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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办刊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翁有为

民国年间,文人学者办刊很热闹,二三十年代,同仁杂志诚然是层出不穷,商业性的报纸,副刊之类,也经常委之文人学者。编者不是报馆中人,客卿的性质,虽然偶有干预,大体上对后者还是相当尊重,此外经济上也由主持者负责。比如《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吴宓声明是不受酬的,事实上则报馆每期有二百元的经费,如何分配稿费编辑费之类,全看吴宓,报馆概不过问。

《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

《大公报》文艺副刊影响颇大,不过要到沈从文接编之后,其影响才及于普通读者,吴宓主持的时代则更重学术而非文艺,这当然与编者的身份、趣味有关。吴宓虽然在学者中比较另类,喜吟诗做做赋,而平生抱负似乎是要写一部小说,然他交游者,多是学界中人,另一方面,他是反对白话文的,他的地盘上还用着文言,当然行之不远。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相知相惜、维持终生可传为佳话的那种忠诚的友谊;傅斯年与胡适的友谊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在这两对关系中,前者在人们看来属于本位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后者属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分析此四人及两对之关系,可以考察与透视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吴宓日记》记事的系统性、连续性尤其吴宓在此四人关系中的特殊性,为我们考察上述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视角。

一个人太忙,以他的身份(名教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招集人),他也不可能像毛头小伙子的孙伏园办《晨报》副刊那样,拳打脚踢,诸事一人包办。从一开始他就找了几个助手,像是一个编辑部。这里面出力最多的是两位,一是浦江清,一是张荫麟,后者是吴最称道的学生,吴的翻译课没几个人上,张是少数几个出现在课堂里的人之一,后者则初进清华时,也是经吴宓引荐,入研究院国学门,给陈寅恪教授当助教的,总之也是学生辈。这样的人员构成,副刊有较浓厚的学院气息,当不意外。同时我们不妨说,他们是师生办刊。

民国学术史;吴宓;陈寅恪;胡适;傅斯年

当年北大有《新青年》和《新潮》,前者属教师,后者为学生刊物,虽然老师的文章会出现在《新潮》上,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汪敬熙等人也频频见于《新青年》,但编辑部成员还是师生有别,各在自家的地盘,周作人被邀加入新潮社,也只是顾问而已。吴宓与张、浦诸人则真正是师生的“混搭”。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如果说有“两对”学人其各“对”个人之间友谊的密切、深厚与牢固极具典型性和相似性的话,那就是傅斯年与胡适的关系,和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傅与胡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相知相惜、相援相助、维持终生可传为佳话的那种忠诚的友谊;吴与陈的友谊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对关系中,后者在人们看来属于本位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前者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胡、陈、吴曾经留学美国,傅、陈曾留学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胡、傅两人以北京大学师生关系为基础,吴、陈两人以哈佛同学为基础,傅与陈的关系也是缘于在欧洲求学时的同学关系。此外,傅与陈还都与俞大维有同学和姻亲关系。分析此四人及两对之关系,可以考察与透视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吴宓日记》记事的系统和连续性尤其是吴宓地位的特殊性,为我们考察上述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视角。

照说辈份不同,自然就主次分明,吴宓拍拍板,主持方针大计,张、浦协助,写写文章,做做具体事务性的杂事,——师有命、有事,“弟子服其劳”,仿佛也是该的。然而吴宓是不大会端师长架子的人,对欣赏的学生更是如此,像如今日不少研究生导师那般,役使学生如马仔,也不是当年校中的风气,更非吴宓所能为。偏偏学生不是“善与之辈”,——我是说,都有自己的主张,而且还颇强势。当弱势的老师遇到强势的学生,情形就变了,副刊虽仍是吴宓出面,却有师生共办的性质,至少不是“弟子服其劳”那么简单。

一、在美留学时期

胡适与吴宓两人虽然都是美国留学生出身,胡留学于康奈尔大学,吴宓留学于哈佛大学,但两人的思想倾向却很不相同。胡适是以主张新文学起家的,终生坚持新文学、新文化。胡适北大的学生傅斯年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大将,五四时期创办的《新潮》也是宣传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傅后来从欧洲留学回国从事学术、教育和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也始终坚持新文化立场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国民政府成立后傅、胡两人先后逐渐转向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并为当局所重。

