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诗文赏析 › 北大中文55级:校长说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们投降

北大中文55级:校长说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们投降

说是饭厅,其实只有饭桌,不设坐椅,原因可能是为了节省空间。餐具各人自备,自家的碗筷装在用毛巾缝成的碗兜内,自行置放于餐厅周围特备的“书架”上。各人自定置放的位置,有条不紊,一般总不错乱。这充分体现了北大的潇洒。当日习惯,不分院系,八人一桌,人数齐了即可开饭。初入校时,是食堂全包,不施饭票制,每月每人交饭费十二元五角。人齐了,四菜一汤上桌,即可开吃。菜是定量的,一般两荤两素,逐日更换菜谱。主食不限量,米饭,馒头,窝头,随便吃,时不时地有饺子、包子、面条供应,也是不定量。

一次,他在讲话中说:“北京大学全国第一流的教授最多,别的学校是比不上的。我们北京大学是number
one!”
说着挑起了右手大拇指。“国家建设的重担要你们担负,将来中国的部长、总理可能就出在在座诸位中间。”

三角地位于燕园西南,是嵌于学生宿舍楼间的一块小场地,纵横不过数百步。因为是位居学生宿舍区通往大、小饭厅的交汇地,形若一个等边三角形,故有是名。三角地从外观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若是无人指点,局外人全然不知这地面有何特别之处。三角地周边有几间矮房子,理发店和小邮局,一个储蓄所,一个自称“老字号”的修表铺,还有一个门脸很小的新华书店,也是“老字号”。整个三角地可谓貌不惊人,平常得如同一个普通社区的服务区。

以近代史专家杨天石为例,1955年秋,他作为中文系一年级临时团支部副书记在新生大会上发言,第一句话是:“我们都是满怀着幻想和希望走进北大的。”到1960年毕业时,他的去处却是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期培训班。

三角地

谢冕在毕业40周年聚会的发言中说,我们所有人的心灵都留下了创伤,也学会了对时间留下的一切进行有效的处理,包括“某种有意的疏忽和悬置”,向心力或凝聚力,皆来自这种处理历史经验的能力。

小饭厅与大饭厅同时兴建,坐南,朝东,与大饭厅互为犄角。顾名思义,小饭厅面积较之大饭厅要小一些,但也是一个数百平方米的大建筑物。设想当年,也许是为了省地,也许是为了方便,特为大、小饭厅之间留下一片空地。后来在那里种植了近百棵柿子树,成为了一片树林。春夏之交,天气暖和,学生们可以端着饭碗来到树下,一边吃饭,一边歇凉。

家庭有困难的同学很容易申请到助学金,最高等级为一个月16.5元。冬天没有御寒衣服的同学可以申领棉衣。调干生每月有25元补助金,算“有点小钱”,谢冕有时会请同学到海淀镇的夜宵摊上吃馄饨和烧饼。

其实大饭厅的作用不止于餐用,它是巨大的“多功能”厅。除了饭堂,还是会场、舞台、影院,是当年北大师生最重要的室内活动场所。马寅初先生当政时,由他出面经常邀请政界要人来校作报告,李富春、陈毅、彭真、周扬等,都来过。他们做报告的会场就是大饭厅。每逢这样大的集会,都是各人自带椅子(新生入学时学校发给每人一张木椅子,自行保管,毕业还给学校)入场。那时提倡交谊舞,周末定期举行舞会,这里也是舞场。每逢举行大活动,学生会或工会一声令下,大家动手把饭桌抬出去,那空间就是庞大的舞台和会场。

陈丹晨觉得,如果说55级中文系就是代表五六十年代最好最成功的一级,那真是一种悲哀,因为他们有幸亲炙的一代大师风范,并未能在他们手中传承和光大。“但我永远认为,北大是一块神奇的土壤,无论有过怎样的气候和风向,有过怎样的曲折和灾难,都不可能把她植根很深的独特的历史精神摧毁或动摇。”

后来,北大的校园屡迁屡建,三角地也不断被改造。先是,原先简陋的招牌改成精美的玻璃橱窗,随意张贴的“陋习”于是禁行。随后,玻璃窗也消失,变成了美丽的花园。历经沧桑,三角地现在是永远地消失了。但芳名不朽,人们习惯上还是把那块地面叫做三角地。北大的老人为人指点路径,三角地依然是永远的坐标。

