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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个案研究中的文献-发生学方法

“文献—发生学”提倡在文献层面发现各种学术“症候”,再沉潜到价值层面去探寻其赖以发生的心理根源,并据此展现学术贡献与学人灵魂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不单给史案研究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新型工具,还为中西交汇时代将西学与中国经验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种示范。

很多时候,诗人个案研究被混同于关于这个诗人的文本解读,也就是说,“诗人个案”这个复杂的立体的研究对象被简单化为诗人的文本研究,至多也就是把诗人文本与诗人的生活经历简单地比附阅读,从而忽略了诗人与文本之间更为复杂立体的关系。面对独具个性的诗歌文本,我们还有必要追问,这种个性化的文本是何以发生的?为什么在同样的时代语境下产生的诗人是如此迥异,诗歌文本又是如此丰富多样?这就要考量同样的时代语境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诗人精神个性的生成,诗人自身的精神境遇乃至于隐秘的精神风暴又是如何外化到诗人的诗歌文本之中。新诗研究假如深入到发生学的层面,对诗人的个案研究就会日益突显,就可能会导致对诗人灵魂历程的研究要比其对诗歌文本贡献的研究更加紧迫。落实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在心理学层面寻求提供诗歌文本资源背后的精神人格基因,便可能在诗人个案研究中越来越有吸引力,也更有挑战性。

文献—发生学;学案;方法论

因此,从新诗史的角度来讲,我们对诗人个案的研究,就会既不满足于诗歌文献学,也不满足于发生学,而是运用文献—发生学方法,研究诗人精神人格演变的发生、发展及其这种精神人格的演变是如何外化到他的诗歌创作的,即做到“人”与“文”的统一。这种方法要求文本解读(创作文本)与人生解读结合起来,借用王国维的话叫“双重证据法”。而对于诗人人生解读最佳的途径无疑是研究诗人的自述性文字,这包括诗人自传、创作谈、文集的前言、后记(当然也包括他人撰写的诗人传记)。

摘要:“文献—发生学”提倡在文献层面发现各种学术“症候”,再沉潜到价值层面去探寻其赖以发生的心理根源,并据此展现学术贡献与学人灵魂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不单给史案研究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新型工具,还为中西交汇时代将西学与中国经验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种示范。

发生学研究特别重视诗人早期经验的挖掘。在人格心理学领域,母爱的影响作用相对来说引起了发展心理学家的重视,而父爱对儿童的影响则被忽略了。实际上,母爱更多地有利于儿童的诸如关心、感到被接受被需要这种情感的发展,而父爱则有利于促进儿童在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只有经历了这两种类型的爱,并且纳入到自己的个性之中,才有可能形成完善的人格。弗洛姆就认为,这种发展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准。如果幼年时期的母爱扭曲以及父爱的缺乏,都会导致一个人的感受性乃至价值定位与众不同。我们可以通过对两位诗人——何其芳与柏桦的早期经验简单考察,来分析二位诗人的诗歌的精神图景是何以发生的。

关键词:文献—发生学;学案;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01-0121-06

我们先聚焦于何其芳晚年的诗文。粉碎“四人帮”以后短短的一年里,何其芳的创作欲望急遽爆发,创作了十万字左右的回忆录和十几首诗歌,
汇成了多色调的晚霞,
而其主旋律则是根深蒂固的毛泽东崇拜。何其芳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历经磨难而矢志不移。个中原因,除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方面的原因,还在于他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崇拜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可以说,他这种深层的心理基因已经转化为一种信仰,他的毛泽东崇拜情结与马克思主义信仰情理交融在一起了,并且一直伴随他的终生。如果再深究的话,就会发现,他晚年的毛泽东崇拜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崇拜都可以逆推到何其芳早期父爱的缺失,长达几十年的,精神人格基因构成了环环相扣的链条。

