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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赴日访书与民族记忆的修复

1928年张元济赴日本访书前后历时一个半月之久,其间他遍访东京、京都等地公私藏家,寓目珍籍之多,借影过程之复杂,成功商借数目之大,史所罕见,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华章。有关张元济此次日本访书,已有论述大多依据郑贞文的回忆文章,认为张元济回国时已携回46种珍本秘籍的摄影底片。事实上,张元济回国时借影远没有完成,甚至连拟借影的书目清单也是回上海后才最后确定的,并在具体的借影过程中不断有所调整,实际的借影交涉极其复杂、艰难。但由于行前准备充分,又有熟悉日本公私收藏的马宗荣全程陪同,并负责接洽借影有关古籍事宜,同时还得到日本汉学家诸桥辙次、长泽规矩也、内藤湖南等一大批日本友人协助,此次访书收获巨大,总共成功借影了61种珍稀古籍,其中大多是“中土久佚之书”。这些珍本秘籍后来相继被编入他主持编纂的大型古籍丛书,使沈薶数百年之久、离散于异域的古本逸编得以复见于故土,并重新楔入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记忆。因此,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版本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民族记忆的修复和民族精神的再构。

日人访书有传统

1928年10月15日,张元济以中华学艺社名誉社员名义,由郑贞文陪同,从上海启程赴日本访书,12月1日从长崎乘船回国,前后历时一个半月之久。其间他遍访东京、京都等地公私藏家,寓目珍籍之多,商借数目之大,借影过程之复杂,所获之丰,史所罕见,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华章。有关张元济此次访书,历来颇受学界关注,但由于史料所限,已有论述并不足以反映此次访书的全过程,其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讹误。近年来,随着一些相关关键资料陆续公布,此次访书的原委始末始有浮出水面的可能。本文即以这些新公布的关键史料为依据,并参酌其他相关史料,力求还原出张元济此次访书始末及随后的借影交涉过程,进而探讨其多重意义。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注意收集购买中国的古籍文献。例如日本静嘉堂岩崎弥之助从1892年前后开始搜集中国和日本的古籍,其子岩崎小弥太扩充藏书,中国藏书家陆心源去世后,其皕宋楼所藏宋元版刻本和名人手抄本4146部
43218册就被岩崎购得,运往日本,成为静嘉堂文库的基本藏书,其中有不少珍刊医书。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也得向静嘉堂求助说:“敝馆藏有元刊《济生拔萃》,与静嘉堂藏本相同,敝处所藏缺去《鍼经节要》《洁古云岐鍼法》《洁古家珍》《保婴集》四种,敝国各公私藏家无可借补,拟同时向静嘉堂影印。”

一、广求善本与日本访书

日人长泽规矩也1923~1932年期间,先后7次到中国访书,买到不少珍贵古医书,他记载:“前一年,我受武田长兵卫君的委托,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给他买了一部宋版医书,这件事民国方面不知道,可是我回川后,似乎北京图书馆知道了。所以次年我到杭州、南京、苏州等地访书时,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君总是走在我的前头等着我,这也是由于我的疏忽,把我的行程告诉了北京的缘故,因此我到任何一家旧书店也看不见宋元善本,结果毫无所获。不料有一天在苏州护龙街的一家旧书店架上,标有金陵小字本的《本草纲目》赫然入目,这使我大吃一惊,仔细观察,确是中尾博士所说的金陵小字本,而且标价只十元,于是立即照价买了。”长泽买去的还有宋刊本《备急总效方》等。中国学者虽然注意防范,仍然不能避免书籍流失。

张元济是近代中国有数的版本目录学大师,先后为商务印书馆主持编校、影印的古籍丛刊多达四十余种,其中用力最劬、费时最久、成绩最大、且最为学界称道者,厥为《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他主张“书贵初刻”,为了编纂、辑校和影印这些大型古籍丛刊,“为古人续命”,张元济竭尽所能地在海内外广求“初刻”和善本。1928年赴日访书,就是他广求“初刻”和善本的一种努力。

满铁搜购中医书

自道咸以降,“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庚子国变后,趋新已成举国滔滔之势,“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与之对应,旧学、旧籍则受到空前的冷遇和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日趋而日益负面化和边缘化。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识者每以为忧,他们“慨然于旧书之将绝”,视旧籍沦亡为“刬灭文明”,大声疾呼抢救古籍、保存国粹,旧籍沦亡遂激成一场颇具声势的古籍抢救运动。作为一个“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张元济更自觉地将“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引为己责,努力以赴。然而,保存与传播古籍,“愿祝化身千百亿”,又必须以搜罗足够数量的珍本善本古籍为前提。张元济虽有商务的财力作后盾,有蔡元培、缪荃孙、傅增湘等知己朋友鼎力襄助,但广求善本的过程仍然是非常艰辛的。他曾用“丐之藏家,求之坊肆,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十六字来概述自己网罗善本苦乐兼具的历程。“丐之藏家”,指的是直接从藏书家手中成批收购。与“丐之藏家”相比,“求之坊肆”只能算是零星的搜罗。至于“近走两京”,那是指他搜罗范围之广,并不限于通都大邑。“远驰域外”即指1928年赴日访书事。

