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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史专家王运熙教授逝世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改制为台湾大学,将原本的文政学部分设为文学院和法学院,在文学院初设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台大中文系初立,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先生规划系务,并代为邀聘教师。台静农先生因魏建功先生的推荐,于1946年秋应聘渡海来台,至台大中文系任教。当时虽八年战乱终结,但局势仍然动荡,1947年底至1948年,许寿裳、乔大壮两位先生先后担任系主任,旋即相继去世,台静农先生遂于1948年8月接任系主任,掌理系务长达20年,台大中文系的规模、风格和学术传统,基本上可说是在台先生在任时奠定的,所以每论及台大中文系,一定会令人联想到台静农先生,而台先生卓荦不凡的品格学养和处事风范,已为台大中文系之
“传奇”,可惜笔者年辈较晚,无缘亲炙,但每每从师长们口中听到有关台先生的种种,如廖蔚卿、林文月、张亨、彭毅、乐蘅军、方瑜等先生常叙及他们与台先生相处的情形,其中与台先生最为亲近的实应是廖蔚卿先生,因廖先生是台先生在抗战期间赴蜀担任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时的学生,先生聪颖多才,成绩优异,深得台先生的赏爱,故台先生到台大中文系任教职后不久,便聘请廖先生来系担任助教。1947年8月先生只身来台担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助教,陆续升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
1993年荣退,毕生贡献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46年,获颁名誉教授。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王运熙先生2月8日凌晨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88岁。

先生素性喜好文学,就读四川资中县立女子中学高中部时,对中外文学已多所涉猎,并展现了文学才华,创作新诗和短篇小说。先生尝有一簿册,中多记载其新诗之作,甚有日本俳句诗歌。先生于台大中文系开设的课程和学术研究领域,则以六朝文学与文论为主。除了系上每位先生必须担负的大一国文课程之外,先生于大学部开设《文心雕龙》多年,并于研究所开设必修课程“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诗品》研究”、
“《世说新语》研究”、“庾信研究”、“乐府诗”等选修课程。

王运熙是江苏金山人。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历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三、四届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三、四、五届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三届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第一、二届会长。王先生专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尤长于汉魏六朝唐代文学、乐府诗和《文心雕龙》的研究。著有《乐府诗述论》、《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中国古代文论管窥》、《文心雕龙探索》、《望海楼笔记》,主编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等。201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王运熙文集》。

教学之外,先生亦勤于治学,故学术研究成果斐然可观,可谓六朝文学研究之大家。先生专研《文心雕龙》《诗品》,有鉴于六朝为纯粹文论产生及成熟之时代,遂统理当时在文学原理方面有创建性的理论和有关批评方法的文论,撰作
《六朝文论》一书,将六朝文学理论分为文德论、文质论、通变论、文气论、神思论、风骨论、文体论、修辞论、声律论、批评论等十个面向进行论述,全书植基于刘勰《文心雕龙》的观点,广纳其他六朝相关的文学理论,建立一套完备之六朝文论体系。该书并针对《文心雕龙》《诗品》发表专论,特别揭橥钟嵘《诗品》的诗学成就,并以作家作品印证钟嵘的文学批评观点,演示由文学理论而至作品批评的回环互助之研究风格。《六朝文论》以其博大之体系、精深之内容和独到之研究方法,遂成为六朝文学批评理论领域的经典之作。

王运熙先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科研工作60余载,曾为中文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多种课程,培养研究生数十人。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即以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其成果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后来的研究以汉魏六朝唐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为重点,创获甚多,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他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并亲自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两卷本多年来被全国高校用作教材,分别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和上海市教委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与顾易生先生主编并亲自参与撰写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特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著作奖等。他曾参与《辞海》编写,任中国古代文学分科主编;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任中国文学卷编委、隋唐五代文学分支副主编。由于王运熙先生所作出的杰出的学术贡献,他于2008年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先生除专研六朝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外,亦承继台静农先生《两汉乐舞考》之研究,继续钻研建安、晋代、南北朝乐府和乐舞,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博征广集、考辨厘析,先后完成《南朝乐府与当时社会的关系》《晋代乐舞考》《乐府王明君曲考》《建安乐府诗溯源》《南北朝乐舞考》等论文、企图建构汉魏六朝乐府诗歌和乐舞的发展图像,不仅是重要的诗歌史内容,且开创音乐文学之研究路径,也展示先生研究领域的广博。诸篇已结集成《中古乐舞研究》一书。

