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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那些大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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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国着名翻译家孙家孟逝世。这位出色的西班牙语翻译家生前成就极高,他翻译的《堂·吉诃德》被认为是国内最好的译本,《绿房子》《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等都是经典的着作译本。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的“御用翻译”,是一个真正用译作来发声的人。而在孙家孟故去后所有关于他的介绍中都有一句话:1934年出生于天津市。
这位出生于天津的翻译家,于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随后开始从事外语教学与翻译工作。作为生命起点的天津也赋予了孙家孟日后成为着名翻译家的天性,而像孙家孟这样出自天津的大翻译家并不是少数,从近代到当代,很多在此出生或生活过的翻译家都用自己的笔,译出了影响几代人的佳作,成为中国翻译界的标杆人物。或许,正是因为近代天津在发展过程中融汇了东西方文明,其兼容并包的独特气质影响了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
穆旦 在南大埋头于普希金、雪莱与济慈
在南开大学翻译诗歌的那些年,被穆旦的夫人周与良称为“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
时至今日,仍有崇拜穆旦的年轻人沿着曾留下他足迹的地方,寻找属于穆旦的天津——他出生的天津市北马路恒德里三号、就读过的北马路城隍庙小学、工作过的南开大学……
从出生到17岁考入清华大学,从1953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到1977年去世,这位着名诗人、翻译家生命的两端全都在天津这座城市度过。作为现代派诗人的代表,他年纪轻轻就在天津的诗坛崭露头角;作为翻译家,他后半生在天津完成了举世称道的翻译着作。有人曾用一句话来形容天津与穆旦的关系——津城最懂穆旦心。至少在穆旦的心中,这座城市带给他毕生得以付出心血的重要事业——写诗和翻译。
写诗时,他用笔名“穆旦”,翻译作品时,他用回本名查良铮。穆旦的笔名是将自己的姓“查”拆开,与同宗兄弟金庸的笔名取法异曲同工,瞧这一家子。
穆旦在小学二年级时已显露文采,作文《不能那样说》刊载于刘清扬、邓颖超等主办的天津《妇女日报》,读高中二年级时,与周珏良合编校友会杂志《南开高中学生》,在该杂志发表短文和诗歌,并在发表的杂感《梦》中第一次使用笔名“穆旦”。
记者翻阅资料发现,从1934年到1935年间,穆旦在天津发表了8首新诗。有研究者指出:“当时的穆旦虽不是一个有明确奋斗目标的革命者,但却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与他同时期的青年学生的诗作相比“穆旦的视野就显得较为开阔,诗的蕴含也颇为丰富,开掘也较深”。同时,“穆旦中学时期的新诗创作,不仅思想倾向进步,而且在艺术上也颇显功力。”
1935年9月,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他虽成为中国新诗的代表人物,其人生也经历了几次波动,1953年初穆旦从美国归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回到家乡的穆旦,从那时起,人生角色开始由诗人向翻译家转变。他迁入南开大学东村70号新居,译着普希金的《波尔塔瓦》和《青铜骑士》,在那些年里,他以本名“查良铮”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多部叙事长诗,还有雪莱、济慈等人的诗集及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别林斯基论文学》等。
在南开大学翻译诗歌的那些年,后来被穆旦的夫人周与良称为“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那段时期,穆旦早起晚睡,白天讲课,参加各种会议,晚间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埋头译诗,为了查找注释用的资料,足迹遍布各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
杨宪益 并肩季羡林获翻译界最高荣誉
杨宪益的妹妹杨苡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多年后,当二位耄耋老人相聚时,他们还能回忆起当年在宅院里念的那首流传于天津的歌谣。
“天津许多富裕的中国家庭都住在外国租界里,我家的住宅位于花园街。”“我十二三岁时,母亲将我送进了一所法租界内的英国教会学校,校名叫天津新学书院,它离我家很近……”在着名翻译家杨宪益生前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有大量关于天津这座城市的描述,作为旧时代出身于富贵之家的公子,记录下自己出生于天津并在此接受教育的人生经历。
在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大名鼎鼎,他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着,在国外皆获得好评,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翻译协会曾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个奖是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先生之后,第二位获此奖的翻译家。
如今已成为城市风景的小洋楼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中,记录下许多家庭和个人的故事。杨宪益作为从天津小洋楼里走出的人,从其出身到经历,都如同如今依然矗立在天津城市中心的那些百年小楼一样,精彩而又沧桑。杨宪益的父亲曾是银行行长。作为独生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要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在天津,优越的家庭环境和母亲的开明,使得杨宪益从小就受到了扎实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现代西式教育。“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面就请了一位老师,因为我上的学校是一所英国教会中学,家里面怕我英文不够好就给我请了一位女的英文老师,那个老师教了我三四年英文。我在天津念完了中学,中学毕业以后,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老师正要回英国,我就跟他一块走了。”少时离家,此去经年。
后来,杨宪益带着妻子戴乃迭回国,毕生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事实上,从杨家小洋楼里走出的翻译家不止杨宪益一人,他的妹妹杨苡同样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多年后,当二位耄耋老人相聚时,他们还能回忆起当年在宅院里念的那首流传于天津的歌谣:“谁跟我玩儿,打火镰儿;火镰花儿,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卖鸡蛋……”
李霁野 译成《简·爱》令茅盾惊赞不已
茅盾曾说:“李先生一向在天津教书,《简·爱》大概是课余的工作,这么三十万言的长篇而抽空翻译,大概也颇需年月,当他不声不响译完,乃至全体抄得很工整,寄到了上海时,朋友们都为之惊异不置。”
与前面两位生在天津的翻译家不同,李霁野并不是在天津出生,却在天津完成了毕生的翻译事业。作为“五四”新文化时期鹊起的翻译家、文学家,他最为公众所知的便是翻译《简·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世界名着,以及作为鲁迅的忘年之交,与其共同创办“未名社”。1949年,李霁野来到天津,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成为该系首位系主任,直至上世纪80年代。
在其逝世十几年后,如今在南开大学外语学院,李霁野仍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学院的办公室收藏了大量李霁野生前的珍贵照片,并把它们放在了学院的网站上,供那些没有见过李先生的年轻师生查阅。
南开大学与大理道7号是李霁野一生中所度光阴最多的两个地方,前一个是他的工作场所,后一个是他的家。李霁野在这两个地方完成了许多翻译工作。他的翻译思想一直很受称道,他与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杰出翻译家提出忠实于原着的白话文的直译法,使外国先进文化思想不走样地传入中国。而李霁野的翻译态度更加令人尊重,茅盾曾说:“李先生一向在天津教书,《简·爱自传》大概是课余的工作,这么三十万言的长篇而抽空翻译,大概也颇需年月,当他不声不响译完,乃至全体抄得很工整,寄到了上海时,朋友们都为之惊异不置。”而他的学生曾说,李先生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肃的学风,在他后来主持和执教南开大学外文系的近半个世纪的外语教育生涯中,已成为他惯有的风格。

