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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箫致雷加》辑录记

吴伯箫,笔名山屋、天荪,山东莱芜人,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雷加,原名刘天达,奉天安东(今辽宁丹东)人,为“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吴、雷二人私交甚好,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间,彼此通信往来,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书信。这些书信不只在见证二人友谊,更在诠释一段历史,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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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雷通信记载了很多会议活动。“文革”结束后的二三年间,中国社会新旧交替,思潮涌动,但一切似乎又都不明朗。一方面,思想和政策层面尚摇摆不定,另一方面,社会共识逐步形成,即使不那么清晰明朗,至少作为一种朦胧的认识与实践已深入人心。无论在第一封信中吴说出版局召开的座谈是“十年来第一次”,在第四封信中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他“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遇到的第一次这样规模的会”,还是在第二封信中所言及的巴金、罗荪、厂民、欧阳山等作家的文学活动以及他们在创办刊物、恢复文联组织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都可看作是对这种认识与实践的充分展现。信中所描述的这些事件都与彼时上至国家层面下至民间社会的主流潮汐息息相关,故其通信就具有记录与补证历史的价值。

吴伯箫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这些信件的另一价值在于较为充分地展现了“文革”结束后二三年间吴在工作和创作上的基本动态。在第一封信中,吴说拟去参加的大学外语教材座谈会实乃“吃十年前的老本”;在第三封信中,他由去看望马加,结果扑了个空,于是心生“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感慨;在第四封信中,他感慨于业务生疏,觉得自己“像民兵转正,票友下海,缺少拿手戏,心里并不踏实”,而整天忙于事务,荒废写作,于是情不自禁地向友人倾诉:“一个季度到了,今年我还没动笔。真可怕。”而在第五封信中,他直接说:“在我,当‘票友’仿佛还可以偶尔来一段‘清唱’,‘下海’反而‘跑龙套’都勉强了。原因是掉进了没有‘生活’又没有时间‘创作’的文艺队伍里。深悔到文学研究所早报到了两个月!”并希望跟随代表团下基层体验生活。这种时不待我、奋起直追然而又深感力不从心的体验,何尝不是整整一代人的际遇!

吴、雷通信还涉及不少文人间的交往故事,特别是其中一些细节,都可为研究“文革”结束后不久文人间交往与交游动态、心态提供一手资料。巴金、罗荪、厂民、欧阳山、沙汀、马加、荒煤等在信中所提及的这些文艺界人士都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所以,信中所述及的他们在“文革”后的文艺活动以及交往动态也都不是仅限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件。

我第一次见到心仪的散文家吴伯箫,大约是一九八○年春夏,他到虎坊桥南的诗刊社来,在老主编严辰的办公室。严辰叫我过去,介绍这是吴伯箫,我一看,是跟严辰一样的蔼然长者。年纪看来与严辰相仿,却一样精神。其实严辰生于1914年,他生于1906年,比严辰年长八岁,一算,他竟比我大着二十七岁!只是因为他还担任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工作,竟不觉他已经年逾古稀了。

这些信件见证了彼此间的深厚友谊。在信中,吴向雷或详述开会时的所见所感(第一、二、四封),或交待看望好友马加的过程(第三封),或诉说因事务缠身而不能投入创作的苦恼(第二、四封),或交流具体的阅读体验(比如:在第四封信中,他说他阅读《白绢花》时被感动得落泪),或为好友在文学创作上的作为而表达钦佩之意(比如:在第六封信中,他为收到《从冰斗到大川》而欢心雀喜)……都可看出吴、雷之间在私人关系上的不同寻常。我们知道,吴、雷二人都是从延安走出来的干部;从1946年到1953年,吴在东北从事教育工作,前后凡8年,先后为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教育学院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45年东北解放,雷回故乡任安东造纸厂厂长;后来他们又都离开东北赴京工作。从延安到东北,从东北到北京,二人始终相伴而行,他们因工作和文学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可谓深厚。这就不难理解吴在信中为什么无所不谈的根本原因了。

