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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引发一场大讨论

拨乱反正呼唤真理标准

党的十九大期间,2017年11月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83岁的胡福明老人的采访。他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这句话依然深刻体现着实践与真理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产生于新时代和新实践的坚实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断、思想、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一篇文章引发一场大讨论,说明这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情,一定有它的历史背景。

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下简称《实践》),曾经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界的思想大解放,加速了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面临的紧迫任务,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平反冤假错案,开辟发展新路。这就是拨乱反正。

为真实地评述这一不平凡的历史进程,当年《实践》的约稿者和责任编辑王强华老人,邀原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林建公教授和笔者,共同研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撰写一部信史。

当时,解决这些问题却异常艰难。

在《实践》发表40周年前夕,笔者受王、林二老之托,先将《实践》约稿、写作、修改和发表的真相,公之于世,以飨读者,以正视听。

首先是,延续多年的个人迷信仍然盛行,人们的思想普遍僵化。十年“文革”期间,有些话每天不知被重复多少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这一套东西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很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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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又出了“两个凡是”。

《光明日报》上刊登《实践》一文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两报一刊”)发表一篇社论,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在这篇社论的结尾处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中用了两个“凡是”,以后人们就称之为“两个凡是”。“两报一刊”,来头是很大的,人们视“两报一刊”文章为最高权威,几乎等同于党中央。

《实践》一稿是如何投到《光明日报》社的

“两个凡是”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呢?

1977年7月,南京理论界组织了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深入揭批“四人帮”。《光明日报》社接到了研讨会的邀请函。

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邓反右倾”是毛泽东发动的,许多重大冤案是毛泽东定的,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毛泽东提出的。按照“两个凡是”,以上这些重大问题就都要“坚决维护”,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总的政治方针,其实质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阶级斗争为纲。

《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是南京人,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打成了“黑帮”。他被“解放”之后,由于工作忙,很长时间没有回过南京。报社领导考虑他对南京比较熟悉,又能顺便探望母亲和女儿,就把去南京参加理论研讨会、采写新闻和为《哲学专刊》组稿的任务,交给了王强华。

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如何分辨是与非、真理与谬误,就日益凸显出来。多年来,天天喊“句句是真理”,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人们终于意识到,需要认真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理。

在理论研讨会上,王强华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位声音洪亮的学者,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完全错误的。‘唯生产力论’根本上就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嘛!没有生产力,物质靠什么去创造?‘唯生产力论’强调生产力的最大发展,那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啊!它的发展,也并不否认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也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论的出发点……”

于是,论真理问题、提出实践标准的文章便应运而生。

这些话,引起了王强华的共鸣。他边听边想:现在粉碎“四人帮”还不到一年,“两个凡是”刚刚出台没几个月,“唯生产力论”还被普遍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这位发言者敢碰这个“碰不得”的大题目,恐怕要冒点风险吧!

三篇文稿形成两篇文章

这位发言者的观点,果然在研讨会上引起了争议,有几个人当即反驳他的观点,说“唯生产力论”就是应该批判,因为它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不相符。于是,讨论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用实践标准来推进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有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

研讨会的主持人认为会议主题是批判“四人帮”,与会人员自己争论起来,与主题不相符合,就高声宣布暂时休会。

1977年8月25日,《理论动态》第9期刊登了王聚武撰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指出,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

休会时,王强华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位发言者,热情地伸出手,说:“我是《光明日报》的记者,叫王强华。报社派我来南京参加这次理论研讨会。”

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这是叶剑英的观点,也是胡耀邦的观点,因为这个讲话稿就是胡耀邦起草的。

发言者边和王强华握手,边自我介绍:“我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叫胡福明。”

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刊登了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文中明确地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978年1月9日,此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王强华说:“刚才你发言的观点一点儿也没错。”然后,告诉他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于光远等人发言肯定“唯生产力论”的情况。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成《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文章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研讨会结束后,王强华再次找到胡福明,向他表示了约稿的意图,但并没有给他定具体的题目,只是根据《光明日报》的宣传主题,在基本理论上,包括在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实践与理论、经济与政治、生产与革命等关系问题上,约请他写一篇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文章。