日本也一直在东北搜集书籍,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1906年成立了一个调查部,搜集资料和情报,1918年以该调查部图书系为基础成立满铁大连图书馆,还有铁路沿线成立多个图书馆,出台《各馆搜书分担协定》,继续大量收集中国资料。1929年,在北京的意大利人劳斯有意其在中国三十多年来收藏的文献,“当时现任满铁副总裁为松冈洋右,他考虑到中国政情不稳,担心一些贵重的汉籍流失难以搜集。所以,此时让大连图书馆搜集保管汉籍是适宜之际,并酌情考虑拨出购书经费十万元”,购书一行不但购入劳斯所藏的珍贵地图文献,而且在北京各书店大量购书,“在北京购入的汉籍约有三万册及海源阁所藏的宋刊本,珍稀、罕见的书也不少”。抗战后期满铁仍投入大笔经费购书,满铁调查部1944年称:“有关贵重汉籍在去年度预算25万元,购入华北满洲藏书家出售的文献,约14500册成为大连图书馆的藏书。也因华人近来生活困难,把秘藏的书籍通过书市希望出卖。此时能得到各种文献,现下不失为最好的机会。”

赴日访书,当然是因为日本保存有大量的中国古籍,其中不乏中土失传的珍本。自日本遣使入唐始,中日官方和民间文化交往不断,大批中国古籍被舶载而东,为日本公私藏家收藏,并得到妥善保存。迨至清末民初,神州板荡、“新学猖狂”,海内藏家或亡或散,率多不守。海外,特别是日本藏家遂乘势而入,大举购藏,且多整部收藏,其中尤以购藏皕宋楼和莫理循文库最受瞩目,前者归静嘉堂文库,后者入东洋文库,成为镇库之宝。1924年静嘉堂文库迁新馆,并公布其藏书详细书目。张元济披览之余,发现这家私人图书馆竟藏有9000余种中国善本古籍,比清朝御订《四库全书》还多出5000卷。更让他吃惊的是,其中竟有177卷是早已在中土失传的著作,《四库全书》亦仅列出书目而没有正文。对静嘉堂文库的藏书质量,张元济早就有所了解,但竟藏有如此众多的善本古籍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他正在酝酿《四部丛刊》换版和续编选目及《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印,1926年退休后,更将精力和时间集中到古籍抢救、整理与影印上来。张元济当然想尽早东渡日本,查访并设法借影那里庋藏的珍本秘籍,尤其是静嘉堂文库入藏的皕宋楼藏书,俾使他为商务印书馆主持的大型古籍丛刊影印更臻美善。

满铁1929年所购的书中包括有古代医书1500多种,7000多册,全部寄存在满洲医科大学,该校于1931年成立了中国医学研究室,1933年改称东亚医学研究室,1935年升格为所,编订有“中国医学书目(1931)”和“续中国医学书目(1941)”,1941年统计有医书2474种,1945年则达3000种。其中包括珍贵的元印《圣济总录》残卷、明·赵开美版《仲景全书》等。

促使张元济下决心赴日访书,可能跟日本汉学界对《四部丛刊》底本选择的关注与指摘亦不无关系。《四部丛刊》“预定书目”厘定后,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及武内彦雄即在《支那学》上发表评论,神田喜一郎所作《论〈四部丛刊〉之选择底本》一文直指《四部丛刊》中一些底本“采用之失”,文中写道:

由于日本战败投降,满铁各图书馆藏书大部分留在中国,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后,从沈阳医学院(原满洲医科大学)调拨了大批中医书籍,成为该院图书馆的基础。

《四部丛刊》之刊行,实为有裨学界之壮举。吾辈学生,无不同感此福音。今读其预定书目,大旨合于出版之主旨。四部中重要书籍,已网罗俱尽。其选择底本,亦尚为适当。虽然,论吾辈得陇望蜀之愿,则如此巨构于底本之选择,尤宜格外注意。如《群书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显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州藩刊本,注意似犹未周。《弘明集》《广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之用明径山寺本,稍稍近似,实则当用高丽藏本。《世说新语》用明嘉趣堂本,亦未为美善,是应用日本图书馆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杨诚斋集》为缪氏艺风堂影宋写本,想由日本图书馆所有之宋端平本刊本影写而来,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为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为非宜。想因有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孙巨源原本之九卷为佳。又未确定之底本中,如《春秋经传集解》之拟用翻宋本,实不及日本图书馆宋嘉定丙子闻人模刊本。《大唐西域记》拟用明刊本,不及日本京都文科大学丛书本。《荀子》拟用明世德堂本,不知何因。与其用此,宁用《古逸丛书》之宋台州本。《范德机诗集》拟用明刊本,则用日本延文辛丑刊本为较佳。以上云云,因见预定书目,思想偶及,聊复饶舌。幸此书尚须经一两年始成,窃愿于此等处慎思熟审,俾成一完美之大丛书。吾辈认此书为中国最有价值之空前巨著以介绍于读者,并略述区区之愿望,盼其克底于成也。

涵芬楼善本被焚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神田一口气举出《四部丛刊》“预定书目”中11种底本“未为美善”,而他建议用以替换之本多为日本所藏,叶德辉认为,神田的指摘“甚中窾窍”。相比之下,武内彦雄的批评要委婉一些,他在题为“谈《四部丛刊》”的评论中指出: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焚毁了远东著名的“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是在“戊戌变法”以后,张元济先生所创。张氏到商务印书馆后,即着手于藏书事业,于1905年前后,特辟“涵芬楼”以收藏珍贵书籍。商务印书馆后来影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半取资于此。《四部丛刊》初、二、三编中有医家类九种,其中包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黄帝素问灵枢经》等唐、宋至明代的古医书。1923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东方图书馆”,“涵芬楼”改为专门珍藏宋元明旧刊、抄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之善本。

