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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的“文人事”

子善先生的文章不多,也不长,几乎都集中在这两年出的三本书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的《捞针集》,是他的第一本个人书话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的《生命的记忆》,是回忆纪念性的散文随笔与学术小品;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的《文人事》,是他的学术论集,侧重考证与研究。他的文章大抵体现了唐弢先生所谓“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的书话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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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在书房 图/源自网络

书话的写作和发展以及变化,说起来头头是道。与唐弢、周作人鼎立而三的,是阿英的“史料派”,其书话的写作以史料见长,但绝不是“捡漏儿”。这一派人物由阿英而下,在今天书话的写作中,大约首推陈子善了。我们今天能读到现代新文学作家的很多着作和佚文,陈子善功不可没,例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张爱玲等。在某种意义上,他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的书,比他写作的书话更有意义,也未可知。
柯灵先生说:“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是探幽发微,钩沉辑佚,力求史实的补缺还原。知人论世衡人是否确当,是第二步的事。这是一种艰苦的工作,需要耐性细心,水磨工夫。也是一种科学的工作,需要爬梳钻勘,刮垢磨光。同时还是一种饶有兴味的工作,有些深埋地下的材料释放出土,就很足以醒酒破闷。”但如何将此化为书话,光有材料和工夫还不够,书话又是一种“学问”。怪不得董桥说:“我不大相信文学可以铸入不变的模型中去加以研究。文学既属于‘人’的系统,也离不开‘事’的系统,更没有理由排斥‘学’的系统。陈子善先生一定也体会到研究文学的这个关健之处。”所谓“人统、事统和学统”,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的。“人统以人为中心,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的要旨是学习做人,做一个有思想有价值的人。系统是以事业为学问,事统的中心是学以致用。学统是学问本身的系统,为了学问做好学问。”董桥说,这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全盘脉络,有其现实的深刻意义。看来董桥还真有学问,只是被我们看到的风花雪月遮蔽了。
陈子善是个书迷或者说是书痴,一有机会就天南地北到处访书。《在“神州”觅旧书》中他说:“‘神州’以供应文史哲旧书为主,古今中外,品种十分丰富。看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艺术成就的作家作品混排在一起,我常常有时光倒流的奇异感觉。”让“时光倒流”是每个书迷的心态,无他,好买书也。不仅如此,他更是一个痴迷的“毛边党”。他说:“真正的爱书人,真正对20世纪中国文学入迷的人,恐怕都会对毛边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倒不是‘物以稀为贵’,重要的是毛边本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参差美、朴拙美,更重要的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毛边本的兴衰正与新文学的进程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见证了新文学的曲折坎坷,许多新文学名着最初不正是以毛边本的形式问世的吗?”
成玉曰:我受惠于陈子善先生亦多矣。回想这些年的买书藏书,特别是对那薄薄的一本《台静农散文选》(陈子善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爱不释手。经他编辑出版的书,那真是爱书人的宝物。虽然他没一部文学理论的专着,虽然他对张爱玲爱得入痴入迷,但每读其书,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也。
诗云:断桥路上寻书忙,探幽发微不夜窗。痴迷爱玲毛边本,推陈出新还真相。

澳门新葡亰登录,先说《捞针集》,作者自言:“书名‘捞针’,不是故弄玄虚,取‘大海捞针’之意而已。书海像大海一样浩瀚,我爱书,生活中不可一日无书,书海徜徉,每有发现与心得,辄喜不自胜。”作者的原意可能就像字面那么简单,我却从中读出了作者的自谦与自负。大海捞“针”,捞的只是一针一线而已,何其小也,然而“大海”捞针,又何其难也,没有看家的本事你也能捞得上来吗?当然,由子善先生一向谦和的为人来看,他自己是不会表达后一种含义的。不过,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济南时报上就曾有人写文章说,子善先生的《捞针集》应该改为《捞珍集》,因为他捞上来的全是书海中的奇珍异宝,这自然是读者对他的劳绩的肯定。