王运熙先生学术风格十分鲜明,治学严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随意地用现成的理论框架比附丰富多彩的文学实际。他以释古的态度,探求古代文学、文学批评的发展规律,以求是、求真为鹄的而新见迭出。他注重将各种具体问题置于历史文化大背景中考察分析,注重将古代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学批评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视野开阔,思维辩证。他服膺《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话,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王先生的治学态度和风格,影响了整个学术团队,使复旦大学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获得了较高的学术地位。

此外,先生曾钻研陆机、张华、庾信等六朝重要诗人之生平、作品及其评价,撰成《陆机研究》
《张华年谱》《张华与西晋政治之关系》《庾信的生平及其作品》,并由陆机、葛洪的文学论为始,次第论述正始嵇阮、太康诗人、刘琨和郭璞、江左诗人以至陶谢,综论两晋诗人的风格精神,完成《论两晋诗人》一文。此系列作品择取六朝重要诗人,揭示其人其文之特色和与时代的关系,尤其侧重作品风格的承传演变,诸篇结集成
《中古诗人研究》之书,实可谓为一部六朝精要之诗史专著。

王运熙先生为人朴实谦逊,淡泊沉静,不计名利,以教书育人、追求真知为最大快乐。他以学术建树和高尚品格,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敬仰。

《六朝文论》 《中古诗人研究》
《中古乐舞研究》三部专著,充分彰显了先生于六朝文学领域所达至高之学术成就,而其重视时代背景、作者生平际遇和作品所运用的语言形式和所表达的内容思想之间的互动之研究径路,完全掌握了文学的基本要素。难得的是先生对于六朝文学理论的深刻阐释,以实际作品的评论为据,加以说明,形塑理论和作品相偕并重之研究风格;而注意乐府、乐舞等音乐文学在中古文学史上出现的情形和意义,则早已实践今人强调之跨界研究。

附: 王运熙教授简要年谱及著作目录

先生以深邃的眼光和广博的观照,持续对六朝文学发表高论,汇集诸作而成《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一书,可谓为先生学术研究特色之集大成者,特别是
《中国上中古文学批评的一个主题的观察》和
《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两大主题》两篇较为晚期的论著,前者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中的概念和理论,依其演进的顺序,进行主题性的观察与反省,对于上中古文学演进的观念和意义,作一通盘的深刻观照。后者是先生针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两大主题──
“远望当归”和
“登临怀古”,抉发文学的语言世界所反映个体生命在生活经验中对时与空的感受,所引发的专注、关怀与反省,揭示了文学中的普遍性议题,同时也将人生与文学的交涉意义,予以至为深切的阐释。两篇论文实为先生对六朝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总论,给予后辈学者诸多启迪。书中
《论魏晋名士的雅量》
《论魏晋名士的狂与痴》二篇,则见出先生对魏晋名士人格特征的着重,亦呈现先生与台静农先生、甚至鲁迅论魏晋名士行事与人格内蕴,产生巧妙之连结,师承之意,不言可喻。书中
《汉代民歌的艺术分析》为先生对汉代民歌的总体研究,选取汉代民歌169首,探究各类歌曲的渊源、性质、题材本事等问题,并与其他汉代乐府诗作比较讨论,以厘析汉代民歌与庙堂乐府及文人乐府诗的相互关系,先生更侧重在运用美学原理去探讨汉代民歌如何透过自然朴质的艺术形构表达人们真实的生活及生命的特质,完成其艺术价值。全文体大思精,论述宏阔,实为一部汉代民歌之专著,至今台湾学界仍无人出其右。该篇亦为先生在有关中古乐舞研究诸文之后,又一讨论音乐文学的力作,其中以可观的篇幅探究
“语言的音乐性”,非常典型地展现先生研究之跨界特质。同书中
《晋末宋初的山水诗与山水画》一文,则将此跨越性扩及至绘画与文学,全篇探究晋宋之际山水诗和山水画生发的原因和表现的情形,该篇写作时间甚早,可见先生早已关注诗与画之间的研究。先生认为
“诗人的生命要变成诗,就必须藉文字的力量”,所以
“诗人创造诗,便是在创造一种人工的艺术”,先生是故对于文学的形式和修辞特别重视,而此观点正与六朝文学发展的现象相应,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中 《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技巧》 《论连珠体的形成》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艺术极其影响》
《从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想的关系谈六朝“巧构形似之言”的诗》等论文,正是在先生注重文学表现形式观点下的产物。
《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技巧》一篇分析古诗十九首之章法与句法、用字与意象、韵律与格式,说明这些诗篇如何在艺术的经营中,完成诗的伦理的、美学的价值。而
《论连珠体的形成》和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艺术极其影响》两篇论文为先生慧眼独具探究汉魏六朝
“连珠体”的创发历史过程,并申论其语言结构特色和讽刺言志的内容,以阐扬
“连珠体”实为文类中最具美感之艺术创作,而此艺术创作融入六朝各类文章,促进了六朝文体骈俪风格的形成,与六朝文风有密切的关系。先生发掘了向来被忽略的对中古文学深有影响的
“连珠体”,于中古文学研究的拓展,功不可没。
《从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想的关系谈六朝
“巧构形似之言”的诗》一文,则分析此一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以人的生命本质与涵具生命本质的文学皆出于自然的缘情说为基础,讨论文学创作由感物、体物到
“巧构形似”的写物,以完成咏志的意蕴。此篇论文亦是一较为全面性探究六朝文学形式的卓著。

