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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两封书信

1929年1月,旅沪陕西籍人士鉴于“陕西自辛亥以还,兵匪扰攘,民不堪命,自春迄今,雨泽毫无,饿殍载道,惨不忍睹”,在上海组织成立陕西赈灾会,“力图募捐救济,涓滴实济灾民”(《陕西赈灾会成立讯》,1929年
1月 5日《申报》)。同年 10月
2、3日,旅沪陕西赈灾会假座中央大戏院举行游艺会。同在3日发行的《上海画报》第513期为“陕赈游艺特刊”,由黄梅生主编。在梅生(即黄梅生)的《谈陕灾游艺会》中提到:“惜陆小曼女士以病未先加入,令人不能一饱耳福为憾耳。”俞俞的《陕赈游艺特刊赘言》中则有“徐志摩陆小曼梁孟翁瑞午黄梅生二先生原拟合演全本玉堂春,小曼夫人忽染小恙,太夫人不欲其力疾登台,大好佳剧,遂尔作罢”和“丹翁旋苏未还,亦尚不知鼎鼎大名之小曼夫人志摩瑞午先生名剧之改演也”的内容。由此看来,《罗宾汉》上的消息虽然不实,但恐怕也非完全空穴来风。即使陕灾义赈会主办方未曾邀请徐志摩客串一把,一些喜欢热闹的朋友们很可能曾有约志摩、小曼再次登台的提议,只是未获他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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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故居里有张照片很诡异。是陆小曼坐在书桌前,一手扶着头,看书。旁边配图说文字: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后,留单人照一张送老师胡适解嘲。何谓解嘲?意味深长。
2016年1月20日讯,《吴虞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立三约往开明观剧,见须生孟小冬,其拉胡琴人为盖叫天之拉胡琴者,叫坐力颇佳。胡适之、卢小妹在楼上作软语,卢即新月社演《春香闹学》扮春香者,唱极佳。”新月社演《春香闹学》中的卢小妹,大抵就是陆小曼。这是1925年6月的事。小曼与志摩已经相识,但还没有实质性进展,此时胡适与“卢小妹”在剧院包间里的做“软语”,说没什么故事,也很难让人信服。
事实上,新月派一帮子人里头,最先盛赞小曼的也是胡适。用胡适的话说,小曼是北平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尽管当时这道风景已经嫁了人,成了“王太太”,胡适还是不遗余力向刘海粟、徐志摩、张歆海推荐,四个人一道去看,仿佛朝拜。
刘海粟记录下了“觐见”社交女王时的场景和心情,很有些惊为天人的意思。徐志摩和张歆海,则一不小心爱上了这位王太太。小曼日记里说,张歆海经常去她家做客,一坐几个钟头不走。志摩就更不用讲,后来爱得死去活来。道理上说,如果胡适爱小曼,不应该如此“引狼入室”,把众朋友引到小曼家,生出诸多事端。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考虑胡适的为人。他是要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的。他一生做老好人,总归有些“有色心没色胆”,胡适一生号称有六段恋情,年轻时也没少喝酒、打牌、逛妓院,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他是白面的秀才,胡太太却是一身铠甲的穆桂英,他始终斗她不过。旧道德,从来都是胡适头上的紧箍咒。
徐志摩空难去世后,小曼曾屡屡给胡适写信,现存六封,遣词用句一例温柔:“我同你两年来未曾有机会谈话,我这两年的环境可说坏到极点,不知者还许说我的不是,我当初本想让你永久地不明了,我还有时恨你虽爱我而不能原谅我的苦衷,与外人一样地来责罚我,可是我现在不能再让你误会我下去了,等你来了可否让我细细地表一表?因为我以后在最寂寞的岁月愿有一二人,能稍微给我些精神上的安慰。”哎呀呀,好不惹人怜爱!
胡适故居里有张照片很诡异。是陆小曼坐在书桌前,一手扶着头,看书。旁边配图说文字: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后,留单人照一张送老师胡适解嘲。何谓解嘲?意味深长。
胡适与小曼的关系,仿佛抛物线,顶峰过后,一路下降,最开始两人大概有些“东窗事发”的绯闻,小曼与志摩结婚后,清风吹散大雾,暧昧变友情。志摩去世后,胡适几次去信,要安排小曼的生活,但始终又无实质性的行动,多少有些可笑。
小曼也是明眼人,胡博士家中有一江女士,有如河东狮,胡又是那么个圆滑的人,帮她找徐老太爷说说情可以,终身伴侣就算了吧。于是,小曼果断地选择了说得少做得多的翁瑞午。再后来,小曼与胡适几乎没了联络,当年北平的一段情,发展到上海,成了不留情。
还是胡太太勇猛。胡适说她,你又乱说了。胡太太朗声道:“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她还曾骂:“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