1960年毕业前夕,中文系下达了分配计划,让每个人填志愿表。

大饭厅最风光的日子是每年的除夕聚会。除夕钟声响过,马校长总是带着微醺向大家祝贺新年。浓重的绍兴口音,说什么是不重要的,无非是“兄弟我今天多喝了一杯酒”之类,重要的是那份洒脱自由的“醉态”,活生生地代表了北大精神。对于马寅初而言,不仅说什么不重要,甚至做什么也不重要,独立、率性,这就是他的风格,也是他的魅力所在。1998年恭逢北大百年校庆,大、小饭厅退出历史舞台,在原址上盖起了百年大讲堂。从此华丽代替了简约,却是为师生留下了对于那里发生的一切的无限怀想和依恋,也包括着依依惜别的深情。

几天后,魏建功的助教梁东汉上辅导课。他说,上堂课魏先生没讲的那段文字,自己可以试着讲讲,请同学们品评。学生们莫衷一是,课后委托课代表请魏建功评判。

但记忆是那样顽强地存在着,我无法拒绝它的来袭。

入校时,中文系的培养目标写着: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者、高等学校教师和新闻工作者。最终,一百多名毕业生中,大部分人成为这三种职业的从业者。谢冕、孙钦善、孙玉石、陆俭明、马真等毕业留校,在北大中文系工作。鲁国尧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孙绍振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他们都成为语言学家或文学研究专家,教书育人。张炯成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丹晨成了《光明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文艺报》副主编,巴金研究专家。杨天石成了近代史专家。张毓茂当年在“反右”中受到“留团查看”的处分,改革开放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成为55级中文系中极少数从政者。他说,在北大的五年,回忆起来,很温馨,也很苦涩。

小饭厅也是一个“多功能厅”。它的作用与大饭厅相同,可以是会场,也可以是舞厅,只是不放电影。遇到举行大报告了,它就是“分会场”,把大饭厅容纳不了的人分流过来听转播。其实小也有小的好处,它可以举行一般的聚会,所谓一般,即指院系或年级人数略少的聚会,包括舞会。甚至也可以是宿舍,记得当年我们初入校,新盖的宿舍还没收尾,小饭厅就成了我们的栖身之所,这座“临时宿舍”时间不长,很快就迁入新居。

文学班热火朝天地编纂《中国文学史》时,语言班17人则搞出了《汉语成语小词典》,收成语近三千条,从开始编写到定稿交出版社,前后只用了二十天。《汉语成语小词典》1958年出版后多次修订,已发行数千万册。1996年,商务印书馆买断了这本词典的版权。

大饭厅为我们留下了美食的记忆。那时供应状况尚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吃到烹对虾,红烧肉等“硬菜”,节日还有加餐。后来环境熟悉了,同班同学可以自行调整到一桌用餐,边吃边聊,也有乐趣,却依然是站着吃。遇到节假日,大家相约把饭菜带到宿舍,开一个临时的“宴会”,也是其乐融融。

夏天,同学结伴进城看人艺名演员演出的话剧《雷雨》,散场时夜班车都收了,就从王府井走回西郊的北大,一路说说笑笑,到学校已是凌晨四点。冬天,两毛钱一斤的糖炒栗子上市,北京学生周末回家了,陆俭明和其他外地同学就凑钱买一二斤来,围坐一起边吃边聊。

后来,小饭堂的原址,也成了百年讲堂的一部分。那令人留恋的柿子林当然也消失了!

最后,中文系55级划出11个右派,以10%的比率超额完成了任务。

小饭厅

1955年的最后一天,大饭厅灯火辉煌,盛大的新年舞会从午夜一直延续到凌晨。夜里12点,马寅初带着微醺出现,发表了新年致辞。

三角地之所以出名而成为燕园的一道风景(甚至是第一景),全在于它的独特个性。开始是沿街树立的几扇广告牌(招牌),连排的,相倚而立,不加装饰,这是它当年的“门脸”。这些平常的广告牌,正因为它的貌不惊人的存在,而无限地扩展了师生本来窄狭的生活空间。它是我们自由表达思想和交流信息的场所。

1956年,是被称为“科学的早春”的一年。毛泽东提出了“百放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大饭厅紧挨着三角地,东向,平房,木结构,高可数丈,以巨大的木架支撑屋顶,可供数千人同一时间用餐。大饭厅始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大立足燕园之后(燕京是随着司徒雷登的消失而消失了),当时院系调整,扩大招生,宿舍、医院、运动场等等,包括餐厅,燕京大学的原有建筑不敷新用,一时间匆匆盖起了应急的用房。大饭厅即是应运而生的一座临时建筑。不想一不小心却从此进了“历史”。

