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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一个比登月还难的问题:要不要废除婚姻和家庭

1919 年 11 月 16 日,茅盾给郭虞裳写了一封信 :

民国一个比登月还难的问题:要不要废除婚姻和家庭

虞裳先生 :

澳门新葡亰登录,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多有气象。有人主张废除婚姻和家庭,有人激烈反击……然而论战参与者均就事论理,保持了谦谦君子之风,这种讨论问题的“君子之争”,适足为今人借鉴。

今天接到先生的信。我那篇《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感想》,现在想去,简直是乱想。我那时有两个感想:一是根据滑德的话,以为女子解放原来是为社会进化,所以我杜撰的解放定义是不仅做到男女平权,社交公开,是要做成男女在社会上简直毫无二致,同为生产者,同为消费者。一是不取小家庭制,主张废家庭,因为小家庭制尚不能使女子都到社会上做个生产者。这两层我以为似乎有相通的地方。

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去家废婚”之理想

我以为西洋式的小家庭有些毛病。譬如一夫一妇成立个小家庭,夫有事,妻也有事,家中便少不了一个女佣人这是不经济,女佣人的工作又几乎可说是
nonproductive
labour,而且这女佣人也不好算是解放的。倘然不用女佣人,或用不起,那么,只好住寄宿舍了
(boarding house) ;住寄宿舍,在西洋风俗不算成立一个
home,所以有许多人不喜欢,硬要创个家庭,于是做妻的只好分一日的二、三小时管家务,因此绊住身子,不能到社会上同做生产者了。在男女分工上看,做妻的管管家务原不算倒楣,不过家家各有个妻受家务绊住身子,在社会经济上说来,实在不上算,何如组织公厨设立公共育儿所,用少数的劳力,做出多数的成绩呢
;然而公厨等等,一定是没有了家庭制度之后,才可以大大发达。

谈到20世纪中国废除婚姻与家庭的呼声,还得从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说起。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打破大家庭之后,便欲提倡废去家庭制度
;将来没有家庭 (home),也没有什么叫家族
(family),大家都是人,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的人。社会即是大家庭,社会中各员,即是大家族,只有社会生活,没有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即家庭生活。所以我以为将来不要现在怪噜苏的市房,一家有一家的门户和厨房
;将来造房子的应该造客栈式的大厦,房间一样大小,夫妇共居一间或各居一间,这只是夜里歇歇用,一切游戏读书娱乐都可以公共。那时做妻子的更没有什么家务可管,自然可以个个都到社会上做生产者的了。

1845年,受基督教影响,洪秀全写下《原道救世歌》,主张打破国家、种族、阶级和家庭的界限,一切人类都是上帝之子,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所谓“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待太平天国初建,据此推行新政,当时的做法是以25家为单位,一切生产物除家庭生活必需外,其余都归缴国库,婚丧等事由国库统一供给;儿童、老人及残疾者,由社会公养;禁娼、禁淫、禁奴、禁一夫多妻制,提倡男女平等。为建设一个地上天国而废除家庭,这该算是中国历史上“因国废家”的最早实践了。

以上我的意见,和无治主义派相合,不过他们因此而谓婚姻制度可废,主张绝对的恋爱自由,我有些怀疑了。我以为现在讲妇女解放,最宜先决者是儿童公育和公厨
;儿童公育不就是育婴堂的变相,公厨也不就是包饭作的变相,这是要请旧派人晓得的。萧伯纳很主张儿童公育,不过他以为不健全的儿童,应当杀死,却又和别人不同了。以上的话都是乱说说,先生以为怎样?还请见教。上次的一篇感想,许多地方说的不爽不快,请您给我撕了罢,不好算数的。

当然,具体到其时所谓的“妇女解放”,你也许难免感慨,这种“解放”仍不过是“才出夫权,又入政权”。毕竟,这种男女平等并非人之意义上的平等,而是战士意义上的平等。或者说,由夫权而政权,是军事共产主义政治下的妇女解放路径。

沈雁冰

至于洪秀全依靠“口吐白沫”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并没有所向披靡。手持重兵的曾国藩等儒生决意为维护名教而奋死决战,固有的家族制度因太平天国的速亡而得以持续。