人与人之间,走得近了,难免牙齿打架,所谓“龃龉”者,便是上下牙对不上,意见不合。师生之间,亦所难免。倘不是因为师生在一起办刊,吴宓与浦江清、张荫麟之间,肯定不会有那些琐屑的不愉快。吴拉来助编副刊的还有赵万里、王庸,他们的介入大概没有那么深,至少从吴宓的日记看,与二人之间就没什么矛盾。反观吴与浦、张之间,时有摩擦,浦江清在日记中固然有不少抱怨,而吴宓仿佛更纠结,很有“苦大仇深”的味道。吴宓拔识后辈的佳话听的多了,我们不能据此便怀疑其真实性,事实上待事过之后,能做持平之论了,态度也会改变,比如浦江清当时对吴宓派给他每周写千数百字的评论颇有烦言,后来则对人说过,那于他实在是很好的锻炼。不过身当其事的“正在进行时”,则唯有抱怨。任何较密切的关系,恐怕多少都有所谓“不足为外人道”者,外人不以为意的琐事,个中人也许耿耿于怀,“恩恩怨怨”,往往如此。

吴宓则与胡、傅的立场与道路不同。当新文化运动发起和高潮之际,吴宓正在美国留学,但他对新文化运动采取的是对立的立场。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是有害的运动,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对新文化运动及对胡适、傅斯年等代表人物激烈抨击的态度。

吴宓对浦、张二人,常觉不能指挥如意。吴当然是希望他们参与意见的,否则许多事就不会与之商量。反过来,像张荫麟这样的头角峥嵘的人,你要让他跑龙套,他也未必肯。遇意见不合,毕竟吴是师辈,不能不从,然而“到底意难平”,于是便有浦江清在日记中的发泄。比如为文章署名与否的问题,浦是希望各自署名的,吴偏不肯:“与吴先生争《文学副刊》署名不署名的问题。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视吾侪如雇工”云云,话说得颇重,足见怨气之大。

吴宓留美时形成的这种态度,首先与他当时的学术交往圈子有某些联系。尤值得注意的是,吴宓于1919年在哈佛新交的留学生陈寅恪给予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影响到他的学术和思想倾向,也影响到他的人生态度。在吴宓的日记中最早出现陈寅恪名字的时间是1919年3月26日,在日记中吴对新结识的陈寅恪大加称赞:“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①陈寅恪是1919年年初到美国入哈佛大学留学的,由陈在哈佛留学的表兄俞大维介绍给吴宓相识。

而吴宓亦常觉自己在委曲求全,因他时不时得干一些擦屁股的事,且浦、张等似乎经常要做他的主,他有时也就违心依了他们。关涉方针大计的,有一桩是副刊是否采用白话,登不登新文学作品。二事一而二,二而一,吴宓作为“文学革命”的反对派,一直坚持副刊用文言,这时助编的几个人都建议顺应潮流,“均主张加入语体文及新文学,并请朱自清为社员。宓病后百事消极,但求此事可以敷衍,宓能少节劳,亦佳。决即放弃一切主张……”他的“放弃”并非仅仅因为浦、张等人的建议,然而几个人众口一词地要求,在他看来,恐怕也有点逼宫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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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宓日记》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

给白话文开绿灯,请朱自清加盟,身边的几个人力主之外,也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尔,吴宓的怨气中还夹杂着对《学衡》诸人的不满,且吴宓的让步也和追求毛彦文受挫、身体不佳造成的心灰意懒有关。在署名、用稿、稿酬分配等问题上,吴宓的怨气则集中在浦江清、张荫麟二人身上。

吴与陈相识后不久,即表对陈的学问与人品极感钦佩,两人成为密友。3月2日,吴宓在哈佛中国学生会曾作一讲演,陈寅恪为吴的此讲演稿《红楼梦新谈》题诗一首,于3月26日相赠,吴宓在陈赠诗的当天日记中极赞陈的才学与品行,谓“新得此友,殊自得也”①。此时,陈“时常拜访吴”②,两人的思想倾向比较接近,不过,陈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应态度不如吴激烈。

