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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忆施蛰存

施蛰存先生是我的前辈。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上海轰轰烈烈地编辑大型文艺月刊《现代》时,我还是一名耽读该刊的中学生。多年后得以识荆,并进而成为忘年交的后辈,虽然过从并不怎样亲密,但总算厕身于小友之列了。

我认识施蛰存先生已经十年了。

近年来写些回忆前辈师友的文字,总苦于措辞的困惑,循旧例称字为敬吧,又往往觉得口气中失于狂放;处处称先生吧,文章又失去了亲切。真是无可奈何。今天下笔写此文,亦同有此感。

认识施先生以前,我对施先生充满了神秘感。这神秘感是来自多方面的,首先是读了他的具有现代因素和荒诞魔幻色彩的小说以后,由作品的神秘而对作者的神秘,并以为他是十里洋场风流倜傥的人物,是如刘呐鸥一样的浪荡子。

先生名舍,以字行。就还是称字为敬吧。与蛰存初识,似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当时他与周煦良同编《活时代》,命我投稿。这是一份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短命刊物。今天知道的人怕不多了。此际先师李林先生新殁,留下未完成的译稿有《奥勃洛摩夫》。他本有译冈氏全集的意愿,冈察洛夫的小说不多,另有《平凡的故事》一种,巴金要我来译出,算是继承李林先生遗愿的一点意思。可是原本却难得,后来托蛰存从某大学图书馆借来一册一八九四年版的Garnett夫人的英译本,得以断断续续译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译文丛书”之一。原书留在我处很久了,始得归还,真是不好意思。

其次,是因为他与鲁迅的争议和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中的“第三种人”的论争,文艺界对他误解较深。也使我对施先生充满神秘感,甚至迷惑不解。

这中间,有时晤面闲谈,我却总不敢打听他与鲁迅先生那场纠纷的始末,他也总不提起。记得黄永玉和我谈过此事,极口称赞蛰存敢与鲁迅论辩的勇气。我想此事的由来大约与当时文坛京海之争不无关系。

1991年7月,我因为写《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一书而写信求教于施先生,得到了施先生的热心帮助,他不仅立即回信解答我的问题,而且围绕我的研究范围给我寄了大量的书籍。以后是经常的写信指导我的研究和写作。1997年底,我专程去上海看望施先生。1999年又去华东师大做访问学者,在上海住了半年。在这近十年的交往中,使我弄清楚了我曾经迷惑不解的问题,神秘感也化为亲切感,施先生是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走近施蛰存先生,使我认识到施蛰存是一位对文坛有着巨大贡献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在三十年代就独树一帜创作了一批具有现代派色彩的作品,而且因为他主编了三十年代大型综合性文艺刊物《现代》,并使《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现代》发表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作品和左翼文坛的消息,很多作品和资料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文坛对施蛰存误会很深,施蛰存也自嘲说:“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林语堂倡始,上海忽地兴起了一场晚明小品热。太阳社成员、过去曾批判过鲁迅的阿英、施蛰存等都编选过晚明作家的小品,蛰存还编印了一套晚明、清人别集,还请周作人为原书题签,在鲁迅看来,是一股京海合流的“逆流”,就找机会加以批评。却放过了阿英,抓住了施蛰存。这就是“庄子与文选”之争的来由之一。

“洋场恶少”是鲁迅给施蛰存的命名,因为这个命名,施蛰存几十年吃尽了苦头,随后销声匿迹,这是鲁迅所始料不及的。这是人们对施蛰存的误会之一。事情源于人人皆知的1933年10月发生的鲁迅与施蛰存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论争之前,施蛰存与鲁迅曾有过很友好的交往,如1929年共同商量拟定了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由“第一线书店”出版。施蛰存还为鲁迅所译的卢那卡尔斯基着作中插图的铜版画像制作尽心尽力。1932年11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为鲁迅的“北平五讲”开辟专栏,为弄到照片资料四处奔波。1933年2月施蛰存在《现代》冒险刊发了当时其他编辑部不敢刊发的鲁迅重要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因为他“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在《现代》时期,施蛰存经常给鲁迅写信约稿,《现代》上发表了鲁迅的很多重要文章。

今天看来,这似乎算不上一场有多大意思的论争,但就前面说到的斗争全局来看,就并非小事。在当时也确是一桩激烈热闹的风波。而蛰存因此背上了一个“洋场恶少”的嘉名而终身蹭蹬,真非始料可及。

