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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老师讲文史~聊聊邓拓

轻松、有用的“小文章”,以“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风呈现出来,正是《北京晚报》与它的读者们的默契所在。《燕山夜话》也是这种默契的一部分。

他不到30岁时出版了《中国救荒史》;他主编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他在《北京晚报》发表的专栏《燕山夜话》被称为中国现代杂文的高峰;他捐献给中国美术馆的书画成为镇馆之宝;他是因为“文革”而自杀的第一人……他就是邓拓。

邓拓以“邓云特”为笔名写就的这本著作,直到20世纪末,仍被学者们认为是“有关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写作此书时,他只有25岁。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本月底,是邓拓诞辰105周年,这两天,咱们就聊聊我们国家的这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优秀的革命家、杂文作家、诗人、历史学家。

无论从中国报纸的副刊史,还是从《北京晚报》的副刊史,一代报人、杂文家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专栏,都值得郑重地记一笔。邓拓先生以他广博的知识,报人的修养,通过《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向广大的读者写作以“轻松”、“有用”、“古今”、“知识”为切入点的短文,刊出后影响深远。

抗战时期,在办《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十年中,邓拓除了全面负责报纸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外,还亲自撰写稿件,绝大多数社论、评论和重头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写文章的速度,用“倚马可待”形容丝毫也不夸张。许多社论,他都是在马背上构思,完成腹稿。

值《北京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从历史的维度,梳理这个专栏出炉的前前后后,以及《燕山夜话》作为出版物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不仅是表达对前辈的敬意,从小小的副刊专栏所辐射出的种种,能让我们捕捉到很多时代信息,也能让我们再次领会到《燕山夜话》作为时代之著的意味。

和平时期成为《人民日报》的掌门人,他仍是以编辑、记者的身份战斗在新闻第一线。他长期值大夜班,常常工作到次日凌晨。

——编者

1951年冬的一天,已是深夜12点,中共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叫写一篇有关朝鲜战争的社论,明天见报。邓拓亲自动笔,一气呵成。两小时后,一篇用清秀的毛笔小字写就的原稿送到中南海,毛主席在稿纸的天头批示:
“很好,照发。”除在第一页上,毛主席用铅笔加了几个字外,其余一字未动。

除了写社论,邓拓还写了几百万字的各类文章。

1961年3月19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登出《燕山夜话》专栏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作者邓拓(署笔名“马南邨”)说:

邓拓是诗人,他最早刊登在北京晚报上的作品并不是杂文,而是题画诗。1959年2月,邓拓正式离开工作了10年的《人民日报》社,奉调中共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在欢送他的大会上,他念了一首诗,那就是至今镌刻在人民日报社大门口石碑上的、脍炙人口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笔走龙蛇二十年,
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
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
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
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时年尚未满五十岁,但已经是著名的老报人了。他二十八岁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三十七岁起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机关报的首任总编辑。可以说,一生的主要经历在报纸的编辑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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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的栏目名,正是这位老报人自己的手笔。燕山对北京,夜话对晚报,虽只是一个栏目名,仍透出这位老报人的功力与巧思:既绝妙地对应了刊发专栏的报纸《北京晚报》,又切合这个专栏策划时的定位。笔名“马南邨”,化自“马兰村”。这个河北保定阜平县的山村,正是邓拓当年主持《晋察冀日报》时所驻的村子。

邓拓手迹

“轻松”“有用”“古今”“知识”……《生命的三分之一》这一篇,或许在“燕山夜话”这个名字定下来的同时,就已经在邓拓的脑海里成形了。这一篇是《燕山夜话》真正的“序言”,最后一段里已经列明了这一系列文章真正的关键词,标注了这批知识性杂文的写作路径。

他还有一首《青玉案. 战友——鲁迅和瞿秋白》同样广为流传:

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文革”结束后1980年出版的《忆邓拓》一书中,收有当年《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编辑顾行、刘孟洪的回忆文章《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细述了专栏出炉的经过:“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我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你们真有一股磨劲儿。’”

凄风苦雨寒天短,最难得知心伴。长夜未央相待旦;论文谈道,并肩伏案,不识何时倦。投枪掷去歼鹰犬,翰墨场中久征战。笔扫敌军千万万;普罗旗号,马列经典,艺苑流风远。

玩笑其实也是实情。为了这个专栏,五色土副刊的编辑磨了作者三个月。1961年1月,北京日报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晚报编辑听了之后,立意邀请邓拓“给晚报开一个栏目,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我们和邓拓同志越来越熟,磨他写文章的劲也越来越足,整整磨了三个多月”,直到3月初才答应。

邓拓是个通才,既是一位优秀文人,又是一位良史,是一位优秀的史学家。

当时的邓拓已离开他主持多年的《人民日报》两年,调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主编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燕山夜话》的开栏,在《北京晚报》创意栏目并向邓拓约稿的编辑们看来,有些“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味。

邓拓作为良史,可谓著述颇多。纵观邓拓的史料观,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之史料观的精华,如“万经皆史”、注重调查材料、史料的“通识”、不尚孤证等。二是具有一种闳放通达的气度。三是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学风。

邓拓提的“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这个“铃”,有1961年前后的时代背景。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及其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强调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会议还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在邓拓眼里,“杂”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高境界。他曾说:
古来知名的学者都是程度不同的杂家,孔孟的传世之作内容都杂七杂八,包罗万象。在邓拓手中,杂七杂八的材料都能化作有用的史料。

