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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济方》--最大的方剂书籍

最直接的是本草类著作。

《普济方》原作168卷,后来改为426卷,分成217类,共788法。全书有图239幅。内容包括总论、脏腑身形、伤寒杂病、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等。书中记载了许多疾病的治法,如汤药、按摩、针灸等。《普济方》是一本十分实用的方书。它在所列的每一病证之下,列了一些方子,学者或医生只要依病查方,再在各个方子之间选择一下即可。而这本书也是十分宝贵的医学文献资料。

李时珍对《本草会编》的评价是:“其书撮约似乎简便,而混同反难检阅。冠之以荠,识陋可知;掩去诸家,更觉零碎。臆度疑似,殊无实见,仅有数条自得可取尔。”按照此评价,《本草会编》应该不入李时珍的“法眼”,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然而翻阅《本草纲目》,我们发现《本草纲目》对该书的引用,至少有几十条(因《本草会编》已经散佚,我们无法准确得知引用的数量)。甚至,《本草纲目》中水仙、虫白蜡、马槟榔三种药物就是根据《本草会编》的著录。如草部之“水仙”,先列药名:“水仙(《本草会编》)”,这说明水仙这一药物是据《本草会编》采集。后面“集解”还收录了汪机的言论:“机曰:水仙花叶似蒜……若不移宿根更旺。”可见,被评为“识陋”“零碎”“臆度”的《本草会编》为李时珍提供了可资撷取的资料。

《普济方》提要

三 众医籍供养分:博观约取铸本草

公元1406年定稿出书,为中国历史上的明朝皇帝朱棣收集编写。《普济方》,收集了大量资料。除了收录明以前各家方书以外,还收集其他方面的材料,如传记、杂志等,所以内容十分丰富,编得也很详细。由于出版的数量比较少,而该书又比较实用,所以不少人辗转传抄。物以稀为贵,《普济方》一书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后来经过一些年代,《普济方》原来的刻本已经散失。
  

万历六年(1578),《本草纲目》完成。李时珍萌生了进呈医书的想法,已经做好进呈的准备,甚至撰写了进表,惜大限将至,没能亲自进呈,遗命让其子代为进呈。其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言:“臣故父李时珍……生平笃学,刻意纂修。曾著《本草》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数尽,撰有遗表,令臣代献。”从“遗表”中可以看出李时珍对于进呈医书的坚定态度、迫切心情。“遗表”一开始自述了个人情况,接着说明了进呈的原因:“伏念《本草》一书,关系颇重,注解群氏,谬误亦多。行年三十,力肆校雠,历岁七旬,功始成就。野人炙背食芹,尚欲献之天子;微臣采珠聚玉,敢不上之明君。”换句话说就是,《本草》一书非常重要,但讹误颇多,自己花费了几十年心血修订完成,故进献给皇帝。后面又详细叙述了历代本草的发展过程及存在的问题,自己所做的工作及《本草纲目》的凡例,也追述了明太祖、明世宗等对医学的重视,最后恳切地说:“伏愿皇帝陛下体道守成,遵祖继志;当离明之正位,司考文之大权。留情民瘼,再修司命之书;特诏良臣,著成昭代之典。治身以治天下,书当与日月争光;寿国以寿万民,臣不与草木同朽。臣不胜冀望屏营之至。”李时珍在“遗表”中注重摆事实讲道理,又时不时打打情感牌。可以说,跟《本草纲目》一样,这个“遗表”也浸透了李时珍的心血,反映出李时珍希望得到朝廷承认的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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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藩王府崇医药:藩辅锓板促书成

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以《普济方》为主,并参考以前的一些残卷残本,一一进行校勘、重印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普济方》共分10册。第一份为方脉运气脏腑,第二册为身形,第三册到第六册为诸疾,第七册为诸疮肿,第八册为妇人,第九册为婴孩,第十册为针灸。这样使原书变得简明有章。

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本草纲目·序例·神农本经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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橚撰。橚有《救荒本草》,已著录。是书取古今方剂,汇辑成编,橚自订定。又命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同考论之。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附方,采於是书者至多。然时珍称为周宪王,则以为橚子有炖所作,误矣。元本一百六十八卷,《明史·艺文志》作六十八卷,盖脱一百二十字也。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方,二百三十九图,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片,无更赅备於是者。其书蒐罗务广,颇不免重复牴牾。医家病其杂糅,罕能卒业。叉卷帙浩博,久无刊板,好事家转相传写,舛

其《引据古今医家书目》分为“旧本所引”和“时珍所引”两类。其中,“时珍所引”著录《灵枢经》至《咽喉口齿方》“二百七十六家”。尽管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很多书籍重出,也有很多书籍旧本已引,但李时珍新引用医书的数量不少于二百种,其中很多都是明代医书,初步统计,就有近八十种之多。

《普济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书籍,它载方竞达61739首。   

医书刊刻上,赵藩康王朱厚煜比较突出,其居敬堂刻印了《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脉经》等,其味经堂刊刻了《卫生歌》《医家秘传随身备用十三方》《刘涓子鬼遗方》等。特别要注意的是兴献王朱祐杬,他特别重视医书的编纂与刊刻,命令周文采等良医编纂医书并亲自校勘、撰序。如《医方选要序》(弘治乙卯冬十一月望日)言:“迨我祖宗,治政师古,设有内外医药院局若干所,为虑已深,为具已悉,为天下赖已广……吾受封以来,修齐之暇,每令良医周文采等于诸方书中精选其方之简明切要而有征效者以进,吾躬为较阅,得十卷。裒成一帙,名之曰《医方选要》,以与天下疾病之人共之。”兴献王的封地在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市),李时珍的家乡蕲州(今湖北蕲春)也属于湖广。更为重要的是,后来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京登极,即为嘉靖皇帝。兴献王编纂刊刻医书的仁心仁政之举天下皆知。