1984年,为纪念我的父亲李霁野先生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天津文联特地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经父亲本人过目同意,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鲍昌对他做出这样评价:五四运动锻炼出来的文艺战士,鲁迅的忠实弟子和鲁迅的研究家、宣传家,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家与诗人,文学翻译园地的辛劳园丁,不断追求光明进步的革命者。而作为后辈,回顾父亲的全部文学生涯,我觉得大体上可以用三个“始终不渝”来概括。

笔耕

一是笔耕始终不渝。

父亲写诗著文,留下了《影》《温暖集》《马前集》《给少男少女》《意大利访问记》《怀旧集》《我的生活历程》等小说、散文,《乡愁集》《露晞集》《国瑞集》《卿云集》《琴与剑》等古体和现代体诗集和两部叙事长诗《海河岸上人家》《史湾赵平》,以及两部诗词启蒙。他晚年还曾设想选编中国古典抒情诗。

1984年,天津市文联为父亲祝贺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是从他1924年翻译完《往星中》算起的,但实际情况是,1919年他就与同学合办了《新淮潮》。如果以这时为起点,到他1993年编注的《唐宋词启蒙》问世,持续时间就是65年。

父亲的这种坚持,完全源于他对文学的喜好和出于适应时代的需要,丝毫没有追求功名的因素。

如果说,《马前集》是遵循了鲁迅先生关于“遵命文学”的教诲行事的话,那么,写下《温暖集》《怀旧集》中的篇篇文字则是父亲寄托了自己对亲朋好友的思念。

如果说,《国瑞集》展现的是一个从旧中国走来的知识分子对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良好祝愿与期望的话,那么,《乡愁集》则是真切记录了抗战期间骨肉分离的苦楚和对重聚的憧憬。这些都与时代脉搏合拍。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正因为如此,当这些深切真实的感受在“文革”中受到恶意歪曲和污蔑时,父亲才会全然不顾可能会遭遇的风险,进行了顽强抗争。他伏案疾书,在被“流放”的“寒舍”里,趴在不到半米见方的床头柜上,一字一句地抄录下《乡愁集》和《国瑞集》中的全部诗文,并附上抗战时期写有这些诗文的家信和盖有邮戳的信封。

父亲在抗战年代的六篇演讲,本是为解决当时条件艰苦、学生无书可读的困境所作,仅仅列了提纲就上台侃侃而谈了,为的是让学生“解渴”。而六篇演讲总共4万多字,并无出版打算,只是事后才根据学生留下的记录,整理成为演讲集《给少男少女》。

