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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伯群先生与复旦大学

曾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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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1:讲台上,他手捏着粉笔,用略带鼻音的浑厚而极富磁性的中音和十分投入的情感,生动地讲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

在范伯群先生突然发病前的两个月里,我连续两次接到范先生的电话。一次是嘱我为汤哲声兄的课题写推荐信,另一次是告诉我,他建立了范伯群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两次电话都是在晚上9点以后打过来的,电话里范先生声音洪亮,笑声朗朗,传递给我强大的温暖之感。就在一周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他身体微微有汗,右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很有力量。我走出医院时还暗暗地想,范先生身体素质好,也许抗得过这一劫。所以,当2017年12月10日早晨我获悉噩耗,依然感到震惊,悲恸无已。

镜头2:他半倚在那个已经磨得发亮的藤椅上,时常用右手托住下巴,食指与中指分开在脸颊上摩挲着,与人交谈,风度谦谦,有时颔首微笑,有时嬉笑怒骂,声音有时低徊,有时高亢;

范伯群先生

镜头3:高旻寺,在破败的康乾行宫前,在修葺的雄伟塔寺和佛像前,他的朗朗笑声划破了寂寥的长空;

范先生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与曾华鹏先生、章培恒先生、施昌东先生同学,贾植芳先生是他们的老师。贾先生为他们开设了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写作等课程,他们在贾先生指导下研究现代作家冰心、郁达夫、王鲁彦等,当时贾先生已经通过泥土社推荐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随着1955年胡风冤案的发生,贾先生被捕入狱,范先生曾先生等学生也都受到株连,历尽艰辛磨难。但是他们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改初心,互相勉励,精诚合作,相继完成郁达夫论、王鲁彦论、冰心评传等重要著作。他们以丰硕的学术成果回报了老师和母校。

镜头4:病榻上,平静地交谈,临别时;紧紧握住的双手,道出的是永诀时的千言万语。

我第一次见到范先生和曾先生,都是在贾植芳先生的家里。那时候,贾先生还不到70岁,身体健朗,范先生刚50出头,头发已经花白。范先生第一次见到我,就语重心长地说:“我和曾华鹏都是贾先生的老学生,你是贾先生重开山门的新学生,你要好好光大师门传统。”这个话经常在我耳边响起,不敢忘记。还有一次是范先生与曾先生一起来看望贾先生,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曾先生,印象中曾先生的手很温暖,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很久不放开。那次谈话时,不知是谁问起为什么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不好,但对郁达夫却一向很好,曾先生和范先生都做了回答,讲的是如何理解“创造气”的问题。我在他们身边有意观察了两位先生的神态,曾先生说话非常温和,而范先生说话时,在温和的语调后面,还是有一种凌厉之气。

范伯群

贾植芳、任敏夫妇与学生

镜头1:瘦西湖畔,他幽默风趣的言谈和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每一个人,他的处事风格也是别有情趣;

那个时期,范伯群先生掌苏州大学中文学科。苏州大学是在江苏师范学院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范先生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有非常亲密的合作,经常来到贾先生的家里,一面是看望老师,也是向贾先生请教一些学科建设的问题,并且有力地推动了苏州大学中文学科的改革与发展。我记得他经常把一些老师和学生带到贾先生家里谈天说地,我就是在贾先生的客厅里认识了很多苏州大学的老师以及范门弟子。其实在高校里担任系主任是一件非常得罪人的工作,这一点,我自己在以后当了中文系主任才有了深刻体会,但在当时却一无所知,像听故事一样,经常听着范先生向贾先生诉说着工作中的不顺和烦恼。范先生被退休以后,一度心情也不好,章培恒先生热情邀请他到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来担任研究员,为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平台与经费,使范先生可以潜心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那几年里,我亲眼目睹范先生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每天像青年人一样,背着一个包,乘地铁到上海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终于完成了十几年心血积累起来的、具有他鲜明个人特色的学术体系。