作者简介:夏中义,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周兴华,女,教授,文学博士,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考察何其芳精神人格形成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父爱在何其芳的精神世界中是缺失的,他的父亲镜像的缺失,必然会使之在以后的岁月中寻觅另外一种形式的父亲镜像。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大约在
6 岁以前,儿童极大地依靠母爱以供养自己发展的条件。过了 6
岁,儿童开始把自己对于爱的需求转向父亲,在父亲那里找到发展自己的应付能力和价值体系的条件。成功地完成这种转变对保持心理健康是非常必须的,否则就有可能造成以后的神经和精神疾患。
[1]而何其芳的 6
岁恰恰是其早期精神人格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点。何其芳出生于四川农村的一个封建家庭,在
6
岁之前“他的性格基本上还是自由发展的,……父亲的威胁此刻还未直接降临到他头上来”。
[2]3 从他 6
岁左右开始,父亲那套严厉的封建家法管教,紧紧地箍在他的头上,动不动就对何其芳痛打。后来何其芳经常头疼头昏,可能与父亲粗暴的性格和残酷的鞭打有关。我们知道,在男孩的人格发育过程中,父亲模式对他的形塑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在何其芳的一生中,关于其他亲属如祖父母、母亲、姨母等都留下了很多文字,惟独关于父亲的文字,我们却找不到丝毫。或者说,在他的文字中,父亲形象是一个巨大的空缺。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的散文《私塾师》中间接地看到他的父亲在他心灵中的印象。文章中描写的私塾师鞭打他的孙子的情景其实就是何其芳幼时被父亲鞭打的情景的再现:

周兴华:您的“文献—发生学”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案来说是一个有效的研究方法,它不仅能带来学术上的发现,还能引发对学人心灵的探究,我希望也能借此方法对您做“文献—发生学”阐释。因为在读您的著述时,有一些发生学层面的疑惑不易找到文献方面的印证,所以很想问一些问题,以期追溯您的方法论的生发之“源”。这“源”既指外在机缘,也指内在动因。读您的论著,发现“文献—发生学”方法虽是在《世纪初的苦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研究王国维美学时您就用了,至今已20年;但作为方法的正式命名却是在2005年写的《百年中国文论史案研究论纲》中。若追溯您“方法论自觉”意识的最早出现,则拟回到您1982年《评〈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方法论》这篇文章。它是您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点,后来的诸多论题也与它有关联,比如《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历史无可避讳》这两篇文章的背景虽纵贯1949年以来的各个时段,但《评〈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方法论》仍不失为一个参照系。因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这本权威教材是以反映论为其哲学基石的,而您后来从思想史角度去梳理朱光潜、王元化、李泽厚与反映论的关系,皆印证您的“方法论自觉”的根就扎在这篇1982年的文章里。因此,很想知道《评〈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方法论》的来龙去脉。

右手据着长长的竹板子,脸因盛怒而变成狰狞可怕了;当他每次咬紧牙齿,用力挥下他的板子,那孩子本能地弯起手臂遮护头部,板子就落在那瘦瘦的手指上;孩子呜咽着,不敢躲避,他却继续乱挥着板子,一直打到破裂或折断。

夏中义:关于《评〈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方法论》的前因后果,我曾在拙著《思想实验》(学林出版社,1986)后记中谈过。这篇文章是由一个偶然因素触发的。1982年春我留母校华东师大执教。时任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教授让我和他的硕士生在一起上课,其中有南帆(厦门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现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陆晓光(华东师大中文系七七级,现任华东师大王元化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徐先生的授课方式很特别,一般是他先指定讨论内容,然后听弟子讲。第一次课徐先生就指令我讲对《文学的基本原理》的看法。

他感到那个打人者“十分可怕,十分丑恶,仿佛他突然变成了一匹食肉的野兽”。这间接地体现了他对于父亲的憎恶。
[2]4-6 本来何其芳的性格很害羞,个头瘦小,后来稍微开朗、活泼一些,但是
6
岁左右的父亲粗暴态度,使得他的性格再次变得抑郁、沉默寡言,孤僻与忧郁过早地笼罩了他的心灵。他对于父亲的反抗,起初是朦胧的自发的,后来,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这种反抗就成为必然的自觉的选择了。
1928年,何其芳结束了中学生活,打算出走他乡。父亲为他安排的前程是在家娶妻生子,看守家业。但是,何其芳执意到上海,进入中国公学预科。父子矛盾再次激化。大发雷霆的父亲“以断绝经济来威胁他”,于是他不得不过着经济短缺的苦读生活。

对此指令,我诚惶诚恐。因为本科四年我把精力全用在美学上了。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两卷本,我曾研读四遍。我发表的学术处女作是《试论自然美的社会性》,刊于母校学报
1979年第4期。本科毕业论文是做《费尔巴哈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属比较美学。徐先生让我讲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怎么看,我不敢不用力。

