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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的四位良师诤友

吴宓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而且还写得一手好旧体诗。在他学诗的道路上,有四位良师诤友对他诗艺的日益精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说起陈君衍,岂止是陕西人,他还是一个“老陕”呢。因为说到他,不得不说与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民国名流和着名学者的陈伯澜和吴宓。原来,陈君衍者,竟是三秦名流、着名学者陈伯澜的长子,以及吴宓的表兄。这真是“西子蒙不洁”,陈君衍者,坏了三原陈家的家风。

对吴宓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是陈伯澜,陈伯澜是吴宓的姑丈,有《审安斋诗集》,崇尚唐诗,尤尊杜甫。康有为赞其诗曰:“伯澜诗之雄健学少陵,绵丽学玉溪,而神似遗山,遇合亦同之。”吴宓也说:“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学工部,参以玉溪。生平雅不喜宋诗,晚年偶为之,仍不类。”吴宓十几岁时开始从陈伯澜学诗,深受姑丈影响,崇唐诗,不喜宋诗:“宓夙不喜江西派之宋诗”,“步曾主宋诗,身隶江西派。而予则尚唐诗,去取另有标准,异乎步曾。”其一生酷爱杜诗,作诗多借鉴杜甫,也与陈伯澜的教诲有直接关系。吴宓早期诗歌直白无隐,缺乏余味,陈伯澜力纠其弊。

澳门新葡亰登录,竺可桢在南京珞珈路的住宅,原是22号,现是颐和路西侧珞珈路的48号,猛一抬头,赫然可见一座灰色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这就是中国“气象学之父”竺可桢的老宅。竺可桢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建起这座别墅,那时他每天早上都要在院子里记录当天的温度、湿度、天气等气象状况,又根据全国各个气象台的资料,在这里编印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中国气候资料》等,据说是中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最有保证、内容最为完整的降水和气温等资料的个人之举。不过,竺可桢在此处没住几年,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只身来到杭州,从此就再也没在这里住过;到了翌年,抗日战争爆发,竺校长带领浙江大学600多名师生实行西迁,其夫人张侠魂和几个儿女也随校西迁,结果第二年的1938年,张侠魂与小儿子竺衡因路途上患上了可怕的痢疾而双双亡故。

一晃,八年抗战胜利,竺可桢于“光复”后又带领浙大“复员”杭州,其间曾返回南京,寻找旧居。在他的日记里,即1945年10月15日,记载有如下的内容:及至到了珞珈路22号,见其“外表与八年前无异,内住伪财次陈君衍。陈已被押,其妻女在内”。原来鸠占鹊巢,竺可桢的老宅,南京沦陷时竟被汪伪汉奸政府的要员所霸占,其时,这位汉奸虽已被拘押,他的家眷却仍强住在里面。

显然,竺可桢是满腔怒火。他又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陈,山西人,其妻系扬州,出身微贱,恐系娼也。余所有书籍均亡。问之,据云目前亦无一书架,其不读书可知矣。”

汉奸其人,其籍贯、其妻子之所出,这大概是竺可桢从旁人处打听到的;至于自己原藏于老宅里的书籍,他却亲眼所见是全部无处可觅了,另外听说屋内甚至没有一个书架,这非法的主人可谓是“刘项原来不读书”呵。

竺可桢的日记,或因他人误传,或系自己手误,写错了一个字,那就是陈君衍者,非“山西人”而是陕西人也。

说起陈君衍,岂止是陕西人,他还是一个“老陕”呢。因为说到他,不得不说与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民国名流和着名学者的陈伯澜和吴宓。原来,陈君衍者,竟是三秦名流、着名学者陈伯澜的长子,以及中国着名“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人文主义”旗帜的吴宓的表兄。这真是“西子蒙不洁”,陈君衍者,坏了三原陈家的家风,也污了三原吴大师的枝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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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老陕”的三原陈家父子

1914年6月27日的吴宓日记记载其写了一首诗让陈伯澜评阅,曰:“思想甚发达,然诗则幼稚。宜以多读为是。”又曰:“诗以多注则始佳,贵含蓄而忌直说。”吴宓虽然当时由于年龄关系,并不服气,在日记中发牢骚:“嗟乎,余之诗,意在发抒情感,非以诗学诗也。”但也承认:“余学疏力短,正犯此病。……后当更力勉之。”后来随着学识渐长,阅历渐丰,对于用典更服膺于陈,说:“于是经义史事,遂与我今时今地之事实感情,融合为一,然后入之辞藻,见于诗章。是故典故之来,由于情志之自然,非待掇拾寻扯,故典不累诗而有裨补于诗。”陈伯澜点评吴宓诗歌,一贯从严。如吴宓早期诗作《秋夜吟》,词藻华美,意境凄丽,似仿《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秋窗风雨夕》,颇费了一番心思,陈伯澜评云:“语多辛酸,殊非所宜。”又谓其为无病呻吟。兜头一盆凉水,泼醒了吴宓,吴宓以后的诗作幼稚有之,不合诗律有之,却都出自真性情,不再有这类矫揉造作之作了。对于整体尚不错的诗作,陈伯澜也尽量指出其不足:“作者古体,直摅胸臆,无格格不吐之弊。但下笔太轻易,即不免浮冗空滑。须敛才就范,勿但贪多好胜。”对于写得非常出色的也不吝于赞美之词,如评吴宓的《石鼓歌》曰:“此首当为古体诸作之冠。”