镜头2:在宜兴饭桌上,他劝食比劝酒还要得体,尊老爱幼,感动着教材组的每一个人;

范先生晚年在学术领域奉献出他多年研究通俗文学的重要成果,提出两翼一体、多元共生的文学史理论。这是非常有活力的学术思想的表现。我在前几年写的纪念曾华鹏先生的文章里指出过,像曾先生、范先生都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代学者,他们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环境下接受教育、走上学术道路的,他们的早期学术活动不可避免被烙上原来以新民主主义理论观点来建构文学史的影响,到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面临一个学术范式转型的过程,但是曾、范两位先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少,反而是很快就顺风顺水地完成了范式转型,在80年代井喷式地出版了一批力作。这批力作就是他们的作家论。他们所研究的作家系列,与当时主流观念下的鲁郭茅巴老曹以及赵树理的排列不一样,是另一种作家谱系。看似边缘化了的作家,恰恰是80年代以后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的重要依据。而这个另类作家谱系,正是他们早年求学时由贾植芳教授传授于他们的。后来他们走得更远,曾华鹏先生晚年研究张资平,范先生则一脚踩进了通俗文学领域。

镜头3:在苏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重建50周年暨文学系创建108周年”庆典会上,他激动的颤音;

范先生研究通俗文学完全是出于偶然。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承担了一个国家六五社科规划,编辑一百多种现代文学流派、社团、作家的资料集,其中有一个子项目是编辑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资料。因为通俗文学的大本营在苏州,文学所就把这个编书任务交给了苏州大学,由范伯群先生主持。范先生亲口告诉过我,他起先并不想接这个任务,觉得通俗文学是新文学的批判对象,很难处理。后来编完了资料集的初稿,他寄给贾植芳先生审读,贾先生看到资料编辑体例,第一辑是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文章,第二辑才是有关通俗文学的资料。那天我在贾先生身边,先生指着书稿笑着对我说,你看,还是大批判开路啊。后来他大约把这个意见与范先生说了,第二稿编成,体例次序变换过来了。这就是说,范先生是在学术实践中,对通俗文学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趋向于同情的理解,渐渐地,他逐步修正了自己原来对通俗文学的偏见,成为一个卓越的通俗文学的研究大家。几乎在同时,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也对通俗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对武侠小说,他不但亲自研究,而且自己想动手写武侠小说。他多次与范先生相约,要去苏州大学住一段时期,集中时间读一批武侠小说,但最终是因工作太忙,章先生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章先生是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家,他从古代禁书、明清小说的传统理解通俗文学的意义,自有其学术渊源,然而范先生是从研究鲁迅、现代文学起步的,要从这个传统立场转型到研究通俗文学、肯定通俗文学、甚至提升了通俗文学在文学史的地位,进而发展成两翼一体、多元共生的文学史理论,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他不是肯定了通俗文学而否定新文学,而是提出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双翼齐飞的学术见解。但即使如此,他的见解也遭到过质疑和反诘,我几次看到范先生与反对者的辩论实录、也当场见过他与同行们的学术辩论,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在范先生表面温和儒雅的谈风里,始终伴随着一股凌厉之气。

镜头4:在“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组稿会上,他佝偻的身影;

由这股凌厉之气,我想起了章先生有一次回忆贾先生教学影响时说的,他说他在古代文学领域做出了一些探索,常有人讥之为“邪派武功”,他却以这个“邪派武功”而自豪,他公开说,这就是贾植芳先生传授给他的。我想范先生学术上的凌厉之气与曾先生学术上能够绵里藏针的风格,大约都是有一点这个“邪派武功”的基因。这正是贾植芳先生留给他的学生极珍贵的精神财富。我记得先生经常嘲笑那些躲在书斋里点燃一支香烟也怕烧痛手指头的学术庸人,鼓励他的学生要解放思想、大胆去探索历史真相、追求学术真理,不要在所谓学院派的华盖下唯唯诺诺,甘做帮闲。我在章先生、曾先生、范先生等人的学术传统里,都看到了这样一种朗朗做人的知识分子的典范。