按照心理学的补偿机制,父亲镜像在何其芳心中的缺失,势必导致去寻求另外一种意义的父亲镜像去填补。我们注意到,自从他到延安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逝世,毛泽东的形象一直是何其芳精神上的崇拜对象。从他
1938 年写《我歌唱延安》,到 1977
年去世前的《毛泽东之歌》,一直贯穿着他对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崇拜之情。可以说,在何其芳的精神世界中,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取代了何其芳的父亲形象,成为何其芳精神人格的镜像,并且转化为“卡里斯马”型权力崇拜。在
1930
年代,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旗帜的旗手,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象征性人物。很多人都把毛泽东写成“民族的巨人”、“民族之父”。人们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就凝聚了历史上的卡里斯马崇拜情结。何其芳也不例外,他的卡里

我把问题聚焦在方法论。我读出《文学的基本原理》作为文论系统所以不尽人意,根子是方法论出了毛病。具体地说,它是把反映论当方法论,结果也就把文学看作社会现实的形象再现。视反映论为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无论从方法论、还是在从文学现象的定性上,都是一种偏差。在我看来,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它是用造型来表现作家对世界、人生、历史乃至宇宙的一种总体体悟或想象。假如说这一借助情态想象造型来呈示的体悟本是作家灵魂的一部分,那么,把文学理解为是用语象艺术来隐喻的作家灵魂的肖像,它也就是一种审美创造,而不是纯粹认知。或者说,虽然审美可以包含认知元素,但这认知元素定要融化在文学形象中,于是,被审美化了的认知元素也就不再是纯粹的认知元素了。所以假如确认文学是一种非纯认知性的审美创造,而不是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性形象再现,那么用反映论来做文学研究的方法,也就“专业不对口”了。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提出《文学的基本原理》由于受制于反映论的误导,而令其在解释如下三个问题时不免误判。

斯马崇拜情结在他的关于领袖的诗文中可以体现出来。他的《毛泽东之歌》中有这样的内容:
1942 年 4
月有一次他去见毛泽东,“在我,当时是有着一种小孩子见到长辈的心情的。”回去的路上,“我们似乎从幼稚的少年时代长大了许多。”此时,何其芳已经整整
30 岁了。 1957
年何其芳写作《回忆、探索和希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十五周年》又回忆到座谈会的情境:“问题是重大的,而且是很尖锐的,然而毛泽东同志却讲得那样和蔼,那样亲切,就像是一个慈爱的长者。”
[3]毛泽东逝世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不要哭。毛主席是不会喜欢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哭泣的’。”
[4]毛泽东在何其芳的灵魂深处,俨然一个“父者”形象。因此说,何其芳在延安走进体制并且融为体制一部分,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其原因既有时代语境的作用,
同时又有精神深处对于父亲镜像的认同感产生的动力,而且,这种政治力量的伦理化,就极有可能内化到他的灵魂深处,甚至直到晚年也难以祛除。

第一,在解释原始艺术的发生时,由于教材过分强调西方文论中的模仿说,说原始壁画是源自先人对狩猎对象的客观的逼真描绘,这恐怕是曲解,因为这将无法圆说欧洲洞穴壁画为什么会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深处。黑暗处的洞穴绘画旨在寄托原始部落的巫术想象,望能通过逼真模拟动物形体来祈祷自己日后捕获更多的动物躯体。壁画形体与动物躯体是两回事,然而这不妨碍原始人将两者幻想成一件事,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将此原始心理命名为“互渗律”。只需抓住这个原始“互渗律”,诸多原始艺术的发生就能得到恰当的解释。而模仿说则把原始艺术发生的原因简单化了。

第二,《文学的基本原理》很少谈想象,更忌讳谈灵感,因为言及想象和灵感,怕有从主观唯心论角度去消解反映论的嫌疑。这是1949—1979年间大陆学界不容触及的哲学禁区。

童年经验对于诗人一生中的重要意义,在柏桦身上同样得到淋漓尽致的映现。如果说,何其芳的毛泽东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逆推到他“
6
岁”时的父爱缺失作为源头,那么,柏桦这位“极端左翼的抒情诗人”的诞生,则可以追溯到柏桦童年时期母爱的缺失,可以追溯到他的至为关键的“
6 岁”时的蛋糕事件。又是“ 6
岁”!正是这个事件,柏桦的人性基因里根深蒂固地生长出“下午情结”,也正是这个“下午情结”酿造了诗人柏桦的诗性基因。什么是“下午情结”呢?他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开篇第一段就定下了全书的调子:

第三,《文学的基本原理》因为信奉反映论,所以势必把作家的主体精神世界简化为世界观,这世界观主要还不是指作家对世界的看法,只是政治立场的代名词。这就导致以群虽然有时还想谈一点作家的风格,但他不敢从作家的创作个性角度去阐释作家风格。当《文学的基本原理》既不能回答原始艺术的发生又不敢过多触摸文学想象、更没勇气去探询灵感的奥秘,同时又摒弃了作家的个性心理结构与其艺术风格的有机关联时,这样的文论教程还有什么文学味呢?这一切都是它把反映论奉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而惹的祸。

下午(不像上午)是一天中最烦乱、最敏感同时也是最富于诗意的一段时间,它自身就孕

《评〈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方法论》写了15000字。徐先生说不错、有想法,拟推荐给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四次年会的青年学者代表发言。1982年4月我在广州年会宣读了这篇文章。这大概是新时期学界第一次在文论领域明确提出了方法论命题,也是第一次从方法论角度去回应《文学的基本原理》为何在学术上站不住。不料会后中山大学的教师给我传递了如下信息:一、参会的老教授至少有三分之一不同意我的观点,有的气得一夜难眠;二、也有人说夏挑剔以群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他有本事就写一本给大家看看。这话对我刺激很大。记得当时我在心里这样回答: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新的文论书给你们看。这就是我1984年动笔、1988年出版的《艺术链》。《艺术链》在方法论上是从艺术—文化心理角度去系统阐释作家创作、读者接受与专家批评。

育着对即将来临的黄昏的神经质的绝望、啰啰嗦嗦的不安、尖锐刺耳的抗议、不顾一切的毁灭冲动,以及下午无事生非的表达欲、怀疑论、恐惧感,这一切都增加了一个人下午性格复杂而神秘的色彩。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下午性格的人。
[5]1

周:1984年后,您的研究重点转向文艺心理学,于1988年出版了视角独特的文论著作《艺术链》。这书最吸引我的是第七章“文学生态论”,它将文学流程置于社会心理系统这一宏观结构去考察,认为“社会心理系统”由“国家意识形态”“公众日常观念”和“社会无意识”三个层面构成,将对文学存在的审美—文化心理分析引向了对当代文坛及其精神史背景的关注。我猜测您后来对胡风、对“别车杜”、对毛泽东《讲话》的研究与这部分思考有明显的相承性。用今天的眼光看,您对如上学术—思想史案的论述拟属公案研究,真正的学术—思想史个案研究,应该从1996年出版的《新潮学案》开始。您的《新潮学案》曾这般感叹20世纪80年代:“它曾繁华过,风流过,鸿儒名贤,一时无不雅集于斯,后却因故而荒芜,而空寂,神飞杳杳,人迹渺渺,而且由于健忘,十年前的福地在坊间的记忆中,现已淡化为隔世传说,往往只闻其名,而不知其人其文。历史真的像书页那样翻了过去,也就很难打开,犹如瞬间凝固的熔岩一旦把生灵压扁,便进入永恒的沉默。”[1]255这里似有一种深意,是想用学术方式铭记一段可能被掩埋的心灵史,以免历史被人为地扔进遗忘的黑洞。可以这样理解吗?

1956 年 1 月 21
日的下午,柏桦诞生于被柏桦称为“下午少女”的母亲。从此,“下午情结”成为柏桦的宿命。他说:“这令人紧张得如临悬崖的下午,生命在此刻哪怕听到一丝轻微的声音都可能引起本能的惊慌,可能被吓死。”“下午成了我的厄运……而培养下午,就是培养我体内的怪癖,就是抒情的同志嚼蜡……而时光已经注定错过了一个普通形象,它把我塑造成一个‘怪人’、一个下午的‘极左派’、一个我母亲的白热复制品,当然也塑造成一个诗人。”
[5]1“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全被母亲的‘下午’所笼罩,……母亲是下午的主角,冥冥中她在履行一种可怕的使命。”
[5]1
这个蛋糕事件使柏桦感到:“对未来无名的反抗激情,对普遍下午的烦乱激情,对本已完美的事物百般挑剔的激情也开始在我内心萌芽。我以离奇古怪的热情和勇气此次渴望迅速长大、迅速逃跑、迅速自由。”
[5]7

