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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国宝”,都要争取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立不久的共和国就多次动用宝贵的外汇储备从香港回购文物,充分反映出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和以郑振铎为首的文博事业领导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但这一轮文物回购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又如何结束,这一过程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风波与故事,多年以来,并无确切的记载和叙说。

资金不及时与竞争者造成的困局

虽然尽快搜购散佚文物一事,在共和国尚未正式成立之前,就为有识之士所在意,如《阿英日记》1949年5月27日就记载:“与振铎同志谈散佚文物事,拟成立组织董理之。请彼拟计划,俟回平时,找周副主席研究。”(转引自《郑振铎年谱》,陈福康著,三晋出版社,2008年,696页)事实上,郑振铎自己也曾在沦陷时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给蒋复璁的信中,他谈到文献同志保存会的工作时说:“我辈若不急起直追,收拾残余,则将来研究国史朝章者,必有远适海外留学之一日,此实我民族之奇耻大辱也!其重要似尤在丧一城、失一地以上。”(转引自陈福康《书生报国:徐森玉和郑振铎抗战期间抢救珍贵图书的隐秘活动》,《上海史学名家印象记》,上海市历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8-18页)

首先是回购失败之例。

然而,此事具体于何时正式启动,从何处启动,以何类文物为主,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计划。因此之故,在我看来,五十年代这次香港文物回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机缘巧合、误打误撞罢了。

早在1953年8月29日,西谛就指示伯郊说:“赵佶的《四禽图卷》是重要的非购不可之物,盼能即办。”(《为国家保存文化》,294页)而就是这样一件早已确定要回购的文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因资金不足,屡屡产生问题。

这次收购,是从著名的二希回购开始的,具体情形可参拙文《二希回购史事钩沉》(即刊于中华书局《掌故》第四辑,“二希”指的是清内府“三希堂”原藏的东晋王献之《中秋帖》与王珣《伯远帖》两种名迹),此不赘。二希的顺利回购,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回收流失文物的信心。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曾对友人刘哲民说:“‘二希’已由政府收购。这是一个好消息。伯郊兄已有信来,详告此事。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郑振铎书简》,86页)这里提到的伯郊即徐伯郊,徐森玉之子,也是五十年代文物回购的负责人,当时定居香港。

1955年7月2日伯郊致王毅函:

自此,香港文物回购行动即正式启动了。

宋徽宗《四禽图卷》。此件早已由周游售出,现已查出物主,而画仍在港,据闻已与美国华盛顿博物馆接洽中。经与之接洽数次,要价十八万元。这是一件赵佶画纸本精品,且一卷有画四段,惟稍残破,无伤也。副本在美国卢芹斋处。

回购行动的开始及方向

此画既然早就确定要收购,按道理进程应该非常顺利,但事实上,据伯郊10月22日致王毅函:

虽然因二希的成功回购,坚定了大家继续进行此项工作的决心。但接下来到底如何操作,从何入手,当时可能还并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而正在此时,传来了张大千打算出售自己所藏的消息。1952年2月14日,郑振铎在给上海文管委副主任徐森玉先生的信中说到(原函藏上海博物馆):

十月十四日曾上一电,关于赵佶《四禽图卷》事。此卷详情,已详七月二日函。其时物主索价十八万元,一方并与美华盛顿博物馆接洽。在未发电前,物主曾来告,该博物馆已出价美金二万七千元(合港币十六万元),如我方可出同样的价钱,当可售与我方,并限一星期作答复。候至今日,已满一周,而尊处尚未复电,焦急万分,于今晨又□电,想已入览,预料复电已在途中矣。查此卷为“东北货”,当年谭敬以极重价买入。来港后售与周游,又由周售与王某,再售与现在物主。此卷纸本,有花鸟四段,为现存赵佶画之最精者,比之上海博物馆所藏《柳鸦芦雁卷》有过之无不及,甚望能及时办妥。不然,从此无法收回矣。

先生奔走沪穗,为人民得到了“二希”,诚旷古之盛举也。香港方面,名绘法书尚多,当徐徐图之。闻张大千曾登报欲售去“潇湘”,与伯郊兄商酌,拟请其即日赴港,办理此事。若能与顾闳中一卷倂得之,则“五代宋初”之画,可得而论之矣。

10月31日,伯郊再次致函王毅催促尽快答复: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次收购张大千所藏的董源《潇湘图》及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也是个偶然事件。因为大千需钱款去南美开荒而出售藏品,并非政府事先规划所及。且大千所藏这两幅旧迹,本意是要出售至北美,只是因为美方不予善价(陈传席《张大千卖画报国内幕》,《陈传席文集》第四卷,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176-1179页),又有友人代大陆说项(朱省斋《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的故事》,《艺苑谈往》,香港上海书局,1964年,141-151页),这才转售大陆的。但正是由此开始,香港文物回购走上了常规化的道路。

