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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江著《钱锺书传》的若干错误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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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李欧梵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张文江著《钱锺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至今已出版了三版,该书是张文江的第一部著作,此书出版后,有评论认为,“张文江本评传行文虽无甚波澜,倒也平实坦诚,尤在钱著文献结构方面梳理致力甚勤”(伍立杨
《五本钱钟书评传》),对钱锺书著述文章的梳理,确实显示了张文江扎实的资料功夫,他在
《自序》中又坦言:“我自己虽然也尽可能地做了一些资料工作,但远不是占有资料最多的人。”此书还得到了众多老一辈现代作家如施蛰存、柯灵的帮助,应该说,这样一部钱锺书传在当时的传记热潮中是较为突出的,因此也获得了再版的机会。该书在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作者订正了其中的若干错误。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虽然在后来的版本中,张文江进行了多处修订,但是现在看来,这部传记仍然存在不少瑕疵。笔者现将在其中发现的有关史实、史料的错误摘录出来,与张文江先生商榷,并希望此书以后有机会再版时能得到进一步的修正。

栾梅健  

1.“钱锺书父亲钱基博其时正当盛年,已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有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志向”(第
16页,文中所引页码皆依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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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应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
8月初版),钱基博在该书跋中提到,“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诸生,索余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稿,而集资以铅字排印贰百部,索跋于后。余搜讨旧文献,旁罗新闻,草创此编,始民国六年,积十余岁,起王闿运以迄胡适,裒然成巨帙”。由此可知,该书原题名作
《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写作始于1917年。

  
李欧梵先生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自2005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以后(王宏志等译),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根据清华同方博、硕论文库中检索出的该图书引用情况,自2005年至今共有174篇硕士学位论文和89篇博士学位论文加以引用,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2.吴宓回国后,长期倡导包括我国旧文学在内的比较文学研究,主编《学衡》月刊
共 十 一 年 (1—79期 ,1922—1933年)。(第 20页)

  
然而,在仔细研究与考证之后,我们却发现这本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在史料方面错误惊人,在此特将一些明显而重要的错误摘录出来,与李欧梵先生商榷,并试着加以更正,以便研究者在参阅与引用时不致以讹传讹、混淆是非。

更正:此处有多处错误,《学衡》杂志实际办刊只有
10年,1927年、1930年停刊。第1至第60期为月刊,出版至第60期后,停刊一年。复刊后自第61期起改为双月刊,出版至第72期后又停刊一年,出版至第75期后第三次停刊一年。在第75期以前出刊时间内所出版的各期,除第41期、75期提前出版一个月以外,各期出版时间正常。到第三次复刊后所出版的最后4期(第
76、77、78、79期),已成为不定期出刊,拖延到1933年
7月终刊。前后历时十一年半,共出版79期,并非一直以月刊形式出版。

  

3.叶公超指出:“艾略特的方法,主要在于造成一种扩大的、错综的知觉,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他的重要意义正在他不屑拟摹一家或一时期的作品,而要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第
21-22页)

   错误一:晚清期间,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傅兰雅(John Fryer)及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报纸。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提供了……(见该书第3-4页,下同。)

更正:此处是作者转引,引文有误。其转引自秦贤次编
《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原文载《清华学报》第 9卷第
2期《艾略忒的诗》。原文应为:“艾略忒的方法,主要在于造成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要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他的重要正在他不屑拟摹一家或一时期的作品,而要造成一个古今错综的意识。”

  
更正:该书认为“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即1890-1900,上述三位传教士在“北京”出版了一些报纸与刊物,与史实有误。

4.三十年代,温源宁为清华、北大一些教授画像,用若嘲若讽的笔法,写了一组小品文《不够知己》。(第23页)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在天津任《时报》主笔,1891年10月,到上海任同文学会的督办,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与“北京”没有关系。傅兰雅(1839-1928),英国传教士,1868年,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编译《西国近书汇编》,1896年离开上海到美国。与“北京”也没有关系。李佳白(1857-1927),美国传教士,1894年到北京,筹办尚贤堂,1895年,加入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1902年,尚贤堂从北京迁到上海。在1890-1900年这十年间,他有部分时间在北京,但并没有如该书所说的出版了一些报纸和刊物。出版报刊是在1910年出版《尚贤堂纪事》(月刊)和在1917年任《北京邮报》主编。