夏:谢谢你的解读。1988年《艺术链》问世后,我一直在思考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希望找到一条能重新激发自己的学术生机的路。当时已临近“世纪末”,20世纪即将走完,学界不少人都在尝试打世纪牌,我能否也在这方面做文章呢?
我发现当时学界热衷百年中国文学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以同样的热情去关注百年中国文学批评暨文论,我想填补这个空缺。《新潮学案》前言曾经谈过当时的想法:“百年中国文学暨文论是一笔多卷本的大账,一笔笔小账不算清,大账也肯定算不清。于是,我就先算小账,抓两头。首先抓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之发生,也就是算清青年王国维美学这笔账……另一头就是‘新时期文论重估’。”[1]3专论王国维美学的《世纪初的苦魂》问世虽比《新潮学案》早一年,但实际上是先做《新潮学案》,其中第二章曾题为《新潮的螺旋——新时期文艺心理学批判》刊于《文学评论》杂志1989年第2期。以前做胡风、做“别车杜”都是当学术—思想史案来做,期待能研究得比较深、细,所以把《新潮学案》设计成新潮文论的个案组合,也是为了能以点带面地呈现新时期文论思潮的特点。

如果母亲是柏桦“下午情结”的起源,那么,在柏桦 9
岁时,那位“脾气古怪、性格烦乱”、酷似母亲性格的女教师,则强化了柏桦身上的“下午情结”。她也是天天在下午折磨一个小男孩,也正是她对柏桦的“惩罚”,又在母亲的基础上加深造就了一个“极端左翼的抒情诗人”。幸运的是,柏桦的这种反抗情结逐渐超越了个人化,而融入了时代语境:“它使我加速成为一个‘秩序’的否定者、安逸的否定者、人间幸福的否定者。随着逃跑不断升级,我理解了‘斗争’、‘阶级’、‘左派’、‘解放’这些词语,它们在在一个诚实的孩子的注目下显得无限伤感、催人泪下,同时一股近似于自我牺牲的极端热情把我推向‘极左(自恋狂或虐待狂)的尖端。这尖端顶着诗人放肆的特征但没有怎么庸俗的快乐。”
[5]9

我所评述的诸位学人(从刘再复、李泽厚、鲁枢元、刘晓波到刘小枫),大多是学界公认的新潮文论作者,都在新时期文坛留下过轰动效应。既然他们感动过历史,或深或浅地影响了新时期思潮,那么,其人其说也就不再是纯个体存在,而已转为不乏思想史意味的公众人物。你可以对他们不苟同、不喜欢,却无权绕过他们,不屑一顾,从而将历史抹成空白。《新潮学案》所论述的对象有的因为非学术原因在学界被隐去,有的因为自身的学术调整淡出了公众视域,但他们在那特定时段已给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留下了一笔厚重遗产。我格外珍视这份遗产,这不仅因为我参与了这遗产的创造,也是因为我是这遗产的守望者兼反思者。当我以过来人的眼光重新打量这段业已辞去、却仍带着我的体温的那段历史时,思考仍在滋长。《新潮学案》最初几章(如论刘再复、鲁枢元等)主要是文论研究,写到李泽厚、刘小枫时已是文化哲学层面。与此书写作交错进行的《世纪初的苦魂》则把思路沉潜到心理发生学水平。

童年经验中的“下午情结”影响到柏桦的整个生命历程。他在大学时期对波德莱尔《露台》等的接受,也正是对童年时代“下午情结”的灵魂呼应,这件事和柏桦
6
岁时期的“蛋糕事件”一样具有重要意义。自此,柏桦走出“睡眠的自由和真理”,达到更为清醒的生活状态,以“公然真实地发起高烧或假借呕吐”抗议“一切集中的或自愿集中的学习形式”,从集体学习中抽身而出,他说:“我一如既往地认为任何教育形式都是规训式的,甚至含有法西斯的意味。一个人从小就被强迫接受教育,这是你无法选择的选择,就像你只能选择你的父母,只能选择你所使用的语言一样。教育的权力高高在上,挥着它残忍的霸主鞭,它将某种你并非愿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原则甚至法律条文抽进你的肉体。规范化、字典化、等级化、秩序化、理性化通过既定的教育形式形成一套你不动脑筋、逆来顺受、好吃懒做的书写模式、表达模式和行为模式。”
[5]67
此时,成年的柏桦,已经将童年时期无意识的情绪体验转化为理性的价值体系。

周:细读《世纪初的苦魂》时有这一印象:此书虽有明确的“文献—发生学”方法诉求,但研究重心仍在文论本身,即无论对王国维美学的研究、还是对王国维研究的研究,都把文献作为重点剖析的对象,学人灵魂命题虽已进入视野,但意犹未尽,所以才有了1995年的《学术着陆与学人活法》,并由此催生出《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触发因素?