陈伯澜,名涛,字伯澜,以字行。陈伯澜幼年时在大教育家的“老陕”刘古愚任教的三原东关胡子周“古月斋”就读,后又随刘古愚到泾阳“味经书院”深造,至1889年戊戌变法那年参加乡试,得中陕西第一名举人。又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陈伯澜在北京随几位“老陕”的醴泉邢廷荚、富平张鹏一等拜访康有为,慷慨参与“公车上书”,此后,他又受刘古愚的委托,赴武汉、苏州、上海等地考察实业发展状况,除了参观织布、轮船和枪炮制造以及印刷等近代工业的现状,还与梁启超、汪穰卿、龙积之等进行座谈,席间特意介绍了刘古愚的实业救国思想,又与英人商议了购买织机等事宜。陈伯澜的此行,实开近代陕西“开关”之滥觞,后来他将此行的成果带回陕西,这不仅有“软件”的众多新书刊,还有“硬件”的日产轧籽棉机等(不久即在泾阳西关创开了轧花厂,据说这是机器轧花首次传入陕西)。

陈伯澜得风气之先,除受刘古愚影响之外,还与当时的清廷陕甘总督陶谟比较“开明”有关,也是在西太后“复辟”之际,由于陶谟的援手,陕西新思想渊薮的“味经书院”的师生得以幸免于祸。此后,陈伯澜在省外仍然活跃于教育事业,他在广州创办了广东高等工业学堂,并多次东渡日本,购进先进教学设备,由此培养了许多人才。民国后,陈伯澜活动于上海、北京等地,并曾在北洋政府财务部任职。

陈伯澜着述等身,他有《裴氏和约私议言》及《审安斋诗》、《南馆文钞》、《粤牍偶存》、《入蜀日记》、《国税局条议》等。陈伯澜还是着名三秦诗家之一,他崇尚唐诗,尤尊杜甫,康有为曾赞曰:“伯澜诗之雄健学少陵,绵丽学玉溪,而神似遗山,遇合亦同之。”陈伯澜是吴宓的姑丈,吴在少年时即得其教养,吴宓后来评论其诗,谓:“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学工部,参以玉溪。生平雅不喜宋诗,晚年偶为之,仍不类。”吴宓受其影响,也崇仰唐诗而不喜宋诗,所谓“宓夙不喜江西派之宋诗”,而吴宓早期的诗歌直白无隐,缺乏余味,陈伯澜曾力纠其弊,如此其诗风乃得以延续。

陈伯澜的长子陈君衍,与吴宓可谓媸妍相对。

陈君衍,原名祖蕃,后名之硕,字君彦、君衍,以字行,陕西三原人。陈早年读书上海南洋公学,后又东渡日本,肄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1909年,吴宓在《自编年谱》中称:“陈伯澜姑丈之长子陈君衍表兄,现年二十三岁,肄业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本年十月,以父命归娶。”及见其状,乃“头发全薙光,今戴假辫。先毕业上海南洋公学,素用功英文,所造甚深”。是谓陈在日本受革命党人之影响,与鲁迅等相同,都剃掉了辫子,不过在回国时才装上了假辫,可见彼思想尚能引领风气,又学习用力,英文等颇有造诣。

陈君衍与吴宓这一对表兄弟,两人当年情同手足,又彼此砥砺,吴宓在《自编年谱》中又称:“君衍表兄信康南海‘物质救国论’之说,认为:惟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可以救国,方为有用。故劝宓至少亦必须专习化学工程,并力主宓应即赴日本,立可取得实学,斯乃惟一正途。后来则以宓之在清华多年,旷费光阴,只为求得留美之资格,实亦不值得,且不合算也。君衍兄已代宓报‘吴雨僧’名,加入日本某工程学会为会员,按月收得该会之出版物。总之,君衍兄极爱护宓。惟惜君衍兄既未秉承姑丈之诗教,亦未了解宓之个性,实适合文学,而不适合此外一切学术与事业也。”