镜头5:病榻上,他戴着氧气罩,已经不能言语,只是用眼神说话;诀别握手时,握力却比往常大了几倍。

因此,我要说,范伯群先生早年的学术起步,晚年学术集大成的辉煌,都是与复旦大学和贾植芳先生的学统密不可分。他受教于贾植芳先生,受累于胡风冤案,在鲁迅-胡风为代表的新文化传统中获得了做学问的知识和做人的榜样,并且在实践磨难中砥砺出高贵人格。范先生平时在工作中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对老师竭诚以待,情同父子;对学生诲之不倦,爱护慈祥。但在是非原则问题上,爱憎分明毫不苟且。这个品格,也是贾先生、章先生、曾先生继承于鲁迅的精神品格,正是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一个沉稳深沉;一个开朗儒雅。这对文坛双星雕像的音容笑貌永远镌刻在许许多多的学者的脑海之中。

范先生去世后,我拟了一副挽联,综合了我对范先生的上述理解,敬献于范先生灵前:

曾华鹏先生与范伯群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51年入学的同班同学,曾华鹏是班长,范伯群是系学生会主席。他们师从贾植芳,二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论文合作,他们的友谊与合作延续了一辈子,堪称学界的一对终生的“双打选手”,是永不凋落的学界“双星”。

贾师倚闾曾章念切仙界高坛又召绝顶智叟

那时同班的同学当中除了曾华鹏、范伯群外,还有两个大才子,那就是早逝的施昌东和后去的章培恒先生(下次我得专门书写这一个最具个性的学者),施昌东70年代末改攻文学理论专业,而本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章培恒先生却改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了,他们二人在各自的专业中成就斐然,可见只要有才华,放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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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贾植芳先生的指导下,他们各自设计出了毕业论文作家论的主攻方向,曾华鹏写《郁达夫论》,范伯群写《王鲁彦论》,施昌东写《朱自清论》。曾华鹏出手快,《郁达夫论》首先完成,尔后范伯群也参与了修改,竟然在贾植芳先生刚刚被打成“胡风分子”不久时,就在《人民文学》1957年五、六月期合刊上发表出来了。那是《人民文学》破天荒第一次辟出专栏发表文学评论文章,而且是两个不知名年轻作者的文章。秦兆阳在《人民文学》“编后记”中说:“作家论是我们盼望很久的,郁达夫又是‘五四’以后,有独创风格,有广大社会影响的重要作家。文中对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是有独到见解的。我们愿以发表‘郁达夫论’作为一个开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够对我国现代以及当前的许多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大概是《人民文学》杂志发表长篇作家论空前绝后的编辑史了,那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事情啊,全国许许多多学人谈起这件往事的时候,都是惊叹不已。许多年后,我在扬州师院图书馆里看到这本杂志时,那种激动是无法形容的,感到无比的荣幸,因为先生就在我的身边。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当王富仁和许子东读到这篇50年代的作家论时,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无疑,这是文学史回避不了的一篇宏文。

范先生千古

可是,正是贾先生因胡风案的被捕,让他的弟子们也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用范伯群先生的话来说,他们是贾植芳先生的得意门生,那么也就被甄别为“几个小分子”了。毕业分配,本来是留校的曾华鹏和范伯群也都被发配到苏北,前者先是被分在扬州财经学校,1958年苏北师专成立后,才被调入现在扬州大学和以前扬州师院的前身学校-苏北师专。后者被分配到南通中学,他从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坐了一个五等舱艰难地抵达了南通的天生港。