在严辰同志面前,我一向口无遮拦,这回见了他的老战友吴伯箫同志,我也大大咧咧地说:“我十岁的时候就知道您的名字啦!”他有些意外,我说:“当时在沦陷区北平,有一家杂志叫《吾友》,登了《灯笼篇》,我看了喜欢,就把作者吴伯箫记住了。没想到,过了一两期,他们又发启事,说这篇作品抄自吴伯箫著《羽书集》,为此向读者致歉。我却没告诉吴老,几年以后,我在一篇散文习作写到乡村夜行打着灯笼,并非亲身体验,就是从他这篇文章里借用的。

前几年,笔者曾赴莱芜参观过吴的故居,其内部景象实在让人无语。不仅刻有“莱芜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由院外搬到院内,而且故居因长期无人管理和修缮而变得异常破败、凌乱。事实上,不仅故居保护与开发不尽如人意,与吴有关的史料(日记、手稿、信札、版本、照片、文物)整理与研究也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他尚有不少资料藏于他处或流落于民间,其价值不可忽视。我在网上常看到吴伯箫信札以及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宗日记等材料被个人或商家予以拍卖的记录——概因其名声与自成一体的书法,拍卖价格倒也不低。无论作为文化地标的吴伯箫故居,还是散见于民间的各类资料,都有待文史学者们给予关注和研究。

而直到“文革”后花城重印了《羽书》一集,我才得见全书,也才知道原书名没有“集”字,原文题目也没有“篇”字。

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确辛苦,你必须在“资料堆”里不断寻找、比对,并判定其价值有无,而很多时候,你付出时间与心血,未必能换来收获。但持之以恒必有所得,近年来,我因工作需要,参与整理过许多文学名家的日记与书信,比如茅盾、巴金、曹禺、梁斌、丁玲、吴祖光、柏杨、徐迟、萧三,等等。这不仅对我从事的新文学作品版本研究和文库管理工作大有裨益,也为推进经典作家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吴的这7封信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有效进入研究者视野,全得益于捐赠者们的无偿惠赐,现辑录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这回看子张编的年谱,吴伯箫1980年5月10日写了《〈羽书〉飞去》一文,提到《吾友》这件事,也许他不是从我这里头一次听说,但他或是因我提起这旧事,忍不住写了此文,说:“再一件不愉快的事,是在敌伪侵占北平的时候,在北平的文艺刊物上用我的名字发表收入《羽书》的文章。搞这种伎俩的人也许穷极无聊只是为了赚点稿费,实际上那却是硬把人往粪坑里推的行为。这种怪事是解放以后才听说的,听了令人哭笑不得……”

附:书信七封

关于《吾友》,多说两句。这是当时我读中学的哥哥每期必买的一份综合性周刊,面对青年,以知识性为主。朴素无华,封面纸与内文同,骑马钉装订,定价比较便宜。每期开篇有一国际时评,主要评述欧洲战场,后面中英文对照栏中,连载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偶尔发表文学性作品,所以《灯笼篇》格外显眼。从来没有汉奸文章。我还记得此刊主编是顾湛、冷仪夫妇,我也从没想过他们会是汉奸。

两点说明:1、“()”为暂不能识别的字。

当然,时当延安整风审干高潮,作家本人恰身陷“特嫌”冤案,数千里外沦陷区发生此事,正与国民党统治区忽然流传吴伯箫已被共产党整死的谣言,难免让人起联想,当事人后来产生“阴谋论”的猜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2、“(?)”为暂不能确定的字。

我在很长时段里,揣测那位冒名抄袭的人不过是个想混点稿费的人,而我更愿意想象他是个爱好文艺的年轻人,对这篇文章爱不忍释,喜不自胜,随手抄了一遍,索性寄出去,与编者和读者分享。

雷加同志:

不过,看了子张编的年谱,我发现自己的想法“很傻很天真”。因为据年谱记载,1949年吴伯箫在文代会上见到巴金,巴金说起,文化生活社在上海孤岛出版《羽书》后,就按王统照所留吴伯箫济南地址寄发了稿酬,并收到了具名吴伯箫的回信,信上还问讯加印的稿费等情况。

国庆好!