普济方医方著作。一百六十八卷。明·朱棣(周定王)、滕硕、刘醇等编。刊于15世纪初。系明初编修的一部大型医学方书。书中广泛辑集明以前的医籍和其他有关著作分类整理而成。原书今仅存残本,清初编《四库全书》时将本书改编四百二十六卷。其中有方脉总论、运气、脏腑(包括脏象及脏腑诸病候)、身形(包括头、面、耳等部位所属及身形诸病)、诸疾(包括伤寒、杂病、疮疡、外科、骨科以及各种治法)、妇人(包括妇、产科)、婴儿、针灸、本草等共100余门。据《四库提要》记载:“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方,二百三十九图。”对于所述病证均有论有方,资料非常宏富。所涉范围广泛,叙述系统完善。现存永乐等明刻本及1949年后排印本。

这种分类改变了古代药物学知识零碎不系统之弊,开创了药物学新时代。然而,随着药品的增多,陶弘景开始用药物自然属性进行分类,唐宋诸家本草大都加以延续。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本草著作并没有废除三品分类法,而是将药物自然属性分类与三品分类混杂在一起使用,毕竟《神农本草经》的神圣地位不容质疑。这自然就会导致诸家本草著作体例的混乱、品种的混杂、名实的不符。李时珍就言:“虽有朱、墨之别,三品之名,而实已紊矣。或一药而分数条,或二物而同一处;或木居草部,或虫入木部;水土共居,虫鱼杂处;淄渑罔辨,玉珷不分;名已难寻,实何由觅。”(《本草纲目·序例·神农本经名例》)明确指出虽有三品之名,实际上已经紊乱,更出现了“或一药而分数条”等错误情况。

 
《普济方》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全书大致分为12部分,卷1~5为方脉,卷6~12为运气,卷13~43为脏腑,卷44~86为五官,卷87~250为内科杂病,卷251~267为杂治,卷268~272为杂录和符禁,卷271~315为外伤科,卷316~357为妇科,卷358~408为儿科,卷409~424为针灸,卷425~426为本草。编次条理清晰,内容十分丰富。自古经方,本书最为完备。资料除取之历代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佛典中的有关内容。

李时珍何时专心医学,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根据顾景星《李时珍传》“年十四补诸生,三试于乡不售。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善医,即以医自居”推测,李时珍考中秀才时十四岁,乡试三年一次,“三试”后,李时珍就是二十多岁。没有资料可以证实,《婴童百问》的刊刻与李时珍下定行医决心的直接关系,但是可以推想当《婴童百问》这部连作者都不详的医书都能获此殊荣,这对出身一般的医书作者具有的鼓舞作用可想而知。

《普济方》四库提要

对于这八部著作,李时珍评价不一,有较为欣赏的,如被评价为“详明可据”的《救荒本草》,“颇有发明”的《本草蒙筌》等,《本草纲目》对它们的征引颇多。而更多明代作品则遭遇“毒舌”——不知是出于确立《本草纲目》撰写的必要性,还是总结教训的目的,李时珍对本朝的本草类著作评价颇低。然而,这些“别无增益”“无所发明”“殊无实见”的作品,究竟与《本草纲目》有何关系呢?我们以嘉靖中祁门医士汪机的《本草会编》为例一探究竟。

《普济方》是由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刊于1406年,初刻本已散佚。几百年来除少数藏书家藏有一些残卷,如永乐刻本存19卷,明抄本存35卷等外,惟《四库全书》收有全文。原作168卷。

刊刻完备,遵奉明旨,如数刷印,装潢成帙,谨随本进呈御览。所据颁布一节,照得两京并直隶十三省等处官员见在,应朝合无,每处给与一部,就令各官赍领,前去传布,庶远迩得以均沾圣泽,而皇上好生之德,益怙冒于无外矣。

普济方四百二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在《本草纲目》之前,本草著作盛行的是三品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由《神农本草经》开创。其按照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各一百二十种,即:

王号臞仙,该通百家,所著医、卜、农、圃、琴、棋、仙学、诗家诸书,凡数百卷。

窥一斑而知全豹,《本草纲目》的产生离不开本草类著作,尤其是明代本草著作的营养。

除了撰写奏表,李时珍为了此次进呈也做了其他准备。万历八年(1580),他曾请当时的文坛领袖、“后七子”之一王世贞为《本草纲目》写序,也有为此书推广的想法。不过可惜的是,李时珍未来得及进呈就逝世了。更为可惜的是,李建元的进呈也未达到预期目标:“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日进呈,十八日奉圣旨:书留览,礼部知道,钦此。”既没有重刻发行,也没“行医院重修”。

有鉴于此,李时珍采纳了新的体例:“今则通合古今诸家之药,析为十六部。当分者分,当并者并,当移者移,当增者增。不分三品,惟逐各部,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然而,这一创举的“雏形”即是被李时珍批判过的《本草会编》——其书“削去《本草》上、中、下三品,以类相从,菜谷通为草部,果品通为木部,并诸家序例共二十卷”。这是《本草会编》对《本草纲目》在体例上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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