢?”他的回答是:第一,它要提供较丰富的资料;第二,对作家的某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有见地的看法;第三,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作品作出比较细致的分析。这三条标准不仅适用于巴尔扎克、甚至托尔斯泰等素有争议的大作家的传记写作,也适用于对巴金这样的作家的生平与创作的评价。

上小学不久,丹晨就有了阅读课外读物的习惯,看的最多的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当然还包括巴金的书,把每天买早点的几个零钱也用来买《激流三部曲》。

第一,丹晨在《全传》里说:“个人传记是社会历史的组成”。不错,作家传记是建立在作家个人以及与作家相关的社会与文坛史料的基础上的。他始终坚信这一写人与写史的原则,并且贯彻始终。他搜集了尽可能多的有关史料,包括传主的“内心世界”的难得的史料,而且把传主时时放到一定的社会的与文坛的事件与思潮中去写。史料的丰富与完整,细致与准确,落笔处真正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也就是古人所称赞的“信而有征”,因而成为这部传记的重要特点。限于篇幅,恕不举例展开来说了。

最让丹晨难忘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任职《中国文学》期间,在策划人物报道选题时,大胆提出了专访巴金的计划,经严格审批获得准许,使他如愿以偿得以上海之行。那是1963年,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丹晨第一次走进巴金先生的家门。采访巴金两个多小时,他觉得不过瘾,再接再厉又连着进行了两次访谈。之后,写成《巴金访问记》发在《中国文学》上。这是1949年后少见的对巴金的报道,让海内外读者有了一个了解和认识巴金的机会。

第二,上述三条标准中的第二条,显然是与对有争议的巴尔扎克的评价有关的。巴尔扎克是与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并列的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他的世界观问题却成为在对其评价时最聚讼纷纭的问题之一。对巴金的评价也一样,最绕不过去的,是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研究、阐释和宣传,概括地说,亦即世界观问题。正如《全传》作者所说:“他的大量著译活动,已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一位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在修订新版的《全传》里,作者对巴金各个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作为毫无回避之意,而是作了相当充分的引述和分析,梳理和解读,而在他晚年的思想发展脉络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评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先后到工农兵中去,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总之使他接触和熟悉了过去他并不熟悉的劳动者的生活、人事、伦理和思想,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经过十年“文革”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从“炼狱之梦”回到“人间之梦”,以清醒的意识重新认识历史和观察现实,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但“爱人”(泛爱)和“人道主义”等观念,仍然在他的信仰和思想中牢固地占有重要地位。怎样看巴金的信仰和变化?对于这个读者关注的问题,《全传》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不必用‘主义’之类僵硬的概念套用到他头上”。诚然,不能用一种“主义”、一种声音来要求所有的作家和所有的作品,即使我们耳熟能详的“党的文学”中也有不同的观点和风格呀。君不见,198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的茶会上作报告,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毅然修改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译文,从此,“党的文学”这个不是法律条文而实则长期起着“舆论一律”作用的名词,被从文学领域里勾销了。

让丹晨刻骨铭心的是,他1973年出差上海,在七月初夏的一个晚上敲开了武康路上巴金的家门,开门的是巴金九妹,她听明来意,就对丹晨说:他(巴金)今晚正巧与家人外出了,明天这个时候吧,他一定在家。丹晨说好,我先留张纸条吧。这样,第二天晚上,丹晨在隔了十年后,终于又见到了巴金。在他眼中,巴金苍老了许多。

第三,作者在对巴金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所作的交叉叙述中,有重点地对巴金的一些代表作作了的解读和评价。无论是早期的《灭亡》,还是稍后的《激流三部曲》,特别是以对封建家族制度发出猛烈抨击的成功之作、堪为新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的《家》,作者认为,其中的“呼唤自由意志、人道精神、民主思想……成为作家强烈爱憎的基石。”这种思想情感和社会理念,无不体现在他笔下每一个受到封建家族制度摧残的青年男女身上,他们发出的一个共同的声音是:“我是一个人”、“我要做一个人”!作者在阐述了以觉慧为代表的反叛性格的、敢于行动人物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史价值的同时,还把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人物和概念,移植到对巴金作品的分析中来,提出了“中国式的‘多余人’”的概念和论点,分析了《新生》、《激流》(《家》)、《雾》等作品中那些说得多做得少、事情不成时渴望至极、事情成功时又不敢接受的人物的性格。这些典型的塑造,触及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无疑使巴金的小说显示了积极的现实主义的品格和力量。“十七年”中间曾经盛行于文坛和“文革”中不可一世的“左”的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批评,抓住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巴金作品的影响和痕迹,批评和指斥他在作品中没有给读者指出前进的方向。他们要求于作者的,是要具备在“舆论一律”律条下的写作理念,他们取消了作家的思想个性和创作自由,认定只有让笔下的人物走向革命才是作品的唯一康庄大道。传记作者承认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他的文学的现实主义成就之间的矛盾,但他在理论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巴金过去十多年狂热地从事无政府主义理论研究、宣传活动后所感到的幻灭,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一种补偿和满足。巴金在这部小说(指《家》——引者)一开始就宣布:‘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这‘里面’就是那股由爱与恨、生与死、欢乐与受苦所组成的动荡不止的生活激流。”——这就是传记作者、也是传主巴金的回答,从文学理论的要求来看,《全书》的论述也许还显得不足和薄弱,但作为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的回答,已经足够了。至于巴金晚年以《随想录》为题所写的一系列令人振聋发聩的随笔,无论就其思想的深度而言,还是就其艺术的境界而言,都是富于历史的超越性的作品。萧乾说得好:“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就意味着超越。

这次夜访巴金后,丹晨一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巴金的好友唐弢先生,唐弢闻后也激动不已。没几天,唐弢就把巴金的近况告诉了京城的巴金朋友们,大家稍得安慰。

《巴金全传》是一部浸透着作者几十年心血的成功之作,它不仅写了文学巨匠巴金的一生及其创作,也同时潜心钩沉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与巴金相关的种种人物、事件、思潮、派别,向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可以展开论说的话题,但这已经不是我的读后感所能承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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