经济上问题不大,双方都不是计较的人。吴宓称得上大方,《大公报》每月给的二百大洋包括邮费、稿费、编辑费都在内的,由吴全权支配,他允诺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每人四十大洋,后报社方面因故将经费降之一百五十,他亦未降低标准,而以自家得自《国闻周报》的稿酬填补窟窿,虽然“宓劳苦独甚,得酬未必比例适均”,然“亦不计较”,“但望诸君之始终匡助耳”。

吴宓在1919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对傅斯年等创办的《新潮》杂志持完全批判的态度,他斥道:“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美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③吴宓所以对新文学运动采取如此激烈的批判态度,其动因之一,即是“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事业”④。在吴宓看来,《新潮》的创办人是“狂徒”,而且这些狂徒使少年学子“纷纷风向”⑤,危害了自己专欲从事的文学志业。

浦、张等是尽了“匡助”之责的,副刊文字大多就是这几人包办,仅此一点也可见出其付出了。然而他们的“匡助”未必如吴宓希望的那样,比如张少年气盛,写文章批评人常不留情面,吴谨小慎微,总怕得罪人,好几次毙了张的文章,这当然令张不快,而从吴宓这一面去说,则是张给他惹事生非。张与朱希祖论战,嘲讽冰心等女作家,均属此类。浦江清当然是站在张一边的,吴宓一度南游,编务委托浦江清,后者明知吴若在必不肯发,也还是将《所谓中国女作家》登出来。浦在日记中说:“文并不佳,但此种文字较有生气,适宜于副刊。”同时说:“倘吴先生在,则此文定不能登载,以挖苦人太甚也。”可见学生这一面都注重“生气”,而对“副刊”的特性的认识与吴大有距离。

1919年12月13日午时,陈寅恪至吴宓处,两人“所谈甚多”,吴宓在记陈所谈的主要几个方面后发感想谓:“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实不值得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吴宓所说的“今之盛倡白话文者”,当指胡适、陈独秀等人,自然也包括办《新潮》的傅斯年等人;而其所说的“通人”、“明眼人”,自然包括他自己在内。在他看来,陈寅恪更是“通人”和“明眼人”。由此可推证当时陈寅恪对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及胡适等人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的有关自传性材料中说自己“对胡适也骂过”,陈骂胡应主要是这一时期。吴宓对新文学运动持坚决反对的立场,他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倒行逆施”。“‘新文学’之非是,不待词说。一言以蔽之,曰:凡读得几本中国书者,皆不赞成。西文有深造者,亦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不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吴的批评十分辛辣入木。

吴宓对浦、张的气恼尚不止此。关键是二人固执执己见,不听他的。比如张有译诗《幸福女郎》交副刊发表,吴为其改动过后又交夫人抄好已发稿了,张荫麟又两次登门坚请仍按原译发表,浦江清撰有论陈寅恪的文章,吴曾嘱其遵重陈寅恪之意,去掉陈寅属名前“义宁”二字,浦终不从。凡此均见出二人对吴的不以为然。更有甚者,有时他们还会挑他文章的毛病,要求搁置而用自己的文章。吴为得其“匡助”,也就顺从其意。让步之后,便是大生闷气,在日记中颇多发泄,甚至将过去办《学衡》的不快也牵出来:“如宓编辑《学衡》,即久受胡先肃等人之欺侮,今又受张荫麟之挟持……”为张、浦的不听招呼纠结,“痛苦乃不能以言喻”,他甚至想停办《文学副刊》,“以免我一身受如此之痛苦,而与己与人两无所益也。”

吴宓所以反对“新文学”,除了他以固有文学为志业而与新文化对立之原因外,还在于他认为新文学是乱国、亡国之学,责任所使,不能不反对。他日记中说:“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亡时,皆必有之。自希腊以来,已数数见,在中国昔时亦然。”他认为,“‘新文学’者,土匪文学也”。“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⑥。

有时想想他们的强项,他又很是不忿:“实则宓包办《副刊》,出钱买文,彼等何能置词?”浦江清在日记中曾有“视吾侪如雇工”的怨愤语,“出钱买文”云云倒是将那话坐实了。——当然,吴宓那是一时的气话。

