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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师生送别汪熙先生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熙先生于2016年12月26日凌晨逝世,享年97岁。汪熙先生毕生致力于跨学科教学与科研工作,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在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著名历史学家,中美关系、世界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家,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常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汪熙先生遗体告别仪式,30日上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

作为“生于乱世,长于日寇蹂躏、国家山河破碎之时的一代人”
,他的一生,著书丰硕、桃李天下,尽显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象和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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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转眼汪熙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一年。

汪先生1920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宜昌,字怡荪,原籍安徽休宁,2016年12月26日凌晨2时3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汪先生194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回国之后,汪先生先后在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工作,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美关系史、国际经济关系等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汪先生在中美关系史领域卓有建树,他不仅培养了众多中美关系史领域的研究人才,还致力于中外学术交流,主持许多重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汪先生中、英文著作丰硕,并在学术研究、教育、工商管理和国际合作等诸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汪先生逝世后,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同志以各种方式表示深切哀悼,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周明伟,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会会长姜建清,上海综合经济工作党委原书记赵效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梁碧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文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宁镇疆,《美国研究》主编赵梅,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姜义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教授石源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云深以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1977级、1978级校友等,汪熙先生生前友好、同事、学生敬送花圈,对汪熙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澳门新葡亰登录,汪先生是我的导师——我攻读学位意义上的导师,也是我人生、事业的导师。汪先生和我也是忘年意义上的朋友。我一直以能成为他的学生和朋友为傲。先生仙逝周年,我内心有许多话想对汪先生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党派处,中国民主建国会复旦大学委员会,上海政协之友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研究》编辑部,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会,沃顿商学院上海校友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资料整理组,美国通用再保险公司,德国通用再保险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斯米克集团等单位也发来唁电、敬送花圈。

2015年春节我到汪先生家里给他拜年,当时汪先生、汪楠和照顾他的阿姨都告诉我,得知我要去看他,他兴奋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我们开心地交谈了很长时间,我当面承诺每年春节都会给汪先生拜年。但恰恰是之后的一年,2016年的春节我不在上海,因此只能通过电话给汪先生拜年。尽管当时我心有歉意但是没有太大的压力,觉得汪先生的生命力还强着呢,还有足够的机会来弥补。很难想象汪先生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

上午9时30分,汪熙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济顺,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秘书长汪胜洋,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孙达普、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鹿锡俊等以及汪熙先生的亲属、同事、学生、生前友好及各界人士参加仪式,送别汪熙先生。

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大教授

仪式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洋主持,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怀念汪熙先生在为人、为学方面树立楷模。汪熙先生儿子汪松代表家属致答词,回顾了汪熙先生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和他对学生的培养和对社会的贡献。

记得是1985年,我当时刚到复旦大学外事办公室工作,每天从市区的西南部坐校车到复旦来上班。一天,谢希德校长在校车上告诉我,有个教授叫汪熙,上午会找我谈一个国际会议的事情,并要我负责处理。谢校长介绍说,汪教授40年代在美国留学,是从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并描述了要在沃顿商学院学习并获得学位是多难的事。当时我刚去校外办工作不久,了解事情不多,也因为对谢校长的描述还是有很多好奇,因此非常期待见汪熙先生。很快,汪先生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手上拿着几页由校外办起草的公文,笑呵呵地说:“这个公文改了几个地方,供你们参考。如果行就报给谢校长审批。”我当时看到这三页纸的报文,已被汪先生密密麻麻地改得面目全非,基本上是重写,文字变得简明扼要,逻辑关系清清楚楚。但当时给我印象更深的是,汪先生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告诉我说,他是刚刚骑车从复兴西路赶到学校来。我怎么都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在40年代就去美国留过学的60多岁高龄的大教授会和骑自行车上下班有关。

汪熙先生逝世后,学校成立了治丧工作小组,配合家属做好治丧工作。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复旦大学统战部部长张骏楠、复旦大学民主建国会主委、中文系系主任陈引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等学校各部门领导前往汪熙先生家中慰问家属。

1987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依然看到汪先生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当时他已经68岁了,仍身手敏捷、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我们都觉得,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可能啊!他的答案总是: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自己把控时间。有时遇到外事接待活动,他还是骑自行车,西装革履、戴着领带,下雨的时候穿着雨披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来。这给我们当时这些年轻人带来的冲击和印象极深。我相信在当时他这个年龄段里,有这样身份、每天骑自行车横跨大半个上海上下班的不会很多。我们有的时候调侃这件事,他总是满怀喜悦,从来没有抱怨。只要你和汪先生有交流,你很快就会感到他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一个有坚强毅力和风骨的人。

我爸爸的故交

我爸爸和汪先生、董先生(汪熙教授太太,董幼娴女士)原来工作上并没有交集,他们因我而结缘。我爸爸是上世纪40年代末在交大学土木工程的,我哥哥姐姐也都是学理工的,大都不太了解文科。我当时因为在煤矿做了八年工人,完全是通过自学考大学。从1977年到1980年,我连续参加了四次高考,三次考理科都失败,第四年改考文科考上了复旦,这是原先想都不敢想的。我们家搞理工的人占绝对多数,在他们看来,一元一次方程不会做,是学不了一元两次方程、解析几何、微积分的;而学文科的跳跃性可以很大,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没读好古代史、中世纪史,但是学现代史依然可以考及格甚至可以得高分,知识的逻辑性同学理工科不完全一样,容易夸夸其谈。因此在我家信奉学理工才是“真才实学”的环境里,我属于“弱势群体”。

汪熙夫妇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绛(前排右一,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主任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前排中)在家中留影。后排右一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傅德华,左一为其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耀光(摄于2002年)

而我爸爸也担心我不能学以致用,只会空谈,学些对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没什么用的东西。我去美国哈佛读书的时候,依然选的是研究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我爸爸更是充满疑惑。谢校长建议请汪先生和我爸爸聊聊,帮我爸爸释疑解惑。汪先生对此非常乐意。我没有想到我爸爸、妈妈和汪先生、董先生见面以后,会很快成为至交,完全是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如此之通畅,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首先是“你怎么会学工程技术,我为什么是学的文科”,“你为什么当时在中国读书,我为什么到美国去读书”,“文科和工科的差别多大”、“苏联、东欧与美国、西欧的教育差别多大”,等等。因为我爸爸当时的工作与苏联、东欧的专家接触较多,自然受他们的影响较多一些。

他们之间另一个有共鸣的话题是谈“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我当时的感受是,“文化大革命”中两家老人的身心受到如此大的创伤和磨难,但是他们没什么怨言和牢骚,反而是谈笑风生,只想尽力在有生之年多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可以感觉到他们有着相似的精神境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交流使我爸爸更多了解了文科、社会科学对现代化的中国和改革开放的意义,理解并支持我的选择。也正是这样,两家人就开始了经常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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