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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吏唐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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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戊戌年,所以也是趁此机会和大家讲讲戊戌六君子。戊戌六君子是清朝时期的维新志士,但最后还是都不多慈溪太后而惨遭杀害。其实那个时期的中国已经涌现出了很多维新志士,只是大家都没能联合自己的力量一起行动,总是被清政府给逐一击破。那戊戌六君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呢?可能这里面还有被篡改历史的真相存在。

左起:(上)谭嗣同、杨锐、林旭;(下)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

“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说法,皆谓其乃系为维新变法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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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揆诸史料,这一结论,实在大有问题。

《唐烜日记》赵阳阳、马梅玉整理凤凰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朝廷的草率定性:与康有为结党

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慷慨就义,这一天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 (1898年9月
28日)。午后,刑部主事兼山东主稿唐烜方与同僚闲话,军机处派员送来专片,秋审处满汉提调惊惶入堂,唤书吏速出。很快,军机大臣刚毅到部,谕旨下,刘光第、杨锐、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六人即行处斩,刚毅监斩,步军统领在前门、顺治门一带戒严。刑部传齐五城司坊官,从南北监所押六人缚讫,跪听上谕毕,即押赴刑场。唐烜在场目睹,当日日记中记下这一过程。

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

唐烜(1855-1917后),字照青,号留庵,直隶盐山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分派刑部任职,任主事,充主稿,即以熟悉部务分管山东之文牍,属于刑部中层官员。称他为狱吏,仅就主刑狱之官吏言,有些委屈他。清末官员中,他是谨小慎微的一位,自述“自知浅学,夙夜恐惧,兢兢自持,然未尝私谒一面,妄干一人,随班逐队,旅进旅退”,要在官场春风得意,必无希望,但小心不犯错,积以年资,也能晋迁。

此六人均与当年的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的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的胞弟。

唐烜很勤奋,能诗文,每天坚持记日记,所见所闻,所读所感,都留下笔墨。他从六君子入狱当天就加记录,说与杨深秀为己丑同年,且曾同学于张肖庵门下,再为刑部同事,交往颇深。他称杨为“山右才子,素讲汉学,著述颇多”,对阑入康党,“殊所不解”,充满惋惜。刘光第登第比唐烜晚三年,但在刑部分司广西,也算曾同事。他认为杨“性情迂执”,刘“性尤孤僻”,是误入歧途之原因。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

六君子遇难次日,曾为唐、杨座师的张肖庵到唐家中见面,次日他回谒而不遇,是否有对杨的愍惜,不得其详。此后他照常上班应酬,但内心之不平静在在多见。他天天读邸抄,关注朝中人事变化,又将同僚朋友间谈论所及,风闻所得,记入日记。他称康有为为康逆,林旭为林逆,谭嗣同为谭逆,记他们有400多人为死友,倡“保中国不保大清”说,自剪辫发,久蓄以夷变夏之志。他在事变后10日,晤王兰亭谈康党始末,有关林旭拟召董军门,谭嗣同夜扣袁世凯,以及袁夜至颐和园告变,基本符合后世学者揭发的真相。他所记头绪纷繁,有些属游谈,如谓张荫桓行至涿州赐死之类。对康党拟袭颐和园不利于太后,唐烜当时所得消息是大逆的主要罪名,此后康、梁在海外倡保皇,否认很坚决,晚近毕永年留在日本军部之证词发表,知确有其事,唯策划未周密而已。

“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唐烜日记中最有价值部分,是他因刑部任职的缘故,得由狱内役卒抄出诸人在狱之诗作。他录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两句似有所指,盖谓其同党中有惧罪逃窜,或冀望外援者而言,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与之同心者。然崛强鸷忍之概,溢于廿八字中。”此诗录于谭殉难后11天,为刑部同官所见本。唐深于诗,所解大体不误。据前引毕永年所述,变法事败,谭已遁入日使馆,出而归居所,取平生文稿交梁启超代付梓,复出而待捕,死志甚决。其诗后出有多种文本,因唐烜所存,知梁启超所录大体不误。

次日,内阁所奉朱谕将“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具体化。朱谕称:

又录杨深秀新年自题春联云:“家散千金酬士死,身留一剑报君恩。”杨自云“伸纸濡笔,竟苦索不得”,无意成此一联,唐视为语谶。今日读来未尝不是以死报国之志。杨在狱中作七律三首,最后一首为临刑之晨以香火画壁成诗,“观诗中词意,皆以直言敢谏、御侮破敌为言”。唐烜虽未抄录,他书有所保存,有“久拚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之句,真是豪气干云,报国情尽。唐烜记为六君子收尸敛葬者为提牢乔茂轩,也比俗传之大刀王五更为可靠。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唐烜这样的官员,相信是清末官僚中常见的一员。早习举业,登第入仕,思想循默,谨守分际。国情之内忧外患是了解的,偶然也有危机感,并不想有大的变化。新政实行,他看到
“一切改用新法,力革旧制”,认为暂废武举之议“详明痛快”,对“裁冗兵改用洋操,废时文改试时务”,也并不反对。对朝中维新、守旧两派激烈交锋,则多持观望态度。他多次在日记中谈到对康有为的态度,对康之大言狂妄,则多加显斥;对康之不次进用,颇不以为然。他也有一些主张变法的朋友,所见似更赞同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所揭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纲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因而所记所述,并不拘瞀迂腐。他之所述,大约能代表许多通明事理但不主张剧变者的立场。现实让他历经磨难,不能不随着时代蹒跚前行。他在戊戌次年遭遇家忧,复遭纤人交构。庚子国变,在炮火中躲伏60日,国祸家难,皆所经历。此后虽仍上班如仪,思想不能不逐渐变化。接触西学,参与议宪,光绪三十二年起任职大理院,任刑科正审官。入民国,仍任职大理院。