1978年4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江《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一文,指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能在理论范围解决,而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提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是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权,就有多少真理,就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就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任何一位学者,能有被约请为《光明日报》撰稿的机会,都是求之不得之事。胡福明欣然应约。

从文章和讲话中提出实践标准,到撰写以实践标准为主题的文章,是认识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1977年9月,胡福明就给《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寄出了两篇稿件: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他并未说明如果报社只采用一篇时,他自己倾向于用哪一篇。

据我了解,当时,有三个地方在撰写以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文章。英雄所见略同,反映了问题的普遍性。

这两篇稿件寄到报社时,恰巧王强华出差在外地。“哲学专刊”的同事们认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是批判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女人能够生儿育女,子女成人后就是生产三要素中的第一要素——劳动者(劳动力),因此女人是天然的生产力。江青的本意是为她当“女皇”造舆论,“强调”女人的“生理优势”,充分暴露了她篡党夺权的野心。如果这篇稿子登在别的栏目,当然也是一篇不错的批判文章。但因江青的这个谬论没有什么哲学理论可言,登在“哲学专刊”就不大合适,所以初定不用此稿。

先从《人民日报》讲起。人民日报理论部,处在思想理论拨乱反正的前沿。他们发表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不断有人指责他们的文章批判了毛主席。这样的问题经常碰到。他们经过研究,写了一篇一千来字的小文章,题目叫《标准只有一个》,发表在1978年3月26日的理论版。文章观点鲜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前面已作了介绍。又有人来信反对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部发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小文章不行,应该写一篇大文章。他们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写一篇有份量的文章。邢贲思写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197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由于它以较多篇幅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免不了要多引证一些马列原著,对原著进行阐释,但缺乏与实际的联系,而被认为是一篇“纯理论”文章,也不打算采用。

再说第二篇文稿。南京大学哲学系有一位教师叫胡福明,当时40来岁,思想比较活跃。他独自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197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张行端采访胡福明的长篇报道,对胡福明怎样撰写这篇文稿有生动的描述。

但是,由于这两篇文章是王强华在南京约的稿,他又是哲学组的组长,出于对他的尊重,两稿均未退给胡福明,而是等王强华回报社后,亲自看了稿子,再作最后处理。

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

直到1977年12月,王强华才回到报社,阅读了胡福明寄来的两篇稿件。他也认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在哲学专刊上发表不大合适,同意不用;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他认为尽管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过多,但它毕竟提出了一个当时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稿中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符合报社理论部和“哲学专刊”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所以,就两文相较取其一了。

这年的十一月初,有关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分析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的形势。胡福明在发言中愤怒地指出:“教育战线是遭受‘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这几年,教学质量大大下降,简直是糟蹋了一代人!”话没有讲完,有关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便指责说:“你这种说法违背过去上级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胡福明激动了,他说:“我讲的是事实,不信的话,请你到南大来辩论!”有人打圆场说:“双方各自讲各自的吧!”

王强华和“哲学专刊”组的同事们商量后,他们也都有这样的心境,便欣然同意了王强华编发《实践》一稿的意见。

胡福明想:“难道这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

于是,王强华亲自动手,删去一些重复的文字,按报社正常发稿程序,于1978年1月14日,在《实践》最初的修改稿上,签字发排了。

时隔不久,在一次哲学系师生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胡福明和其他一些教师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提出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应予推倒,讲话一结束,就有人当面责问:“两个估计”的提法是中央文件上讲过的,你们批判到谁头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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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次讨论会上,胡福明又旗帜鲜明地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四人帮”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造成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严重恶果。话音刚落,又有同志批驳说,批判“唯生产力论”,这是在党内一次大会的历史性文件上记载了的,谁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谁就是为修正主义观点辩护。

1978年4月,王强华与到北京修改《实践》稿的胡福明

拨乱反正,为什么处处有禁区?南京大学哲学系是个政治空气活跃的地方,教师们的思想比较解放。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联系这些现象,展开了讨论。大家说,林彪、“四人帮”把制造迷信当作搞阴谋的手段,利用片言只语给他们的反革命阴谋镀上一层金色,如果我们不从真理的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