编者按:惊悉王运熙教授不幸逝世,深感悲痛。先生高风亮节,学问深湛。为表示对先生的敬仰之情,中国文学网特发布吴光兴教授旧作,以示纪念!
2014.1.11

先生曾言:“对中国古典文学之欣赏及研究,即我唯一之事业与嗜好。”先生禀此“唯一”之信念,积累出在六朝文学领域研究上不凡而丰硕的学术成就,不仅发扬了六朝文人的生命特质、文学艺术形式、思想风格,和文学理论的观点,也展示了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本质,以及文学之于生命的意义,甚至文学所造就的中国文化意蕴,或恐后者即为先生择取古典文学欣赏与研究为其毕生志业的原因所在。

王运熙历史学风格的文学研究述论

先生教学认真谨严、治学精研高深,皆予学生极大的启发和滋养。笔者大三时适逢廖先生学术休假,所以未及修习先生所开设的“《文心雕龙》”课程,然于研究生硕士和博士阶段,分别修习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庾信研究”、“《世说新语》研究”三门课。研究所的选修课程多讲授于先生所在的中文系第五研究室内,至今仍清晰记得,每次上课先生总坐在靠窗的位置,环视着错落坐于室内的我们,下课时间,先生点着烟,继续与我们讨论问题。先生思考问题,理路非常清晰,讲授内容往往是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所得的睿见,丰富而扎实。先生更重视观念之启发,印象中在讨论议题时,先生总先聆听我们的见解,然后不断地提点,让我们持续地进行深入且有效的思考,是故学生们于文学知识和治学门径上皆深有所获。尤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必详读研究生撰写的学期报告,每以“我的意见”胪列具体之评语,往往有数页之多,由此可见先生教学之用心。先生虽素来不愿挂名指导研究生,但实多有受其教诲而始窥学术门径者。而对于外籍研究生,先生更多所关照,不仅破例挂名指导,且多施予生活上的关怀,往往于春节邀请外籍学生至家中吃年夜饭。最为难得的是先生不以语文程度评价外籍研究生,唯研究意识、能力是问,故多博得外籍学生之爱戴。2009年9月先生溘然长逝,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卿东教授于先生追思会谨致悼词,翻译韩国现代诗人千祥炳所撰《归天》之诗,献给先生,至为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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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笔者在研究所修习先生多门课程之故,遂与先生接触渐多,也日益亲近熟悉。特别是在博士班阶段,修习先生开设的“《世说新语》研究”,尤有心得,所撰学期报告《试论魏晋清谈的形式和语言——主以〈世说新语〉为考察范围》一文,由《世说新语》所记梳理探究魏晋清谈的方式和语言,该文的撰作得到先生的肯定,对于初窥研究门径的笔者而言,实为莫大的鼓励。先生平素静默少言,寡于酬对,然对于学生则多所爱护,我们出外聚餐时,先生会郑重而愉悦地跟熟识的餐厅人员说,这些是我的学生,他们都是台大教授。在她离世的前一年住院,笔者和同事好友黄奕珍教授一起到医院去探望她,她同样对照顾她的看护作类似的表述,每当听到先生这样说时,都感觉到先生对我们的殷切期许。2003年先生八秩大寿,台大中文系隆设寿宴,各方学生同来祝寿,欢聚晏晏,实为盛事。先生受业弟子们并撰写论文,结集出版,谨呈感念、祝贺之意,并藉之发扬先生的学术成就,颇具薪传之意义。事实上当今台湾研治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专家如柯庆明、张淑香、朱晓海、蔡英俊、郑毓瑜、陈昌明、陈昭瑛、吴冠宏等人,都深受先生之启发、影响。