清藏书家以吴县黄丕烈为第一。黄氏之书,后移于汪士钟之艺芸精舍。汪没,归常熟瞿子雍、聊城杨绍和。晚近则陆心源之皕宋楼、丁丙之八千卷楼,两家藏书称与瞿、杨相颉颃。《四部丛刊》中收采尤多之江南图书馆藏书,即八千卷楼之物,而铁琴铜剑楼亦多精本,故瞿、丁两家之尤者,大多网罗其中。惟杨氏之书则一不入选,陆氏旧本惟拟翻印一种,斯为憾事。闻杨氏主人耽阿芙蓉,颇斥卖家珍充其嗜欲。其母严扃,不令与人接。陆氏书售诸吾国岩崎氏殆尽。因是不得,理或然欤?是则得瞿、丁两家之影本,亦不可谓非幸福。而况艺风堂、观古堂之书,傅增湘、刘承幹有名之秘本,均得借此书以见之,尤为无上之眼福也。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次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印刷厂和仓库等皆中弹起火,东方图书馆也被殃及。2月1日,日本浪人潜入东方图书馆再次纵火,最终使馆中全部藏书化为灰烬。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该馆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等毁于一旦,其中子部(内含医书)善本被毁876种,共8438册。

文中说“惟杨氏之书则一不入选,陆氏旧本惟拟翻印一种,斯为憾事”,其实,张元济又何尝不想多收采“杨氏之书”和“陆氏旧本”,只是海源阁尚不得其门而入,皕宋楼则已归日本岩崎氏。叶德辉说:他曾就此事“屡与菊生商之,劝其不惜巨赀,以成完美。而主者吝惜印费,迁就成书”。但对张元济而言,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影印《四部丛刊》本来就是个耗资巨大的工程,馆内意见并不一致,要“不惜巨赀,以成完美”,谈何容易!所幸,《四部丛刊》出版后大获成功,既保存了国粹,又为商务开拓了“新营业”。这就为《四部丛刊》换版及其他后续影印计划实施创造了条件。张元济赴日访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亦可视为弥憾之举。

所幸的是,早在1924年,由于时局不稳,张元济曾选择宋元精本574种移藏金城银行保险库,此次得到幸免。张元济后来整理了《涵芬楼烬余书录》。在医书方面,与《涵芬楼原存善本草目》对比,前者仅有14种,后者则有39种,可见损失甚大。像原藏中的《素问》与《灵枢》明赵府居敬堂刊本、《政和本草》金刊本等珍本,均未见于《烬余书录》。

此次访书得以成行,则全赖中华学艺社居间努力。中华学艺社前身丙辰学社,系留日学生于1916年在东京创设的学术团体,1918年该社绝大多数社员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而辍学归国,社务停顿。1920年该社在北京及上海的社友打算复兴社务,此举得到张元济、高梦旦等人鼎力相助。1922年12月起,丙辰学社正式更名为中华学艺社。学艺社刊物《学艺杂志》以及学艺社同人编写的各种书籍多由商务排印发行,学艺社骨干如郑贞文、周昌寿、杨端六、何公敢、江铁、林植夫(原名骙)等也都先后被聘为商务编译所编辑,双方合作无间。学艺社东京分社干事马宗荣(继华)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图书馆学,“知道日本公私立各图书馆藏有宋、元、明、清中国精版图书甚多,建议由学艺社向日本各藏书家选借,作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的整套内部刊物出版,仅分配于特别需要的社员,不对外发售。这原是日本学术团体常用的办法,可以援例举办”。这个方案经上海总社干事会议通过后,得到张元济和高梦旦的赞同,商务负责提供选书影印的经费,郑贞文和马宗荣则代表学艺社向日本公私图书馆及藏书家交涉借印手续,约明书籍印出后,每种分别赠送原书所有者各二十部。日本内阁文库、东京图书馆、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等咸表赞成,此事遂按约进行。

医书散毁空叹息

中华学艺社虽迁回上海,但与日本学界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25年11月,日本学术协会召开第一届年会,学艺社即派出一个16人的学术视察团前去参加,以后历次会议,中华学艺社皆派团出席。日本学者访问中国时,也常到中华学艺社与社友交流。1928年10月15日,中华学艺社组成第五次学术视察团赴日本出席日本学术协会第四届大会,张元济即以该社名誉社员名义偕同郑贞文等人乘“上海丸”轮赴日访书。由于行前准备充分,又有熟悉日本公私收藏的马宗荣全程陪同,并负责接洽借影有关古籍事宜,同时还得到包括内藤湖南、诸桥辙次、长泽规矩也在内的众多日本友人协助,张元济访书之行极为顺利。在此后的短短一个半月中,张元济马不停蹄地往访于京都、东京各公私藏书机构之间,恣意饱览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帝国大学图书馆及京都东福寺藏书楼等各家所藏,见到不少早已“绝迹于中土”的孤本秘籍,初步确定了拟借影的珍稀书目,为随后的借影交涉提供了重要依据。曾跟随张元济一起访书的郑贞文后来回忆道:

