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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杂文家的陈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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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展一开始写杂文,主要是因为穷。

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有没有形成北方学者热烈讨论的局面?作为大众语运动重要参与者的陈望道、金絮如等对此予以否认,但是发表在《社会月报》第1卷第4期(1934年9月15日出版)的《北方学者对于大众语各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详细记录了北方学者聚集一堂热烈讨论大众语各问题的情况。长期以来,《意见》被视为大众语运动的重要文献史料。例如,焦润明的《中国现代文化论争》、刘泉的《文学语言论争史论(1915—1949)》、卓如和鲁湘元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1932—1949)》都把《意见》当作有力证据,并以一定的篇幅引录该文。如此,则关于大众语运动是否形成北方学者热烈讨论的局面,似乎已有定论。但《意见》所记并不可靠,所述问题有考辨的必要。

1927年,陈子展年届三十,在湖南几个高中辗转任教,迎来送往的朋友中,不乏李维汉、徐特立、谢觉哉这样的中共党员。“马日事变”爆发,左倾人士一概遭殃,谢觉哉躲进陈子展房中,隔壁住着周竹安等人。为防搜捕,陈子展出面担任保长,以身家性命,担保邻里无异党分子。此间,谢、周二人介绍陈子展入党,还没来得及宣誓,监誓人彭公达遇难,二人遂避走他乡,入党一事不了了之。很快,通缉名单下来,陈本人也榜上有名,情急之下,这一年冬天便携家出逃,经武汉到达上海。其时,老朋友田汉正在准备办南国艺校,于是,陈子展与欧阳予倩、洪深、徐悲鸿、徐志摩、冼星海等人一起加入筹办工作。发聘书,任教授,编讲义,收学生,不仅担任庶务工作,更亲身登上讲台,开授文学史、戏剧史等课程,作为副产品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至今任是研习此间文学者的案头必读。

一、刘复、刘梦苇、赵元任等不可能出席谈话会

但是,办学校不挣钱,教书也不挣钱。想来想去,还是要靠稿费。陈子展的杂文写作,由此起步。1929年,南国社办《南国周刊》,第四期起,以《孔子与戏剧》为总题,陆续刊出他的一系列文章,从《史记·孔子世家》一路谈到林语堂的《子见南子》,钩稽历代关于孔子扮戏的记载,以及由之产生的争论。然而,这些叙述绝非无的放矢,在对历代典籍的熟稔背后,蕴含着鲜明的现实指向,其背景正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所熟悉的《子见南子》案。林语堂的《子见南子》在曲阜二师搬演后,孔家后人大为不满,斥为“辱孔”,一路告到蒋介石那里,后者下令“严究”,最终,校长被调职,相关学生被开除,一时引起舆论哗然。陈子展由是写道:

《意见》开卷交代此次北方学者关于大众语问题谈话会的情况。时间是“前儿”,即前天。我们不能确定这个“前天”具体指哪一天。但曹聚仁在1934年8月初写给沈从文的信中多次提到“北方学者对于大众语问题沉默”,这说明,直到此时北方学者尚未召开大众语问题谈话会。又,考察《社会月报》出版周期,知其不会超过半个月,于是可推算,此次谈话会的时间“前儿”指的是《意见》发表时间(1934年9月15日)之前半个月以内的某一天。谈话会的地点是“北京西北园九号”,与会者有钱玄同、黎锦熙、胡适、周作人、刘复、赵元任、林语堂、顾颉刚、孙伏园、俞平伯、魏建功、江绍原、吴稚晖等,发言者为周作人、俞平伯、胡适、钱玄同、魏建功、林语堂、吴稚晖、孙伏园、黎锦熙、刘梦苇。