这是两人性情以及志向等的不同,换言之,陈君衍受康有为、刘古愚、陈伯澜等的思想影响,主张“实业救国”,所谓快速救亡法,即着手于物质基础,“立取实学”也即立取时效,榜样则为近邻的日本;吴宓呢,则陶醉于传统国学以及诗文等,在清华载浮载沉,先是其在辛亥年以第二名考入清华学堂,开始了六年的清华生活,至1917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问学东西,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领袖白璧德教授,主攻欧美文学;1921年吴宓痛感新思想冲击传统堤岸,决定提前回国力挽狂澜,遂先后在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执教,开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特别是在母校,他得以尽展心志,负责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筹备工作,主持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并按照哈佛模式制订学生培养计划,彼时,其所居的清华工字厅“藤影荷声之馆”可谓风光无限,但终因其意气太盛,襟抱难开,让人垂叹。

却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首都定于南京,吴宓自称其“对革命事业,既未参加,且甚不赞成”,而其表兄的陈君衍却大不同。吴宓在《自编年谱》中称:“陈君衍表兄之奔赴南京,参加新政府,并非热心革命,而因必须积极活动,为全家老幼谋生计也。”显然,与吴宓隔膜于时势不同,陈君衍追随时潮,占据高位,成为新秀之属。不过,知彼者表弟吴宓也,其谓陈君衍原是“两面人”,其所图者,以及所有的“积极活动”,全系功名富贵,以及“全家老幼谋生计”。吴宓貌憨而实明,他对陈君衍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且洞烛幽微。

果然,1913年,吴宓又在《自编年谱》中写道:“陈君衍表兄新自上海来京活动,寓西河沿金台旅馆。元旦,来为父拜年。宓见其衣服鲜丽,举止豪华,擅长应酬交际。窃以为:硕兄活动之能力及其结果,实远在仲旗公(按:吴宓的叔父吴建常。吴宓幼年丧母,故由其祖母做主将吴宓作为仲旗公的继嗣。1987年,仲旗公在陕西乡试中被录为副贡生,其时,其人少年得志,弯弓骑射,西出阳关,千里走单,欲在边塞建功立业。辛亥前后,仲旗公曾官至陕甘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后辞官后赋闲沪上)之上。盖仲旗公以随时、顺境、自怡、自适为主,对人、对事,概不强求,自己亦不去奋力、辛苦,既不肯干谒职位崇高之人,亦不屑商讨金钱货利之事,更不知、不能揣摩、顾虑、了解他人之心理,以为我只顺情、从理而行,便无不合。如此者,在名利竞争之场,只有从受‘天然淘汰’,而归于失败、灭亡。若硕兄之聪明、实际,则大异于是矣。”

其时,陈君衍北上京城活动,间为吴父拜年,吴但见“其衣服鲜丽,举止豪华,擅长应酬交际”,本能地,吴宓心头隐隐作恶,以为不耻。吴宓还从家族史的遗传上,将之比对其长辈的“仲旗公”,认为两人有所不同,即“仲旗公以随时、顺境、自怡、自适为主”,相反,陈君衍则“聪明、实际”。吴宓果然“洞见”。

陈君衍能得机会,先任河南财政厅长,后历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审计部政务次长、代理审计部部长、审计部政务次长等。不过,让吴宓未能“洞见”到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君衍竟“聪明、实际”到恬然下水,附汪投敌。1939年8月,他受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至1940年3月,又任汪伪财政部常务次长、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伪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委员,随后又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汪伪粮食管理委员会兼任常务委员。再至1943年,任汪伪粮食部次长、汪伪国民政府政务参赞、汪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实业部次长、审计部政务次长、中央储备银行常务理事等。彼时的陈君衍,赫然汪伪汉奸政府中的一位高官矣!

饶麓樵于吴宓有更多鼓励之词。如评其《论诗绝句》云:“清炼工腴,情韵不匮。加以深造,定当树帜骚坛。”评《喜雪》云:“胸襟气息,自尔不凡。”这些鼓励对于青年吴宓而言,弥足珍贵,增强了他在学诗道路上勇攀高峰的信心。饶麓樵也不时指出吴宓诗歌的不足之处,如评《清华园词》:“规模壮阔,步骤井然。但造句炼字微嫌未合,想系急就之故。”他还多次提醒吴宓要细心揣摩前人诗歌的优长之处,加以学习。评《九月九日》一诗曰:“杜公善用拗,放翁学之,尚能得其仿佛。君诗好用拗,宜细味此二家。再君之诗多倔强语,宜学涪翁也。”对吴宓诗集总评时说:“选诗中如颜谢,唐人诗如杜陵,可多读,益当深造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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