《庄子》与《文选》的论争,开始也只是读不读古书之争,但在争论中,都有些言重,并且双方都“挥拳”和“闹意气”。鲁迅称施蛰存是“遗少群”的“一肢一节”,是“洋场恶少”。施蛰存对鲁迅也有些不敬,明知“丰之余”是鲁迅(我曾问过施先生,是否知道“丰之余”是鲁迅,施先生说:“知道,一开始就知道。”)还要说些不敬的话。但鲁迅对施蛰存也有成见,怀疑他向国民党献策,说他“以此取悦当道。”1934年7月《申报》杂文专栏“谈言”上发表署名“寒白”的文章:《大众语在中国底重要性》,鲁迅看了这篇文章后,1934年7月17日写信给徐懋庸说:“十之九是施蛰存做的。但他握有编辑两种杂志之权,几曾反对过封建文化,又何曾有谁不准他反对,又怎么能不准他反对。这种文章,造谣撒谎,不过越加暴露了卑怯的叭儿本相而已。”说“寒白”是施蛰存,只是鲁迅的猜测,文坛也一直没人去将此事澄清。1999年12月17日,我专为此事问施先生:“这篇文章是否您做?”施先生立即回答:“不是,我根本没有写过这篇文章,也从来没用过‘寒白’的笔名。”既然“寒白”不是施蛰存,那么,“造谣撒谎,暴露了卑劣的叭儿本相”的人也不是施蛰存了。我们应当为施蛰存平反。

其实,庄生的文字是为鲁迅所爱重的。鲁迅主攻的方向是《文选》,他说得好,想从《文选》汉赋中寻出词汇来以为今日作文之助,也真不免是笑话。这场论争,看起来似乎是打了个平手。鲁迅手头无书凭记忆误用了《颜氏家训》的故实,被蛰存抓住了,鲁迅后来做了更正。问题是当发现对手是鲁迅时,蛰存依旧不依不饶,说了些尖刻的过头话,那就不能不说是年少气盛的出格举动了。

施蛰存当时并没有参入“第三种人”论争,他只是以编辑的身份将双方的文章登出,而始终缄默无言。所以之后的几十年将施蛰存当“第三种人”批判是不公正的。再说施蜇存在政治思想上始终是左翼的,他说:“我们标举的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他不仅很早就加入共青团,并参加了散发传单等具体革命活动,而且始终如一地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刊登左翼作家的作品。文艺上自由主义与政治上左翼并没有冲突,他只是“另辟径溪”地选择了一条适合他自己的创作道路,这条创作道路并不影响他政治上左翼。走近施蛰存,才知道我们过去在政治上对施蛰存有很深的误会和偏见。

其实蛰存对鲁迅一直是尊重、敬佩的。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写成后无处发表,是蛰存冒着风险在《现代》二卷六期上发布的。不幸“庄子与文选”的论争就发生在六个月后。蛰存后来还在拜谒鲁迅墓后赋长诗,诚挚沉哀,远较徐懋庸在鲁迅丧仪上所做的挽联为诚厚。蛰存还在什么文章中说过这样沉痛的话,鲁迅是从抄古碑的生活中走向革命,而他自己则从革命走向了抄古碑(原话不及查找,大意如此)。蛰存与鲁迅的关系,大抵如此。

走近施蛰存,才知道在个人生活方面,施蛰存并不像他小说中的人物那样“现代”和“荒诞”,也不像他的朋友刘呐鸥那样,既需要女人取乐,爱女人的肉体,欣赏性感的女人,又嫌恶女人,瞧不起女人,认为女人“除‘性’以外完全没有智识”。施蛰存虽然在作品中也写了一些都会青年的风流韵事,但施蛰存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施蛰存1929年10月24岁时与比他大一岁的陈慧华女士结婚,如今已经71年了,但施蛰存对妻子忠贞不渝,疼爱有加。施蛰存每年给我寄贺年片,总是署名“施蛰存、陈慧华”可见施先生对妻子的尊敬。听施先生的孙女说,就是现在,家里有什么事,还是奶奶说了算,施蛰存先生多迁就妻子。过去人们多认为施蛰存年轻时一定是个经常进出舞场的都会浪漫青年,其实施蛰存从来不跳舞,不过有时陪朋友去舞厅,但他只是坐在旁边“摆拆字摊”。

我知道他和浦江清是童年起的好友,就托他转请浦先生写字,不久就寄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去过一次香港,归沪后送去朋友托带的雪茄烟,他非常高兴,他是不用卷烟的。一次,我们几个人还一起到旧书店的仓库里选书,他兴致很好,选购了一批旧书。他和几位老朋友每周在陈兼与老人家里聚会谈天,因为住得近,介绍我也去参加,曾去过几次。一次他来我家看书,见了一部嘉靖本辛稼轩词,叹赏不止,因此知道他喜欢读词。又从我的书架上发现一册香港印的《三草》,借去读了,大加欣赏,撰文介绍,发表于《读书》,这怕是较早高度评赏聂绀弩诗的名篇。一九五七年蛰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才与德》,因此贾祸。