封建社会是以君师与天地先祖合为所谓礼之“三本”的。于是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就得与天地君主先祖同尊并列了。而“君师者治人之本,”所以孔子治人之学首在尊君,君主治人之术重在尊孔。汉高祖改正溺儒冠之旧习,岂徒然哉?袁皇帝穿起祭天服以祀孔,良有以也!在封建势力还在挣扎它的最后一息的时代,它所依赖以为护符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自然是不许你犯着大不敬地来把他扮戏,而拉下他最后的尊严的。

首先,从时间上看,说刘复、刘梦苇出席了此次谈话会,这完全是杜撰,他们绝不可能与会。因为,刘复(刘半农)病逝于1934年7月,而刘梦苇病逝于1926年9月。

同是这一年,南国社排演的《孙中山之死》也被政府“婉为制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教部还特地致函南国社加以解释。不过在陈子展看来,两者“不妨看做一件事”,他引了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证明在国民党看来,“原来孙中山先生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个‘道统’的人物。”那么,既然“孔子的戏不好上演,自然孙中山的戏也就不能上演了”。
由此,他在两起貌似无关的事件中,点出了某种一以贯之的逻辑:对所谓“道统”的尊奉背后,正是统治者的“君主治人之术”。通过钩沉这一治术在中国历史中的反复出现,陈子展不仅揭示出在所谓“现代”政府的金字招牌下依旧隐绰着的“封建”魅影,同时也使自己的杂文超越了一般的社会现象批判,并具有了某种“文明批判”的品格。

其次,从地点上看,赵元任、江绍原、林语堂都不在北京。1934年赵元任在上海主持《语言区域图》的绘制,这一年下半年他偕太太在皖南调查徽州方言,最终为上海申报馆编制《中华民国新地图》第五图乙之《语言区域图》。既然如此,他怎么可能在北京参加北方学者谈话会?据《郁达夫日记》,1934年8月29日、9月1日,郁达夫在杭州与江绍原等同席吃饭。1934年10月6日,周作人致信在杭州的江绍原,称“今日得两信,甚喜”。而《江绍原生平及其著作年表》亦载,1934年秋江绍原在杭州。据《林语堂年谱》,1934年7月至8月,林语堂全家在庐山避暑,林语堂在庐山完成《吾国与吾民》一书;9月,林语堂在上海筹办《人世间》杂志(10月创刊)。

陈子展的这一路文章,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自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事实上,陈文最大的特点与妙处,正是这一套借古讽今、引史喻世的看家本领。他以孔融的礼教吃人之说,为反礼教思潮提供例证;他历数史书上“国术救国”的谬状,讽刺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的所谓“国术考试”之举;他总结中国的历代马屁文人,讥道“读书安全之法,至为简易,曰奉命读书是也”
;他更举出聂夷中、于濆两位唐代诗人之作,慨叹“在现代的中国文坛还缺乏一种农民诗人,这是事实……我们并不奢望有杜甫白居易那样的大诗人,能够有一点闲情,偶然写几首社会问题的诗,只要有于濆聂夷中一流不为社会所重的小诗人,也就够得我们文坛的夸耀了。”
诸如此类,端的是字字玄机,刀刀见血。细看他笔下的种种史事与现世,实在很难让人不起故鬼重来之感。鲁迅在读过陈子展的《正面文章反看法》后曾评价:“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
诚哉斯言。

再次,经查考相关文献史料,未见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玄同参加此次大众语问题谈话会的记录。查《胡适日记》,1934年1月至9月,均无胡适参加大众语问题谈话会的片言只语。而且,《意见》所罗列的其他与会者在1934年9月也不曾与胡适有往来(仅9月9日胡适曾致信赵元任,这反倒证实此时赵不在北京)。查《周作人日记》,1934年9月1日至15日,均无周作人参加大众语问题谈话会的片言只语。查《顾颉刚日记》,1934年8月和9月,均无顾颉刚参加大众语问题谈话会的记录。事实上,因继母病逝,顾颉刚为奔丧,于1934年8月18日早上离开北京,辗转济南、上海,8月20日达到杭州家中,直到9月底才返回北京。查《钱玄同日记》,1934年期间均无钱玄同参加北方学者大众与问题谈话会的记录。