七七事变后,南京沦陷时,不少医书遭抢掠或烧毁。家住大石坝街50号的老中医石云轩家,医书收藏丰富,仅珍贵的宋版医书就有十几部。此次家中被日军抢掠后又放火焚烧,损失惨重,据回忆:“我父亲的好友石凌汉(字云轩),是南京有名的中医、词人,原住在大石坝街,家中藏书极多。他住的房子最后一进是三大间‘河厅’,全是书房,其中一间放有写字台起座读书,四周全是书箱、书橱。他的藏书中有多种医书孤本和孤本词集。南京沦陷后,日本人派专人把石家洗劫一空,临走时还放火把房子烧掉了。石家的损失比我家更大,尤其是他的那些医学书籍非常珍贵,求之不易。”(仇良矩《日军在南京民间的掠夺罪行》)战后其子石筱轩申报的损失包括“名贵书籍4大箱”。其他还有中医葛蔚堂的诊疗所损失古书和医书155部,卢浦生损失医书8箱、《保赤要言》1部,郭宝璨损失医学丛书60部等。

此次东渡访书,张元济事前搜集资料,作了大半年的准备,旅行、摄影等用了十多万元的经费。三个多月间,除星期日外每日不息地阅选古书,我和张共同起居,见他每晚必作笔记至于深夜,其忘我奋发的精神,实堪佩服。他此行不仅能看到多年渴望的“皕宋楼”藏书,并能遍览久佚在日本的珍版秘笈。当我们将古籍的摄影底片满载归国时,他那怡然欣慰的神情,至今还使我们无限感奋。

而南京市公立图书馆及各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也被日军劫掠,战后追讨时有的已下落不明。

这段回忆有两处误记:一是张元济此次赴日访书仅一个半月,而非“三个多月”;二是借影过程极为复杂,他们归国时远未完成,不可能“将古籍的摄影底片满载归国”。但说张元济访书期间“忘我奋发”及归国时的“怡然欣慰”,却非常传神。扶桑归来,张元济仍兴奋逾恒。他在12月4日写给瞿启甲的一封信中写道:

此外,杭州藏书家钱正卿收藏善本医书及历代名医手抄本医书甚多,裘吉生编选《珍本医书集成》时,曾向他求书,如《类经纂要》注明“浙中钱正卿名医藏本,罕见流传,遂向借录,辑入集中”,《幼科类萃》称“书为钱正卿名医所藏。因世少传本,爰为假录刊行”。但杭州沦陷时,钱正卿的开元路寓所为侵华日军占为兵营,藏书被偷窃一空。

弟在日本勾留一月有半,参观公私各图书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承假抄本《北石闲诗集》,彼土乃有宋刊。《平斋文集》《黄文献集》,均有宋元足本可以补全,殊为快事。

不仅如此,他还诗兴大发,赋长歌一首,书赠静嘉堂岩崎男爵,兼示冈部长景、服部宇之吉、安井小太郎、德育猪一郎、姊崎正治、宇野哲人、盐谷温、中村久四郎、久保得三、诸桥辙次、石田干之助、滑川达、内野五郎三、永山近彰、长泽规矩也、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长尾槙太郎、神田喜一郎诸君子并斯文会会员,借答日本友人赞襄协助雅谊,其辞曰:

昔闻海上三神山,仙人之居不可攀。卿云轮囷满霄汉,乃知福地兼嫏嬛。中原文物万方布,大师巡礼竞西渡。蓬莱清浅时往还,携归经籍纷无数。唐宋阅今千百年,流风未息薪火传。海通地缩旦夕至,书城舶载尤便便。我生不辰厄阳九,抱残守阙尝恐后。只怜百宋与千元,廛架萧条渐乌有。吴兴观察兴独豪,南北搜讨不辞劳。带经宜稼尽销歇,层楼皕宋瞻天高。守先岂无克家子,世事沧桑非得已。遗书珍重方凿楹,韫玉求沽旋入市。故人闻讯喜开颜,愚公有志思移山。祖生一鞭先我著,海涛东去不复还。静嘉主人长袖舞,耽玩经史争快睹。挥斥黄金无吝容,万卷归来埒天府。东京学术之中枢,兰台延阁无处无。主人意是犹未慊,更辟文库饷师儒。我闻此举深太息,廿年宿愿偿未得。破万里浪乘长风,好探珍秘开茅塞。风驰电掣原野阔,山光掩映溪声长。溪山深处乐游苑,旧朋握手喜相见。指公遗像陈堂前,恨我迟来艰觌面。墓门佳气郁葱葱,百城长傍泉台宫。生前爱玩不忍释,英灵呵护长无穷。令子象贤称主器,大启堂构继先志。金匮石室严弆藏,精椠名钞广罗致。我来海外交有神,特许巡览娱远宾。执事靖共骏奔走,相助检索逾兼旬。好书不厌百回读,快事生平夸眼福。既入宝山宁空回,得陇何嫌更望蜀。是邦朝野多名士,同声相应未遐弃。仰体前贤求法心,俯酬远客东来意。公私典籍同秘藏,门墙数仞徒旁皇。片言相介重九鼎,遍窥邺架并曹仓。宫寮美富首屈指,内阁精华差可拟。足利遗迹亘千秋,五经纷纶叹观止。尊经世说古本孤,成篑鲁论美且都。更有宛陵留半集,诗老长怀梅圣俞。独惜祝融淫虐肆,太学烬余闭箧笥。摩里手泽留东洋,目盲未识蟹行字。二三贤俊栖京洛,补亡缉遗殊不弱。三辅图籍雄关中,归途定访石渠阁。寒家世泽传清河,横浦遗集今不磨。等身著作云烟散,什无一二堪搜罗。宦游所至亟访古,数典自惭竞忘祖。忽闻员峤方间,乃有陈编在东土。逸书百篇今尚存,将伯请诵前人言。良朋意气重然诺,许我探索不惮烦。回首乡关尚烽火,礼失求野计未左。国闻家乘亡复存,感此嘉惠非琐琐。呜呼!世界学说趋鼎新,天意宁忍丧斯文。遗经在抱匹夫责,焚坑奚畏无道秦。当世同文仅兄弟,区区阋墙只细事。安得尔我比户陈诗书,销尽大地干戈不祥气。