在目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王运熙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力、严谨的学风,以及突出的学术成就,受同辈推重、后辈尊敬。笔者不揣浅陋,试论述他历史学风格的文学研究。

笔者在毕业留校服务后,将近有20年的时间,每年在学期结束、寒假和暑假开始之际,和一群系内研究古典文学的好友,相邀造访先生府上,看望先生。那是在繁忙的研究、教学工作之余,最令人期待的事。通常我们会在中午以前到,和先生一起午餐。先生在身体犹健朗时,还亲自下厨煮四川牛肉面让我们大快朵颐,先生的四川牛肉面在学生间颇具口碑,后来则是我们每人负责带一些食物,如同郊游般开心地到先生家聚会,逢遇有人升等时,则会到先生家附近的餐厅聚餐庆祝。每一个聚会的短暂午后,都是温馨的时光,我们说着各自的生活和研究现况,有时也会评论一些学校发生的事。先生总是在旁抽着烟,静静地听着,让我们畅所欲言,偶尔所作的回应和评议往往能让我们茅塞顿开。每当我们向伫立在门口的先生挥手道别时,心里特别地充实和愉快,仿佛充了电一般,又有了继续面对生活的勇气。

一、王运熙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主要著作

带学生游台北植物园,左为笔者,中立者为梅家玲教授,右为郑毓瑜教授。

王运熙先生出生于1926年,
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以后一直在该系任教。他的成名著作《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主要是1948到1950年两年中写成的,共收七篇论文。
《乐府诗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共收论文十一篇,是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陆续写成的。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唐代文学。60年代起,研究重点又转移到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他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陆续写成的汉魏六朝唐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共三十篇,编为《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所作的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十九篇,编为《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收录在《中国古代文论管窥》(济南:齐鲁书社,1987)一书中的二十一篇论文,主要是在60年代前期和1978年以后几年内写成的。

先生家位于台北植物园旁,前为一由植物园延伸出的荷塘,环塘植有多棵柳树,景致宜人,每次从喧闹的马路转进先生所居的巷弄,顿时摆落了尘嚣,感受市井中少有的宁静。喜和自然相亲的先生与此居家环境最为相衬,有时兴致高时会带着我们到植物园游赏,但自从园内风格日益趋于人工化后,先生便不复游园。而先生居宅亦有一小园,种植多种花木,其中靠墙一排为木槿,至秋花开灿烂,先生在我们造访未进门前,总会引领我们绕小园一圈观赏,有时先生还让我们带回植物栽种。然而,随着先生日益年迈,庭园也渐渐荒疏。2009年9月3日,先生因脑溢血跌倒家中,送医抢救数日无效,与世长辞。荷塘柳树旁屋宇扬荡师生言笑之声,戛然而止。台北市和平西路75巷先生的宅第,成为我们再也不入的
“黄公酒垆”。

后来,王先生与他的学生杨明先生合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问世。《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收入前述《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二著为上编、中编,又将新编起来的文章以乐府诗再论为题作为下编,这样,该书成为他有关汉魏六朝乐府诗的比较完全的论文集。此外,近十多年间,王先生新发表的学术论文,尚未编集。