他们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两人在毕业分手时的特殊的告别仪式在那个时代却是殊异的行为举止,两个年轻的“胡风分子”在悲情浪漫的情绪里做了四件事:“第一,到国际饭店体验、享受一下西餐;第二,到先施公司去看一看那里的雕塑;第三,看一场电影;第四,来一个合影。这个仪式的核心内容是,两人当时相约,以后一定要相互扶持,回到心爱的文艺岗位,不能就此埋没一生。他们拍的合影照片,后来曾华鹏说是‘两只惊弓之鸟。’这个照片范伯群一直留在身边,纪念着两个人一生搀扶前进的誓约。”(摘自陈霖的长篇访谈录《保住智慧的元气》)这是那个时代大学生“最浪漫的事”了,而我猜想,他们更多的还是怀才不遇的悲伤,学术抱负不能施展,也只能望着滔滔的黄浦江水仰天长啸生不逢时矣。

正是由于戴着摘帽“胡风分子”的原罪,他们来到了江苏的苏北地区,把自己的大半生交付予这片贫瘠的学术土地,从个人的学术经历来说,这固然是遏制他们学术发展的悲剧,用范伯群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在超度知识分子的原罪中浪掷了青春。”(范伯群:《“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然而,从对江苏的学术贡献来说,正是他们的到来,为苏北这片未被开垦的中国现代文学处女地播下了学术的种子,作为拓荒者,他们在几十年的辛勤耕耘中,不仅个人在学术领域卓有建树,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一支支强大的学术团队,屹立于文坛学界,这无疑又是江苏学界之大幸。

多少年后,当我和朋友们谈起先生的授课时,将他手中的那支粉笔说成是大师手中的“艺术魔棒”。

曾华鹏先生是我在扬州师院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那时他是我们的偶像,听他的课乃是一种享受,我曾经在另一篇随笔中描述过那种场景,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正因为有曾华鹏先生的存在,扬州师院的学术氛围和气场才有,学术领域和特色才存,学术团队和梯队才在。前些日子,有一位中文系的老教师看了我写扬州师院中文系先生们的素描后打电话给我,最后反思诘问:为什么一批优秀的学生没有能够在扬州大学呢?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良久,除了走出去才有更大的学术空间的因素外,更多的原因还是一个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学者的学术气度问题,因为曾先生从来就不会强留自己的学生在自己的身边,在我与曾华鹏先生的接触中,许多次的聊天,他都吐露出这样的观点:学生不是老师的私有财产,也不是一个学校的校产,只要能够发挥个人最大的学术能量,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是的,学生的每一个学术上的进步都是老师最值得欣慰的事情,其空间的转移则是无足轻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曾华鹏先生的眼光和心胸是辽远阔达的,他无形之中是在为全国,乃至世界输送学术人才。扬州师院能够为此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即使自身的学科有所萎缩,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站在急功近利的学科排名的立场上去看问题,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培养基础人才的最好学校之一,有此足矣。由此,我看到的不仅是先生的淡泊,更看到的是先生长远的明志胸怀。

先生的学问与才华自不必说,从他在1957年首次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关于论郁达夫的洋洋洒洒四万字的长篇论文中就可见一斑。在这里,我只想截取几个镜头,来勾勒出先生的性格与品格。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华鹏先生的课多是在梯形大教室里上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有时是盛况空前。先生上课时,无论板书与否,都喜欢捏住一支粉笔,有时是正常的拿捏,有时却是中指与食指夹住的抽烟状,后来问之,果然,原来他也曾经抽过烟,我想,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能够消愁之物,除了酒,就是烟了罢,这种夹烟的习惯是下意识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标记。