走近施蛰存,使我深深感到施蛰存是一位对人非常真诚,热心的人。施蛰存与戴望舒的友谊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戴望舒开始写诗,并未引起反响。之后,施蛰存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从第一期开始就隆重推出戴望舒的诗,并在《望舒草》的广告词中高度评价望舒的诗说:“戴望舒先生的诗,是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凡读过他的诗的人,都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魅惑。这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施蛰存以《现代》杂志主编的身份称赞戴望舒,标榜“现代诗”,从而掀起了一场三十年代的诗歌革命,使诗坛出现了与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完全相反的诗歌。与此同时,施蛰存写信鼓励远在巴黎留学的戴望舒。戴望舒去巴黎留学时,正与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热恋,并定了婚。戴望舒与施绛年难舍难分。戴望舒在日记中写道:“船启航之前的那段时间简直难以忍受。绛年哭着。我掷了一张纸条给她,喊着:绛,别哭。但是它被风刮到水里。绛年追奔着,没有抓到它。当我看到飞跑般的她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戴望舒后悔远去法国的轻率而愚蠢的决定,总想早点回到爱人身边,并写信要施绛年去法国。施蛰存为了让戴望舒学而有成,写信叫他要克服困难坚持学习,还劝他不要让绛年去法国:“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功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决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戴望舒在巴黎的费用,都是施蛰存寄去,施蛰存有时将主编《现代》的全部工资都寄给他。施蛰存还常给他带去药品,叫他注意身体。施蛰存对戴望舒的关心真是如父如兄。施蛰存因此推出一个现代派诗人,而戴望舒却永远失去了施绛年的爱情。戴望舒去法后,施绛年不能承受诗人的不稳定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于是,悄悄地离开戴望舒,与一个冰箱推销员相爱。为了不给戴望舒添烦恼,施蛰存一直将此事瞒着他,直至他回到上海。

其实这是一篇正确的针对时弊的好杂文。其时风雨如晦,报社急于认错,痛改前非。当时我还是个编委,在被揪出以前,还得写社论,写依照宣传口径的各种文字。当时有“还债”之说,凡在鸣放中在本报发表的“毒草”,都得一一批驳、消毒。《才与德》是名篇,这批判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于是胡说八道一通以应命。这是我对蛰存口诛笔伐的一段公案。

九十多岁的施蛰存对我这个普通的求学者同样关怀倍至,时时处处严格要求我,他寄书给我,他写信说:“你看过,随时把你的读后感告我。”“我希望你先看作品,自己先下判断,然后再看别人的评论,不要盲从。”施蛰存先生叫我处理好学习与家务,学习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叫我不要虚度年华,“抓紧时间,还可以‘亡羊补牢’。”他还劝我不要改行,他说,“高等院校的文史哲教师必须自重,了解自己的负有祖国文化的历史任务,万不能因物质生活条件不好而放弃自己的职责。”

其实蛰存的杂文是写得非常出色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曾在广东的《随笔》上发表过几篇杂文。记得有一篇是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反其意而论之的“匹夫无责”论,深刻痛切,不愧名笔。可惜不久就辍笔了。人们也都不再记起这位出色的杂文作者。

1999年9月,我去上海华东师大做访问学者,经常去看望施先生。应该说,我为了能经常去看望施先生,专门去华东师大做访问学者。9月初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乘车到愚园路,当我走进二楼施先生书房卧室客厅的房间门口,施先生正坐在书桌前,书桌斜对着房门,施先生一看见我就立即认出我,大声喊我:杨迎平。我还是1997年12月来看过施先生,时隔一年半,施先生仍能一眼就认出我,真是好记忆。

蛰存对时贤,也多有评论。对钱钟书,曾有议论,记不清是怎么说的了,大抵是觉得他过于炫才,且对同时侪辈过多苛评罢。我曾作文介绍郭绍虞先生关于杜甫论诗六绝句的辑订本,觉得编得不错,蛰存特写一信来,表示异议,且论及郭老对中国古代文学评论论著的一些不同意见。

走近施蛰存先生,使我不仅了解到施先生怎么做文,而且了解到施先生怎么做人,施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更深入地认识了他。

夏承焘是著名的词家,也是蛰存的朋友。夏的《学词日记》就是先在《词学》上发表的。夏对姜白石词研究用力甚深,有《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一时推为名著。蛰存撰短文《筝雁》在《文汇报》发表,对夏氏在白石“解连环”词中“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句的点读,提出批评。论证详明,从乐器的阮咸与琵琶,说到如此点读的根据,与宋代词人同调词作的句法,以及“筝雁”并用的句例,驳夏的“移筝不误”说。主张此句应作“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此词点读从来是个难题。康熙中先著作《词洁》,此词即九字连读为一句,也许是较早采取模糊处理的一例。此文可作蛰存对学术问题从不马虎,敢提出自己见解,诚直对待朋友的一例。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蛰存曾仿《花间集》例,选清人词作之类似者为《花间新集》一卷。书印成后以一本相贻嘱作读后感。我以为《花间》为词体初成时词人的词作选本,放笔而成,绝无束缚,生动天成,显示了开启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的气势,不是清人拟作所可并论的。而且专趋侧艳一路,品格不高。

写了一篇“读后”,隐约言之。蛰存见之,说有言外之意。一笑而罢。新时代以还,他的新作迭出,其实多是存货出笼,都是他在“闲寂”日子里积累下来的东西。唯一新撰的大书是《唐诗百话》。书出后佳誉如潮,连巴金都向我借了去读过。此书好处在新见层出,敢说自己的话,取传统的唐诗评论一一检讨,分期、作者、风格变迁、名篇解析,都有自己的见解,读之如遇一部崭新的唐人诗话。所见不必尽是,但确是一本崭新的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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