不曾想,《给少男少女》后来流传甚广,甚至是在网络盛行后不断被网民转抄,而且在父亲离世近20年后还被再度出版,对青年如何看待人生和读书仍能有所启迪。

“多一点知识,就容易多一点愉快的经验,也就是生活广一点”;“从以前的人手中接过火炬,再将它传给后来者。使火炬不熄灭,或更进一步增加它的光,便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确是无常的,不过人生的可爱处也多半就在这无常”;“惯坏的孩子还不如早死了父母”;“小孩子有他们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生活,母亲的责任是要教养他们慢慢独立起来,不应使他们总成为自己的附属物”;“世间最美的东西往往是最脆弱的,例如花。爱是嫩美的花,需要小心的培植。所以除了知识之外,爱的艺术需要入微的体贴。不浇水,花是要枯死的。没有体贴入微的培植,爱也要枯死”;“在明了爱的艺术的人,结婚不是爱情的终结,却是爱情的延续”;“我们和十个人相交,未必有两三位可以成为朋友;从书中所得到的友谊温情,比例却比较高”等等,《给少男少女》中的这些只言片语,都曾被一些读者节选,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警句。

深情

二是怀念鲁迅先生的深情始终不渝。

自1936年11月鲁迅先生去世后写下《忆鲁迅先生》一文起,到1993年9月写下最后一篇忆文《在鲁迅家吃炸酱面》,父亲几乎每年撰文,留下了结集出版的《纪念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华诞集》等,如此坚持了近60年。

谈到父亲与鲁迅先生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及父亲的挚友李何林伯伯。他们都非常崇敬鲁迅先生,但表现形式却有很大不同。李伯伯注重学术研究,倾心于此项事业,是公认的鲁迅研究权威专家;父亲则是更多地把自己同鲁迅先生接触的种种亲身经历和点滴体验记录下来,给后人以启示。

虽然有关鲁迅先生的著作以及就鲁迅研究和各方人士的通信,在父亲的文集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他一直不大同意别人称其为“鲁迅研究专家”。近60年来,父亲从来都是以鲁迅学生的身份来怀念这位导师的,并一直致力于弘扬这位文学巨匠的伟大精神。

李伯伯认为,父亲的《忆鲁迅先生》和晚年写就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是“叙述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的少有的书”。后者则被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称之为“霁野师的亲见、亲闻、亲历,为研究中国现代社团史和文学史者所必读”。

在父亲与鲁迅先生的交往中,分量最重的部分要算是未名社的这段经历了,虽说前后只有6年左右时间,却不仅是父亲终生难忘的岁月,而且是他坚持走完自己漫长的文学道路的重要动力源泉。

未名社创办之初,父亲还在燕京大学读书,韦素园病倒,他不得不放弃继续学习和报考研究生的机会,挑起支撑未名社的重担。李何林伯伯对这段经历做了这样概括:“未名社成立后六七年间的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等大量工作,在鲁迅先生领导下,除开始半年由韦素园主持,最后一年左右由韦丛芜负责外,其余全由他无偿地负责并担当一切风险,出版了二十几种书刊和坚持编印了六年左右的半月刊(《莽原》共48期,《未名》共24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始终维持着鲁迅先生定下的进步方向,更不容易。”

上海鲁迅纪念馆前馆长王锡荣先生则在纪念我父亲诞辰110周年时做出了这样总结:“李霁野先生与未名社的关系,可以用几个与‘六’这个数字有关的数字来说明:未名社的成员总共是六名,它的存在时间是六年,而在未名社结束之后,李霁野先生又生活了六十六年。在这六十六年的岁月中,李霁野先生始终怀着一种深沉的鲁迅情结,也可以说是‘未名社情结’。也就是说,为了这六年,他背了整整六十六年的精神十字架。”

我的母亲则更生动地记录了她的丈夫在回忆起那些终生难忘又饱含辛酸的往事时的心境。她在《伉俪生活五十年》一文中写道:“(李霁野)也曾深尝过朋友生疏的痛苦,我看见他在写《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的时候,有时伏案啜泣。我劝慰他,他只引用了勃朗蒂(勃朗特)的一句话:但愿这只‘是由于我们太高评价了他们对我们的喜爱程度和意见’。”

如果了解父亲写下这些纪念文章时经历的感情波折,恐怕就不会有人轻薄地对他的这些文字做出无端指责了。

翻译

三是从事翻译始终不渝。

自1923年编译短文起,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校改译稿和有意再着手翻译一些英国随笔,父亲又是持续了60余年。他先后翻译了《上古的人》《简·爱》《鲁拜集》《四季随笔》《战争与和平》《被侮辱与损害的》《虎皮武士》《难忘的一九一九》《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等多国名著,结集出版了英国抒情诗集《妙意曲》、苏联及东欧国家作家的《不幸的一群》、苏联作家的《卫国英雄故事集》和《山灵湖》、英美国家的《鸟与兽》和《莱比和他的朋友》等短篇小说集以及托洛茨基的论文集《文学与革命》。

在这些众多译作中,除父亲特别偏好与他心境相投的《四季随笔》外,特别值得说说的是两部长篇小说。

一部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茅盾先生曾写《〈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一文,对同一年问世的伍光建译本和李霁野译本做出了中肯的评议,他认为,“对于一般读者,伍译胜于李译;但对于想看到些描写技巧的‘文艺学徒’,则李译比伍译有用些罢”,并特别赞许了李译的“谨慎细腻和流利”,在一些段落里,让读者“在‘知道’而外,又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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