大一下学期,魏建功讲文选课《洛阳伽蓝记》,教室里座无虚席。他逐字逐句讲解分析,讲到忘情处,把近视眼镜一会儿从鼻梁上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去。忽然他停住了,抬眼扫视了教室,说:“这一句,我讲不了。我的老师就没弄懂,怀疑是掉字闭文了,我自然未便硬讲。”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原先的三角地是散漫而任性的,谁有了意见要发表,谁都可以往上贴纸条或后来称之为的大字报。举凡失物招领、社团活动、交友、求助、以及时政随感、学术动态,均可随意而行。有的难免琐碎,有的也不乏谐趣,少年意气,天下情怀,高谈阔论,纵横捭阖,或拥护,或驳难,悉听其便。那时没有微信,亦无点赞跟帖之类,方式自选,有的是在大字报上随意加批,有的是另纸予以驳斥或支持。因此三角地是驳杂的。因为驳杂,于是有趣,甚至有用。师生们寻找北大的动态,三角地总是首选。

山雨欲来

这不是考古的文章,当然也不具备文献的性质。之所以起了这样的名字,是受了《日下旧闻考》的影响,我喜欢那样的文体和叙述方式。我在燕园生活了一辈子,留下了很多记忆,这些记忆多半是亲历的,涉及此园的兴废、盛衰,虽非天下兴亡大事,却总是包蕴着青春岁月,一己悲欢,友朋聚散。这些挥之不去的点点滴滴,都留在心的深处,已与生命融为一体,是不可分了。当然,这也不是史书,充其量不过是个人见闻的一鳞半爪,当然也不具备历史的价值。

来自燕京大学中文系的林庚有诗人气质,常常妙语连珠,语出惊人。在讲孔稚珪《北山移文》时,正值1957年大鸣大放,他说:“移文就是今天的大字报。”吴组缃当年在清华求学时与林庚、李长之和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有时学生晚上熬夜第二天上课犯困,吴组缃几句话就能让人睡意全无。副教授朱德熙刚从保加利亚讲学归来,雄辩滔滔。本来现代汉语课是中文系学生觉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开的课,200人的教室去晚了就没有座位,连暖气管上都坐着不知从哪里来的人。

大饭厅

与建国初期不同,这一年能上北大的,无论应届生抑或调干生,都是从高考中拼成绩上来的学霸。从这一年起,北大各院系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如果以1957年“反右”为一个时代的分界线,55级的大学生涯正好被一分为二。没有哪一届,比他们更完美地经历了“断裂”。

校长马寅初,被北大师生尊称为“马老”。马老身体硬朗,脸红彤彤的,说话带着绍兴口音,爱自称“兄弟”:“兄弟刚刚在教育部多吃了几杯老酒,所以来晚了。”

陈丹晨是北大55级年级党支部书记,他觉得,“反右”开始后,同学间那种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关系变了,能感到一种谨言慎行甚至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他的室友殷晋培是上海人,平时穿着讲究,有人看不惯,把大字报贴到了他的床头。杨天石因为说了一句“今后要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被认定走“白专”道路,北大团委还办了“杨天石个人主义思想展览”。刘鸿时因为日记中一句“当奴隶当久了,解放的时候就会很惊讶我怎么当这么久的奴隶”被划成右派。李坦然因为说了一句“别看未名湖表面很干净,可是把底翻过来也很肮脏”被划成右派。还有人一张大字报没有贴过,因为本来要划右派的教授太有名而把指标给了学生而被加为右派。

王力是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创立者(1954年该系整体并入北大中文系),他也给学生讲过类似的故事。当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读书时,业师王国维坐在讲桌前,先掏出香烟问同学谁要吸,然后才翻开讲义,慢条斯理讲下去。一次竟然连续跳过好几段不讲,说:“这几句,我讲不了。”王力说:“这种精神,就是‘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的朴学精神。”

北大中文系55级,和它见证的一个时代:

1957年1月,《红楼》创刊号出版。第一期上刊登了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与留学生有关的爱情故事,很受欢迎,这一期刊物在校园内就销行四千册。不久后,学校介入,指定校团委委员做《红楼》负责人,但其他方面并不多加干涉。

1957年5月19日是一个星期天,阳光格外明媚,《红楼》编辑部相约游颐和园。正是同学少年之时,在排云殿前,谢冕怀抱吉他,文友们簇拥欢笑,同行的唯一女生林昭摄下了一张照片。