二、《意见》是一篇通过剪辑拼接而成的伪作

也正因如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日益发达的媒体市场上,作为杂文家的陈子展甫一登场,便凭借其辞锋之犀利、讽刺之辛辣、与识见之广博,确立了自己的文名,也成为各家编辑争相约稿的对象。曹聚仁办《涛声》周刊,陈子展成为供稿最多的作者之一。陈望道办《太白》,将陈子展拉入十一人委员会,与郁达夫、鲁迅等同列。此外如《青年界》《芒种》《立报·言林》《宇宙风》《中流》《大晚报·火炬》《新语林》《论语》《中华日报·动向》、等等,陈子展的名字几乎从不间断。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黎烈文的《申报·自由谈》。

从上文可知,刘复、刘梦苇、赵元任、江绍原、林语堂、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玄同都不可能参加北方学者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谈话会。也就是说,《意见》提到的与会人员,竟有超过一半的人不可能出席此次谈话会,这意味着,所谓北方学者关于大众语问题谈话会,可能子虚乌有。又,记录者声称“从头至尾,一五一十把他们的谈话记了下来”,但是经笔者核查,《意见》中的发言,其实出自各人已经发表的相关文章和书信,详情如下(依照发言先后)。1.周作人的发言,出自1925年7月26日周作人所作之《理想的国语》(原载1925年9月6日《京报•国语周刊》第13期);2.俞平伯的发言,出自1925年8月21日俞平伯所作《<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编《吴歌甲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二至五自然段;3.胡适的发言,出自1925年9月20日胡适所作《<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编《吴歌甲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4.钱玄同的第一次发言,基本上抄录自1925年9月2日初成、1926年2月8日改定的钱玄同所作《<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编《吴歌甲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5.孙伏园的发言,基本上摘录自他所作《国语统一以后的附言》(原载1925年12月13日《国语周刊》第27期);6.林语堂的发言,系依据他的《谈注音字母及其他》(原载1925年《京报•国语周刊》第1期),经剪裁、拼接而成(林语堂在《谈注音字母及其他》中提出了23条主张,据笔者核对,《意见》中林语堂的发言,第一至四条摘录自《谈注音字母及其他》一文中第一至四条,第五条由《谈注音字母及其他》一文中第十四至十七条拼接而成,第六条摘录自《谈注音字母及其他》一文中第十八条,第七条摘录自《谈注音字母及其他》一文中第二十条);7.魏建功的发言,出自1925年6月22日魏建功写给钱玄同的信(原载1925年7月5日《国语周刊》第4期);8.刘梦苇的发言,出自1925年7月6日刘梦苇写给钱玄同的信(原载1925年7月26日《国语周刊》第7期);9.钱玄同的第二次发言,全部出自1925年7月22日钱玄同给刘梦苇的复信(原载1925年7月26日《国语周刊》第7期);10.吴稚晖的发言,出自吴稚晖1927年所作《草鞋与皮鞋》(《吴稚晖学术论著第三编》,上海:广智书局,1931年)。综上所述,可判定《意见》是一篇通过剪辑拼接各人旧作而成的伪作。

1933年初,黎烈文接手改版《申报·自由谈》,摒弃以往的鸳蝴派文人趣味,大量邀约新文学界作家作品,风气为之一新,老乡陈子展当然不能放过。《自由谈》这份副刊的影响力,对任何稍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而言都毋庸多言,而其中不可谓没有陈子展的一分功劳。这一判断,决非笔者的私心偏好,几乎是当时读者的共识。林语堂办《人间世》,自述有两个人的文章最欣赏,一为曹聚仁,一为陈子展,因为他们读书多,文章也耐读。
1948年,耿庸曾询问过黎烈文《自由谈》稿费问题,黎烈文答,最高每篇可拿十元,除鲁迅外,陈子展单篇也拿十元,专栏六元。
陈文所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三、《意见》作伪者及其作伪动机