更正:此处有歧义。实际上,温源宁在1934年为一家英文周刊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写专栏文章,写了二十多篇富有春秋笔法的当代名人小传,气坏了许多人,并不仅限于北大、清华教授,其中还有很多上层人士,比如冯玉祥。温源宁把其中17篇抽出来结集出版,书名为
Imperfect
Understanding。《人间世》第29期发表了钱锺书的书评《不够知己》(署名中书君),林语堂认为译得“雅切”,后来中译本沿用了此译名。

  

5.后来温源宁和林语堂在上海创办英文刊物《天下月刊》,钱锺书也是创办人之一,师生再度携手了。(第23页)

  
错误二:另一位革命者于右任则先后发行了四份报纸,包括寿命很短的《神州日报》。随着民国成立,更多报纸加入这一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报》。(第4-5页)

更正:《天下月刊》,英文名为 T’ien Hsia
Monthly,该刊于1935年8月在上海创刊,1941年
8、9月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前后总共发行56期,主要致力于向西方诠释中国,被誉为民国时期最具学术品位的英文杂志。温源宁主编,吴经熊为常务编辑,前期林语堂、全增嘏任编辑,后来姚莘农、叶秋原也加入编辑工作,钱锺书曾在《天下月刊》发表文章,但不能算创办人。

  
更正:《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创刊于上海,出版未及一年因火灾停刊,旋复刊。持续时间很长,直至1927年改组为《国民日报》,并非如该书所说“寿命很短”。而《太平洋报》创刊1912年4月,于同年10月18日停刊,倒是寿命很短,而且也不是“最著名”。

6.作者在论述钱锺书任教光华大学期间(1933—1935)所发文章时,谈到在《学文月刊》上,发表有《论不隔》(一卷三期,1934年
7月)。(第 34页)

  

更正:此处作者遗漏一处史料。在《学文月刊》上,钱锺书实际上还发表了一篇英
文 论 文 SU DONG-PO’S LITERARY BACKGROUND AND HIS PROSEPOETRY(by CH’IEN
CHUNG-SHU,《学文月刊》第1卷第 2期,1934年 6月),是为 C.D.Le Gros
Clark英译 《苏东坡赋》写的序言。

  
错误三:大众文学杂志的构思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幌子,无疑都来自梁启超。梁氏在1903年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并以发刊词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第5页)

7.1917年,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倡导白话。1918年
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全部改用白话文。(第 37页)

  
更正:《新小说》于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刊。该刊在近代文学中影响巨大,说成是“1903年”实是不该。

更正:此处有两处错误。胡适写《文学改良刍议》并非在
1917年,1916年底,胡适还在美国留学时就已经写完《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随后将其寄给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在
1917年 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可以说打响了白话文运动的第一枪。

  

作者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全部改用白话文,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比如本期杂志第一篇
《辟
“灵学”》(作者陈大齐)就以文言写就,全部改用白话还要等到后来,还需注意的是这期杂志刊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中国现代白话小说,该期杂志的重要性则不需多言了。

  
错误四:还有一位是周桂笙,他与吴沃尧合作主编了《月月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界的先驱……(第6页)

8.作者提到钱锺书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英文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 Century and the Eighteen
Century),并在注释中提到这篇论文分两次发表 在 《图 书 季 刊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1卷 4期(1940)和
2卷1-4期(1941)。(第41页)

  
更正:《月月小说》于1906年10月在上海创刊,月刊。创办人汪惟文(庆祺),历任编辑庆祺、吴趼人、周桂笙和许伏民。非李欧梵所说是周桂笙与吴趼人合作主编。

更正:此处有两处错误。钱锺书在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应为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因而获得
B.Litt学位(副博士)。这篇文章应该是分三期发表在北平图书馆馆刊
《图书季刊》(1卷 4期,1940年;2卷
1—2期,1941年;3—4期,1941年)(根据美国胡志德著《钱锺书》,张晨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245页)