这首答谢日本友人的诗篇,既是张元济日本访书记事,也可以说是一篇中日书籍交流简史。诗中洋溢着廿年宿愿得偿的欣悦,盛赞日本公私藏家弆藏之美富,更寄望于中日友好,至今读来犹感人至深。张元济并不以诗歌见长,留下的诗歌也不多,但在日本访书期间,却常以诗遣怀,以歌咏言,写下了不少诗篇,仅据《张元济诗文》所载就有九首之多,其中尤以这首长歌最具代表性,从中不难窥见他日本访书之旅的百感交集。

二、借影交涉:过程、收获与“雅谊”

有关张元济此次日本访书,已有论述大多依据郑贞文的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认为张元济回国时携回了从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借影的46种珍本秘籍的摄影底片,“经商务印书馆照相部修整扩大后,作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陆续出版,除分别赠送原书所有者各二十册外,余交学艺社总分社及少数社员保存,作为内部刊物”。其实,张元济回国时借影远没有完成,甚至连拟借影的书目清单也是他们回上海后才最后确定的,并在具体的借影过程中不断有所调整,实际的借影交涉也比预想要复杂、艰难得多。

张元济和郑贞文是12月1日从长崎乘船回国的,在离开日本之前,张元济就已将借影事宜委托给马宗荣,由他具体负责筹画接洽。因此,张元济常在一些私人信函中称马宗荣为“敝处驻东京代表”。还在长崎候船回国期间,即11月30日,张元济即曾致信马宗荣,信中说:“西京照书事,拟到上海后将借影西京各家旧书一并筹画妥帖,再函达。”信中还提示,借照静嘉堂5种,内有《饮膳正要》一种,不甚重要,拟请从缓。“《武经七书》原定用八折片。昨与郑心翁(郑贞文,字心南)商,拟改依原书尺寸摄照。弟意四折片容积当有余,万一原书尺寸大于四折片,则请将该书尺寸用英寸量明内框纵横若干尺寸,明白开示,以便再行决定”。《饮膳正要》和《武经七书》都是拟从静嘉堂文库借影的书目,在张元济回国前根本没有开始摄照,更谈不上携回底片了。12月8日,马宗荣致函张元济和郑贞文,汇报借影各书进展情况,信中写道:

静嘉堂之书已遵命,嘱户塚氏先照《清明集》《群经音辨》,次及《陈书》。《武经七书》之原版尺寸已托长泽氏到静嘉堂代测。

图书竂之书,帝大图书馆开馆之日杉竂长亦到,杉氏谓可由彼先与国内大臣办一次内交涉,再提出愿书,以便一提出便能批许,两方面子上较为光荣,因其中(书单之中)之书有文化事业部拟印者与该竂拟印者在,此类之书能许重照否,当视宫内大臣意见如何故也。

东福寺之书,既寻着《中庸说》一册,仍以由荻野氏取到东京照相为便,抑可由该寺直借与我等为便?待告。

山本氏交涉之内阁文库事,日前已去一函询问,至今尚无回信。

诸桥氏谓照静嘉之书时,请继续拍照,以便早告结束。户塚氏目下甚忙,故拍照开始,须在十日以后也。

张元济回上海后,时刻关注马宗荣借影交涉的进展,并随时提出要求。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借书事,张元济、郑贞文与马宗荣之间,可谓函电交驰。后来张元济曾亲自将这批珍贵的往来函电打印稿装订成《马继华君来往信件(日本借书事)》稿本。可惜的是,这个稿本现在仅存第一册,起自1928年11月30日,迄于1929年4月4日,以下各册均佚。这仅存的第一册,经张元济哲嗣张人凤先生整理后,刊于2007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172—188页。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中日书籍交流史料。下面即根据这一份史料,并参考其他相关资料,尽可能详尽地再现马宗荣代张元济向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办理借影交涉的复杂过程,并借以说明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古籍影印工程对日本藏书的借重。

尽管张元济“公私冗积,忙不可言”,但他最关切的还是向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借影事宜。同年12月14日,张元济致书马宗荣,详细询问各处借书及摄照情形,其中写道:

公私冗积,忙不可言,致各处拟借影之书此时尚未能决定。兹有致山本君一信,附呈台阁。不知我兄与长泽先生于弟等行后曾晤见山本君否?图书竂、内阁文库及足利遗迹图书馆借书事不知有眉目否?如尚无眉目,拟请移驾与山本君一商,前信即同时交去……静嘉堂书未知已否开照?中有补照《金华黄先生文集》十二卷,需用甚急,能急着手先照,尤为祷感。

信末并开呈《金华黄先生文集》补照各卷系卷21,卷33-43。信中提到的“致山本君一信”,系询借大连图书馆小说戏曲书事。此信一口气向马宗荣询问了三个问题,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其中除了图书竂、内阁文库、静嘉堂是郑贞文回忆文章曾提及的借影机构外,还有足利遗迹图书馆。可见张元济拟借影的书目,并不限于图书竂、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及静嘉堂四家。12月15日,张元济复函马宗荣,将所询各事奉答于下:

图书竂拟借之书前阁下所见者,不过偶然记录,尚未完全。阁下已交与杉竂长,此时尚拟加入数种,另开一单附上。其中《三国志》一种最为需要。其次则为《论语注疏》及补配《北涧文集》之第九、十卷(并外集一册)、《本草衍义》之第一、二、三、四、五卷。又宋代黄善夫《史记》,如有可以补配之卷,亦甚需要。以上各书务祈设法商妥,并恳长泽先生相助。其余各书如能均借固妙,如不允亦无法。

东福寺之书,寺僧业已允照。为数不过数十页。户塚氏现亟需照静嘉堂书,事毕再往恐日久变卦。拟托长尾雨山就近先照。

静嘉堂之书已选定五种,尚有五种须稍迟数日方能决定。借照之书必定继续照相,决不间断。前拟借照《金华黄先生文集》九卷不在十种内,已得诸桥先生允许。兹再拟补照十一页。又《愧郯录》及《陈古灵先生文集》亦各拟补照数张,此颇琐屑,如有为难尽可作罢。

又《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两书卷帙甚多,约共得一万二千七百叶。如欲借照,不知诸桥先生以为我过于贪多、过于久长,有所烦厌否。祈便中探听。如觉不宜,则祗借《册府元龟》一种,而以《太平御览》一种改向图书竂乞借。统祈核办。

此信系对马宗荣12月8日致张元济、郑贞文函的回复,信中提到拟补照的许多书,如宋黄善夫刊本《史记》《金华黄先生文集》《愧郯录》及《陈古灵先生文集》等都是郑贞文回忆文章中不曾列入的。这再次说明,张元济拟向日本借影的书目是回到上海后仔细查核国内收藏之后,再不断补充修订的。信中张元济还附上了“拟借影帝室图书竂之书”书单,其中除了原拟借影的《论语注疏》(宋刊)、《三国志》(宋刊)、《三谷外集》(元刊)、《本草衍义》(宋刊)、《北磵文集》、《北磵外集》(宋刊)等外,又加入数种,包括《论衡》(宋刊)、《集韵》(宋刊)、《北磵文集》(宋刊)、《世说新语》(宋刊),以及希望补配、补照的数种含宋黄善夫刊本《史记》、宋刊《愧郯录》、宋刊《陈古灵先生文集》和《金华黄先生文集》,书单中还详细地列出拟向图书竂商借各书需要补配、补照的具体缺卷和缺页(叶)。

说到宋刊《愧郯录》,有一段故事值得在这里说一说。当时张元济正在筹划《四部丛刊》续编,拟收入《愧郯录》。但他发现国内藏本均缺而不全。其中卷一,缺第七、第八、十五、十六计四页;卷五,缺第九、十、十一、十二,计四页;卷七,缺第五、第六,计二页。共计缺十页书。他原本希望在静嘉堂能从陆氏皕宋楼旧藏中找到这些缺叶。可静嘉堂陆氏旧藏《愧郯录》,同样也缺此十叶。因此,他请马宗荣从帝室图书竂商借补照。1930年春,张元济得知周越然在上海以重价购得一部《愧郯录》,便急前往观看。发现此本系祁氏澹生堂馀苑本,系明人写本,有澹翁手跋,且有毛子晋、季沧苇、朱锡鬯等印记。可惜只存首七卷,是个残本。但各种刊本所缺的那十页,竟在这个残本中“宛然具在”。1934年1月,张元济在为该书所作跋文中叙其事道:“友人周君越然购得祁氏澹生堂抄本半部,余闻之往假,开卷则此十叶者宛然具在。因迻录之。请人依原书款式写补各叶,前后适相衔接。虽卷五之第九至十二叶,仍有阙文,是本卷二‘淳熙南衙’一则阙七字,卷四‘鱼袋’一则阙八字,卷六‘仙释异教之禁’一则共阙七字,祁本亦无可补。然大致要已具足。明清鼎革,忠敏遭难,藏书散尽,世极罕见。阅三百年于有人复印之时,而是书忽出,且亡其半,而有此十叶之半部独不亡,不可谓非异事矣。书此以识吾友通假之惠,并为是书庆幸焉。”对此,周越然亦同样兴奋不已。1942年9月2日,他在《古书一叶》一文的文末特别谈及此事,他说:“宋岳珂《愧郯录》十五卷,吴县黄氏,常熟瞿氏,吴兴陆氏,皆藏有宋本。黄陆二氏之书早已散去,在人间与否不可知。瞿氏之书尚为其后人所守。查荛圃藏书题识卷五,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六,仪顾堂集卷二十,知三氏之书,行格相同(半叶九行,行十七字),而缺叶之数(共计十叶)亦复相合,——是三书同出一源也。宋以后重雕之本,有明岳氏校刻本,学海类编本,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鲍氏之书,行格一遵宋刊,校订精详,实为各书之冠,惟其缺叶与宋明清各本均同。岂世间竟无完本耶?民国十九年之春,余以重价购得此本于申江,即所谓祁氏淡生堂餘苑本也,有澹翁手跋,且有毛子晋,季沧苇,朱锡鬯等图记,系明人写本。惜只存首七卷,不得称为完璧。幸各本缺文均在此七卷,后来商务印书馆编印《四部丛刊》续编,即借以校补,亦一大快事也。”张元济觅得《愧郯录》的缺叶,并编入《四部丛刊》续编,而静嘉堂藏本亦有相同的缺叶,因此张元济特别将所缺十叶的影写件赠给静嘉堂文库,俾成完璧。静嘉堂文库获此珍宝,即原封不动地贴到该书空白书页上。1992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上对《愧郯录》所补缺十叶,特意注明“由张菊生先生提供”。这个插曲,可以说是中日书籍交流史上一段美谈。