1933年2月11日起,陈子展以《蘧庐絮语》为名,在《自由谈》上开辟专栏。有趣的是,作为新文学最知名的舆论阵地,《自由谈》上的陈子展专栏,偏是用文言写作的,据金性尧先生回忆,在该报刊载文言文的,“仅陈公一人而已”
,这对研究杂文的学者而言,实在是极为宝贵的材料。

那么,《意见》在何种情形下因何目的被作伪并经何途径留存下来?这样留存下来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了解或认识到“历史真相”发生发展的过程?下面拟先探讨《意见》作伪者及其作伪动机。

不过在当时,这些文言文章确曾引来许多批评,乃至被指责是给“文言复兴”壮了声势。穆木天就曾不指名地批道:“如《新师说》一文出世,文言文就乘时机走了幸运,之乎也者竟又成了商品,充斥于市场了。于是玩凤凰砖者有人,抄明人尺牍者有人,文言文于是一天比一天扬眉吐气了。……虽作者戏拟无心,自以为与人无涉,然而结果家传户诵,而其坏的影响确为不小。自然,在助长封建意识的复活之点,一篇《新师说》,两首打油诗,确是值得受指摘的。”

《意见》发表在《社会月报》的“北京通信”栏目。虽然文前有记录者的一段说明,但全文未见记录者署名。欲知记录者(作伪者)情况,还得从刊物本身入手。《社会月报》于1934年6月15日创刊,编辑者陈灵犀,理事编辑冯若梅,发行者胡雄飞。《社会月报》第3、4期卷首均为“大众语问题特辑”,《意见》便属于该特辑刊载的文章之一。这两期“大众语问题特辑”,实由曹聚仁发起和主编,其依据有三:一是曹聚仁为《社会月报》编辑人陈灵犀的“至好”,曹聚仁曾替陈灵犀编办的《社会日报》撰写社论,每日一篇,还“为社会日报拉稿子”;二是发起大众语问题讨论的《征求意见的原信》由曹聚仁署名并寄出,而《社会月报》第3期刊载的鲁迅、吴稚晖、赵元任等的回信,也都是写给曹聚仁的;三是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认为,曹聚仁是《社会月报》的实际主编(编辑)。既然“大众语问题特辑”由曹聚仁发起和主编,他即便不是《意见》的作伪者,此作伪行为也得到了他的默许。实际上,曹聚仁在编辑“大众语问题特辑”时,确实存在作伪行为。朱正已撰文证实,《社会月报》第3期刊载的题为《答曹聚仁先生信》的信件,并不是鲁迅写给曹聚仁的,而是鲁迅写给魏猛克的。鲁迅本人对此不但有怨言,还颇感恼怒,他在1934年11月14日声明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此事当时文化界人士多有知道的,如1935年1月28日田汉致鲁迅的信中就说:“我们知道先生那信是写给猛克的,曹聚仁君不能不负擅登的责任。”

这里的“两首打油诗”,说的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而《新师说》的作者,正是陈子展。1934年前后,在周作人、俞平伯、施蛰存等人的提倡下,中国文坛确曾重新出现了不少的文言写作者,惹来新文学家们的警惕,疑心“今日的学校之所以教学文言文,就是拘束学生的思想的自由活动”
,更由此引起了新一轮的文白之争。以此看来,穆木天的批评,决非无的放矢。不过,把矛头指向陈子展,却是瞄错了靶子。1933年10月18日,魏猛克在《自由谈》上撰文批评诀澜社的画展,随后诀澜社刊出一份启示,意谓魏猛克此举乃是诋毁其师。《新师说》一文即由此而来。此文虽以文言写成,并且从《师说》引到《语林》,颇掉了一下书袋,但其锋芒所指,依旧是这些“新文化”中人身上的“旧”主义。为人师者一面以己为尊,一面又忌惮弟子,此种逻辑,不见容于现代文化的平等观念,与“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君师主义,倒是相合。