《光明日报》社对《实践》一稿的多次修改

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使各条战线的许多问题不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作为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人们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个念头时时咬啮着他的心。一九七七年五、六月间,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挤时间读了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这棵永不凋零的常青树,它既能开出色彩缤纷的真理之花,又是最严峻的历史裁判者。令人痛心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胡福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篇文章,宣传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给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提供锐利的哲学武器。

王强华发排《实践》稿以后,送一份请马沛文审阅;1月19日把小样寄给在南京的胡福明两份,并附上一封信([
]中的字为笔者所加):

这篇专访稿离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时间较近,所讲情况,应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

我去年9月离京,到上海、南京出差,12月刚回来。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下面讲第三篇文稿,即中央党校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

[《实践》稿]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的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仍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您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中央党校是党中央的思想理论阵地,处在拨乱反正的最前沿,也是制高点。

您的文章立意是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叶剑英副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央党校校刊》第1期)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提出这个任务,意味着这是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马沛文是《光明日报》社领导小组成员,分管理论部,是理论部的党支部书记。他很重视这篇文章,和王强华等反复研究,进行了修改。

什么是“三次路线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打倒刘邓,称为“第九次路线斗争”,1971年的林彪事件,称为“第十次路线斗争”,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称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所谓“三次路线斗争”,涵盖了十年“文革”的全过程。讨论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总结十年“文革”。

这样,《实践》一稿经过5次修改,马沛文和王强华认为可以在“哲学专刊”(第77期)发表,并排好了大样。

这个任务非常紧迫,也很复杂、敏感。怎么办?胡耀邦让党史党建教研室先拟一个教学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党史党建教研室写了一个稿子。12月2日,中央党校召开党委会审议这个教学方案。这个教学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揭露林彪、“四人帮”如何破坏“文革”。胡耀邦听完之后说,你们这个方案不行,要全部收回,立即销毁。

按照《光明日报》社的规定,上专版的文章,都要报经报社总编辑审定。他们没想到,大样送到刚刚上任的总编辑杨西光手中之后,就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的讲话,要看实践;一定要以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如果按照哪个文件、哪个领导的讲话,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胡耀邦的话不多,但观点非常明确,就是要看实践,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胡耀邦提出由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牵头,组建一个班子重新起草文件。

“文化大革命”前,杨西光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复校后,他是“第一期高级干部轮训班”的学员,参加了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组织的研究第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的讨论。他在1978年3月6日的发言中,曾谈到,对“原来的东西[指方针政策],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要用实践检验。”

在胡耀邦的具体指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征求意见稿)。这个文稿提出了进行研究的原则,一是要用完整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二是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他认真研读过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并知道这份刊物是由耀邦同志亲自抓的。因之,他写了一篇关于实践与真理关系的材料,请胡耀邦指教。

文件起草完之后,中央党校作为“征求意见稿”发给八百学员讨论,然后把学员的意见与“征求意见稿”一起上报中央。

1978年3月,杨西光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他正式到职,则是在中央党校结业后的4月。

吴江是搞哲学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学员们的认识很模糊,比如有人说,你也在实践、我也在实践,那该根据谁的实践呢?这就需要进一步搞清楚。吴江(这时他又是理论研究室主任)找到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谈这个问题,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让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唯一标准”这个提法,既符合认识论原理,也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吴江画龙点睛地用了“唯一”两个字,既有针对性地排除了别的什么标准,但又比较含蓄,显示出了一个哲学家的水平。

4月10日,王强华就把编好的拟在4月11日刊出的“哲学专刊”(第77期)的大样(即《实践》)呈送到杨西光的案头,请他审定。

孙长江写出了一个初稿。我没看到过这一稿,据当时两位领导跟我说,他们看了这个初稿,觉得还不行,要再加工。

杨西光看了《实践》的大样后,特别兴奋,便让秘书陶凯把王强华叫到办公室,说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并对文章的处理,提出了两点要求:

以上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和孙长江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最终形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篇文章。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三篇文稿、两篇文章。