  

9.文中引钱锺书《谈交友》,认为这篇文章刊于 《文学杂志》1卷
4期,1937年8月。(第 43页)

  
错误五: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他们所写的那一类最流行的大众文学,已经从社会政治的改良主义退化为一种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小说。上海的三份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它们的文学副刊都由鸳鸯蝴蝶派文人主编,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等。它们那些“才子会佳人”的故事,要和侦探小说、假翻译以及出自其他“报刊文人”笔下的哀情小说竞夺公众注意和流行度。刊登这类哀情小说的还有《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和《小说时报》等大量半文学杂志。(第7页)

更正:《谈交友》应刊于《文学杂志》第1卷第
1期,1937年5月,是创刊号,该期编辑后记中谈到:钱锺书先生在牛津,远道寄来他的《谈交友》。他殷勤在书城众卉中吸取精英来酿出这一窝蜜,又参上兰姆与海兹尼特的风格的芬芳。同期还刊登了杨绛的《阴》,编辑认为:“与《谈交友》可谓异曲同工。”

  
更正:这一段文字中,错误极多。简要说来,《月月小说》创刊于1906年,终刊于1909年;《小说林》创刊于1907年,终刊于1908年;《绣像小说》创刊于1903年,终刊于1906年,与李欧梵书中所说“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亦即1912-1922年,毫无关系。而《小说世界》创刊于1923年,终刊于1929年,则又在该书讨论的时间之后了。至于张恨水生于1895年,直到1919年才到北京,担任上海《申报》的驻京记者,在这段时间,既没有主编文学副刊,也绝没有“操控”鸳鸯蝴蝶派文学副刊的能力。此外,如徐枕亚等,也都论述不准,不一而足。

10.傅雷是著名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以翻译法国文学知名。他毕业于法国的巴黎大学,和钱锺书、杨绛可算是前后校友。(第
52页)

  

更正:1929年底,傅雷赴法国自费留学,在法国四年,傅雷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另一方面卢浮美术史学校停课,但都不算正式的学生,读书也并不用功。他在法国期间广交好友,与刘海粟、刘抗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巴黎大学并没有获得学位,因此也就不能称“毕业”了。

  
错误六: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学灯》创办于1918年,是《时事新报》的文学副刊。它的首任编辑宗白华,借通信成了郭沫若的好朋友……1921年,《时事新报》再发行一份附刊——即另一本文学杂志《文学旬刊》。主编是郑振铎,投稿来自新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因此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19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组织,其早期精英都是梁启超建立的这个强大的出版机构所“寄生”哺育的。(第8页)

1 1.杨绛初试笔写成了四幕喜剧《称心如意》(世界书局,1944年)和五幕喜剧
《弄假成真》(世界书局,1945年),上演后颇受欢迎,以后又写了四幕悲剧《风絮》(上海出版公司,1947年)。(第
54页)

  
更正:认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五四时期两个最大的文学社团都是“寄生”于梁启超建立的《时事新报》,极为荒唐。《时事新报》的前身为1907年12月5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2月29日创刊的《舆论日报》,前者主编是汪剑秋,后者主编是狄葆丰。两报于1909年合并,定名《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18日改名《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经理。李欧梵为何会有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因为他将汪剑秋主编的《时事报》误认为是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了?《时务报》于1896年8月6日在上海创刊,是维新派最为重要的报纸,于1898年8月8日停刊,与《时事新报》没有直接关联。

更正:《弄假成真》应为《弄真成假》,杨绛在1943年创作,该剧上映后颇受欢迎,钱锺书的《围城》也受到这部喜剧的启发。

  

12.而《围城》对文艺复兴及十八世纪流浪汉小说 (The Pi caresque Nove
l)传统在形式上的承袭,其渊源可上及《奥德赛》。(第66页)

  
错误七: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创办人包括作家:周作人、茅盾、许地山、王统照、叶绍钧;编辑和翻译家:孙伏园、耿济之;学者:郑振铎、朱希祖、瞿世英、郭绍虞;还有一个军人:蒋百里。他们全都身在北京。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文学研究会的组成和“京派有一些重叠。”(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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