十一月十六日

然而,在这个革故鼎新的时代,废除婚姻与家庭的浪潮并未因“洪杨之乱”的平息而声退。1902年,康有为写就《大同书》,将“去家废婚”上升到理论:既然佛法求脱苦时要求“出家”,不如使其“无家可出”;既然家庭肇始于婚姻,“去家”就得重新设计婚姻。康有为的“交好之约”的确让时人眼前一亮。该约由男女自愿制定,最长不超过一年,最短不少于一月,不得有夫妇旧名,妇女不从夫姓,删除所有从夫限禁,所生子女由公家养育为“世界之天民”。孩子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死后火葬。最有意思的是,火葬场要紧靠肥料场。概括人一生的“从摇篮到坟墓”变成了“从摇篮到肥料场”,或曰,“我们来自尘土,我们归于肥料”。

康有为的乌托邦理想,很容易让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的废除家庭的“共产共妻”制。而与康有为同时代及后来的知识分子,对其观念也多有支持或呼应。如,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抨击三纲名教桎梏人心,主张废弃君臣、父子、夫妇与兄弟四伦,建立自由平等的朋友关系及“一家一人”的大同社会。同样,梁启超也主张打破家族观念,以求新民。只是他并不主张去除家庭,而只是反对早婚,希望实行“男子三十、女子二十”的一夫一妻、老夫少妻制。

一这封信是茅盾存世最早的一封信。郭虞裳是“五四”期四大副刊之一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还是徐志摩的密友。郭虞裳
(1891-1971),原名传治,字虞裳,后以字行,上海人。郭虞裳早年在上海南洋中学及唐山路矿学校学习,1919年11月,去英国留学。在英国期间,他曾经一度借住在徐志摩的家里。徐志摩的名文《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写道:

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年轻时同样深受康有为影响。有两件事可佐证。一是从毛泽东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1919年12月号的文章《学生之工作》中,可明显看出他倾心于《大同书》里的观点,如“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豢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二是在“大跃进”时期,毛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并鼓励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据说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到徐水县时,除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而在肯定《大同书》价值的同时,毛泽东也承认康有为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当然,毛本人也没有找到。当他将年轻时的梦想付诸实践时,新中国很快变成了一个茶几,上面摆满了无穷“杯具”。

“初起我在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郭虞裳君。”

重新回到上世纪初。不得不承认,“去家废婚”在以否定传统为急务与时尚的五四时期渐成潮流。除了主张小家庭制(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经济独立)外,相当一部分新式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废除婚姻与家庭的无家庭主义。

作为徐志摩家的好友,郭虞裳还曾为徐志摩保密。那时,徐志摩每天早晨都要出去理发,因为理发店对面的杂货铺是他收发信件的地方,他和伦敦的林徽因经常鱼雁往返。郭虞裳看在眼里,没有将徐志摩的这一秘密及时告知徐当时的夫人张幼仪。后来徐志摩干脆离家出走,前往伦敦找心上人去了。郭觉得单独跟张幼仪一起住太尴尬,才离开徐家。在数年后,他才把徐志摩当年以理发为幌子偷着寄信的秘密告诉张幼仪(朱云乔撰《张幼仪传
:锦瑟年华谁与度》,工人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版)。

这自然与当时的大环境不无关系。随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开始向近代社会文明转型,社会越来越开放,以家庭为核心、建立在血缘与地缘之上的人际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为了一个新社会的到来,才子佳人们也在不遗余力地寻找文化替罪羊,以此作为他们与旧时代彻底决裂和新社会开始的标志。而限制人性自由的婚姻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年青一代反思与攻击的对象。

郭虞裳之所以借住在徐家,可能跟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有关。

自由结婚和专制结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1916 年 4
月,张君劢从欧洲回国,曾兼任《时事新报》主笔(有人说是总编辑)。年底,张君劢北上时,将主笔一职交给了张东荪。

五四时期“废婚派”亦如过江之鲫,他们对带有专制倾向的旧式婚姻和标榜自由的新式婚姻都表示出了难以克制的厌恶,并极力主张废婚,其中不乏无政府主义者。比如,师复(1884—1915)在上海创建“中国无政府共产党”时即宣告:“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同样,江亢虎(1883—1954)在1907年大呼“有宗教之苦、有国家之苦、有家庭之苦”,并系统提出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正是在此基础上,江亢虎在1911年建立了“三无主义”政党——中国社会党,这也是中国首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两年后,被袁世凯借内乱之名强令解散。

郭虞裳曾于 1919 年 7 月 27
日继俞颂华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一直到这年 11
月中旬他因为要出国才推荐宗白华接替自己担任主编。据宗白华晚年回忆,郭虞裳不仅是《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还是《时事新报》的总经理,擅长管理和经营
,不擅长文墨(邹士方执笔 :《宗白华谈田汉》,载《新文学史料》1983 年第
4期)。宗白华在这篇访谈里还说 :