编者在所加的题注中有
“此信作于1929年9月下旬”的说明。经查,署名洛侨的《陕灾义赈会之票串》刊载于1929年9月26日《罗宾汉》第2版。文中确实有徐志摩将与陆小曼在陕西赈灾游艺会中等合演《玉堂春》的“预告”。因此可确定徐志摩的信函写于9月26日。

中社成立,适弟在宁,不获雅与其盛,怅怅何似!社址不知何日落成,亟盼之矣。适之已北去,但不久即归。兄何时有暇,拟趋候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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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贵报载有《陕灾义赈会之票串》一则,内有愚夫妇合演《玉堂春》剧目,这或许是传闻之误。但如果“洛侨”先生的消息是得之于陕灾义赈会或该会之宣传人员,则我们不得不借重贵报的地位,郑重申明这是完全无稽之谈。前年我们曾经为了却不过朋友的央求,胡乱串演过几次戏,但已往的经验却并不是过于愉快,我自己于演戏本是完全外行,又无兴趣,内人虽则比较的有兴致,但她年来的身体简直是疲弱到一些小事都不能劳动,不说演剧一类事。所以我们对于演剧一事是决不敢再轻于尝试的。这次陕灾义赈会的消息,说来更觉可笑,事前一无接洽,也不知是那位好事先生随意把我们的名字给放了上去,连累不少的亲友都特来问及,这也算是小小的一种恶作剧了。现在更离奇了,竟然连剧目都给排了出来,真是叫人好气又好笑的,为了及早解除外界的误会以及招摇人等的
“胡来”,我们特写这信给贵报,敬请立即刊入下期,不胜感念之至。敬颂撰安。

小报刊载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本属稀松平常之事。徐志摩致函《罗宾汉》主笔澄清事实,一方面说明上海小报在当时市民读者群中的影响不可小觑,另一方面也表明
“《福尔摩斯》事件”之后,徐志摩不想陆小曼再惹是非,而是能够“从此振拔”。

徐志摩作为沪上名人,当是中社网罗的社员之一,并被推为该社图书馆委员会委员之一。显然李孤帆事先曾邀请徐志摩出席中社的开幕典礼,但诗人当日恰在南京,故无法到场参加,于是复函解释。由于徐志摩信中有
“社址不知何日落成”的表述,可知当时中社尚在筹备之中,并未正式开幕。1930年11月28日,胡适离开上海迁居北京,准备重回北大任教。此即信中所提到的“适之已北去”。“但不久即归”或许是指胡适将于1931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中基会第五次常会。由此,徐志摩致李平的这封信并非“作年无考”,而是约写于1930年12月的某个星期四,具体日期待考。

1931年 1月
12日《申报》载《中社元旦开幕补记》,记录了中社元旦开幕的情形,表明蔡元培、褚民谊、杨杏佛、吴稚晖等名人曾出席并发表演说。其中提到李孤帆是“对中社奔走最力”的一位。

星四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作为中社的社员与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徐志摩与该社联系密切,新月社同人还经常将中社作为集会场所。如胡适1931年1月12日的日记有“‘新月’董事在中社集会,光旦等来了,我也列席。这回决定请陆品琴为经理,克木为营业主任,隆基为编辑主任。李孤帆邀在中社吃饭”的记载。徐志摩在同年8月19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再有一件要事:昨夜在中社为《新月》扩充股份,开会成绩极佳。现决定另招三万,股不足以透支足之,分十五组径招,每组任二千。李孤航颇热心,自任一份外,另任招二组数目。”这里的“李孤航”应为“李孤帆”,不知是原信笔误,还是整理者误识。是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遭难后,为处理丧事起见,在沪故交组织治丧处,办事机关正是设在威海卫路一百五十号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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