先生生性恬淡,不喜交游,行事颇具魏晋名士风骨,生于世事迍邅之际,有鉴于恩师台静农先生及同窗萧明华女士因故或身系囹圄、或失去年轻生命,深感于个人生命受制于时代种种不得已的哀痛,其致意于六朝名士的心态及处于南北分裂的庾信研究,实寓有深意焉。先生对于双亲及兄弟姊妹八人亦因海峡局势分隔两岸的际遇,尤感痛心,常在言谈间叙及过往与父母和兄弟姊妹相处之情景。到先生家聚会时,先生常常拿着一把古朴的小刀为大家削水果,有一次她不经意地说出这把刀是她母亲的旧物,先生对至亲的思念,实溢于言表。1987年台湾开放至大陆探亲,先生多次返乡与兄弟姊妹团聚,一圆长年期盼的天伦梦,同时先生也趁返乡之际探访了她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的挚友们,那是先生晚年除了含饴弄孙外,最为愉悦之事。先生过世后五年,先生的五弟、七妹犹携后辈,特意来台大中文系探访先生的第五研究室,可见其手足情深之一斑。

二、乐府诗研究

台湾开放至大陆探亲后,廖蔚卿多次返乡,图为与妹妹们的合影。

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研究之一。耐人寻味的是,这也几乎是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二十多岁的年轻的文学研究者的处子作。据王先生回忆,他在阅读王闿运编的《八代诗选》末尾一卷的杂体诗时,对其中利用谐音双关语表达感情(多数为男女恋情)的风人诗发生研究兴趣。而这种谐音双关语,以六朝清商曲辞的吴声与西曲中特别多。他在阅读了《八代诗选》、《乐府古题要解》、《乐府诗集》等书,以及系统阅读了汉、晋、南朝诸史之后,发现了更为丰富的材料。就在最初写出《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之后,扩大研究兴趣,对吴声、西曲两题歌辞进行全面探索。《六朝乐府与民歌》是这一工作的结晶。稍后,他将乐府诗的研究范围扩大至汉魏六朝,探索的结果,是又一本论著《乐府诗论丛》的诞生。在研究重点转移之后的几十年间,王先生又断断续续写过一些乐府诗方面的论文。以下分三方面论述。

先生于就读白沙女子师院国文系时亲炙台静农先生,复受台先生青睐延聘至台大中文任教,师生情谊逾五十年。先生为学行事亦深受台先生之影响,衡酌是非实清明有序,臧否判断则涵养于内,台先生过世,先生不曾撰写只字片言以为纪念,唯于台先生逝世纪念座谈会中娓娓追述台先生在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学、生活之情状,特别叙及抗战胜利后、学院搬迁时,台先生一家困顿之景况,怀思之情令人动容。先生复保留台先生书房之座椅,置于一己书桌之前,日坐其上阅览群籍,可见其对台先生忆念之深切。如今先生离世近十年,虽无一椅可以让我辈凭借追思,然先生曾云:“深知教学相长之义,在教育青年和子女的工作中,笃学以教育自己为一生职志。”其笃学自励,怀持教育他人实教育自己的觉知,从事教育工作,不仅为传授知识之经师,更是熏染人格之人师,先生如此之精神遂将永铭于学生内心。钟嵘于《诗品》中对古诗十九首作了
“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的评论,于笔者而言,先生行谊风范依然清晰如故,且深信其定能与先生之学问文章共同传之久远,而予后人深刻的启示。

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总的来说,走的是乾嘉朴学流行以后部分专事历史考订的学者所走的史考的路子。通过系统搜集所得的丰富材料,以及对材料所作的分析与解释,论述清楚了乐府诗的诸多方面的历史面貌,这一工作成就具有考史的性质:
(1)由七篇论文组成的《六朝乐府与民歌》是一部自成系统的专著,以六朝清商曲的主要部分吴声与西曲为研究对象,考述了它产生与流行的时代、地域,以及它的声调、歌词体制的历史渊源。对重要曲调的作者、本事等问题作了详细考证。对六朝清商曲中和送声的专题研究特具卓识,不仅理清了清商曲辞有关和送声的体例,而且,根本解释了许多现存歌词与该曲调原始传说不相符合的疑问。对作为歌词的重要修辞手段的谐音双关语的运用,对六朝清商曲中分量较少的神弦歌,亦作了详细的分析。(2)收入《乐府诗论丛》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汉武帝始立乐府说》对乐府诗的主要时代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乐府官署的沿革作了考证。(3)清乐即清商乐,是汉魏六朝时代俗乐的总名。长文《清乐考略》是一部汉魏六朝清乐的历史。发表于90年代的《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对相关问题续作申明与辨析。《说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考》、《杂舞曲辞杂考》对与俗乐有关的乐曲及歌词作专题考证。(4)《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分四大类介绍从古迄今的乐府书籍,叙述清晰、论断明确,是一部难得的乐府研究目录书兼学术史。《乐府诗论丛》附录的《七言诗形式的发展和完成》从考查七言诗从每句押两个韵到每句用韵到隔句用韵的独特角度,展示了七言诗诗体生成的历史过程。对七言近体的滥觞与绝句名称的由来的探讨,亦颇有独到之见。据旧稿修改而成的《读汉乐府相和、杂曲札记》发表于90年代,该札记分九方面考释与汉乐府有关的问题,每则都包含对相关问题的创见。