先生上课讲求张驰有致和起伏变化的节奏,课堂上不时传出学生们的笑声和掌声。他的声音略带鼻音和福建腔,浑厚而洪亮,极富磁性,且是那种从低音到中音,偶发高音,那必定是到了十分激动之时,再从高音到中音,也偶有到低音的过程,颇有抑扬顿挫之节奏感和轻重缓急的旋律感,随着讲析的内容和不断变幻的情绪而起伏。我猜想,先生是把上课作为一门艺术表演来备课的吧,所以,学生们也是将它作为一种艺术的享受和思想的洗礼来聆听与回味的,它是绕梁终生的,难怪趋之若鹜者众呢。一个教师能够把一堂课上成一曲长长的、旋律变幻无穷的、章节与节奏十分清晰的“钢琴课”,那是需要何等的工力和功夫啊,亦如他在分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用梵阿玲的音乐旋律和效果来形容作品的节奏;在分析《药》时,把乌鸦的叫声与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风景勾连起来······从而把一部部鲁迅作品的精华谱成一首首交响诗,将鲁迅的写作心境和曲笔都生动地表现抒发出来了,让人看到了另外一种诗画音乐般的人生艺术境界,这就是在作品的基础上对生活和艺术现实的再创作的过程,没有高超的艺术工力是难以完成的。于是,在听众眼中,他那手中的粉笔似乎变成了长长的指挥棒,把一曲交响乐推向了高潮。他那由低到高,由高到低的音符,让人完全进入了作品的情境之中,随着旋律而忘情忘我,让本来读起来平淡无奇课文,在他的讲析中成为一曲不朽的交响诗,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多少年后,当我和朋友们谈起先生的授课时,将他手中的那支粉笔说成是大师手中的“艺术魔棒”。

那次的“旅游”,却让我对先生的复杂心境难以猜度了,先生若有所思,若有所参,若有所悟的神情让我浮想联翩,难道先生真的相信有天国存在吗?

与先生聊天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倘若是不熟悉的人,他会表现出一种慎言的态度,只是倾听来者的叙述,很少说话,不断颔首微笑。然而,一俟遇上熟络的朋友和学生,就会呼茶畅谈,谈兴骤起时,甚至会开怀大笑,那略带鼻音的浑厚嗓音,往往会感染着你进入一种无拘无束的交谈语境之中。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有一次我们去他家,那天他十分兴奋,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复旦大学的老同学老同乡潘旭澜先生给他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内容是从小道消息到国家大事。嘴上虽然怪罪潘先生太能侃了,抓住话筒不放,心里却是美滋滋的。人们都说先生的是一个谨语慎言的人,其实,先生在骨子里却是一个对社会和政治事件有着独到见地的、有良知的学者。

不能忘却的镜头是,在先生家聊天,他让师母给我们沏上一杯茶,自己却是用那只大玻璃壶泡的决明子当茶喝,因为他说自己的眼睛不好,只能以此代茶了。他半倚在那把坐了许多年幽暗发亮的藤椅上,翘着二郎腿,有时严肃,有时微笑的影像,在我脑海当中成为了永恒的定格,可惜当年没有想到带上一架照相机,如果将这个镜头拍摄下来,挂在我的书房里,那便是最好的永久纪念。

犹记得当年我们一行四五人随先生去瓜州的高旻寺一游的情形,那次先生是动用了扬州市政协副主席的权力,打招呼去游览尚未完全修复的天下名刹,站在破败不堪的康熙和乾隆的行宫前,先生发了幽古之情,同时,也慨叹人生之寂寥。那个主持方丈是有名的德林长老,(1915-2015),法名妙悟,字悟参,号德林,河北丰润人,原名为梁怀德,他用三十年的时间重建高旻寺,其设计的大禅堂被称为“中国第一禅堂”,是一个颇有现代意识的佛家人士,其建筑的恢复全是此公倾全力而建造的,“扶刹竿于既倒,兴伽蓝于废墟”,先生说此高旻寺就相当于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院,是中国佛教的最高研究机构之一,先生表情严肃地告诉我们,时任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的艾煊不久前来此挂单过。那次的“旅游”,却让我对先生的复杂心境难以猜度了,先生若有所思,若有所参,若有所悟的神情让我浮想联翩,难道先生真的相信有天国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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