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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叔傥先生谈《文心雕龙》之迹

伍俶先生的大名,知道的人不多,但在上世纪中,他却是文人雅士中颇受尊重的诗人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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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俶生于1896或1897年,字叔傥,一比,斋号暮远楼,浙江温州瑞安人。从汪威廉教授的文章中得知,伍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刘师培、黄侃诸先生,与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同学。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及教育部参事,另外,他也曾担任过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等职。

伍叔傥也以五言诗闻名。1975年香港诗坛排列1954年至1974年二十年间香港诗人座次,伍叔傥列第一,被称为“托塔天王”。

1938年,伍先生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时,校园里传闻有所谓的“四凶”,指的即是伍俶、沉刚伯、方东美和王书林四位教授。据伍先生的学生,夏威夷大学罗锦堂教授的诠释,“四凶”意指四人的才气、名气和脾气。除王书林后来去了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以外,其他三位皆移帐台湾大学,皆为罗锦堂的业师。

伍叔傥曾自述“自束发受书,辄好吟咏,初爱汉晋五言”。他也是黄侃的弟子,而中国现代《文心雕龙》研究史通常是追溯到黄侃。

像伍先生那样才华出众的名教授,校长都不敢得罪他。每年台大师资续聘,校长总是亲自登门,呈送聘书,而不是寄去。足见那时教授的地位德高望重。

伍叔傥(1897—1966)是钱谷融先生的老师,钱先生曾在文章里数次提及。“我经常深切怀念着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他是我一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第431页)“我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却仍能有这种美好的感情陪伴着我,我感到无比欣幸。伍先生精神永存!”[《伍叔傥集》序;《伍叔傥集》(温州文献丛刊),方绍毅、沈迦编校,黄山书2011年,本文所标页码皆出该书]

伍先生个头不高,但仪表堂堂。他穿长袍时,儒雅俊逸;

伍叔傥1920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历次教授中国语文课程的大学有:上海圣约翰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1966年在香港去世当年,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了伍叔傥纪念奖学金(第645页)。

着西装时,风度翩翩。常常手持拐杖,或掌中摇一把折扇。其嘴唇上方一撮修剪得方方正正,比鼻子还窄的仁丹胡,让人印象深刻。有一次,他一袭西装,手持拐杖在西湖岸边散步,被几个外国人误认作卓别林,他们径直走过来大呼“Charlie!
Charlie!”令人啼笑皆非。也有人视他为日本人。但不知是否有人叫他希特勒?他似乎很中意自己的风范,这种容貌几十年如一日,不曾改变。

澳门新葡亰登录,伍叔傥曾自述“自束发受书,辄好吟咏,初爱汉晋五言”(第589页)。他也是黄侃的弟子。中国现代《文心雕龙》研究史通常是追溯到黄侃:“黄侃的功绩在于他开创了把文字校勘、资料笺证和理论阐述三结合的研究方法。”“关于《文心》的分篇研究,黄侃已创其始。”(张文勋《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回顾》,见《文心雕龙学综览》第9、13、1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黄侃1919年与刘师培共同担任《国故》月刊创刊主编时,伍叔傥名列编辑(第590页)。黄侃在北京大学授课包括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其时伍叔傥受教(第187页)。《伍叔傥集》录《黄侃日记》述及伍叔傥者计36则(1931年5月5日至1935年“正月二日”),历时近四年(第508—513页)。其中有:“伍叔傥于百忙中来久坐”、“夜与叔傥饮于白宫饭店,叔傥随还久谈。叔傥示以月论诗”、“伍叔傥雨中来坐,留夕食”、“夜携子女偕叔傥看影戏于世界戏院,并食于白宫”、“叔傥送中央校七月俸来,求书一扇,录《齐书·文学传》一节示之”、“晚饭后,叔傥来,与之久谈,殊恨太直耳”、“伍一比送荔枝”(按:“一比”为伍叔傥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的笔名)、“叔傥送菜,戏报以一截句”、“叔傥送羊肴”、“叔傥送酱羊肉”等。而1934年3月18日《伍叔傥年谱》记有:“黄侃来访并赠诗伍叔傥,又为伍叔傥书一横册页:‘叔傥移居鸡笼山蓝家庄,适予卜筑其西,因赠以二绝句。甲戌二月四日。天涯师弟久相望,岂料移居共一庄。从此春朝与秋夕,倡酬应为看山忙。筑馆鸡笼相次宗,吾贤素具晋贤风。他时诗礼多疑义,会觉名师在屋东。’(第606页)”《黄侃日记》该日亦记曰:“又至叔傥处,为书一横册页。”可见黄侃对伍叔傥这位弟子颇有师生之宜。