接到张元济的回复后,马宗荣并没有马上作答,原因有二:一是张元济所询诸事尚无眉目,二是他本人正忙于毕业论文写作,故延至1929年1月3日才得以从容作复,详告借影《武经七书》《愧郯集》《金华黄先生文集》《册府元龟》《本草衍义》等书情况,以及图书竂、内阁文库、静嘉堂等处借书进度。其中,“图书竂之书,只办到向杉竂长作内交涉,而由杉氏向宫内大臣作内交涉之工作。社中来信已由长泽氏交与杉氏。该信只能用作与杉氏个人之用,将来当由弟另作正式愿书与宫内大臣也(自然系用社中名义)。至其限制若何,容后得悉后再详”。“内阁文库之书,山本已有回信,称已有前例,可以允许,且嘱提出正式愿书,故前发一电与心南兄。后社中公函来后,即持往访山本氏,惜山本氏已往他处旅行,故尚未得结果。俟山本氏归来后即当再往交涉,询其提出手续及方式,迅速办妥也。社中寄交公函,亦只能作与鸠山氏个人之用,将来当由弟作一正式愿书与内阁也。(用社名义)。”“足利文库之书及大连图书馆之小说等事,山本氏寄与弟函,未提及,恐另有函与菊生先生也。俟晤着山本氏当面询之。”“静嘉堂修缮书籍工人一事,目下岩崎氏未在东,能否加价雇之,不得而知。以后如欲聘请,诸桥氏当另函托菊生先生。此事因诸桥氏嘱弟转达菊生先生,故及之。”另外,诸桥氏还特别提到,“将来社中作序文或广告时,若述及静嘉堂事,请先将原稿给彼一阅,恐引起误解也(原因若何,不得而知,但闻诸该馆中人云:国人欲向该馆借照者甚多,其他均被拒绝云)。”从马宗荣汇报的借影交涉过程可知,以中华学艺社名义向图书竂、内阁文库、静嘉堂等处借书,均需出示学社出具的公函。另外,内阁文库借书,还需要一份张元济的履历。因此,在正式办理交涉之前,马宗荣曾于12月22日,致电张元济,“图书竂公函速寄”。12月24日,由郑贞文复函并寄去向图书竂及内阁文库借书公函,并请会商山本、服部、冈部、宇野等人帮助。当然,并不是所有借影之书皆以学艺社名义商借,也有以张元济个人名义或张元济代商务印书馆商借的,如拟向静嘉堂借影补配的《愧郯录》《陈古灵先生集》和《金华黄先生文集》即是。不过,如出现这种情况,张元济一般会在相关信函中作特别说明。张元济1929年1月11日致马宗荣书中即陈明:“《愧郯录》《陈古灵先生集》均由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借得宋本照出,惟仅有缺叶数张,弟记得静嘉堂藏本可以配补。此书系弟代商务印书馆乞借。此两书将来不能用学艺社名出版。前请借补《金华黄先生文集》九卷,曾声明用弟个人名义乞借。今此两书仅系补配残叶,拟仍援例办理。请代向诸桥先生陈明。如觉为难,不妨作罢。”

张元济办事一贯认真严谨,在与马宗荣的往返书信中,张元济除了随时提出补配、照影各书要求外,听说静嘉堂借与照相之房屋系诸桥氏的馆长室,他在1月11日写给马宗荣的信中称:“接诵来示,始知诸桥先生将馆长室借与我处照书,闻之甚为不安。”因此,他请马宗荣与诸桥先生商借文库左右旷地,搭建临时板屋,作为照书之室,“免致久占馆长所用之室,似于交际礼意上应当如此”。当然,他与马宗荣的往来函电中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还是急切地询问向图书竂、内阁文库等处借书进展是否“已得正式许可”,并按要求寄上两处所要学艺社出版物。马宗荣自然亦心领神会,每函必详细禀报。1月18日,马宗荣致书张元济、郑贞文,就特别谈到他与内阁文库等处交涉借影的详情:

山本氏昨日覆来一函,嘱弟今日到满铁支社向神鞭理事接头一切。弟如约而往。神鞭氏遂以电话介绍弟往谒内阁文库之樋口氏。樋口氏为弟曾晤面过之友人,遂接受社中寄来之信书而嘱弟速补寄社中出版目录及社章与之,彼即代弟作一详细报告,附入社中寄来之信,呈与鸠山氏,请其正式许可。弟已开具社中出版书目(此次已得借主许可之图书,亦作近刊书加入,因非加入不可故也)寄去。社中如无其他困难,可寄社中出版图书全部各二份来东为荷,因内开文库与图书竂有要求出版物之故耳。

大连图书馆之书可直函大连满铁本社交涉,山本氏已有函去矣。(最好俟此信到沪后一礼拜后,再发信到大连为佳。)

足利文库尚未交涉妥当,容后再陈。

借影交涉不易,譬如张元济原本希望向静嘉堂借影《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但静嘉堂仅允诺借影《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则不能如愿”。就是各处允借之书,摄照过程亦有种种麻烦:有的书因折口已破,不能全页展开,如《黄学士文集》(应即《金华黄先生文集》;有的书因每页内均有垫纸,不能展开照相,如《欧阳公本末诗集》;有的原书高处过低,而横处过长,高处能合契约所规定之寸法,则长处过长,而不便装订,如《陈书》,等等;而摄照需按事先商定的规格和尺寸进行,难度极大。这种种麻烦都影响到摄照的进度,所谓“需多费时间,而完结较迟”。