又据年谱载,抗战胜利前夕,沦陷区作家张金寿在上海《杂志》五月号发表《北行日记》,说前不久在济南遇到“事变前文艺界鼎鼎大名的吴伯箫先生”,据他描述,“吴先生两条腿坏了,勉强蹭着走,远一点路便不行。他苦得很,最近正欲卖书,文人到卖书的程度,可以想见其如何贫困。吴先生言语甚为凄惨,他说,‘我如果不死,我们还会见得到的’,这是我们告辞时的末一句话。他的肺病程度甚重,且又贫穷,疗养谈不到,所以好起来是颇费时日的。他现在住在他弟弟家,仍不时写文章,往上海的《文潮》,山东的《中国青年》,北平的《吾友》发表,真是苦不堪言。”这样,遂坐实了冒名吴伯箫抄袭吴氏战前旧文投稿《吾友》的便是此人,他还用吴伯箫的名义在别处投稿,会客,他这一谋生手段虽不足取,但看来别有苦衷在,不像有政治意图,而多半是着眼于钞票。至于他怎么得到巴金寄到真吴伯箫旧地址的汇款通知,而《吾友》怎么发现这个以吴伯箫名义投稿的人属于抄袭,事后是否追回了稿费,以至这位冒名者的残疾是否与这次战局有关,这些恐怕将是永远的谜团了。

希望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你没碰到丁君。同往首都,并没事先邀约。看来晤谈也是不畅(?)的。大家忙于工作,倒也是好事。沙汀从成都来,两同志走访(他住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都扑空,在出版局召开的一次(十年来第一次)座谈会上才见面的。

而由吴伯箫收入《羽书》中的《灯笼》一文引发的这个话题,追究起来,竟有这么一串不为人知的故事。既可见年谱编纂者调查的细致与苦辛,更说明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

你去郑州,从邬士明同志处知道去的意向,收获不小吧?去年我去时是从广州北返的第四站,往回走时已经落雪了(目前在广州还穿短袖衫)。老想读读你写的西双版纳。

《羽书》是吴伯箫第一本结集的散文,其中无疑浓缩着他的乡情和童年记忆。他在1935年送王统照先生由济南去上海时,把整理出的书稿,请先生到那个全国的出版中心探一探路。随后“七七”变起,全国动荡,吴伯箫带领一队学生投入抗日斗争,又辗转南北,奔赴延安。戎马倥偬中哪里还顾得上那小小一沓稿纸,他也许想象着已经像老舍当年的一个长篇在“一·二八”日本轰炸商务印书馆时一样付之一炬了。不料,1941年在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山谷里,他读到上海《宇宙风》杂志上王统照为《羽书》所作的序。原来这本他的处女作已在1941年5月就由巴金的文化生活社出版了。真是“海内存知己”啊。

三五天内拟去嘉定参加大学外语教材座谈会(吃十年前的老本),往返预计半月,回来再来看你。

今天重读当年前辈王统照的序,其中不但对吴伯箫的少作有中肯的评价,而且就他在战火中写的通讯,更有积极的展望。王先生说,“伯箫好写散文,其风格微与何其芳、李广田二位相近,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伯箫好用思,好锻炼文字,两年间四方流荡,扩大了观察与经验的范围,他的新作定另有一番面目”。

伊唯同志好!

说吴伯箫“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好锻炼文字”,是不错的。何其芳早年好把古典辞藻引进笔下,吴伯箫却要用口语丰富文章的表现力,如“念灯书”可能是家乡方言,却胜似说熟了的“挑灯夜读”之格式化,他又把我们惯说的“十冬腊月”写成“石冻腊月”,不也是别出心裁的创意?

握手。

吴伯箫

从少时起,直到晚年以语文教育为业,他毕生都一字不苟;绝不许他主编的文学教科书有一个错别字,有一处语法错误。而少作于何、李之间,他更近于“地之子”的山东老乡李广田,却较广田多了几分韵致。比之“五四”第一代前贤,则他的文风平实质朴,眼睛向下,不唯美,不炫技,属于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一路。他1934年评论头一年的文学,重点提出茅盾的《子夜》写了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王统照的《山雨》写了中国农村的破产,概括称1933年为“子夜山雨季”,足见其胸怀和眼光。他忠于自己的真实感受,早期多了一点闲愁,战争中多了哀伤愤懑,都是自然流露,并无为文造情。到延安后,他采访太行写的通讯虽是全新的题材,却保持了他一贯的散文风格。在延安写大生产,写英模的通讯,是职务写作,他仍然是认真而求实的。他在《无花果——我与散文》中说:“行军到张家口,写《出发点》,打发了留恋延安的炽烈感情,刚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就有人成段朗诵,影响还好。但对地方人事美化绝对了。”请注意这一句“对地方人事美化绝对了”,看似随口谦逊之词,却显示了曾有的自省,像是国文老师对学生作文的批语,唯无功利之心的人有此胸襟的坦白。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