《四禽图》事,今日已为最后限期,顷与物主再度商量,请求展期。同时郊以始终未接尊处回电为对,无论如何,请再展期二十日,已蒙允许,希望速予决定。《四禽图》本身价值之高,无庸再来赘述,郊实不忍让这一个国宝性的名画,再入美帝的博物馆。

张大千曾被台北故宫前副院长李霖灿誉为“十项全能”的大师(李霖灿《怀念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学术论文集·九十纪念学术研讨会》,“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1988年,69页;此条承友人万君超先生检示,特此致谢),而收藏就是他最重要的“十项”之一。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在董、顾两幅之后,大陆又陆续从大千这里收购了一些他的珍藏。不仅如此,西谛还向徐伯郊提议:“回港后,请和张大千多联系。凡在美国的名画,还有在日本的,最好通过他的关系能够弄回来。这是一件大事。盼他能够努力一下也。”(1952年8月25日函,《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陈福康整理,中华书局,2016年,280页)可见,这次回购之初,张大千其实是个关键人物。

伯郊一方面请求卖主展期,一方面则紧密联系国内,希望能够尽快批准、拨款,但直到11月20日,此事仍旧未曾解决(徐伯郊致王毅函):

但众所周知,大千不仅画艺高超,作伪水准更是出类拔萃,他售予大陆的藏品,也是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因此,西谛也曾反复提醒伯郊,强调要小心谨慎,如1952年8月25日云:“《盘古图》要仔细研究。怕是出于张大千之手,千万要小心。”
12月23日函中说:“张大千的王蒙《林泉清集》,靠不住,万不可要!最好仍要他的《修竹远山》。千万!千万!或换一件别的画亦可。”12月26日函中又强调说:“张大千的王蒙《林泉清集》,不能要。原来说好是《修竹远山》的。我们不能收下伪品。必须弄到《修竹远山》。请千万竭力交涉为荷。”(《为国家保存文化》,279页、281页、284页)

《四禽图卷》一再要求卖主展期,现在已展无可展,希从速决定。这件画在花鸟画中,实在是一件不可再得的画,希望注意。

也正是因为收购大千藏品存在这种风险,双方的合作很快就告一段落。当然,这也是因为在这一阶段的收购过程中,西谛发现香港市场上存在着更为广泛且精美的货源。

到了次年的元旦,伯郊仍在做最后的努力:

与大千的交易,之后虽然仍有进行,如1956年1月26日徐伯郊致王毅函中所言:“方方壶轴,已由张大千带来,并已交中行带穗中,大约日内可到”,但较诸回购开端,已经明显不是重点。事实上,徐伯郊一直在试图挽回与张大千的交易,直到1958年3月24日致王毅函中,他还在建议:

宋徽宗《四禽图》,一年前曾寄美国求售,已与华盛顿博物馆洽妥。后该馆将卢芹斋所藏副本对比,不能决定,因此未购。现在图已寄至欧洲求售,尚未售出。如仍拟争购,尚有办法。

张大千已由东京回南美巴西。张氏本有糖尿症,半年前影响眼部,不能作细笔画,闻近已渐好。其收藏尚未售出,拟与之合谈一批,成功之望,较为易办。郊意先谈:1、赵氏《三马图》、2、黄山谷《廉蔺卷》、3、黄山谷《张大同卷》、4、鲜于枢《石鼓歌》、5、王诜《西塞渔社图》等,不知以为然否?”同年的8月18日,再次建议到:“我以为张大千所藏之物,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以上所引诸函,皆为香港陆海天所藏原函影印件,下文未出注者,都出自同一批影印件)

到了月底,《四禽图》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1月30日伯郊致王毅函中说:

在现存西谛文献中,有一件作于9月6日但未曾系年的致徐伯郊函附件,云:

另有一事,今特飞函奉告,英人大卫德最近由东京去台湾,再由台来港,现拟收购王南屏所藏之宋徽宗《四禽图》卷。此卷以前郊曾谈过数次,未奉到指示,拖延至今。现大卫德已出价美金弍万元(合港币拾弍万元左右)。而王索价拾弍万伍千元,颇有成功希望。今日王来与郊谈,如我方有诚意收购,决让与我方,并可连同二字卷同让,计:《四禽图》,美金弍万二千五百元(港币十三万五千元)。米芾《向太后挽词册》,港币三万五千元。文彦博三札卷,港币三万五千元。三件共二十万另五千元,并望在半月内给予回复,因大卫德于昨日去新加坡,二周后再返港也。王藏三件,以郊意见,皆有收购之价值。《四禽图》不但真迹,可能是赵佶亲笔所绘。《向太后挽词》为米芾唯一之楷书。文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盼接信后与谛公、冶公、张处长商定,即请赐一电报,以便回复王君。二月四日寄张葱玉一信,大意与此函同,并寄去《四禽图》、文彦博字卷、《向太后挽词》及台湾宋元册页十开等四种照片,又赵孟俯《八马图》印影本一卷。

(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二)碑帖,法书(字),暂时不收购。(三)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振铎。6/9。(《为国家保存文化》,296页)

仅仅两天之后,伯郊再次致函王毅提醒他面临的困境:

西谛又在1953年3月27日致伯郊函中说:

赵佶《四禽图卷》,价十六万元,无让。因为时间关系,请速预备此款,以便抢购。因为美国华盛顿博物馆也是出的同样价钱,防有变化。

我们的收购重点,还是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也。至于古器物,像铜、瓷、玉器等,除非十分重要的,均可暂时不收。一年半载,也不能收得尽。(《为国家保存文化》,287页)

但即便如此,国内仍未就此图发出明确指示,1956年3月4日:

再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大概知道,当时回购的重点,其实就是主要以伪满失败之后从小白楼中流散出来的那一批“东北货”为代表的清宫旧藏。1952年7月30日,西谛作《中秘日录四卷跋》,其中说到:“是书为近人袁励准撰,未刊传于世。邵铭生君从手稿录出。予方从事于搜集溥仪携出故宫之书画,得此足资稽考。”(《西谛书跋》,郑振铎撰,吴晓玲整理,文物出版社,1998年,107页)这一段话,正是郑振铎当时从香港回购文物主要着眼点的最好注脚。

关于《四禽图》等三件,前途催促多次,并允可以稍减价格,务请与有关方面商量后赐复。因我方如不拟收购,《四禽图》另有人商购也。

至于收购的具体对象,在徐伯郊与郑振铎、王毅等人的往来函件中也多有涉及,除了之前所说的张大千外,还有王季迁、周游、王文伯、王南屏、谭敬、余协中等,这些人的收藏,都与东北货、琉璃厂关系异常密切。

十天之后,伯郊再次提醒说(徐伯郊致王毅函):

另外,当时特别点名要求回购的,还有陈澄中的荀斋藏书(具体参拙文《徐伯郊是怎么从香港抢救文物的》,《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9月14日)、徐伯郊自己的藏书(这个问题,将撰专文详细说明)以及陈仁涛所藏的钱币。但这三宗,都是专项收购,与其他书画的收购,似乎并不相同。

赵佶《四禽图卷》,卖主一再催促,如果我方不要,卖主即以同样的价钱售与美国华盛顿馆。为了争取这件国宝性的画,请于三月底以前将港币拾陆万元汇港。

除此之外,就是些零星杂项了。比如胡惠春所藏的康熙黑瓷。1952年12月29日伯郊致西谛函中云:“惠春的康熙黑地五彩盘,一定请他让出。找出六张照片,今附上。这四件成为一组,是一齐买进的。”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对伯郊的屡次呼吁,国内似乎一直未有回应。到了3月23日,伯郊再次发信给王毅,做最后的努力:

又如英国所购彩色照相玻璃片。1955年7月2日伯郊致王毅函:“彩色照相玻璃片共大小八木箱,早已运到。本来预备与陈书同运穗,后与沈先生一再商量,认为不妥。现决定托中国旅行社用船运广州,不日即可起运,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办法。”

宋徽宗《四禽图》最后期限是三月底,已于上次信报告过。如果要争取这件宋徽宗的重要作品,希望立刻将款拨下。

甚至还有一些国外新出的图书。1955年7月12日伯郊致王毅函:“代购《小屯》下编一册及Sherman
E. Lee‘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中国山水画集》)此书所藏之画,太半是何斯泰在这四五年内由香港买去的,现在全在美国各博物馆及私人手上,这是最新的材料。以上两书,另包寄上。”

可惜的是,最终这件赵佶的名作还是没能留在国内,而是辗转域外,现在落脚于美国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对这件争取了一年多的珍品,伯郊显然是一直心存遗憾,在1958年8月18日致王毅函中,还以此为教训,提醒王毅:

文物收购小组的成立

香港古画市面,唐宋元的价钱越来越高,这全是受欧美的影响。赵佶的《四禽图》及《金英秋禽图》全得善价,所以我以为张大千所藏之物,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香港文物回购之初,在中央是由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直接掌控。大概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具体的联络工作便交由文物局的干部王毅负责。而在香港方面,则实际上只有徐伯郊一人在具体运作。在每次的回购过程中,伯郊虽然会得到其他相关人士如胡惠春等人的帮助,但毕竟势单力孤,难免会有顾此失彼之处。而当时在港机构中,最为可靠者,非中国银行莫属。因此之故,无论是互通消息还是暂存、运送已购文物,伯郊经常会需要中国银行的帮助,如1952年2月19日西谛致伯郊函中说到:“最好还是托中国银行沈经理等可靠之人,带穗付邮,或托朱市长寄来。千万要常通信。”(《为国家保存文化》,286页)

其次是回购成功之例。

这里的沈经理,指的是中行香港分行的副经理沈镛。因为屡屡合作,伯郊对沈镛也非常信任,在1953年1月3日伯郊致西谛函中曾说:

在1954年2月2日,伯郊致王毅函中提及米芾二帖册(《珊瑚帖》《复官帖》)及白玉蟾《足轩铭卷》,说“已与物主谈了多次,最低价前者三万元,后者二万五仟元,谨奉告希卓裁”。根据伯郊后来信中所言情形判断,当局其实是很快就批准了这次交易的,但问题还是出在资金方面。

关于收购之张大千画四件,已与朱市长商定,将款汇与香港中国银行沈镛先生(沈对于我们的工作很了解,上次收购二希时,他帮了不少忙,并与惠春相识)转交惠春,并收回画三件(《林泉清集》暂存惠春处),由香港中国银行带穗。这个办法非常妥当,望放心。

1955年7月2日,伯郊写信给王毅:

尤其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以来,像这样动辄牵扯巨款出入而又毫无监控的回购工作,仅由徐伯郊这样一位党外人士来独立运作,显然不再合适。有鉴于此,早在1952年2月19日,伯郊父森玉先生就致函(原函藏上海博物館)与他,诫其须时时警惕——

米芾《珊瑚帖》及白玉蟾尺牍卷,物主催促再四,请便中将该款伍万伍仟元(米帖三万元,白帖二万五千元)汇下,以便解决。

伯郊悉:

十天之后,伯郊再次催款(徐伯郊致王毅函):

前寄三信谅收到。昨沈仲章交来漆匣一具,云是汝者,暂存我处。汝所办之事如何?一切须十分小心。此间谢、刘均成贪污犯。赵斐云来信,渠被检举,甚严重。但不知郑、王如常否?南北隔绝,无从探听也。为公家办事,浪费、贪污均宜切戒,宜时时自警惕。接此信后,务望寄我一信,俾我放心。此询近好。父森玉手泐。二月十九日……速写回信寄我。潘氏收条已寄还否?至念!

《珊瑚帖》、白玉蟾卷两件款五万五千元,吴镇《草亭诗意卷》款三万元(价四万五千元,已付一万五千元),共八万五千元。因物主催迫甚急,请即通知穗蔡先生拨下。

1952年2月19日徐森玉致伯郊函

虽然伯郊再三催促,但过了一个多月,款项仍无消息,伯郊只好再次向王毅发函催促,他在8月21日信中说:

而随着文物回购工作的一步步展开,文物局方面也开始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珊瑚帖》、白玉蟾二字卷及吴镇《草亭诗意》余款共八万五千元,请拨下为感。

1952年12月26日西谛在给伯郊函中说到:

又等了一个月,拨款一事,仍然毫无动静。9月20日,他再次写信给王毅:

前日由朱市长转上一信,想已收到。因为有许多事正在商议、决定阶段,所以希望你能够在穗稍留,等候决定。如果那四件画非你回港不能取回,则请你和朱市长面商。否则,最好由你打电话或致函经手人,将那四件画送交朱市长指定之中国银行某人,交件取款。不知你的意见如何?(《为国家保存文化》,283页)

《珊瑚帖》及白玉蟾卷款伍万伍仟元,又吴镇《草亭诗意图》余款三万元,共八万五千元,请即拨下。

虽然信中并没有明说是出于什么原因,让伯郊留在广州,但结合当时国内的局势与后来采取的措施来看,很有可能从这个时候起,文物局方面开始考虑回购文物时候的程序与流程问题。

因为款项迟迟未到,伯郊只好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向王毅写信催款,10月22日函:

到了1953年3月底时,文物局终于有了一个初步方案,3月27日西谛在给伯郊的信中说:

货已至京而未付款者,有《珊瑚帖》及白玉蟾卷两件。计《珊瑚帖》三万元,白玉蟾卷二万伍千元,共五万伍仟元。此款亦请从速寄下,因时间太久,货主催促不已。

伯郊先生:迭接数函,因月来极忙,未即覆为歉!预算尚未批下,但不是“钱”的问题,乃是办法和手续的问题。例如,如何在港组织一个小组,来主持收购,如何把已购之物带穗,等等。这些问题,正在与有关方面商谈中。(《为国家保存文化》,287页)

11月20日函:

既然明确了大致方向,那具体的方案很快就出炉了。1953年4月8日西谛通知伯郊:

《珊瑚帖》及白玉蟾卷,款共伍万伍千元正,亦请汇下。

收购事,拟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可省责任过重也。温康兰同志处,已由廖承志同志通知他。沈经理处,最好由朱副市长通知一下。温康兰同志如何和你接洽,可先和广州的华南统战部长饶彰枫同志联系。(《为国家保存文化》,291页)

1956年元旦函:

4月18日,伯郊就此事回复西谛:

王毅先生:到港后,曾寄上二函,每函内有单据一纸(即《珊瑚帖》、白玉蟾字卷收据及书收据),日前又复一电,想皆已收到。

收购成立小组,非常同意。此事已与朱市长报告过,他教在动身之前再去见华南统战部长饶彰枫同志【以便可以】与温康兰同志接洽。至于沈镛同志处,由朱市长通知广州中国银行经理转告就可(沈是襄理兼总务科长)。

到了1月26日,为了确保可以顺利与物主交涉,伯郊想到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他在给王毅信中说:

既然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在4月28日的回信中,西谛就建议伯郊,由穗返港之后,便可立刻着手组织收购小组事宜:

已交件而未收款者,有:米芾《珊瑚帖》及白玉蟾卷(价伍万伍千元)……即以已收之五万元,另外之五千元,移作付米芾《珊瑚帖》及白玉蟾卷之用,并将收据一纸附上,以便付账。

伯郊先生:十八日和廿日的信都收到了。朱光同志明后天就回穗。一切当由他面谈。港汇已汇穗。收购小组,你到港后,请即着手组织起来。(《为国家保存文化》,291-292页)

伯郊的种种努力,似乎终于有了回音,在2月4日给王毅的信中,伯郊说:“请先汇叁万伍千元(伍千元为《珊瑚帖》及白玉蟾卷不足之数),前函请汇四万元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这个文物收购小组,是在开始从事文物回购近两年之后才成立起来的。

从以上两函所述看,中央似乎已经拨款,这个时候已经给物主付过五万元了。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由于通讯迟缓造成的误会而已,中央并未同意伯郊的方案。因此到了3月14日,伯郊再次写信给王毅催款:

文物收购小组成立之后,工作流程到底如何?现在还没有见到过切实的记载。1954年6月4日,西谛在给徐森老的信中曾经说到过:

为了结束《珊瑚帖》及白玉蟾卷,又吴镇《草亭诗意图卷》两事,请汇港叁万五(万)[千]元正(《珊瑚帖》及白玉蟾卷共五万五仟元,《草亭诗意图》价肆万五仟元,两事共拾万元。

关于陈澄中的善本书事,伯郊兄已在接洽,乞勿念!当可购买成功的。我的意思:关于书价的商谈,可由我们指定另外的人负责。关于版本的鉴定,则由伯郊兄负责。如此分工合作,可省掉许多麻烦。不知尊见以为如何?便中乞和伯郊兄一商。

这次之后,再未看到伯郊就此事与文物局交涉,则此次的吁请,应该是终于得到了响应。从1954年2月创议,到此时最终购进付款,这一事件已经持续了两年有余。回首当年的回购过程,我们现在能够在北京故宫看到米芾和白玉蟾的这几件作品,显然是多亏当年徐伯郊不屈不挠的多次努力。

既然荀斋藏书回购是如此流程,则想来小组成立后其他文物的回购,大概也是要由别人来议价,而伯郊则主要负责沟通联络吧?

白玉蟾卷除了上述收购成功之一卷之外,后来还曾再见一卷。据1958年3月24日伯郊致王毅函:“香港又有一件白玉蟾字卷,东北散出者,索价美金四千元,今将照片附上,请研究后示知。”事实上,这个时候大规模地回购工作已经结束,至8月3日,王毅终于回复到:“白玉蟾不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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