澳门新葡亰登录,1920年2月12日吴宓日记载:“陈君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⑦陈、吴二人立场大致相同。同年4月19日,吴宓在日记中将新文学运动称为“文化运动”,认为“今国中所谓‘文化运动’,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视为病毒者……而吾国反雷厉风行,虔诚趋奉。如此破坏之后,安能再事建设?如此纷扰之后,安能再图整理?只见万众息心敛手,同入于陆沉之劫运。”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湮丧”⑧。由于吴宓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的态度,因此国内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状况对吴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于同年5月1日日记道:“目今,沧海横流,豺狼当道。胡适……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事。宓将来至京,未知能否容身。”⑨1920年10月26日晚,吴宓阅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寄至的《教育丛刊》,读后批判道:“粗鄙卑陋,见之气尽。而白话文字、英文圈点。学生之所陈说,无非杜威之唾余,胡适之反响,且肆行谩骂,一片愤戾恣睢之气。呜呼,今国中教育界情形,一至于此,茫茫前途,我忧何极?”⑩同年11月30日,即将归国的吴宓拜访其师巴壁德,巴期盼吴宓归国后致力于中国本土之学的研究,受此激励,吴宓决定以国学研究为己任。吴1921年归国前后作《论新文化运动》及《再论新文化运动:答邱君昌渭》等文,公开批判新文化运动。

可以说,吴宓大致在1919年至1921年间,即形成了与胡适、傅斯年等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对立的鲜明立场,并确定了归国后宣扬国学并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生目标。吴宓这种思想观念的形成,固然有其个人成长因素的作用,而其最佩服的密友陈寅恪及其业师白壁德的影响,显然是不可忽视的。而吴宓当时对国际和国内“过激派”的认识,是其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思想基础。他于1919年3月27日所写的日记,透露了他内心反对“过激派”的复杂心理:一是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中国及国际社会是“扰攘争夺”、“人心思动”、“世无宁日”,而其原因是起自“卢梭之徒”的“妄倡邪说”之号召与鼓动而成为“潮流”,由此“而乱遂不可止”。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变动是吴宓所反对的。二是在他看来,19世纪国际帝国主义的极端激烈的竞争加剧了欧洲各国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即为欧洲各国解决其国内矛盾和国际竞争的病体“疮口”之溃裂,而俄国布尔什维克暴力革命则是“疮口”溃裂的结果,俄国式的“过激派”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势力,是“今之大患”。三是在他看来,近代的法国大革命、俄国“过激派”革命、中国的护法运动,在性质上只是一种叛乱,是一种“取而代之”、“你不得吃,让我来吃”式的“率兽食人、争夺扰攘、杀人放火之行为”,如中国效法此种激派革命,后果“何堪设想”。

这一时期,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并未接触,吴与胡的对立是学术思想的对立,主要反映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学的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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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⑥⑦⑧⑨⑩《吴宓日记》第2册,第20、90~91、91、115、129、154、161、188~189、196、224~225页。

②卞僧惠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5页。

⑤《新潮》主要创办人傅斯年撰写《怎样做白话文》专文鼓吹白话文,对傅来说,白话文只是革新运动的新形式和新工具,其目的是通过白话文宣传新思想、新文艺和新道德,进行社会改造。见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136页。