精研六朝文学的伍先生,在台湾大学给学生讲《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每次授课,他从不依仗讲义,而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伍先生极为欣赏刘勰的才华,对《文心雕龙》赞口不绝,五十篇共数万字的篇幅,不但文字优美,而且说理透彻。有一次,他给罗锦堂班上讲授此文,正说得神采飞扬之时,忽然停住,只见他鼻子嗅嗅,眉头一皱说,“讲如此之美文,怎可在厕所旁边?厕所旁边只能讲韩愈的文章!”听到这里,众人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教室与公厕相邻,气味不时隐隐飘来。执拗的伍先生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还为此特别去与校方交涉,要求换间教室,学校居然采纳了他的建议。没过两天,教室给调换了,且远离异味。

黄侃早年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文心雕龙札记》是其著述之一。初刊于1923年章太炎创办的《华国月刊》[《〈华国月刊〉月刊》(民期刊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初版于北京文化学社1927年。伍叔傥作为黄侃的弟子,其治学和教学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格外推重《文心雕龙》。钱谷融《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中追思抗战时期伍叔傥在重庆中央大学教学时写道:

为讲授一篇诗文而换教室,古今恐怕只有一人。他偏爱《文心雕龙》,认为刘勰这样的文僧仅留下传世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却没有自己的创作,甚为遗憾!而他自己也述而少作,无不令人惋惜。

师范学院国文系有一门必修课叫语文教学法,也许是因为一时请不到合适的人来教,也许是在他的心底里根本瞧不起教学法之类的课程,他就自己来开这门课。他在这门课上讲什么呢?讲《文心雕龙》,正正经经地讲《文心雕龙》。决不因为这门课程的名称是语文教学法,就生拉硬扯地在每堂课的开头或结束的时候搭上一点有关教学法的话头或事例,去装潢门面骗人,应付学校。

伍先生虽曾于北大求学数年,但他的温州口音依然如旧,不曾改变,抑或稍有改变,常人仍旧不易听懂。这是民国时期多数教书先生的共同特征。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却没能统一语言。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虽推行标准“国语”,但当时仅在形式上,并未普及到地方。国人依旧南腔北调,方言各据一方,于是出现“十里不同音”之现象。老师浓重的乡音,

从《伍叔傥集》中大体可见,伍叔傥自其大学任教起,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国文教学课堂上讲授《文心雕龙》,其作品也多有对《文心雕龙》的独创之见和精彩评论。《伍叔傥集》中多处提到与《文心雕龙》相关的内容,本文稍作摘录,或亦有助《文心雕龙》学界同仁视域。

对听课的学生来说,颇为吃力,惟靠勤奋和多问来弥补。时隔几十年,时任“行政院长”的严家淦由美国回台,途经夏威夷时,接受当地华侨的欢宴。罗锦堂教授也受邀出席,同时坐于严旁。他想起1966年伍先生去世时,在追悼会上看到严家淦的挽联,从而得知,严院长也是伍先生的弟子,他们二人便就此事聊了起来。严院长饶有兴趣地谈到,当年他在圣约翰大学上伍先生的课时,伍先生的话不好懂。有一次,伍先生说“秦始皇的五言诗写得很好!”台下的同学听得一头雾水,不得要领,秦始皇曾几何时会作五言诗呢?好在那时候的学生不懂即问,伍先生这才用粉笔将这句话写在黑板上。原来他讲的是“陈思王曹植”。“陈思王”给说成了“秦始皇”。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得以释疑。

《伍叔傥年谱》记:“1922年9月,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员。上海圣约翰大学推进中国文化教育改革,改变国文课程和教学方法,同时聘请伍叔傥……等一批国文教员。”胡颂平《追忆伍叔傥先生》称:“伍叔傥在圣约翰大学与钱基博先生最相契合。……钱锺书说自己当时考庚款留学生时,伍叔傥是批卷子之人。因此伍叔傥是他的座叔。”(第593页)胡颂平(1904—1988)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市,早年曾从伍叔傥习汉魏古文,晚年任胡适秘书。著有《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等。

一辈子教诗和读诗的伍先生,其才华也由此体现出来。我有幸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借到了《暮远楼自选诗》一书,那是崇基学院中文系师生、校友在伍先生去世后为他编印的线装书。此书收集了伍先生的五言及七言诗一共114首,又附伍先生《谈五言诗》的长篇演讲稿。他曾说自己每日一诗。几十年下来,也应积累了数千首之多。为何《暮远楼自选诗》里只有为数极少的一部分?其它遗稿是否在他干女儿手上?抑或自己不满意而删毁?