而当时由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两家刊物,同为鼓吹废婚去家的重镇。一是1907年在东京的张继与刘师培、何震夫妇创办的《天义》,二是旅居巴黎的李石曾、张静江等所创办的《新世纪》。它们都强调个人绝对自由,主张“去强权”,否定国家、政府、家族、私产乃至肇建家族的婚姻与代表家族的姓氏。

“这年9
月,《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找我,聘请我接替郭虞裳担任该报文艺栏《学灯》的主编。”

相对中立的报刊也卷入到这场争论中来。最有代表性、讨论最充分的是上海的《民国日报》。1920年春夏之交,《民国日报》在号称“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作者注:民国早期四大报纸《晨报》《民报》《申报》《民国日报》均办有副刊,史称“四大副刊”)之一的《觉悟》上开辟了“废除婚姻制度”的讨论专栏。此次讨论前后有二十余人参与,“废婚派”和“反废婚派”通过“讲演”“通信”“评论”等方式作文五十余篇,百无禁忌地表达各自的主张。

邹士方在《新文学史料》1984 年第 3
期发表《对〈宗白华谈田汉〉的订正》一文,对宗白华的回忆做了三点“订正”:

讨论伊始,废婚派“哲民”开宗明义,认为废除婚姻“是为世界人类谋幸福”。哲民还从古希腊搬来救兵,强调“婚姻制度是万恶的源泉”,是强权的赘疣;主张夫妻制度的人,犹如迷信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人一样。

其一,“《时事新报》负责人张东荪聘请宗白华编辑《学灯》是在 1919 年
8月初,不是 9 月。”这一条没有任何问题。

在哲民看来,婚姻制度不过是娼妓制度的另一种形式,是“版权所有的婚姻制度和不准翻印的一夫一妻主义”,二者并无区别,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是罪恶。此外,婚姻必有夫妻制度的存在,便不免分出不平等的阶级、蔑视女子的人格、为某人所有,且有父子名分上的拘束和家族的压迫,遗产不能公之社会,是社会进化的一大障碍。因为上述种种原因,不如废了婚制,实行自由恋爱,遗产公诸社会,男女自由结合,组织儿童公育院及公共养老院,“那时候,无父子,无夫妇,无家庭,无名分的种种无谓的束缚,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岂不是一个很太平的世界,大同的社会吗?”

其二,“宗白华编《学灯》时 , 郭虞裳仍是《学灯》主编 , 一直到这年 11
月中旬宗白华才接替郭虞裳担任主编。”邹士方用来改正宗白华的依据是 :

废婚派“翠英”在《结婚到底是什么?》一文中批判了婚制的危害:“新旧婚姻均是一种买卖关系:我看见结婚不过是‘生殖器的买卖’;婚证是买卖的契约,婚礼是买卖的手续,买卖的媒介是金钱和恋爱。”所以,与其“拿恋爱做手段,性欲做目的”,不如自由恋爱,男女互相爱悦。

“1919 年11 月 18
日《时事新报·学灯》上有郭虞裳致沈雁冰的信,信的末尾说
:‘这几天事情太多,打起精神,还忙不了。学灯编辑的事 ,
现请定我最敬佩的朋友宗白华先生代理,以后学灯一定可加些光采了。”

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施存统也接连刊文,力挺废婚派。施存统认为,理想的社会、人类最大的幸福事关每个成员都有“自由的人格”,然而即便是“自由婚姻”,也是一种专利的结婚,是“爱情专利和性交专利”,“我们一个人自己是要有一个‘自由的人格’,不应当属于谁某所有的。总之,我专利人,人专利我,都是很不应该的。于‘自由的人格’有损的”。施存统同时肯定了婚外性关系,认为满足性欲,是人类正当的要求,谁也不能阻止他;而名义上是“自由结婚”,实际上并不自由,“既然有了结婚的束缚,怎么还可以叫做绝对的自由”。在《改造家与爱情》一文中,施存统主张“如果真心诚意的从事改造事业,一定要把男女底爱情丢开,把爱情寄托在未来的社会”。

引文中所说这封信是郭虞裳给茅盾的回信。同一天,《学灯》也刊登了茅盾致郭虞裳的另一封信。邹士方根据茅盾这两封信来证明“一直到这年
11 月中旬宗白华才接替郭虞裳担任主编”,因为既然到了 18
日,茅盾和郭虞裳还在通信,郭肯定还是主编,宗还没有担任主编。