《意见》杜撰了刘复、刘梦苇、赵元任、胡适等参加所谓北方学者对于大众语各问题的谈话会,竟然言之凿凿说是记录者亲身见闻。类似的假话,曹聚仁是说过的。曹聚仁在《北行小语》一书的序言《自古成功在尝试》里提到,他在1950年代的北京旧书摊上“找到了所有胡适之博士的著作”,并且还提到并引录了胡适写给张慰慈的一封赞美苏俄的书信。曹聚仁说这封信是他在《独立评论》上看到的。据曹聚仁所言,他到达北京时,适逢中国大陆正开展“胡适思想的批判”,曹聚仁看到了“胡适著作被焚被禁的实情”,既然如此,他竟然还能够在北京旧书摊上“找到了所有胡适之博士的著作”,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其真实性。再说他引录的胡适致张蔚慈信,此信写于1926年胡适游苏之时(徐志摩曾在1926年9月11日出版的《晨报副刊》公布此信),而《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经查《独立评论》,根本就没有刊登这封信。这种把他人旧作硬说成是新作的张冠李戴的做法,与《意见》的作伪手法,何其相似!曹聚仁在此文中抄录了他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他在信里邀请胡适去新中国看看。这封信辗转多年后才到达胡适手中,据1957年3月16日胡适日记:“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胡适此言固然透露出他在1957年海峡两岸关系紧张背景下对偏向新中国的曹聚仁抱有敌意,但以胡适的为人,当不至于捏造事实诋毁曹。就这些情况推断,既然曹聚仁曾多次说谎甚至杜撰事实,那么,他在1934年杜撰北方学者举办大众语各问题谈话会,也不无可能。退一步说,即使《意见》并非他炮制的产物,我们也至少可以肯定两件事:一是既然曹聚仁关注北方学者对大众语的态度,他就应该清楚当时北方学者其实并没有举办大众语问题谈话会,换言之,他应该知道所谓北方学者谈话会实属子虚乌有;二是作为编辑,曹聚仁默许了《意见》的作伪行为。曹聚仁杜撰或默许他人杜撰北方学者举办大众语各问题谈话会的动机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大众语运动的发起说起。1934年5月4日,汪懋祖在南京的《时代公论》发表文章《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主张中小学生学文言和读经,小学学习文言,初中读《孟子》,高中读《论语》、《大学》、《中庸》等。6月1日,汪懋祖又在《时代公论》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同日,许梦因在《中央日报》发表《文言复兴之自然性与必然性》。南方(主要是上海)的一班文化人士,酝酿反击这些言论。陈望道、曹聚仁、乐嗣炳对此分别作过回忆。

在这里,陈子展将现代文人的文学文化实践,置诸前现代的文化-政治逻辑中,两者非但毫不扞格,反而呈现出某种一致性,而文言文体,正成为这种一致性的外在表征。换句话说,语言的整体性本身,反衬出“新文化”的自我悖谬。这里的问题并非文言或是白话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新文化在30年代的某种重新“文言”化的倾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理解陈子展的文言写作中所具有的批判性乃至反讽性。以往以“文白”之体来区分“新旧”思想的惯常思路在这里失去了有效性,而这也迫使我们必须重新面对现代文言写作内部的丰富与可能,以及文白之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重新展开时所面临的新的历史语境。