伍叔傥有《杂言诗概论》《八代诗中形容词副词的研究》等文章,1923年分别刊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报《约翰声》第34卷第3号和第4号。其中《杂言诗概论》谈道:《行露》之诗曰:“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文心雕龙》云:“《召南·行露》,已兆半章。”是五言之所由出也。余观近世因拒婚而至忿讼,其事多有。而汉后篇什,述女子之贞固者,但美其申礼防而自持,至于“虽速我讼,亦不汝从”,属辞如此,未之有闻。殆由徵实难巧,故习华随侈,遂屈意以伸词乎?

书名中的“暮远楼”取自伍先生的斋号。博学的罗先生说,“暮远楼”自有典故,出自《史记·伍子胥传》中“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的文句。他是以漂泊在外的伍员(伍子胥)自居。

“《召南·行露》”句,见《文心雕龙·明诗》:“辞人遗翰,莫见五言,……《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又“徵实难巧”语,见《神思》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习华随侈”语,见《风骨》篇:“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

读伍先生的诗,觉得有股仙气,又像印象派的画和音乐,含而不露,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美。反复阅读,便觉句句清丽,字字珠玑。难怪胡适曾称赞说,“叔傥的诗,是用气力做成的。”还向他的助手胡颂平打听“叔傥的诗印出来了没有?

据《伍叔傥年谱》:“1932年
本年度秋冬学期,伍叔傥在中央大学文学院讲授课程为汉魏六朝诗。”(第606页)又:“1935年10月1日,中央大学文艺俱乐部成立大会,伍叔傥与黄侃、吴梅、徐悲鸿夫妇、陈中凡等讨论章程,举定职员,听意大利曲,观电影。”(第607页)又:“1939年
本年度下学期,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讲授历代文选并指导各体文写作。……钱谷融为当时学生。”(第612页)

请他寄一本给我。”胡先生对他的诗的爱好,溢于言表。可惜胡先生没等到这本诗集的出版便先行一步了。

1938年,伍叔傥发表《杂论人才问题(时评)》,署笔名索太(第611页)。文中写道:“世界上一般想做小领袖的人,最喜欢是抓喽啰,造嫡系。夫才不足以服人,诚不足以成物。天下哪里有“目营四海”、“智周万物”的人,甘心轻易做不高明人们的喽啰嫡系呢?”(第323页)“智周万物”语,见《文心雕龙·诸子》:“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

罗先生非常钦佩他的老师,说他的五言诗高逸,词句优美,如阳春白雪,文风接近于《昭明文选》,颇有六朝风格。那时候,老庄的思想充满了当时文人的胸怀。可惜如今的人不再会有那样优美的情愫和表达的方式了,所以,伍先生的诗,懂得的人不多。

同年还发表《妄论陶诗》,又涉《文心雕龙》:五言诗于曹王潘陆之外,别树一帜。“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要是移来批评陶诗,再好没有了,虽然“宛转附物”的功夫差点。陶诗亦出于《十九首》,于“西北有高楼,明月何皎皎”最似。

伍先生曾养过猴子,拴在家门口。猴子见人便过来,与之亲热。后来猴子无故死了,伍先生悲伤不已,为此赋诗。如今鲐背之年的罗老清晰地记得,诗中有“清猿临死震哀音”这么一句,哀感动人。伍先生的古体诗都较长,不宜引用,这里摘一首他悼念老同学傅斯年的七言绝句。诗云:

“直而不野”三句,见《文心雕龙·明诗》对古诗十九首《孤竹》篇(《冉冉孤生竹》)的评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鸣钟动角不胜哀,我为当时惜此才。

写景的诗,是盛行于张景阳以后,“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其实陶写景,就够自然了。他有意境,所以不可及。灵运学道,本无所得。只知运用《老》《易》以及庄周之书,文字虽然优美,但是“溟涨无端倪,孤舟有超越”之外,玄妙的地方,不如陶多。