王先生乐府诗研究的文章,少部分具有论史的性质,这又可以分成专论与通论二种:
(1)专论与前述考史之作有点相似,不同的是,这里的结论大多不是材料可以直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材料的比较、推论,最终解决了某一个学术问题,而考史更具有无征不信的性质。篇幅不大的《吴声、西曲中的扬州》、《谢惠连体和西洲曲》、《柳恽的江南曲》、《梁鼓角横吹曲杂谈》、《蔡琰与胡笳十八拍》都属于这类专论。(2)撰于50年代的长文《论吴声与西曲》依据作者深入、专门的研究,并补足了若干新内容,全面论述吴声与西曲。既可作专著《六朝乐府与民歌》的绪论,也是对吴声、西曲最权威的通论。(3)收在《乐府诗论丛》中的《汉代的俗乐与民歌》等三篇论文,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评价汉代民歌、《孔雀东南飞》、南北朝乐府中的民歌。属于理论性更强的另一类通论。

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有以下特色:
(1)用材料说话,归纳的色彩很重。比如,六朝吴声、西曲,说起来是一个不小的研究对象。《六朝乐府与民歌》对于它的时代、地域、作者、本事等的考证,比较大的篇幅集中在按照乐府目录的著录以及对现存作品的统计归类,然后逐首考证,当每一首或绝大部分可考的结果出来之后,整个吴声、西曲的研究结论自然也就出来了。(2)注重完整的历史环境。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的史学特色,特别显示在这一方面。他对萧涤非的名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失误的纠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萧著主要依据《后汉书》中三则有关东汉朝廷注意搜采风谣或谣言以考察官吏政绩的记载,又举汉乐府相和歌中的《雁门太守行》(歌咏东汉和帝时洛阳令王涣)一诗为证,从而得出东汉乐府采集民歌以观政绩的结论。并举例证明此种观采风谣之事,西汉已有。王先生从官制的角度指出,西汉所设掌管俗乐的乐府机构,工作是采集整理通俗歌曲并演唱,以供皇帝娱乐。又举史书记载,当国家财政困难时,便有裁撤乐府人员的现象。《雁门太守行》系洛阳令王涣死后人民怀念所作,也不是生前考察政绩的风谣。从此可见,东汉朝廷采集乐府,并非为了考明地方官吏的政绩。而萧著所举三例中用以考察政绩的民间风谣,实指某些并不入乐的杂歌辞。《六朝乐府与民歌》关于吴声、西曲是贵族阶级的乐曲这一基本论断,也是在充分了解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作出的。(3)系统的资料来源。王先生的乐府诗论著搜集的材料非常丰富,却完全没有堆积、零乱之弊,论述井井有条。这与他本人比较深于目录学,能够系统地处理材料有关。

王运熙先生乐府诗研究的意义:

(1)对于中国现代的乐府诗研究来说,具有总结与突破双重意义。乐府诗研究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视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才掀起热潮的,但是,几十年间的成果良莠不齐。王先生的研究在依据古代基本典籍的基础上,充分吸取了余冠英、萧涤非等人的乐府诗研究的成果,也纠正了若干肤浅与不正确的论断。他的吴声、西曲研究更是自成系统,卓尔自立,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成功研究的范例。(2)对于王先生的学术历程来说,他的充分了解完整的历史环境的研究思路与研究经历,不仅使他在乐府诗研究上取得成功,也为他的学术重点向唐代文学、古代文论等方面的延伸与扩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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