陈望道在1975年口述、邓明以记录的《谈大众语运动》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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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当时的复古思潮很厉害。汪懋祖在南京提倡文言复兴,反对白话文,吴研因起来反击汪的文言复古。消息传到上海,一天,乐嗣炳来看我,告诉我说:汪在那里反对白话文。我就对他说,我们要保白话文,如果从正面来保是保不住的,必须也来反对白话文,就是嫌白话文还不够白。他们从右的方面反,我们从左的方面反,这是一种策略。只有我们也去攻白话文,这样他们自然就会来保白话文了。我们决定邀集一些人在一起商量商量。第一次聚会的地点是当时的“一品香”茶馆。应邀来的有胡愈之、夏丐尊、傅东华、叶绍钧、黎锦晖、马宗融、陈子展、曹聚仁、王人路、黎烈文(《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加上我和乐嗣炳共十二人。会上,大家一致决定采用“大众语”这个比白话还新的名称。

在写作杂文的同时,陈子展兼任多个大学的古代文学课程,并以讲义为基础,陆续出版了三册《中国文学史讲话》。然而,尽管以古典文学为业,陈子展对新文学作品与作家的阅读与批评却从未间断。他表彰胡适、梁宗岱、老舍的新诗,并认为沈从文的《旧梦》“写这种柔弱的性格,潦倒的生活,所遭的命运,所演的悲剧,自伤自嘲,曲折描绘,有很动人处”
。他批评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对乞丐、工人与战争的屠杀无动于衷,“他在这茫茫苦海里偏能忘却当前的一切苦,反以观赏那些浮沉挣扎于这苦海里而尚无以达其彼岸的为乐”
。他讽刺徐悲鸿刘海粟善吹牛:“论者谓中国幼稚之艺术界中有牛皮派,刘海粟倡之,其徒徐悲鸿继之,岂不然耶?”
他讥讽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充满遗老气,不妨改题为《让清遗老文学史》,更指斥施蛰存之推荐《论语》,“我很怀疑就是有人读了《论语》,而且郑重其事地劝人读《论语》,他的‘道德修养’还是成问题的”

1934年秋曹聚仁写信给沈从文:

在诸多文人学士中,陈子展对周作人似乎“情有独钟”。周作人写“五十自寿诗”时,他就曾和诗一首,极尽讥讽之能事:

上海方面的反复古运动,起于几个关心语文问题的人。有一天,乐嗣炳先生往访陈望道先生,晤谈中说及复古倾向的可怕,想邀同一些关心语文问题的人联合发一反对文言复兴的宣言。第一次参加讨论的,有陈望道,胡愈之,叶圣陶,夏丐尊,傅东华,黎烈文,黎锦晖,王人路,乐嗣炳,陈之展,魏猛克和我,共十二人。还有陶行知赵元任两先生不及参加讨论,而同意于这宣言。宣言底稿,由陈望道先生起草,除表示反对文言复兴,还提出语文合一的积极主张,那草案定名为话语文学运动宣言。第二次集会讨论,在加厘饭店,在新雅酒楼,剧辩了四五点钟。关于消极方面,彼此意见颇能一致,关于积极建设,彼此主张各有出入。……乃由傅东华先生提议,定名为“大众语文学”,同时又决定几个基本原则。

先生何事爱僧家,

信中的叙述较为简略,1949年后的回忆比较详细,其中说:“一九三四年夏天,一个下午,我们(包括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夏丐尊和我)七个人,在上海福州路印度咖喱饭店,有一个小小的讨论会……先由我们七个人轮流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意见……当时,由抽签得了顺序,陈子展兄得了头签,笔者第二,以下陈、叶、徐、乐、夏诸先生这么接连下去”。

把笔题诗韵押裟?

而乐嗣炳的回忆是:

不赶热场孤似鹤,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的一天,我和望老分别联系在“一品香”茶馆举行一个聚餐会,当时我正在主编《乒乓世界》附刊《连环两周刊》,就用此刊物征稿的名义,开了这个会。当时邀集名单十二人: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乐嗣炳、马宗融(复旦教授)、王人路、赵元任、沈雅冰、夏丐尊、胡愈之、黎烈文、黎锦晖、文振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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