很温馨,也很苦涩

55级北大人的人生,或许是最一言难尽的。

他曾在法国巴黎大学专攻语言学,获博士学位,能看12种外语的参考书,用4种外语写作。讲语言学引论时,他一会儿讲到梵语和古斯拉夫语的关系,一会儿讲到英语和德语所属的日尔曼语族、法语和西班牙语所属的拉丁语族,讲到汉语和越南语、朝鲜语并非同源,藏语才和汉语同为一族,又讲到已经消失的西夏语,还有古高德语、斯瓦西里语……学生们听得瞠目结舌,连很多语言的名字都是头一回听到。

杨晦上文艺理论课,一开始座无虚席,但他讲课进度太慢,半学期过去,装着讲义的皮包还没打开,只讲了“九鼎象物”四个字。有同学向校领导反映,校领导说:“你们要学会沙里淘金。”最后还是停课了。

王瑶1951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洗澡”运动中曾被作为重点对象受到批判,1952年从清华大学调入。他上课每次都座无虚席,外系学生都挤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和后面的空处听。他上课带着厚厚的讲义,但从来不看,讲课满口山西口音,激动处还会大喘气,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甚至原文都可以背得一字不差。

校方组织在大饭厅批判他的“团团转”理论,他像在发表学术演讲,把手掌放在胸前画圆圈,说:“比如心脏,人身体的血液都要围着它转,我的‘团团转’是一样的道理,绝对没有错。”台上台下喊他老实检讨,他笑着大声说:“我一辈子洗冷水澡,你们泼的冷水我嫌不冷,再冷也不怕。”最后他被赶下台,昂首扬长而去。此后,北大到处是批判他的大字报,再也不见其人。

陈丹晨也受到了很大压力。有人批评他:“大家都在热气腾腾,参加火热的斗争,你还抱着书本不放,像分了地的农民抱着热炕头不想革命了。”他感到又厌烦又恐惧,一度萌生了退学之意。后来,他去校医院开了一份肺结核证明,辞掉了年级支部书记职务。

毕业留校是大部分同学心中的首选,但只有政治表现最好、又红又专的同学才有机会留下。次好的去向是文学研究所。

孙绍振为此画了一张漫画,一个大汗淋漓的学生两手托着书,一只大公鸡的两只爪子一前一后分别踩在两本书上,标题是“有鸡联系”。很多人多年后才意识到,杨晦的主张是有道理的。

最令同学们唏嘘的是二班的尹克杰。“反右”期间,他因被人揭发说了一句“安徽农村大跃进搞糟了,农村遭了灾,有人饿死了”,突然被公安人员从男生宿舍带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去劳改,未能毕业,后来回家种地。几十年来,他再也没回过北大。

杨天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55级之所以被认为人才辈出,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生源好。

他还在《新建设》上发表反驳文章,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澳门新葡亰登录,大饭厅、小饭厅、宿舍之间的“三角地”集中了一些“合作社”,也是信息集散地。广告牌上,学生自由张贴活动广告、社团通知,议论时事,还可以在上面写批语“跟帖”。

王力开的是古代汉语课,讲课语调平缓,有学生觉得他讲课沉闷,上课打磕睡,他也不管。他讲课时间拿捏精准,最后一句话说完,下课铃就响起。一次讲《汉语诗词格律》,还没讲完一个段落,下课铃声响起,他极不自然,问:“怎么,是下课了吗?”大家一看手表,原来铃声提前了两分钟。

从1952年到1966年一直担任系主任的杨晦是北大中文系的灵魂人物。五四运动时,他是“火烧赵家楼”的组织者之一。他说话毫无遮拦,对当时的诸多文艺批评史着作都颇有微词,认为没有一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说《林家铺子》本来矛头是针对日本人的,夏衍解读成“大商人吃小商人”,完全文不对题。他对夏衍出“选集”感到莫名其妙,认为巴金只是把文章写得“像中学生那样流畅”而已,“家、春、秋三部如果能压缩成一部就好了”。

但他比毛祥庆幸运多了。毛祥庆的鉴定通篇只有一条优点:管理房间卫生比较负责。他是有名的孝子,只希望分配地点能离浙江兰溪老家稍近一点,结果被分到了黑龙江双鸭山师专。

中文系分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不久后,汉语言文学专业又分为三个班级。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澳门新葡亰2018 http://www.remote-pc-spy.com/?p=4228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