通观这份谕旨,“六君子”的罪行,总结起来共有三条:

唐烜有诗集《虞渊集》,作于入民国后,自叙称“感清亡而作”,谓“清之亡也,主无失德,臣非不道,徒以三十年间,国统再绝,女主倦勤,公族荒嬉,外有强邻,内多伏莽,一夫夜呼,九土崩裂,首尾百日,大命以倾”。他的立场,既不同于遗老,也不理解革命,但经历了社会剧变,感到了机会之失去与国家之危机。对经历的事件,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戊戌纪事八十韵》,重新写到六君子之临刑姿态:“跪听宣读毕,臣当伏斧踬。林君最年少,含笑口微吷。谭子气未降,余怒冲冠发。二杨默无言,俯仰但蹙额。刘子本讷人,忽发大声诘。何时定爰书,何人为告密。朝无来俊臣,安得反是实。抗辩语未终,群隶竟牵捽。但闻官人言,汝去不得活。相将赴西市,生死此决绝。扬扬如平常,目送肠内热。”“引领就白刃,夏侯色可匹。携手入黄泉,夕阳照碧血。”这里所述,已是入民国的见解,不再是大清循吏的立场。他说仅在刑部大堂目送六人赴刑,并说所知细节为“吏人讫事返,流涕向我言”,没有虚构,只是有当年不便言者。

1、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

张剑、徐雁平、彭国忠等几位比我年轻的学者,策划整理《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由凤凰出版社已出版四辑,每辑十多种,尤以清季民初中下层人士的日记、书信为大宗,大则可见社会之剧变,小则可知齐民生活之一般。我虽不治近代,但喜读异书,其间即多有喜欢者。真很佩服主事者与出版社的魄力。今年适戊戌百廿年,述此以为纪念。

2、“六君子”与康有为结党。

3、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谓“匪人”,当然是指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

简言之,朝廷当年确曾将“六君子”一体定性为康党。

“六君子”的真实政治立场

“六君子”当日被定性为“康党”而被杀;后世亦长期将其归入“康党”。

但事实绝非如此。

“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党甚为厌恶。康广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情形如何,尚缺乏足够的可资说明的资料。唯谭嗣同立志与满清为敌,故口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语,从容赴死,可谓毫无疑义的康党。

1、杨锐、刘光第

杨锐、刘光弟乃张之洞门下之人。

张之洞素来鄙视康有为的学术,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的学术旨趣,可想而知。

杨锐早年对康有为颇有好感,认为康氏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故于1897年12月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荐康氏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但到戊戌年后,杨锐对康党的态度已转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曾明言康氏“缪妄”:

“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缪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

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在给唐才常的书信中提到,任职军机处期间,因杨锐鄙视康有为,谭嗣同曾与之发生过冲突:

“伯兄曰:复生入值,与刘裴村一班,刘愿者,虽不奋发,而心无他。然可虑者,叔峤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复生忿与之争,叔峤不纳。”

“伯兄”即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峤即杨锐,南海即康有为。

杨锐好友高树,在其《金銮琐记》也记载,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康党分子谭嗣同、林旭相当不满,私下里形容谭嗣同为“鬼幽”、林旭为“鬼躁”:

“鬼幽鬼躁杨公语,同列招灾窃自忧。……叔峤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

参考戊戌年谭、林二人行状,谭氏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得知,故杨锐呼之为“鬼幽”;林旭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故杨锐呼之为“鬼躁”。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系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情形与杨锐大致相似,其任职军机章京也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的结果。

或许是因为刘终非如杨锐那般是张之洞心腹之人,故虽得张之洞器重,但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入职军机章京之后,也未如杨锐一般,孜孜于筹划促成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

但刘光第对康党的厌恶,杨锐并无区别。康党开设保国会,刘氏仅前往一次,因厌恶其言论,再未有过交往。刘氏还曾在家信中感叹:

“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

所谓“新党”,即是指“康党”。

戊戌年,光绪有关新政的奏章,一概越过旧的军机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办理。但刘光第在军机处值班期间,“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大军机”系指旧军机大臣,“小军机”系指新任军机四章京)。可见其为人为官,与康有为等辈大不相同。

杨、刘二人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数天,竟被视作“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当时之人,皆视作奇冤。

张之洞曾急电京中,欲营救杨锐,其电文称:

“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

刘光第死后,其家被查抄,曾搜得弹劾康有为的奏疏一份,尚未完稿。

尤使人叹息者,杨、刘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

杨锐想要辞官,是因为自觉无法与“康党”共事:

“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即抽身而退。”

刘光第想要辞职,是担忧自己在军机章京这种敏感之为上,“终以憨直贾祸”。他本欲待再被光绪当面召见一次,痛陈“新政措理失宜”之处后,即辞官归家。可惜未能遂愿,政变已然发作。

因与康党交恶,故政变前夕,杨、刘二人均判断自己并无出逃必要。入狱后亦处之泰然,自信经过审讯即可无罪出狱。孰料慈禧因担忧外人干预,未经审讯即下旨杀害“六君子”。杨、刘二人遂稀里糊涂被归入“康党”丧了性命,朝野内外为杨、刘二人冤痛者,多有人在。

2、林旭、康广仁

时人对林旭的评价是“年少轻躁”。林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

澳门新葡亰登录,林氏对康有为的看法,多受外界环境之影响,并无定见。

1897年11月,林氏致书李宣龚,谈及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齿康氏的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氏乃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不愿与名声不佳的“康党”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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