一,像这样重大主题的文章应放在第一版刊登,在专刊上发表影响小,太可惜了。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要放在头版上重要位置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最终形成和发表

二,这篇文章还要作大的改动。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进一步触及影响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评析和阐述。

先讲《光明日报》编者对胡福明文稿的处理。

王强华马上落实了第一条,从“哲学专刊”第77期上把《实践》撤下,换上了另外一篇文章。

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看了胡福明的文稿后认为,这篇文稿“尽管理论色彩浓厚,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但毕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符合报社理论部和哲学专刊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于是他就动手删去了一些重复的文字”,(《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把它发排了。以后又经过几次修改,包括请胡福明自己修改。《光明日报》编者将文稿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并作为文章的主题思想,在结尾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哲学”专刊拟用文章。这已经到了1978年4月上旬。

但对第二条,王强华却感到为难。因为按杨西光的意见,文章要作很多修改,而作者胡福明又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如果通过书信交换意见,肯定是来不及的。而如果在修改时不征求作者的同意,又担心他会有意见。

正在这时,党中央调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王强华把这个想法跟杨西光谈了以后,杨说:没关系,改出来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西光“文革”前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又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文革”后没有分配工作就到中央党校高级干部读书班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了“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吴江在撰写“三次路线斗争”的文件时,曾请高级干部读书班六位学员座谈,其中就有杨西光。我查找到了参加座谈会的组织员的记录,有杨西光的发言。他提出对过去中央的文件要用实践检验,思想比较明确。杨西光在学习期间,同胡耀邦有几次接触。他对《理论动态》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理论动态》的一位老同志是他的老战友)。

但王强华想,杨总编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办报,考虑的是大的问题,只要能够尽快发表,用谁的名义则是次要的。可作为文章的责任编辑,又是自己约来的稿子,把文章作者改成自己的名字,是不合适的,不能这么做。

杨西光到任后,看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立即意识到这个主题的重要。他作出两项决定:一是不作为“哲学”专刊文章,要在第一版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二是要加强针对性,要针对“两个凡是”,加工提高。

无巧不成书。正当王强华两难之际,胡福明“从天而降”。他是从南京到北京来参加国家教委召开的哲学教材座谈会的。

杨西光作为光明日报的负责人,考虑得更多些。他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他就要求中央党校帮助修改,希望得到胡耀邦的支持,文章先在《理论动态》刊登,然后由《光明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胡耀邦都同意了。

杨西光很高兴,嘱咐王强华赶快把胡福明接到报社来。还说,我听说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和孙长江也准备撰写一篇主题与胡福明的文章差不多的文章。你把孙长江请来,和我们一起讨论文章的修改。

1978年4月20日,光明日报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请吴江、孙长江修改。但孙长江自己已经写了初稿,吴江让孙长江将两个稿“捏在一起”,并交代,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4月13日,王强华吃罢晚饭,就到朝阳门的一个招待所,把胡福明接到报社。然后,又到阜成门外去接孙长江。

孙长江拿到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后,也给我看了一下。我说,文章题目中“一切真理”的提法不好。他说,不用这个题目。

当晚7点多,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胡福明和孙长江,就在杨西光的办公室,对胡福明的文章进行了讨论。

4月24日,光明日报又送来一稿,题目已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不知为什么仍然保留“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结语。

杨西光说,文章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冲破禁区。

孙长江于4月27日完稿,吴江阅改后即送印厂排出清样,并送耀邦同志审阅(约在4月29日或30日)。耀邦同志审阅后约在5月2日退回。

这时,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还没有向下传达,在座的几位同志,除杨西光之外,都不知道。所以,在胡福明的原稿和马沛文、王强华的历次修改稿中都没有涉及“两个凡是”问题。

耀邦同志审阅后在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没有对内容作修改,只补写了一个“解”字,改了一个标点。

作为哲学组组长,又是《实践》责任编辑的王强华,对杨西光的这句话非常敏感,觉得很新鲜、重要,就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两个凡是”这4个字。

吴江又让孙长江征求校内外一些人的意见,再作修改。

马沛文发言时,主张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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