《吴宓日记》第2册,第22、22~23、23~24页。

二、归国创办经营《学衡》时期

吴宓留学归国后,先在东南大学编辑和经营《学衡》杂志,宣扬国学,昌明新知,力图以“温和中正”的态度弥补和抵御胡适派的“偏颇”之处。吴宓1924年被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在清华继续编辑与经营《学衡》。吴宓作为清华研究院筹备主任和研究院主任,尽力为研究院荐才求贤。其中,陈寅恪被聘清华国学院导师,应与吴宓有一定关系。因当时清华识陈寅恪者,唯吴宓最深,吴宓至少是力荐者之一①。陈寅恪女儿后来就其父受聘清华事,亦坦承“父亲老友吴宓于当年初受命主持筹建清华学校研究院后,立即向曹云祥校长力荐陈寅恪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②。陈对受聘归国之事,均与吴宓联络。1925年6月25日吴日记云:“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③至1926年7月7日,吴日记云:“下午一时许,即接电话,知陈寅恪已抵京。乃即乘人力车入城,至西河沿新宾旅馆5号,访陈寅恪,未遇……夕5时,再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谈,告以清华种种情形。又邀至香满园饭馆晚餐。”陈寅恪一到京,作为故交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联系与接待自然是责无旁贷,吴到北京城内接陈寅恪,体现了两位故交的亲密关系。次日,吴宓上午“与陈寅恪合乘汽车回校。抵校,进午餐。陈君及住西客厅。下午,陪导陈君至研究院游览。又至赵元任住宅中叙谈。四时,同谒校长于其宅中,进冰点。六时,陪导陈君访梅贻琦,未遇……晚九时,陪导陈君访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到清华的第一天,吴宓全程陪同陈拜见研究院同事、故友及校长等。除因7月9日一天陈进城外,接下几天吴宓多陪陈寅恪,吴自己亦颇感忙累,7月20日其日记云:“寅恪入城二日,夕始返。寅恪到后,常多谈话,又为之料理诸种杂务,故多日未能读书治事。”④陈回国后陈吴二人过从最密。

陈寅恪回国任教清华,本一心潜于学术的他,与吴宓等却身不由己地卷入校长风波之中。早在陈回国前,在关于清华校长人选酝酿时(校长曹云祥一度表示出国,故引发校长继任人选乃至去曹之议),吴宓一度参与去曹校长的计划,因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拟以自己担任校长并表示以后欲拉胡适进入清华,引起吴的不满。吴宓1925年11月24日的日记云:“得柬招,谒梁任公。梁甚愿就校长,询校中内情甚悉,但拟以余绍宋任机要主任。又云此事如决办,宜得仲述同意。又云,胡适可聘来研究院云云。”⑤吴为此转而消极,认为“连日奔走校长事,殊无味。此席(指校长一职——引者)恐终为余日章所得。我等劳碌,何益?即梁就职,且招胡来,是逼宓去”⑥。在吴看来,虽然梁希望担任校长⑦,曹、梁相争的结果很大程度是他人得利,况且即使梁任校长,将新文化派领袖人物胡适拉来,对自己更为不利。对于此点,梁似未曾想到吴、胡之间因新文化运动而引起的对立。后梁再与吴商议梁任校长问题时,未提胡适聘清华事,吴拟“以调人自居”“推戴梁任公”⑧。可见吴宓对胡适是否来清华的反应敏感程度。陈回国后,清华因校长问题再闹风波,吴、梁、陈再度卷入。