尽管“自由婚姻”为许多人高歌,不过废婚派对自由婚姻亦不抱持乐观态度。署名“可九”的作者在《废除婚姻制的辩论》中坚持认为,自由结婚和专制结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男女的幸福被婚制束缚,人类是没有理性的,感情的变动尤其剧烈。一成不变的婚姻制度,使得男女间的感情一旦坏了,仍要维持名分,过着无聊的岁月,造成精神上莫大的痛苦,所以根本解决就在于“废婚”。

如果宗已经是主编了,那么,茅盾应该转而跟宗通信了。当然,还有一个概率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可能
:宗已经是主编了,郭虞裳虽然不再是主编,但降而为普通编辑,所以茅盾依然跟他通信。再来细看邹士方要订正的宗白华的原话

而废婚派“莲僧”同样以“自由的人格”为出发点,在《改造社会底要件》一文中赞成废除一切权威、法律的束缚;批评自由结婚是彼此自利的结婚,有了婚姻限制,性欲不能满足。
至于废婚派祝志安,则以人性与逻辑立论,强调男女所以要交配,是生理的关系,并非法律的关系。然而婚制的荒唐就在于确立“男女要交配必须经过法律上手续”——结婚者把名字写在婚书上,便是正当的,否则便是私情——因此“极端赞成废婚制”。

“这年 9
月,《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找我,聘请我接替郭虞裳担任该报文艺栏《学灯》的主编。”

一个比登月还难的问题

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问题,值不值得订正,那要看我们如何来理解这句话。邹士方的理解恐怕有点太简单直接,他想当然地以为,张东荪找宗时说要宗接替郭虞裳担任《学灯》主编,宗立即就当上了这个主编。事实应该是:1919
年 8
月初之前,郭虞裳已经决定出国,并且已经告知张东荪自己准备离职,张当然要物色郭的后继者,这时他就找到了宗,而且预告他郭虞裳将离职,郭一离开,宗就接任主编。在郭正式离开之前,宗先以普通编辑的身份协助郭编辑《学灯》。从
8 月到 11
月这段时间,完全可以看作郭与宗两人之间的交接期、过渡期。“这几天事情太多”云云,当指他一边要准备出国诸多事项,另一方面要完成《学灯》编务的交接工作。所以,宗白华的说法没有问题,此处不需要订正。

相较于废婚派的激进言论,保婚派或者反废婚派的态度似乎更易为时人接受,或者说更符合当时的民情。“葆华”认为自由恋爱无异于乱交,“今天甲和乙恋爱,明天乙向丙恋爱,完全成了乱交状态,使兽性冲动逐渐增加”,如此“提倡公妻主义”,是蔑视女人的人格,所以坚持婚姻应在自主的基础上实现一夫一妻这一“绝对的信条”。而且,废婚派的主张过于理想主义,因为不切实际也无法实施。更危险的是,葆华预言,一旦废除了婚制,社会将陷于极悲惨的状态。

郭虞裳和张君劢虽然在《时事新报》的工作时间都很短,郭只有 4
个月,张也只有 8
个月,而且在时间上还没有交叉,即两人并没有同时在《时事新报》供职。但《时事新报》的这段编辑生涯对他们的人生都影响很大。张君劢在主持报纸的笔政期间,讨伐袁世凯的态度无比坚决,言论也十分激烈,这使《时事新报》日益成为上海很有影响的报纸,他自己也名噪一时。《学灯》是“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郭虞裳当编辑期间,遂与文化界人士广为接触。

反废婚派胡世俊则一分为二:一方面,主张改革婚制、研究自由恋爱、提倡自由结婚,促使未婚或将婚者觉悟;另一方面,对已婚的人,则不必硬劝他们改弦更张。“笑佛”同样立足现实:既然目前婚姻自由尚且没有,却要大谈恋爱自由,实在是好高骛远。最好的制度是不损害人格的自由婚姻,先由交际生爱情,由爱生恋,经双方同意才结婚。

他对于张君劢这位本报系的著名前辈应该是熟知甚至崇拜的。而徐志摩跟发妻张幼仪闹离婚期间,张君劢恰好也在英国。据罗家伦在《忆志摩》一文中的追述:

“一诲”则忧虑废婚派的爱情不专一论,质疑20岁的“翠英”有无自立的能力。他对翠英说:“你既主张自由恋爱,遇著情场危变的时候,你有没有自镇自持的果断否?你起初发生一个恋爱,同时又发生别个恋爱,你怎样处置呢?你是主张自由恋爱的女子,别个男子也主张自由恋爱,他的恋爱,有时绝灭,你自然也绝灭了他,但是后来所遇著的恋爱的男子,都这样,你将何以自安呢?别个男子同时和两个女子发生恋爱,你也是其中之一个,你亦愿意么?
”反废婚派认为爱情的不专一将使人类情感招致灭顶之灾。反废婚派的这一追问,与废婚派对“移情别恋”的认同相比,双方都可谓是鸡同鸭讲。

“志摩自己不敢和君劢说这件事 ,
再三托从前《时事新报》的主笔郭虞裳和俞颂华两人去向君劢开口。”郭虞裳之被徐志摩所信赖乃至依赖可想而知。

最有力的反击来自“赞平”。赞平指出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怎样算自由,怎样算不自由呢?自由结婚,我赞成的,自由离婚,我也赞成的。倘说这些都要双方同意,算不得自由,那么,性交也须要双方同意,那里能任你个人自由呢?如果说可任个人底自由,我怕除了强奸是没法的……我相信人类没有绝对的自由,不能以我底自由侵人底自由。”

对于废婚派与反废婚派的交锋,主持这场论战的邵力子认为,婚姻问题是跟着经济组织而变迁的,“如果有一天社会根本改造,私有财产底经济组织完全推翻,儿童公育和公共养老院都已实行,那时候,或者婚制不必鼓吹废除,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就目前而言,当务之急仍是“只鼓吹真正自由结合而又可自由离异的婚姻制度”。这方面,废婚派同样认为,婚制不是“现在一时所能废除的”,只不过借着这场讨论,“引起大家的觉悟”,并重申“自由的人格”。

茅盾在信中谈的是“五四”时期火热的大话题
:妇女解放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婚姻制度问题,等等。

此前,邵力子于报上专设情感栏目,与读者探讨恋爱自由与婚姻自由。虽然他对“废婚论”也表示怀疑,但不排除在学理上有讨论的价值。在邵力子的主持下,这场论战的参与者就事论理,也都保持了谦谦君子之风。施存统在《辩论的态度和废除婚制》中直陈心迹,“我们要有批评人家的勇气,我们尤其要有承受批评的勇气”。

(一)关于妇女解放运动

如此开放而宽容的一场论战,自然难以形成一致性的意见。时近百年,今日回想起来,其所见证的不外乎两点:一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多有气象;二是性爱、婚姻和家庭等问题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有着怎样的无穷纠结。人类的智慧足以助其登月,但对于“和谁做爱”这个古老疑难,一直未解决。男男女女,在“彼此专利”与“去专利”的两极之间摆荡,不知荒芜了多少岁月,又上演了多少爱恨情仇……

茅盾存世最早的这两封信写作时间相隔仅仅两天。两者都于写作当天就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茅盾给郭虞裳写信,谈的不是私人问题,而是时兴的公共话题。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3期

在数千年封建主义制度的压迫和封建礼教的制约下,中国妇女长期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礼教的束缚,境遇悲惨
,
这使她们具有强烈或者潜在的革命性。“五四”一代革命思想家们引进西方最新的妇女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来研究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迅速取得了轰动性效应。因此,有人说“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时期广大的中国妇女以前所未有的革命姿态
, 英勇地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牛书成
:《五四运动与妇女解放》,《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

作为“五四”时期思想界的风云人物,从 1919 年起 ,
茅盾高调积极介入妇女解放问题的理论探讨热潮,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在信件里也是大谈特谈。据有学者统计:茅盾“在当时影响广泛的《妇女杂志》《民国日报·妇女评论》上发表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评论、译文多达五六十篇
, 从而形成了他妇女解放的思想理论”(张莲波
:《论五四时期茅盾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7 期)。

茅盾这封信所展示的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意见,有几点是张莲波文章中所没有特别关注到的,或者说论述不全、甚至付诸阙如的。比如,茅盾连带论述了女佣人的劳动性质问题,这体现了他对底层民众的关心或忧思。“这女佣人也不好算是解放的”云云,说明他的妇女解放视野覆盖了包括女佣人在内的全体妇女。

(二)强烈的社会化思维与“毁家”

设想茅盾是杰出的“社会学家”,或者说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细致的观察以及深刻的洞见,他的所有文学观一言以蔽之,与其说是以“人生”为圭皋(他参与发起的“文学研究会”被称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还不如说是以“社会”为宗旨。他热衷于从社会的角度去理解人,去解剖问题,去设想出路。他的小说里讨论妇女问题也时刻应用社会化的视野。他把妇女解放运动放在整个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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