这个大名鼎鼎的八字方针,其实在1960年冬就已在中央形成共识。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其中首次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毛泽东都发表讲话,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比如他的《燕山夜话》。

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粮食短缺,1960年底、1961年初社会温度的变化是明显的。曾是资深报人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处分工负责文教,邓拓在北京市的相关会议中发声,希望报纸宣传发挥适当作用,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以补物质之困,也是很自然的事。而正在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开动脑力的《北京晚报》副刊编辑们想到了开办一个灵活的读书札记之类的栏目,刊登一些知识性的杂文。他们把约稿的目光,投到了邓拓身上。

1961年初,北京晚报编辑找邓拓给晚报写文章,“磨”了三个月,邓拓答应在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专栏。3月19日,晚报刊登了《燕山夜话》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倡导读书之风,笔名马南邨。由于很多篇章的出处在报社的图书资料室无法找到,因此所有引文都由他自己核对。这以后,一篇篇字迹潇洒有力的《燕山夜话》文稿,便源源不断地来到晚报。

《燕山夜话》刊出后,轰动北京,影响全国。各地报纸都学《燕山夜话》办起了知识杂文专栏。老舍刚读专栏时不知“马南邨”是谁,夸奖说:“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在副刊编辑岗位工作多年,重读《燕山夜话》集时,我会忍不住设想,作为编辑,如果今天我碰上一个像邓拓这样的作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大概得用上“幸福”二字——对副刊编辑来说,一个学识渊博又长期浸润于报纸,深知报章各种需求,能按时为版面提供合适稿件的作者,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但一个既有学识储备,又精通报纸规律,能在学术和普及两者间兼取所长的作者,又着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燕山夜话》刊出轰动北京以后,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也想让邓拓开专栏,他就拉着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合用吴南星这个笔名,合写专栏《三家村札记》。

今天重读《燕山夜话》,许多篇章仍然可以放在今天的报纸副刊版面上,并不违和且不输光彩。它显出的报纸文章的生命力,是作者与报纸“可遇不可求”的密切关系使然,尤为难能可贵。所以,重读《燕山夜话》,在感知它出于历史风云的必然的同时,又不能不体味它偶然而难以复制的一面。“三家村”之一廖沫沙1979年忆旧时曾有“燕山偶语”之说,或许恰好用来形容。

当时副市长吴晗已从1959年6月开始,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1961年,吴晗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诬陷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并由此引起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科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

为《燕山夜话》定名时,邓拓对编辑说:“可以写的内容很多,题目随便想了一想,就够写一两年的。”很大程度上,是邓拓的学识支撑了这一点。在《欢迎“杂家”》一文中,邓拓说,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在《燕山夜话》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邓拓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杂家”风貌:

邓拓便是在去世之前短短的几个月里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邓拓同志在这些文章中,谈政策、谈时事、谈学习、谈工作、谈思想、谈作风、谈哲学、谈科学、谈历史、谈地理、谈文学、谈艺术……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琳琅满目,很像一部‘小百科全书’。写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谈古论今,旁征博引。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引用的资料很多。《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汉、唐、宋、元、明、清人笔记、小说;诸子百家、正史、野史;中外寓言,无所不引。”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从而成为“文革”的导火索。

邓拓的父亲是前清举人,邓拓幼承庭训,有国学底子,后来又先后求学于光华大学文学院政治社会系、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河南大学经济系,受过良好的学术熏陶与训练。他在河南大学就读期间撰写了二十五万字的《中国救荒史》,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以笔名“邓云特”)出版。从事灾荒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1998年撰专文谈这部“经典学术名著”,“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李文海认为,直到20世纪末,它仍是“有关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而这本被后来学者高度评价的教科书级的学术著作出版时,邓拓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

起初,邓拓是不同意北京日报转载姚的文章的,理由也很充足。后来北京日报被迫转载,按语是由邓拓、范瑾修改审定,并由彭真市长亲自定稿的。按语强调提倡毛主席倡导的“百家争鸣”,对不同的意见可以展开讨论,明显地抵制了姚文元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诬陷。

他的“杂家”理念,还出自长时间主事报纸的工作实践。报纸从业者的“杂家”要求,至今仍为多数业者所认同。在报纸工作,尤其是在戎马倥偬中处于一线主持编辑工作的总编辑,更是得有“杂家”精神与“杂家”本领,社论、理论文章、消息、通讯、杂文等样样体裁来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思想等种种领域都有识见。

再后来,根据彭真市长的意见,北京市委由邓拓来主持抓《北京日报》有关《海瑞罢官》的讨论。邓拓和彭真都把《海瑞罢官》的讨论当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希望通过这场讨论繁荣祖国的文化与学术。借以扭转和纠正由姚文元开创的以势压人、扣政治大帽子的恶劣学风。

史学家根底与作为党的机关报总编辑的非凡报纸生涯,对邓拓的“满纸文章”来说,是二而一的关系。《燕山夜话》,则是这种关系的“副产品”。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发表,到“五一六”通知发表,历时六个月零六天。在这段时间,邓拓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学术批判文章。但邓拓似乎并没有看清楚他抗争的方向和对手,更没有想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只是鸡蛋碰石头,一步一步地走向灾难。于是,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之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悲壮地走完了人生的历程,年仅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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