事件的起因是,清华学校因校长曹云祥擅自批准留美预备部高二高三提前留学,与教授评议会发生严重对抗,形成风潮⑨,吴宓、陈寅恪等积极介入,抵制校长未经教授评议会批准之越权违规行为,最后经外交部调解,校长“引咎屈服”,教授会通过决议“嗣后校长应遵守《组织大纲》。重要事件,必经评议会正式议决后,按照执行”⑩。此次冲突教授评议会暂时获胜,但校长并未甘心,乃“利用大学部学生,推倒教授会及评议会,以为报复而快于心”。一是教授评议会为追收学费,议决规定不许为未交学费生开饭,但校长却出资请学生吃饭,在教授会同人看来,此举是违背校规,且有利用学生反对教授会之动机。但因教授会权威树立,追收学费一事并未受到破坏。二是校长曹云祥及其盟友朱君毅利用大学部学生“王省事件”,即以王省名义写信旨在取消研究院,进而挫败教授会的权威。但在反击曹、朱所造王省事件上,吴宓开始有所保留,对梁谋任校长一职有自己的担心。吴宓1927年11月2日日记:“晚7~8,访陈寅恪,谈校事。寅恪力主梁任公来长校,远胜于曹……宓则坚抱悲观,恐梁来而党徒遍布,趋奉者成群。而我辈之有一定宗旨及身份者,仍不能受知于当局耳。”此点表明吴对倒曹事有自己的考虑,此虑不在胡适,而在忌梁的“党徒”。11月7日吴记云:“下午赴评议会。曹、梁相斗之局,愈益暴露,而以是日会中所谈者观之,则朱君毅之诱使学生王省写信,实多可疑之点。欲盖弥彰,实不能取信于人也。”吴与朱君毅是多年密友,与曹关系亦可,但吴亦并不持曹、朱立场,而是较为中立。8日记云:“叶企孙函招,乃于11~12往其宅中相见。叶主不助曹,而推梅为校长,以梁为董事长。姑静待之。”此点较明确地表示了吴持中立态度。吴又记:“晚7~9……寅恪亦来……略为进说……寅恪怒甚,谓非朱或曹去职离校不可。”吴此时总的立场是调解,希望化小与平息事态,与陈寅恪的态度有异。11月9日吴宓日记云:“寅恪但以摧恶助贤自豪,而意气感情,实嫌纵恣,非其平日冷静之态。”
吴此点系对陈寅恪表现的委婉批评,在吴看来,陈有“偏激”之嫌。11月12日,陈寅恪告吴宓“曹校长即将去职。现正进行举荐梅贻琦以教务长暂代理校长,以求迅速解决,藉免觊觎而安校内之人心”。陈寅恪告吴说他已“函梁任公转荐梅于外交总长王荫泰”,如梁尚犹豫,则拟使宓“赴津面谒梁劝说”。对于陈寅恪的行事,吴宓在日记中道:“近倾之事,寅恪乃成为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陈寅恪在此次倒曹事件中的作用,当时的清华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金岳霖在其晚年回忆陈寅恪时称赞为“坚持正义、敢于斗争”。倒曹事件颇为复杂,据吴宓日记载,曹曾拟再次运动学生甚至利用奉系张学良军队之计划以作抵抗,情形相当严峻,而最后结果是曹辞职后既非梁启超担任校长亦非梅贻琦代理,而是外交部另派严鹤龄为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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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25年2月吴宓在日记中多次记载陈寅恪聘用事,14日记云:“昨与Y.S.及P.C.谈寅恪事(Y.S.指清华时任校长曹云祥,P.C.指清华时任教务长张彭春——引者),已允。”15日记云:“P.C.来,寅恪事有变化,议薪未决。”16日再记“寅恪事”后,则记“发电聘之”。清华聘陈寅恪电当为2月16日所发。但陈寅恪对清华之聘并不急于就任,令吴宓大发感慨:“陈寅恪复信来,以家务,不即就聘。——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见《吴宓日记》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19页。可知吴宓应是陈寅恪到清华的力荐者。

②陈流求、陈小彭、陈延美:《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4页。

③④《吴宓日记》第3册,第37、193页。

⑤⑥⑧⑩《吴宓日记》第3册,第101、101、108、390、402、434、436页。

⑦梁启超确曾于此时通信中谈论过诸大学的“校长问题”,但梁提到的诸大学有北大、师大和东大,却未言及清华校长问题,且梁在通信中表示不愿意就任大学校长之意。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2页。而吴的日记则明确记吴见梁时梁“甚愿就校长”。

⑨可参见卞僧惠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104~105页。

《吴宓日记》第3册,第430、432、433页。

金岳霖回忆:“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敢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的古史。院里主要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轻人李济之……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金岳霖着,刘培育整理:《金岳霖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参事,农商部次长,清华大学校长等职。

这一安排,应了吴宓担心的曹、梁相争为他人作嫁的预测①。大概经过这一事件,促使吴、陈两人反思倒曹风波中的行为,吴宓日记称在与陈寅恪闲谈中,“寅恪谓各人疯狂之可能性如下:陈达95%;寅恪50%;宓70%”。吴宓谈有数法可解救或预防疯狂行为之发生,而“寅恪谓言之易而行之难,身当其境,未必便能把持也”②。此言论或许可看作为吴、陈卷入倒曹风波后的心理表白。其实,陈寅恪与吴宓所以卷入或部分地卷入此风波,是感到梁、梅在学术思想体系上与自己比较接近。对吴而言,所以对梁有所保留,如前所言是因为梁有引入胡适的表示或对梁党徒势力的担心;而对于梅,吴宓则认为自己也是梅派的人③。倒曹风波过后,吴宓与陈寅恪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两人又经常在一起散步、谈心与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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