再说《生命的记忆》。子善先生素以索考前辈文人的文、人、事而闻名,“生命的记忆”倒是留给我们一个索考子善先生的契机,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或者也可以说,这五个字其实是子善先生艰难烦琐的觅珍考异、钩沉辑逸中“意有专情”的生命呈现,是理性精神中的感性态度,是小心求证中的大胆挥洒,是谨严生涯中的放松一刻,是“爬梳钻勘、刮垢磨光”中的“醒酒破闷”,是“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中的“饶有兴味”。以上所说,关乎人而与文无关。再回到字面上来,“生命的记忆”,其主语是双重的:那些书中所记录的文化前辈,以各自独特的生命存在在作者及后人心目中留下了辉煌灿烂、风范永存的记忆,他们的生命印痕连缀成一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同时,这部书也是子善先生自身学术生命的一份备忘录,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特别是史料挖掘、考证和整理的学术生命中确有不少值得珍视与记取的记忆。

《文人事》也有双重含义在里面。一是谈文人的事情,就像董桥先生在序里所说的,“破落的书楼吟馆之中,也许还翻得到一些鲁迅的小楷,知堂的诗笺,胡适的少作;甚至郁达夫的残酒,林语堂的烟丝,徐志摩的围巾,梁实秋的眼镜,张爱玲的发夹。灯都不亮了。在秋雨霏霏的深夜,一扇扇关不牢的长窗里偶然会透出摇摇曳曳的烛影;陈子善先生在楼上翻资料、写笔记……”又说,“‘在二十世纪末已经临近,一百年来文学和文化史上的风风雨雨即将尘埃落定之际’,他的著作和他编的书,都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复杂心态的一个见证’。”另外一重含义是说文、人、事,对此,依然可以拿董桥先生的解释来印证,也足见他对子善先生的了解与相知,索性再抄一段:“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中国的学问传统可以归为三大系统:人统、事统和学统。人统以人为中心,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的要旨是学习做人,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事统是以事业为学问系统的中心,学以致用。学统是学问本身的系统,为了学问做好学问。这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全盘脉络,自有其宏观的深刻意义。……文学既属于‘人’的系统,也离不开‘事’的系统,更没有理由排斥‘学’的系统。陈子善先生一定也体会到研究文学的这个关键之处。他好几年来在那荒凉的古园旧楼里听风听雨,挖掘杂草中的几块彩石,修整红墙边的几株古藤,始终企图不忘照顾人统、事统和学统的准则,尽量给普通读者和专业学人提供宽敞的思考空间,听任人家在断桥上凭吊随风而逝的暮鸦和沾上污泥的裙屐。”

上面说的虽然都是“文”,但也是“文”中有“人”,“文”中有“事”,不可截然分开。近年来,子善先生是藏书、编书、著书三箭齐发,可谓名满江湖。《人民日报》、《文汇报》、《读书周报》等报刊曾多次报道介绍。归纳一下,大多集中于这么几个特色:个子高,房子小,藏书多,收入少,年纪不小,心态不老,编书于帷幄之中,交友于千里之外。子善先生的为人可说的地方太多,单说“人不老”一项,你别看他五十岁的年纪,要说他是十五岁的心态,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他的热情与天真并存,让你觉得他初涉人世、了无城府,他从不去算计人,即使被人算计了,也大多是在朋友面前抱怨一通。当你还在为他忿忿不平、出谋划策时,他已经显得不耐烦了,并且开始转移话题。你要是无意中得罪了他,他压根就没有在意过,他要是不经意得罪了你,你也别指望他会察觉。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旁若无人,活得自由自在。他可以在公共汽车上与你高谈性学,半夜里打电话给你,开口“抱歉抱歉”,不等你原谅马上就接下来谈他要说的事情。在朋友家里做客,谈到兴头上便不知不觉放大了嗓门,无所顾忌、声若洪钟地大鸣大放起来。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而不在乎别人,那我们就可以说他是自私,但如果他因此也毫不在乎自己,那我们往往把他称作性情中人。子善先生无疑便是这样的性情中人。大夏天,他会冒着高温酷暑,不顾自己发烧40度,涨着通红的脸陪同外地的朋友在上海完成他们的采访拍摄工作;有朋自远方来,就是下大雷雨,他也会撑着伞趟着水跑到旅舍来找你长谈;至于朋友托他觅书买书,再要到邮局去打包邮寄,那更是不在话下。为了他自己喜欢做、愿意做的事情——说到底,也就是书,他是矢志不渝、在所不惜的。所以有人说,同样一件事情,放在其他人身上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但一放到陈子善身上,你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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