这样一位恂恂君子,却在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以“重大特嫌”被捕。正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吧,由工作问题而思想问题而政治问题,逐步升级,逼得老实人割喉、撞头,想一死了之。事后所谓平反却还不作结论,留了尾巴。日本投降,前往东北开辟工作,参与接管和创办新型大学,主持校政过程中,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打破了新区群众对共产党的疑惧,以自己的形象扩大了共产党在成百成千青年中的影响,这从他得到“老妈妈”的诨号可见一斑。

王笠夫同志打听你的住处,告诉了他,来看你了吧?又及。

“整风”以后的二十年,吴伯箫孜孜矻矻,献身教育。1966年起又遭批斗,1968年仍被“隔离审查”,1969年去凤阳干校劳动,1972年,66岁时得回北京等待分配工作。1973年参与恢复在运动中撤销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但年尾年头,就遭逢了从“批林批孔”进而“评法批儒”的“战略部署”。此时吴伯箫已患冠心病。但雪上加霜,先是编选教材时,《诗选》中不许选李白,据说姚文元认为李白不是“法家”云云;紧接着,一晚上有人来,传达当晚六点钟的电话指令,为批判毒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你翻翻这两本书,提出批判重点,明天早晨写出书面意见”!这个任务欺人太甚,吴伯箫一口气咽不下去,干脆回答:“不干!”这是一座沉默的火山的突然迸发,导致了老人冠心病发作。

幸亏两年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及相应的“大批判”“批倒斗臭”等“运动”。十亿人民得以喘息。吴老也赢得了最后几年相对舒心的日子。

雷加同志:

读这本《吴伯箫年谱》,正像它的副题“编年事辑:1906-1982”,恍如读了一部繁简有度的吴伯箫传记,随着年光的转换,吴老一生的沧桑尽在读者的眼前心底一一掠过。沉浸在一派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的气氛当中,竟不能自拔,不知何以终篇。

我今早八点一刻刚从上海回来,来看你。你又不在家,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下下边几句话。

去上海是参加大学英语教材座谈会。趁两个星期天,看到了巴金、李俊民和罗荪同志。并在罗荪家里碰到了厂民、
罗荪在编《上海文艺》,月内出版第一期,很有干劲。厂民是从无锡去上海,要办退休后复职手续,还没办安,正为此焦心。他们上了“四人帮”在东北的爪牙的当,去年退休,落草到现在,绝不会干这种傻事。

接广州来信,那里开了文艺座谈会,欧阳在会上发言,很受欢迎。仿佛要恢复文联组织,稿费(资料费)也想解决。后者无组织,前者对文艺工作者推动将是大的。

从《北京文艺》读到你的《一张地质图》,文字精炼,写得好。开始忙教材,今年剩下的八周,我怕动笔不得了,只好读同志们的作品。

这期间你来沙滩两次,我都不在家,真是憾事!

畅谈的机会总会有的吧?祝好。

吴伯箫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雷加同志:

来驾又一次相左,实在太巧了。

这次我是来看马加。马加来京是我从你处听说的。于卓告诉我,请马加来京看病,住北影招待所,又说每天三点后准在家。上午听说,下午就来看他,不想扑了空。招待所房间很多,但寂无人声,只一个男同志在水房洗衣服,对来访客人也不热情。北影实际工作如何不了解,从招待所看,仿佛有点不景气。到北影北门对过人教印刷厂看看,又到北太平庄饭馆吃了烩饼,天黑了,再去到()人处打听,说还不在。再加半天,去沈阳也到了。忽然想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深有感触。

马加什么病你听说过吗?于卓说他走几步就脚麻。要停一会才能再走,不知是什么病。

耳“背”,不愿用电话,想什么时候约到一起唠唠?

最后祝好。

伊唯同志不另!

府上几个青年,都成人了。接触很感亲切。

留下报纸一角,是不是有珍惜《岗位》之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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