夏:引发写《学术着陆与学人活法》一文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此前曾对庞朴有一访谈《学术反思与文化“着陆”》,主要是就当代大陆学界的精神演化背景向庞朴请教;二是1996年家父突然去世,引发了我对生命无常的紧迫感。那年我47岁,已近天命之年,按照“人生难满百”的说法,我的生年已过半。于是下半辈子该怎样活,就成了魂牵梦绕的问题。我认定自己是“爬格子”的,除了买书、读书、著书与教书,我尚未发现世间还有其他更诱人的活法。但这个定位只是一种自我设计,我还需找一些旁证,来明确这选择一旦确立后应该坚守什么及规避什么。于是我找了九个清华背景的学人(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到王瑶),通过辨析他们身后留下的世纪性足迹来判断一个纯正的学人应该怎么活、或不该怎么活、或怎样才能活出境界。这是我写《九谒先哲书》的内驱力。

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里,柏桦不仅为我们研究柏桦本人的诗学发生学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材料,而且有利于研究近
20
年来中国汉诗的发生学以及现代汉诗转型的发生学。可以说,这部书本身就是柏桦自我发生学研究的最直接坦呈。他的自述文字是关于自我描述的描述,是某种程度的诗学自我反刍,具有某种元自述的味道。尤其让我们高兴的是,书中所显示出的不仅是柏桦对于自我发生学的精细剖析,而且也显出柏桦本人对于他人的发生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周:前段时间有人评述您的学术,说您做学术所撷取或运用的理论资源,并非是20世纪90
年代后大面积地进入中国并盛行的“后现代”“后殖民”话语,而是仍停留在
20世纪80
年代。我觉得在方法论问题上,您有自己的系统思考,您所创设的“文献—发生学”方法汲取了中国与西方的理论资源,只是标志性术语不似西方批评方法那样突出而已。我很想知道您创设“文献—发生学”方法的思考背景,以及运用这方法聚焦某特定个案的原因是什么?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柏桦在本书中对于万夏的分析与描述,也极富有诗歌发生学的研究价值。他概括了构成万夏诗歌不同阶段的二重性:一个是
1980-1986 年的“莽汉”时期万夏;一个是 1986-1990
年“汉诗”时期的万夏。前者是高唱青春反叛之歌的万夏,而后者则是古卧龙桥上对酒当歌的万夏,秋雨满楼头、诗句夜裁冰的万夏,换取红巾翠袖的万夏,诗歌江湖急先锋的万夏,民俗和中药中的万夏,谶讳中的宿命者万夏。
[5]140
这种概括是精当的。更有价值的是,对于万夏的诗歌变奏的内在灵魂的逻辑性,柏桦做了极富有新意的捕捉。柏桦捻出了万夏灵魂里的两个关键词:“宿疾”与“农事”。他发现,万夏早期生活里有四大宿疾:宿疾之一:自由着迷于绘画,以儿童的幻想与色彩对抗制度性因素,但是被排斥在艺术的制度之外,通往职业艺术家的道路被切断。宿疾之二:初中时期形成的“飞行”情结。万夏曾说:“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是掌握一架高行驶的飞行器,闪电般的疾驶。如果这一切不能办到,我就设想我的死亡是一次赤身裸体的在高空展开双臂的急速下降。”这种“飞行”渴望构成了万夏意图摆脱现实存在的虚无性形而上的力量。宿疾之三:
1979
年考取西南政法大学,由于体检不合格而不予录取,次年却落草于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画家梦转向诗歌梦。宿疾之四:万夏从小到大对植物格外关注。这四大宿疾为解释万夏的诗歌发生学与迁移变化提供了人性基因意义上的支持。前三个宿疾,造成了万夏精神人格方面的偏执、任性、抗拒、颠覆、叛

夏:你这问题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有涉理论资源的有效性;二是让我谈对“文献—发生学”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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