蝴蝶岂知人事改,又随吊客献花来。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句,见《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伍先生心性豁达,澹泊名利,几近不食人间烟火,方东美称他为魏晋间人。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创办时,曾将合并的三所学校的教师复位级别,最高的为高级讲师(英式教育体制,相当于教授职位),此消息弄得人心惶惶。当时执教于崇基学院的伍先生颇不以为然,他笑曰:“世无孔子,何妨低级!若世有孔子,又何必高级!”其境界之高,恐非常人所能及。

1938年,伍叔傥在《教育通讯》周刊第25期上发表《如何改善大学中国文学系》,直接谈及《文心雕龙》:教六朝文学史的人,要是不明了佛学,也就无从开口起。因为六朝大文人,几乎没有不用功佛学的。现在很多教《文心雕龙》的人,很少知道“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是出在《释典》。刘勰于佛学,功力很深的。

澹泊之人,却不失真性情。伍先生平日在学生面前毫无架子,总是和颜悦色。家事国事都是他的谈话资料。台大中文系的老师大多住在温州街,走出校门口不远便是伍府,那也是学生们最爱歇脚之处。有一天,罗锦堂与几位同学去暮远楼串门,见伍师愁眉苦脸,不似往日那般谈笑风生,忙问原委。他说他很难过,太太跟人跑了。众所周知,伍先生娶了一位漂亮的太太,怎料她红杏出了墙。没有经验的后生们接不上话,不知如何安慰老师,一时“暮远斋”里静得出奇,只有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叹息。“这事都怪蒋慰堂!”伍先生突然打破寂静,激动地说,“蒋慰堂是我的证婚人,我结婚那天,他居然忘了带名章,结果只在结婚证上签了名,没盖印。害得我太太跟人跑了,金玉良缘到不了头。”离婚之事,他不怪妻子,或自己,却怨蒋复璁先生。学生们相互交换眼神,抿嘴偷笑。老师真是个性情中人。很显然,这次打击比失去了猴子大得多。他后来竟然亲自送前妻出嫁,之后还不时关问她的生活状况,旧日的情分仍萦系于怀,且不恨不妒,可见伍先生真是个有情有意之人。

《教育通讯》编者后记评该文曰:“我国大学中国文学系须要改善,是无庸讳言的。索太先生根据他的十余年来教学之经验,所提供的几点改善意见,的确有参考的价值。”(第340页)“视布于麻,虽云未费”语,见《文心雕龙·神思》:“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

上世纪60年代,罗锦堂与伍师皆执教于香港,由此也常常聚会。伍先生平时身体健朗,一年四季洗冷水浴,着单衫。罗先生见老师冬天单衣裹身,佩服不已,说“伍先生,您这么好的身体,可以活到九十多岁!”“你咒我!”伍先生并不领情,“像我这么好的身体,岂只九十岁?至少一百岁!”伍先生颇为自信。

第二年,又在《教育通讯》发表文章谈文学教育的话题(1939年第2卷第9、11期):“就论古代文人,做一篇文同著一部书一样。所谓‘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固然不必人人都这样干,不过一篇文做上几天或者一个月,这样细心练习,总得有成效。”(第345页)编辑后记评该文曰:“关于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资料,本期载有索太先生的文章,……希望全国中小学教师注意。”(第612页)“张衡”“左思”两句,见《文心雕龙·神思》篇。是年,伍叔傥在同一杂志刊发《选择高中国文教材的理论》(1939年第2卷第22、23期)一文,引《文心雕龙》谈文言文教材的选择,云:“‘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心雕龙·体性》),自然是读诵古文的目的之一。但所谓‘性’,是各人不同的。一班几十个学生,有很多不同的性格,要求是一篇文字,适合于全班所有的学生,自然不可能。必求因性练才。那么,非个别教授不可了。既然于事实办不通,所以选文的标准,就不能顾全特殊的性格。既不能把全班的学生,个个当他天才看,又不能把他们个个当作笨伯看。只好切近人情,不顾例外。……至于文学史知识,不妨选取文人传记。删其官位政绩(此指文人兼政治者而言),专取其做人风度及文学见解理论,较为简要有用。即《典论·论文》、《文心雕龙·时序》及各史文苑传序论,亦未始不可用。凡是论同时代的最有用,为其可以考见当时的舆论及主张。文学批评,像《论衡》、《文心》、《金楼子》、《史通》,以及唐宋论文之言,亦可选其有见解者,以为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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