为了使借影交涉更加顺利,郑贞文还曾代表学艺社分别致函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和日本内大臣秘书长(内定)岡部长景,并请马宗荣持书前往交涉。马宗荣遵命照办,并于1月30日致函张元济和郑贞文,“述其始末”:

1.至外务省,因岡部氏内定转充内大臣秘书长职,故由岩村氏代见。岩村氏谓图书竂之书,日前得遇杉氏,已略谈及。大约一部分因已允借他人,碍难重允借与我等;其他一部分俟与宫内大臣妥商后即可答复。其言与荣前函所云者相同。最后,彼谓二月初间,彼能遇见杉氏,届时定当面再催,似较去信催促有力。内阁之事,岩村氏谓提出愿书时非以鸠山氏为主不可,而催促进行则不能向鸠山氏交涉,因彼官大事繁,且目下议会攻击彼党甚力,难顾及此小事。彼当与岡部氏一商,用其他方法进行。岩村氏谓要之,总当代设法,使我等目的早能达到。

2.至公使馆访汪氏,详述经过情形,最后总括所述,请求汪公使代为帮忙四事:(1)催促内阁文库早日批准;(2)催促图书竂早日覆函;(3)若汪公使前与图书竂商借影印出版(文化事业费)之图书目录中有《太平御览》一书,请将该书让与我等出版,因由我等出版,比较的能配成全部也;(4)若内阁文库批准后,请代说项,希能借得《册府元龟》到手。最后结果,汪公使对荣所请求四事,均慨然允诺。是日也,汪公使适有事到外务省,伯韩亦同往。后闻之伯韩云,汪公使曾向岡部氏提及《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二书之事,云云。不过汪公使曾对荣云,彼与现内阁十分不对,与杉氏亦无十分多情。非推委也,实情如此,却是写一封信去,自然无不可的,云云。故据荣所见,托汪公使说项一层,难有多大效果。岡部氏方面,料能生效。今日伯韩得遇岡部氏,彼曾对伯韩云及荣因某事访彼云云,可见渠甚关心也。

3.至于万一政变,内阁文库方面当受影响。不过既有前例在先,苟荣仍在江户,当能设法从新交涉。图书竂方面则不至受丝毫影响。

由郑贞文分别致函汪荣宝和岡部长景,请他们出面协调交涉,表明马宗荣与图书竂和内阁文库的借书交涉并不尽如人意,而汪公使和岡部氏愿意居间赞襄协助,乐见其成,故又仍有成事的希望。

借影交涉的繁难,是张元济、郑贞文等人先前没有预料到的。张元济于2月5日回复马宗荣说:“图书竂、内阁文库两处借书如此繁难,然看来不致无望。此事全赖吾兄大力。岡部既肯为力,或者更能顺利。图书竂所借之书最要者为宋本《三国志》,此书务求设法借到。千万千万。”因为繁难,所以听到借影“可望有成”,便“极为欣慰”。2月15日,他在条复马宗荣的一封信中写道:“图书竂之书承示离日以前尽力交涉,以期有成,尤为衔感。其中以宋刊《三国志》一种最为需要。长泽君二月二日致郑心翁(贞文)信谓,《论语》《世说》《论衡》《集韵》四种恐难允许。其中《论语》一种可称次要。最好望吾兄设法交涉,乞其允许。如实在为难,则亦不妨作罢。”

经过反复交涉,图书竂拟借之书终于有了点眉目。2月9日,马宗荣致书张元济及郑贞文,告以图书竂允许借照,但限制颇多,第一次许可照《论语注疏》《本草衍义》二种。但张元济最希望得到的宋刊《三国志》并不在其内,乃于2月16日致电马宗荣:“图书竂书以《三国志》最要,务设法作第一次借。”2月17日,又致电马宗荣,再申图书竂第一次借书以《三国志》易《论语[注疏]》或《本草[衍义]》二者之一。2月20日,张元济在给马宗荣的一封回信中,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

图书竂之书业经取得,第一次之许可为《论语》《本草衍义》两种,惜《三国志》未曾在内。曾请郑心翁电商,设法交换。第一电语意未明,恐误会为要求加入《三国志》,变为三种,此殊不妥。故又请续发一电,申明以《三国志》换去《本草》或《论语》之一种,仍系请求两书,不过两书之中要有一部《三国志》在内耳。如能办到最好,否则亦弗勉强。好在第一次照完之后又可作第二次之陈请也。

图书竂第二次拟借之书,如《三国志》已经换入第一次,则被换去之一书当然作为第二次之第一种。如未能调换,则当然首用《三国志》。第二种拟用《世说新语》。

实际上,第一次许借之书并没有换成,图书竂第二次借影仅获准《三国志》一部。图书竂拟借之书次第尽管并不尽如人意,但得到正式许可,终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足利文库拟借之书,即由于种种原因,未获许可。更让马宗荣忧心的是,他在东京的学业已完成,获得硕士学位,不可能再长久地在东京居留下去。而内阁文库拟借之书却仍未获正式许可。马宗荣在、2月27日、3月2日写给郑贞文的两封信中,就强烈地表达了这种忧心,他在前一封信中写道:

近来,弟心中十分焦急,因内阁文库之事至今尚未正式许可。前托汪公使去一信与鸠山氏询之,(信由弟挂号寄去)亦似未答复。(汪无函与弟,似无复函)此间原因固因议会关系,鸠山氏未到内阁一步之故。然转瞬即届三月,弟此后之行止即将决定,甚欲早日结束此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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